于化民||多党合作与民主新政 ——论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在...

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依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紧紧依靠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时，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各民主党派，巩固和发展起强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并非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中共中央对新中国国家制度以及政权构成的筹划设计，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原则。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创造了与中国国情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人民民主形式，成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作为民主协商和统一战线组织继续长期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拟以酝酿和筹建新中国为宏观背景，对中共主要领导人有关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的思考与决策，以及隐伏其中的政治逻辑和历史意涵等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基点：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

革命的统一战线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共领导人己经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共关系的破裂，战争已成为解决问题不得不然的最后手段。这场战争不但是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也是对亿万大众民心民意的争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谁能赢得人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谁就将赢得战争，进而赢得整个中国。因此，在指导解放战争的整个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壮大人民力量、孤立和削弱敌人的重大作用，要求全党必须下大力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在1946年11月21日的中央会议上，中共最高领导层作出了打倒蒋介石的重大决策。毛泽东谈到“能不能胜利”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这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国共对决大棋局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敌我力量对比转换的关键因素。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指出全国范围反帝反封建斗争将要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一个反对美蒋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指示还提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的主要措施：在解放区，就是要毫不犹豫地实行土地改革，继续实行“三三制”政策。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除汉奸分子和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解放区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仍将受到保障。在国统区，采取“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的斗争策略，扩大群众斗争的基础，推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对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同时，在其统治区域实行严厉管制和特务政治，结果激起了国统区群众更大规模的反抗。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五二〇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爆发，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毛泽东把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之为“第二条战线”。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极大地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将更多的群众争取到中共方面来。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条战线相互配合，彼此策应，一定会促进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中共中央5月23日的指示进一步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斗争，不仅人民解放军的自卫战争是在搞垮蒋介石，就是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互相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作是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把开辟第二战场作为群众斗争的中心任务。
   
随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共中央提出要用五年时间解决与蒋介石的斗争。这一信心也是建立在统一战线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深入分析了统一战线的新特点是，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战时期仅仅实行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而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反抗蒋介石，这种情况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从表面上看，现在比抗战期间的统一战线似乎缩小了，但在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将真实面目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革命的统一战线真正扩大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已经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毛泽东特别指出了执行正确的政策对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他强调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指明了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
   
1948年1月，遭国民党政府取缔的民主同盟在香港恢复领导机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组织也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和民革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令中共倡导的统一战线重新获得了着力点。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评论，表示将同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为着共同目的携手合作。中共中央进一步分析了民主党派的复杂情形，认为在香港，在海外，在国统区，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代表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或地方性上层集团，或进步的民主分子集团的小党派出现。这些党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党派的组织成分既包含了进步分子，也包含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在统战工作中应当坚持“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政策。中央指示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中共对中间党派的恰当分析与统战政策和策略的灵活运用，使深受蒋介石集团迫害、摧残的各民主党派迅速地重新组合，向着人民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成为一切反对美蒋的政治势力集结的动员令。在港各民主党派代表讨论“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人士联名发出通电，称：“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及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认为中共“五一”口号提出的主张对“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希全国人士研讨办法，积极响应。同日，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五一”口号。身处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城市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支持。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在香港的潘汉年等，就筹备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香港分局召集民主人士开了多次座谈会。在6月30日的座谈会上，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王绍鏊、李章达、郭沫若、茅盾等分别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参加的范围和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等项发表见解，因事请假的李济深委托别人转达了意见。民盟中央还发表致全国同胞书，倡议开展新政协运动。民革、农工民主党、民促等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为召开新政协大造声势，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失败，政治、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国民党内的某些势力在美国策动下发起所谓和平运动，提出国共重开和谈。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警觉，认为这股势力“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于是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积极向学生群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一切中间阶层进行宣传，不要为国民党方面的和平阴谋所迷惑。中央指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对于美国的阴谋应当揭穿，但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中共方面工作效果明显，各民主党派并没受到和平阴谋的蛊惑，而是表达了与美蒋斗争到底的鲜明立场。
   
毛泽东在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欣喜地指出了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蒋介石1949年《新年文告》中抛出“求和”声明和毛泽东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条件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拥护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和八项条件，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我们对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对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这一鲜明表态向国内外展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高度团结和共同意志。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各民主党派坚定地与中共站在一起，同心戮力，为解放全中国共同战斗。
   
经中共方面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从1948年8月起，香港、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全力投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考虑到可能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中央人民政府，中央1948年11月3日致电负责接待民主人士的东北局，可在民主党派与各界代表中，多邀请一些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1949年1月22日，中央又电示东北局：“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对此身体力行。在西柏坡，在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民主人士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共商建国大计。在新政协筹备、共同纲领制订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平等协商，认真听取和吸收他们意见和建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亦赤诚谋国，对国家制度和各项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无不积极建言。如果没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精诚合作，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由于中共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把更多的党派、团体和群众动员起来，把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凝聚在一起，方才汇成足以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强大力量。这股人民革命的强大洪流，最终冲垮了国民党貌似强大的统治，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共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胜利，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胜利。

二、延伸：民主联合政府的设计与实现

还在抗战胜利到来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阐述了对未来国家政权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将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将是“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态，将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由几个民主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贯穿了中共筹备建国的全过程。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八项政策主张，第一项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十二月会议上，他又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称之为中共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他说：在国民党区域，民主同盟等团体的反蒋斗争，对我们是有很大作用的，冯玉祥在美国反蒋，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还说，“凡能参加斗争者皆团结”；“对现在不妨害斗争，且还有帮助的，为何不要？”“我们对民盟帮助过，民盟也起过对我们的好作用，现蒋加以解散，一面是被迫解散，一面是自己屈服失掉威信，我们要批评他，但还要扶助他”。他强调：联合政府不取消，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也是联合政府。
   
中共方面一再表明将邀请民主党派和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的态度。1948年2月，经毛泽东修改的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稍早前，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谈到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时这样说：“在抗日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例如李鼎铭等，参加了政府和参议会，这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现在打倒蒋介石，实行土改，是否这些开明人士就不要了呢？不应该。地是要分的，但不要去斗。他们有错误，可以给以批评，不要去打。只有那种错拉了进来，恶迹很多，真是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分子，才应交给人民法庭当作恶霸去处理。过去有功绩，现在又赞成土改、赞成打倒蒋介石的，还可以继续办事。李鼎铭死了，如果未死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工作。你们假如出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益的。”其中有关杜斌丞的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时特意加写的。
   
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的党内指示中重申，对于处于中间地位的民主人士，“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估计要待我们有更大的胜利，夺取几个例如沈阳、北平、天津那样的城市，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己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可能愿意来解放区和我们共事。”华北人民政府筹建过程中，毛泽东致信刘少奇等，提议将民主人士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张、吴、许等人因各种困难未能及时到达华北解放区出任政府职务，但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中，仍然包含将近三分之一的党外人士，并且担任了副主席以及各部、院、会首长等重要职务。
   
中共“五一口号”正式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稍后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六大决议案根本上是对的，也有一些错误。十大纲领中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几个月后，毛泽东对受斯大林派遣秘密来访的米高扬介绍说，即将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将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它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在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
   
对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有来自敌对阵营的攻击，即使在民主党派中，有些人也或多或少心存疑虑。民革领导人李济深1948年9月10日致信已在解放区的朱学范说：国际国内反动力量“谓今日共党主张民主联合政府时，系属利用一时，一俟联合政府成立，掌握有权，只有惟一党有大量武力，即走一党专政，阶级独裁之路。因此今日国内畏惧共产之念尚多。一方固恨极蒋介石，一方又畏共产党当权。故此我建议毛先生一切举措，应注意从解除国际中间人士及国内多数人之疑虑，俾更易瓦解蒋政权也”。朱学范向中共中央转达了李济深的意见。为消除疑虑，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府的组成不仅要与中间派人士合作，还要邀请部分右派人士参加。这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中有明确规定。10月15日，中央致电东北局说，在被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须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只要在基本上同意新政协的原则，保证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有必要的。中央还专门指示香港分局，要就新政协名单征询仍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等人的意见。离港之前，李济深接受法国《新闻社》记者的采访。记者提及有人认为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李济深毫不迟疑地说：“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显然，他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共对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
   
经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定，参加新政协的条件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这个条件由新政协筹备会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加以确认。依据这一原则并经周密酝酿和多方磋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小党派被排除在政协邀请单位之外。周恩来还就无党派民主人士问题作了专门说明：“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陈毅曾向中央建议，新政协代表中应照顾到老解放区的开明士绅。他说：这一大批人与我党共度过两次战争，其中许多人在一九四七年的土改中亦承认我党的领导。另外，对于旧职员如护厂移交有功的，海、空军方面的，国营工厂企业方面的人士以及极有技术管理能力者，均应考虑有人参加新政协，以为今后建设所用。这个意见也得到采纳。
   
中共能不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党联合政府？事实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在最后确定的新政协全部662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成员占30%。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了3位；56位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占了27位。稍后产生的政务院，党外人士在4位副总理中占2位；15位政务委员中占9位；4位委员会主任中占2位；30位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占13位，63位副职中占29位。为延请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中共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始终奉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曾多次拒绝出任旧政府的高官。周恩来亲往黄炎培家中劝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的“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黄炎培被周恩来的诚意感动，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梁希担任林垦部部长、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也都是出于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证明中共践履了自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诺言。
   
如何让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人士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的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要求：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他还提出，每一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政协会议期间，曾有人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参加会议表示不满，发牢骚说：“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毛泽东对这些议论给予严厉的批评，说：这些人必须合作，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党内同志：“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11月间，在中共中央为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举办的招待会上，他又说：从前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个共产党，需要多党合作，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1949年8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政府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深入阐述了如何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问题。他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必然要求。没有民主人士陆续参加革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不团结民主人士，就会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入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在现时的国家政权中，不能没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的位置。即使是那些过去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只有争取民主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全盘利益来考虑，就会想通这个道理。他承认，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之间，各个方面都一定是有若干距离的。政治上的距离较易接近，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接近要慢慢来。他还提出了工作中与民主人士合作的具体做法：民主人士如在上面领导，在他领导下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他才能做的事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不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对于同级的民主人士，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并考虑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对于下级的民主人士，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不要抹杀他们的意见，对的我们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释。他强调，对民主人士要善于做说服的工作，用他们能够懂的道理，甚至于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以消化。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不要迁就。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有斗争。董必武的讲话情真意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和宽广襟怀，成为与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准则。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共领导下参加政府工作和国家政治生活，“标志着民主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吸收其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开展政治协商，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一大特色。

三、赓续：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长期存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继续存在，还要不要与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讲话中说：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长远建设的高度，系统阐述了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人民阵营各个阶级团结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些阶级的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可以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他强调要记取历史的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1947年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中，都曾出现过由于关门主义作风养成的对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共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建国前夕的这番讲话，完全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着眼的。它清楚地表明，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不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长期方针。
   
新政协的主要使命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一任务的完成是否意味着新政协的结束？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分组讨论中，确曾有民主党派的代表提出，政协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组织，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不再需要这个组织了，党派的存在也不会很久了。在不同场合，中共领导人一再表示并非如此。1949年8月下旬，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说：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这就使人民政协的性质和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得到明确。
  
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时进一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现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又一次指出：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
   
刘少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统一战线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他说：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多万，而共产党员只是三百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联合农民，联合各民主阶层，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其中包括过去跟我们打过仗现在觉悟过来脱离了反革命阵营的分子。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是不应该动摇，不应该怀疑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
   
将周恩来、刘少奇的上述讲话结论概括起来就是，因为统一战线将长期存在，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人民政协也将长期存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仍将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关。上述认识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体现。其中第13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共同纲领》的这个规定为人民政协长期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
   
鉴于各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至关重要，为了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一方面帮助它们在政治上不断进步，又一方面帮助它们在组织上有相应的发展。中共于1949年2月17日作出决定，凡“五一”口号发布之前已经成立、并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斗争中尽了力的民主党派，经过各该党派总部的证明，一律承认其地方组织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各民主党派在取得合法地位后，即可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并发展党员和会员。同时要求中共地方党组织，对民主党派应本着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淘汰反动分子的方针进行工作，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各民主党派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先后进行了组织整顿。
   
中共中央对此项工作给予了细致具体的指导。2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北平市委，“民盟一切改进须稳健前进，不要操之过急，因民盟基础太弱，上层分子又杂，须经过相当时间坚持原则但又耐心的组织教育工作，才能打稳基础有阵地战斗下去”。4月30日，毛泽东复信沈钧儒、章伯钧，对民盟在北平设立临时总部表示欢迎。5月25日，中共中央又就民盟的性质问题提出，民盟不应只成为一个狭小的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而是应当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教育性质的政治团体。革命知识分子应成为民盟的骨干，但在民盟的各级领导成份中，可以包含相当数量的中间分子和个别右翼分子。对民革组织的整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希望凡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不分先后，为实现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遵守《共同纲领》，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团结起来，统一组织，才能集中力量，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工程发挥作用。经过协商，在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实现了“四方联合”，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也加入进来，民革成为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统一组织。
   
从1949年5月起，中共中央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就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联系对象等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会议，进行组织调整，修改章程，重新确定党派性质、政治纲领和组织方针。各民主党派一致同意以政协共同纲领为各民主党派的纲领，并参照以往所主要联系的社会阶级、阶层对工作范围进行了分工：民革的主要对象是原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和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民主党是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台盟是在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经过这次调整，参加人民政协的11个民主党派变为8个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系统得以健全，参加人数也有较大增长，仅民主建国会一家就发展了四倍多。

学习改造和组织整理使各民主党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各民主党派开始以崭新面貌积极参政议政，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内，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己经形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和任务和使命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进入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然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筹划和创建新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探索新型民主政治的重大创造。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既凝聚了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襟怀、智慧和远见卓识，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与和贡献。团结、协商、合作是这种新型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它会通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的政治理念，创造出新的民主政治形式，为确保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打下制度性基础。经过70年的实践，这种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并将在发展和完善更加广泛、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为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注释从略。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