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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史研究者需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通过“勤学”和“苦练”，来锻炼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各项能力。一是学术观察力，做到“见多识广”、“读书得间”；二是文字表达力，做到“落笔惊人”、“言之有物”；三是逻辑思辨力，学会变“满盘珠玉”为“一线穿珠”，使纷繁的材料条理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四是历史想象力，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运用“先验的知识”，而不是“任意的幻想”，去“构造”过去历史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 学术训练；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有人问国家体委负责人荣高棠：“中国女排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荣高棠回答：“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一开始在自己面前树立不一样的标准，结果就大不相同。譬如说训练女排，可以有各种训练法。假定目标是要拿世界冠军，是一种训练法，如果只想在亚洲或者国内打打，又是一种训练法。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假如要拿世界冠军，要求一定得很严格，坚持训练的系统性，把基本功练得很扎实，不受一时成败的干扰。(见金冲及：《和同学们谈谈怎样学历史》，《贵州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我们研究党史的人，也应当像女排训练一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通过“勤学”和“苦练”，来锻炼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各项能力。
一、学术观察力
《易经》中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句话表明，无论立事还是治学，一定要志存高远。但上中下的区分，也绝非易事。它有赖于我们的分析和判断。就治学而论，这种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即为学术观察力。它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要我们有意识地加以锻炼和培养。这其中虽无终南捷径，但确有几个必经环节，说出来可以为党史初学者参考。
1.尽早划定观察范围
一个人若有自知之明，总不肯做这样的傻事，超出自己的观察范围去乱说一通。他一定知道自己有多少观察，在什么地方可以说话，什么地方没有资格开口。在不配开口的地方就不讲话，这是一种诚实的美德。治学者若想早一点开口说话，就必须早一点划定观察范围，早一点确定研究方向。他应该单把观察范围以内的事物作为材料，而不可将在此之外的东西勉强地拉到笔下来。这样写起文章来就头头是道，既没有不着边际的废话，更没有杂七杂八的无聊话。治学也犹如打仗，不仅要“攻城”，而且要“略地”。它需要有战略家的气质和胸怀。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战略上作一番规划和设计，先以划定的观察范围作为“根据地”，然后再开疆扩土，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王国。
当然，要确定一个合适的观察范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方面要靠平时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在于指导教师合理的引导。事实上，一个贤明、有经验的导师，总是会站在学生的立足点上设想，指导他确定自己的观察范围，并且提供有效的观测点，让他在这个范围内选题立论。比如，侯且岸是侯外庐先生的孙子，自幼受祖父影响，有治学的基础、精神和勇气。张静如先生发现很有培养前途，便把他收入门下读博士。入学以后，他又很快为其确定史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1页）后来，侯且岸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这本书现已成为中国党史界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山之作。王炳林在读博士以前，在国史、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等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入学以后，张静如先生觉得“他的理论性成果少，就让他改变了一下路子，加强理论方面的研究”。（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结果，王炳林很快转入党史学理论研究，其博士论文——《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出版后，引起党史界和其他学科的注意，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也是中共党史学界第一篇“百优论文”。
尽早划定观察范围，目的就是要尽快进入研究角色，争取在相关领域中占据有利位置。比如，上世纪80年代，张静如先生开辟党史学史研究方向，他随即让自己的研究生进入这个领域。王学勤回忆说：“入门后第一次拜见先生”，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党史学史是个空白，可以作为你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自此，我立下了起码研究党史学史八到十年的志向”。（王跃等编：《张静如学术与教育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再如，早在1987年张静如先生就发现党史、革命史研究中“很不注意讲生产力”这个问题。他后来让博士生丁俊萍和张福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前者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共党史研究”为研究方向，并很快在党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后者以“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为论文选题，也“填补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研究中一项空白”。（《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3页）
不过，划定范围，确立方向，也还仅是观察的第一步。研究者若像刘姥姥逛大观园那样，“误打误撞”也不行，他应该学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尤其要在以下两个方面集中注意力。第一，向划定范围内的基本史料作细密观察。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全力搜集史料，然后把它们摆在面前。这样各种史料才会“各司其职”，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所讲的故事添加素材。正如梁启超指出：“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3页）
第二，向划定范围内的主要观点作细密观察。在此过程中，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观点，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若光是把前人的东西接受下来，自己不能作新的分析和论证，那也只是一个“两脚书橱”。如果前人的观点出现分歧，那就更须秉公判断，不能夹带偏私。朱熹说过：“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2页）也就是说，我们还需多存一个心眼，不接受前人提供的任何一个现成的答案。对此，柯林武德曾讲过一句严厉的话，他说：“只要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一个权威的证词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真理，那末他就显然丧失了一个历史学家称号的荣誉。”（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6页）我们党史研究者，对于观察范围内前人的观点，也应当保持这样一种“自律性”。
2.努力进入历史情境
梁启超说：“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2页。）这表明能否“设构背景”，能否“注察背景”，也是衡量历史研究者，是否具有学术观察力的重要标尺。
这一点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目前党史研究中，大多采用的还是文献证史的办法。而文献证史毕竟是一种人与物的对话，尽管研究者爬梳资料、苦心钻研能有所发现，但对历史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简单化。更何况这样的历史多是由研究者讲述，而他们又往往“不在场”。因此，只有回身转入历史，到“故事”的“发生地”作一番细致观察，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研究者的感官体验，才能避免讲述历史逻辑性有而生动性无的尴尬。
一是下马观花，用心体察。毛泽东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事实上，观察不仅有正确和错误之不同，而且有深刻和浅薄之差别。只有“下马观花”，才能得到正确的、深刻的观察。譬如我们走一条街道，约略知道这条街道上有二三十家店铺，这就叫“走马看花”，不能不算是一种观察。但是如果跳下马来，到各家店铺走一走、看一看，访一访、问一问，便知道这二三十家店铺属于哪一些部门，哪一家的资本最雄厚，哪一家的营业最发达，这就叫“下马看花”。它自然要比前一种观察深刻许多。
当然，这种“下马看花”，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黄仁宇就曾引用美国汉学家富路德的话表达过这层意思：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却不曾到泰山的阶梯去试脚力。黄仁宇说：当他看到莱茵河畔的城堡时，才更加体会富路德讲话的含义。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地方分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读过许多资料，但还是要亲眼目睹，才能确切体会其运作方式。欧洲因此和帝制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大一统是主调，皇权至高无上。他们攀登泰山以习惯“小天下”的感受。（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5页。）
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可能还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比如，在撰写《五四运动史》过程中，彭明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走访过《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旧址，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按照5月4日当日游行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新青年》编者当年曾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原听说“新世界”就是前门外的劝业场，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是珠市口西的一座楼房。通过两次访问，并参考当年报纸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广告，便可真实再现当年“新世界”的全貌。这样再读高一涵的那篇和陈独秀一起在“新世界”散发传单的回忆，就活龙活现、印象逼真，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彭明：《板凳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二是网罗旧闻，验证史实。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这固然是由于他掌握“石室金匮之书”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与他遍访历史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分不开。后者补充前者之不足，解答前者的疑问，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事实上，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经人之脑中滤过，在不知不觉间会随之而变。这也再次表明实地考察，网罗旧闻，验证史实，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石仲泉先生通过重走长征，发掘各种形态的新史料，矫正错误史实和一些传统观点，推进长征史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比如，长期以来，长征的里程一直说是“二万五千里”，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长征应为“3+1”的长征，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二万五千里”仅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里程。如果算上其他几个方面军，红军长征的总里程应达到6.5万里。再如，红军出发前有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剩余3万多人，以前史书就由此推算，这场战役红军牺牲5万多人。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红军从瑞金出发后，突破前三次封锁线减员不少，到达湘江时，其实只有6万多人。这样计算湘江之战红军共牺牲3万多人。（石仲泉、郑宁波：《关于红军长征史上几个重大事件的考辨——石仲泉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理论学刊》2016年第5期。）
总之，历史虽然不是穿越剧，但它却要求研究者作一个穿越人，回到历史现场去观察事件的产生和人物的活动。相反的，倘若研究者不能穿越时空，进入不了历史的情境，不能下马观花、网罗旧闻，他也就讲不好历史的故事。这也是学术训练中，党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
3.多下一番洗炼工夫
我们经常看到有二三十岁的科学家，二三十岁的文学家，却很少看到有二三十岁的学术大家。这表明后者更需要知识的积累和人生的磨练。白寿彝曾用朱熹的三段话，来表达这种积累和磨练需经历的三个步骤：第一，“且如项羽救赵，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顾后，便做不成。”第二，“为学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背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第三，“近世讲学不着实，常有夸底意思。譬如有饭不将来自吃，只管铺摊在门前，要人知得我家里有饭打迭。得此意尽，方有进。”（引自白寿彝：《我和中国史学史研究》，《学林春秋初编》上册，张世林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第一段话，说的是治学要有决死一战的坚强意志。梁启超当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当教员时，就曾教授学生一种现法。他说：人谁不怕死？但死也不足为奇。你试闭着眼睛想着：有一个炮弹飞来，把你的身子打得粉碎，或者有利刃直刺你的胸腔，洞穿背脊，鲜血淋漓，此时你的感想如何？你初想时，自然觉得害怕。但是想多了，也就平谈无奇了。操练能够改变人的观念，久而久之，即使实事来临，也不过如此。（引自吕思勉：《吕思勉谈读书治学》，华中科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这并不是梁先生骗人的话，而是表明学术训练，要下视死如归的决心。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有志于学者，只有下这样的决心，才能去得“人之所罕至”的“险远”处，收获“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第二段话，说的是治学要坚持到底，在遇到困难时不能放松，不可懈怠。这一点也与读画、作画相类似，只有持之以恒，对人或物作深刻观察，画图才能栩栩如生。大画家黄宾虹常说：“天下书多读不完，最忌懒惰；天下景多画不尽，最怕乱涂。”他在92岁逝世前一个月，还对人说：“石涛曾说‘搜尽奇峰打草稿’，此最要紧，进而就得多打草图，否则奇峰亦不能出来。懂得搜奇峰是懂得妙理，多打草图是能用苦功，妙理、苦功相结合，画乃大成。”（《黄宾虹老人的治学精神》，《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446页。）
这个“妙理与苦功相结合”，可算是黄宾虹对一生治学的经验总结，说的也是“逆水行舟”的道理。正如梁启超指出：“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9—240页。）
第三段话，说的是治学不可自炫，不是让人看的，这犹如吃饭不是要把饭摆在门口，而是要自己吃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观察所得变为思想上的血肉，就像胃袋分泌胃液摄取食物的营养一样。当然，为了保护自己的胃袋，还要拒绝一些劣质食品。也就是说，要不断检查自己的知识库藏，把错误的东西剔除掉，就像从谷堆里剔除稗子一样。这也是学术训练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这方面，顾颉刚的经验和方法很值得借鉴。一是要一件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地变迁的；二是要一件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这人怎样说，那人又怎样说，把他们的话条列出来，比较着看，如同法官断案一样，使得他们的谎话无可逃遁；三是造伪的人虽彼此说的不同，但终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戏中的故事虽各不相同，但戏的规律却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从中寻出他们的造伪的义例来。（顾颉刚：《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多下一番洗练工夫，在学术观察力上，可以收获两大成效。一是能“见多识广”。比如，张静如先生就是经历这种洗练功夫后，养成治学修史的“灵心慧眼”的。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北师大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当资料员。那时候，除了去找书购书外，就是在室内理书看书。他还在资料室内安了一张床，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书。比如，《新青年》月刊一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刊，他全部看完。所谓全部看完，就是包括论文、小说、诗歌、译文、通讯、广告，都一字不丢。他说：“一年的功夫没白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史料，有的精读过，有的粗读过，有的知道目录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些积累对后来我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二是能“读书得间”。也就是说，经历洗练功夫后，可将脑筋操练纯熟，能常以奇异之眼，观察眼前的每一事项，能够读出文字之外，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意思。梁启超说：“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譬如苹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顿善于观察，就发明万有引力。开水壶盖冲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观察，就发明蒸汽机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3页。）
由此可见，“读书得间”的确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力，在史学研究上我们常称之为“史识”，这也是历史家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二、文字表达力
中国有个歇后语，叫“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治学者有时也会遇上这样的尴尬，就是有话说不出。此外，还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写出的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便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开列的第一条罪状。之所以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遭遇，实在是因为我们缺乏文字表达力的缘故。党史研究者要想避免如此尴尬，就必须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功夫。
1.文字是无声的语言
作文的目的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或观点。这种思想或观点，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在现实生活中，有人说话假大空，有人说话啰里啰嗦，这在文章中都会有所体现。文章为求写作和阅读双方的便利，最要讲究经济实用。正像会过日子的人，不该省钱的地方决不妄省一个钱，不该费钱的地方也决不妄费一个钱，这才称得上文章经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前一方面说的是语言要简洁、精炼，后一个方面说的是语言要准确、生动。这都需要我们下功夫去锻炼。一是要养成训练语言的习惯。这就是说，要随时随地当一件事做，正像矫正坐立的姿势一样，要随时随地坐得正立得直，才可以养成坐得正立得直的习惯。这需有恒心和毅力，它要求我们“无论何时不说一句不完整的话，说一句话一定要表达出一个意思，使人家听了都能够明白；无论何时不把一个不很了解的词硬用在语言里，也不把一个不很适当的词强凑在语言里”。
我们研究党史的人，最要紧的是讲好一些大道理，但最难讲的也是这些大道理。只有时刻训练自己的语言，矫正自己的腔调，才能学会用简洁、不张扬的文字，讲出那种有“骨头”的话来。邓小平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江泽民也是这样评价邓小平的，说“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在语言运用上应该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
二是要掌握训练语言的方法。对此，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曾提出过三点意见。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会使用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大众语言。第二，要向外国人学习，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学习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要向古人学习，对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毛泽东说：“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
我们研究党史的人，当然不希望成为这种“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我们需向毛泽东学习，善于使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比如，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在讲“项羽不听范增的话”之后说：“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史记》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毛泽东用现代语言讲述它，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
2.养成用笔说话的习惯
文章本是语言的记录，二者应该是同一的东西。但若更进一步看，说话和作文也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话可借助面部的表情和身体的姿势，而文章却没有这些凭借。如果一个人，说话一向很精炼，又准确又生动，当然不必依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单凭说话就能表达意念，这样记下他的话便是文章。但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这一点，就表明他在二者之间还有距离，写文章就是要消除这种距离。可是将距离消除之后，并不是说要写成另外一套语言，文章还是他所说的活，只不过是比平常说的更准确、更精彩的话。
再如，两人平日闲谈，往往上下千古、海阔天空，结尾和开头可能毫不相干。即便是正式讨论问题，商量一件事情，中间有时也会插入一段闲谈，像藤蔓一样延伸出去，以致完全离开了本题。但文章却不能这样，每一篇都需有一个写作中心。作文只该把与中心有关的内容写进去，而且要配列周全，使文章的主题显露出来。那些漫无限制的随意话，像藤蔓一样伸出去的枝节话，都要剔除干净，不让它浪费我们的笔墨。
由此可见，作文不仅要训练语言，而且还要训练用笔。常有人说，心中确有好的思想，只是写不出来。这便是不曾训练用笔的缘故。又常听人说，某人学问极好，但就是不愿意作文。其实，这话是大有问题的。作文是读书治学的最后阶段。不写作为文，就不算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不会有成熟状态。某人也许常识丰富，见解确也独到，但不能写作为文，其学问还只是停留在常识或见解的阶段；因为不经过严密的论证阶段，就不能算是成熟的系统化的知识。
我也常遇到一些研究生，讲起知识来头头是道。但要让他们写出来，却又像变个样儿，完全不是那回事。有了这个经验后，我就对他们讲，我不喜欢听说，而只喜欢读写，请把要说的话用笔写下来，实际上也就是要其养成用笔说话的习惯。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心中有所思，须尽量用文字表达；二是凡用文字表达，须尽力在技术上用工夫。虽然说治学是一生的事业，但也不能等到学问接近成熟时才写，而是要在青年时代就训练用笔，并力争做到“落笔惊人”。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说：“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所以我常常劝告青年同学，要及早训练写作技术，但不要抢着发表！不但要即青年时代开始训练写作，中间还得常常写作，搁笔太久，再从事写作，有时也会感到下笔凝滞。”
其实，在党史研究中，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也都是从写作训练中收获成果的。彭明先生曾深情地回忆胡华青年时笔耕不辍的情景：“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有一个漆黑的小铁碗盛着为数不多的菜籽油；几支灯芯草轮流地燃起一缕缕摇曳不定的灯光。灯光下，一位不满27岁的青年正在用一支沾水的钢笔（还需不时地更换笔尖）奋笔疾书。时值三伏天，他还需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来拍打叮在腿上的蚊蝇。”这种写作的精神让人感动，更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者学习。
3.文章贵在言之有物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曾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这里虽然说的是会风问题，但对我们写文章也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这便是邓小平所说“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的意思。我讲一个笑话：从前一个秀才，伏在案头写文章，因为作不出，愁眉苦恼，唉声叹气，样子很痛苦。妻子嘲笑他说：“看你作文章的样子，比我们女人生产还苦呢！”秀才答道：“这当然！你们女人的生产是肚子里先有东西的，还不算苦。我写文章，是要从空的肚子里叫它生产出来，那才真是苦啊！”文章原是情郁于中而发之于外的东西，要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得出来，肚中空空如也，却要硬着头皮去写作，自然比女人生产还要痛苦了。
二是养成实话实说的风气。1936年6月胡适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说：“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这是一句很要紧的话，说明写作为文，必须实话实说。范文澜还写过一篇叫《反对放空炮》的文章，他说：“写文章不是因为手痒了，嫌纸太多了，而是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的搜集材料，杂七杂八一大堆，好象一篇狗肉账，使读者摸不着底里。至于有意用晦涩的文句摆布迷魂阵，使读者震其繁博，甘拜下风而愿奉之以为师，就更加要不得。” 我们党史研究者，也要引以为戒，摒弃一切开空炮的恶习。
三是不做概念的文字游戏。毛泽东说：“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这种作文的态度，一定会误入形式主义的歧途。因此，我们党史研究者，也应当戒除这种做法，在“理论”和“概念”满天飞的当下，尽量多出一些有“历史内容”的成果，少写一些玩“文字游戏”的文章。
总之，作文的关键是“言之有物”。这好比我们做饭菜一样，既要有味道，更要有营养。有味道说的是文章的表达方式，有营养说的是文章的实在内容。毛泽东说：“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
4.写好的稿子多念几遍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是极中肯的话。其实，写好的稿子不光要“看”，而且要“念”，就是把它放到口头读读看。一路读下去，词语间是否对头，上下句是否紧密，前后段是否接气，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容易发现。
古人写文章讲究文气，无非是说读起来文从字顺，语言妥帖通畅，段落衔接紧凑。读不来的文章必然别扭，好似“冰泉冷涩弦凝绝”。金冲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我经常读到年轻人的文章，感到有这么个缺点：的、了、吗、呢常常摆不好，该有‘的’的没有‘的’，该有‘了’的没有‘了’，基本意思也表达出来了，但读起来挺别扭、挺绕口。”这表明我们写稿子的时候，只顾到用眼睛看，还没顾到用嘴巴说用耳朵听，所以才会有这许多“别扭”或“绕口”的地方。对此，毛泽东曾讲过一段很严厉的话，他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这就是说，我们要换一个立场，站在听众的角度，听一听那一番话，是否每一句都能让人家听得明白，其中还有没有违反现代语言规律的地方。
1980年代后期，金冲及先生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时，曾把印出的四大本书稿交给胡绳审读，胡绳读后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对此，金冲及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去看他时谈到这件事，他笑着说只记得看的时候删掉几十个“了”字，别的都已忘掉。他所说的这一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对我说，“了”是表示过去或完成式，我们写的本来是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除了特别需要强调的地方外，实在不需要用那么多“了”字，比如什么时候召开了什么会议，会议通过了什么决议等等，这些“了”字几乎都可以去掉。确实，回头重新读读他删过的地方，就会感觉到文字干净得多。
由此可见，我们研究党史的人，也要养成这种多念稿子的习惯。正如叶圣陶指出：稿子写完就算数，当然不是妥当的办法。还要把它念几遍，看是不是能够读，这是十分必要的。有好些个朋友听了这个话，亲自试验了。他们说，的确有点儿道理，一顾到读，一遍又一遍，就改动了不少地方，原先只顾到看，没顾到读和听。一顾到读和听，先写得不怎么妥当的地方就显现出来了，该怎么改动也好像就在口头，就在笔端，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抓住似的。
我也曾经问过一些研究生，有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把写成的稿子念一念，然后再依据念的结果重新修改。有人说有，但也有人说没有。我就劝他们不妨去试试看。其实，用“念”的办法来检验稿子，最为方便而且有效。不管出声不出声，念下去觉得不顺当，停下来顿住了，那便是需要修改的地方，再多念几遍，修改的办法也就有了。
5.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写文章可一挥而就的人，据说唐代的王勃就有这种功夫。他写文章的时候，往往不打草稿，也没有苦思冥想，而是先磨好墨，备齐纸和笔，有时还会喝上一点酒，然后蒙头大睡。等到一觉睡醒，马上跳下床，拿起笔来，一口气写成文章，可以不用改动一字。当时人们就说，王勃蒙头而睡时，实际上并没有真睡，而是在构思，在肚子里起草稿，这叫做“腹稿”。由此可见，王勃看似一挥而就的文章，其实已经是腹中反复修改过的稿子。
我们也常听人说，这篇东西大体不错，但还需再打磨一下，说的也就是要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意思。这绝不是什么雕虫小技。比如，原稿上几层意思是这样排列的，经过检查以后，发觉这样并不妥当，需要调动一下，做那样安排；再如，原稿上已有这一层意思，但还没有那一层意思，经过检查以后，发觉这一层意思用不着，应当删去，那一层意思非有不可，必须补上。这表明修改文章不仅要锤炼其文字，而且还要完善其思想，以使我们的表达更准确、更妥帖。对此，毛泽东曾拿洗脸和照镜子作比方，他说：“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
一般说来，修改文章有两个步骤：一是即时修改，它要求作者“趁热打铁”，把写好的稿子通读一遍后，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立即着手修改；二是后续再改，它要求作者做“冷冻处理”，把写好的稿子先放一放，经过一番沉淀和反复思量后，再动笔修改。梁启超说：“每作一篇之后，摆在面前细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还可再改。这种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从至笨来。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经过几许甘苦。比如梅兰芳唱戏唱得好，他不是几天之内成功的，从前有许多笨工作，现在仍继续不断的有许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
这对于我们读书治学，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其实，在党史研究中，这样的事例也不少。比如，龚育之曾称赞胡乔木为文章大家，钱钟书也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胡乔木的那篇《题记》大为赞赏，称之为“思维缜密，辞章考究”。但胡乔木自己却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对此，他的夫人谷羽在《五十余年共风雨》中回忆道：“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文章大家胡乔木尚且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痛下决心，对自己的文字再好好修改修改呢？
三、逻辑思辨力
中国有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米下锅，这的确不是巧妇的过错。可是如果各类食材一应俱全，却不知如何烹饪呢？恐怕她就要难辞其咎了。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也常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写论文，把材料摊开来后，会觉得头绪繁多，甚至矛盾重重，尝试着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也不对。这表明我们的思路还不够清晰，还需进一步加强逻辑训练。因为只有逻辑思辨力，才能变“满盘珠玉”为“一线穿珠”，才能使纷繁的材料条理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1.一般性的逻辑训练
一般说来，我们要写好一篇论文，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是逻辑论证，二是历史论证。只有做到这两点，我们的文章才可称得上“有理有据”。不过，无论逻辑还是历史，这两个方面的论证，都需经过一番逻辑训练才能完成。就党史研究而言，前者属于一般性的逻辑训练，后者属于特殊性的逻辑训练。先谈一般性的逻辑训练，它主要包括以下四种逻辑方法。
一是用分析法认识细节。这是将对象的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党的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它的全部，须由整体中划出一部分来，或研究一个人，或研究一件事。更进一步说，即便研究一个人或事，也须由整体中划出一部分来，分析一个人的思想或行动，考察一件事的来龙或去脉。而这种“由整体中划出一部分来”的方法，我们只有经过逻辑训练才能掌握它。《庄子》中记载一则故事，叫“庖丁解牛”。庖丁对文惠王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对庖丁来说，牛无疑是个很复杂的事项，但他却能刀刀到位，游刃有余，其原因就在于掌握牛的机理。我们遇到一个题目，有时候竟不知道从何入手，其原因也在于不晓得其构成的要件，不能在思维中把握其内在的机理。因此，我们要训练这种“由全部到局部”的思维方法，做到心中有牛而目中无牛，合理解剖研究的对象，然后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二是用综合法把握整体。它与分析法相对应，是一种“由局部到全部”的思维方法。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原本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来。但若把它们放在一起，一件件的排列起来，意义就很大了。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要善于把这些分开的事件聚拢在一起，加以研究。比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立许多根据地，原本也是分开着的，但若把它们综合起来，就能看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趋势来。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梁启超说：“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看其动机所在，仔细观察，估量他对于全局的影响，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观察看不出来。”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历史，原本就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以上两种方法须交互使用，这样既可收到“一叶落知天下秋”的效果，又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梁启超说：“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历史好像一条长练，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
三是用演绎法从一般到个别。它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推导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的过程。吕思勉说：当代史学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知其“风化”然后知其“山崩”，实际上就是借助“一般性”来解释“特殊性”的思维方法。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可以运用这一方法，使我们的思维从一般性出发，收锚扬帆再起航，以扩大历史认识的范围。但是，我们也需明白，演绎法只可揭示个别与一般的本质统一，而不能解释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也要防止将历史事件“抽象化”、历史人物“脸谱化”的做法。若个别事实同演绎的结论不一致，还应作必要的修正或补充。总之，演绎法得出结论的正确与否，都须“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
四是用归纳法从个别到一般。它是根据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的某种属性，推导出这类事物的所有对象都具有这种属性的方法。马克思曾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
不过，与演绎法一样，归纳法在史学研究中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梁启超就认为，“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总之，演绎和归纳也是我们常用的思维方法。只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有时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因片面夸大归纳作用而走向“归纳主义”，或因片面夸大演绎作用而走向“演绎主义”，这样也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胡适之说，科学的方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相为用的”，“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
2.特殊性的逻辑训练
除一般性的逻辑训练外，不同学科还会有不同的逻辑训练，由此而产生对材料不同的整理和使用方式，对问题不同的提问和解答方式。就历史学而言，它说到底也不过是对历史事件的清晰认识，其一方面是发现和检验可获得的证据，另一方面则依据对事件起因有决定影响的人和当时环境的理解，把这些证据编写成文。前者通常被称之为历史学原始资料的批评性研究（critical study），而后者则被称作历史学的实际写作（pragmatic writing history）。
在前一个方面，我们尚可使用一般的形式逻辑的方法。比如，考证一部书的版本，一个人的生平，一项具体的规章制度等，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并且它也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倘若考证史事的真伪，揭示社会演化的规律，一般逻辑方法就不能应用了。正如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为此，我们还需加强特殊性的逻辑训练，掌握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比如，曾经有人给《近代史资料》送去一份回忆录，自称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据荣孟源先生考证：“1927年8月1日1时，即阴历七月初四日子时，绝对没有月亮。该稿一开头就描绘月光如何美丽。由此使我们无法相信这位作者参加过起义，只得璧还他的大作。”
这是因为它违背形式逻辑中演绎法的规定，即按一般常识不能解释回忆录中的记述。好在“无法相信”的说法，还算是一个谨慎的结论。但倘若由此断定其人并未参加过起义，那就大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还未考虑到回忆人的个体差异，以及记忆的各种形态。他完全有忆述失真的可能，将参与另一事件的“背景”，错误地放入参与这一事件——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记忆中。
辩证思维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独特作用，还体现在它能透过复杂现象，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在总结多年的研究经验后说：单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容易“舍本逐末，迷失方向”，并不能“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却一道向着各种支离破碎的问题去钻牛角尖；从人口压迫追溯到明代番薯、玉蜀黍的输入及清代乾隆后的传播；从长江水灾追溯到长江水患的起源；从鸦片战争追溯到鸦片的输入与对资本主义国家诬蔑吸食鸦片始自中国人的订谬”；“在此种考据方法的局限性下所能考据出来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事实，要探求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进一步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断不是这种考据方法所能为力”。
此外，在历史写作方面，我们也要加强特殊性的逻辑训练，学会使用史学研究的规则和范式。其实，每一学科都有它的研究者要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和“话语系统”。研究者只有掌握它们，才能步入读书治学的门径。我们研究党史的人，也需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自觉遵守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避免一些违背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是“孤证不立”，这是用例子作证据时常犯的错误。历史学依赖于证据，但证据并不是历史学，因为史学是一种组织严密、有待推理的知识。比如有人说，“这件事我曾写信向某人说明过”，且拿出信件底稿来作证据，这当然是关于过去的一个陈述，但它并不是一种历史陈述。只有当说话人再拿出一份证据来说，“请相信我的话，因为这里有他的回信。”这样，说话人就把一个关于过去的陈述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之上，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是一种历史陈述了。
二是“抽样作证”，即选择与自己论点相符的证据，而舍弃不利于己的材料。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找一两件材料来附会一种臆说并不困难。比如，沙俄的检查官就曾说过，在任何一篇给沙皇祝寿的祝词里，他都可以找出一句话来证明对作者应该施以绞刑。因此，正如列宁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三是“过度引申”，即超越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限度。宋刘辰翁在《须溪集》中说：“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但研究历史却不能采用这种“诗无达诂”的方式。否则，“各随所得”，易流于穿凿附会。胡适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讲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讲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四是“后见之明”，在评判前人时，脱离当时的语境立论。梁启超说：“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虽然因时势变迁，历史的观念会不断更新，对史料的取舍和历史的研判也有所不同；我们当然须用“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过去，但是“不允许按照现在的观点或需要去重新修饰、粉刷过去的历史”。
3.创造性素质的培养
逻辑训练的关键，还在于培养有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创造性素质。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倾向，谁的文章中能用一点别人看不到的材料，他的文章的水平似乎就高些。对此，胡绳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他说：用同样的原料，特级厨师做出来的菜同一般主妇做出来的就是不同，这才叫水平。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既不能全凭新鲜材料吃饭，也不能光靠拾人牙慧度日。清赵翼在《论诗》中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治学者当然不可做“随人说短长”的“矮人”，他应该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探索者。胡适之有一句话讲得好：“一个头脑受过训练的人在看一件事是用批判和客观的态度，而且也用适当的智识学问为凭依。他不容许偏见和个人的利益来影响他的判断和左右他的观点。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人。”这一点在学术研究中尤为重要。
所谓“一直都是好奇的”，就是说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礼记•学记》中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以容，然后尽其声。”意思是说，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的人，他的问题就如同撞钟一样，用力小则钟声弱（所提问题简单，收获就小），用力大则钟声强（所提问题深刻，收获就大），尽力撞击时，则发出最为洪亮的一声（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后），这样才能达到一种高深的境界。
其实，从本质上说，史学研究也就是一种“提问题的活动”。一个历史家的学术素养，首先要取决于他能否提出新的问题。并且这种“提问题的活动”，也并不是“认识活动的前奏，而是认识活动的一半，那另一半便是回答问题，这问答二者的结合就构成认识”。美国学者费希尔甚至认为，史学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学科，“某个人(或任何人)若提出一个关于过去事件的无预定答案的问题(open-ended question)，并按照解释范式的形式来安排挑选出来的事实，以回答这一问题，他就是一个历史学家”。费希尔还尤其强调：“问题是智力的引擎，是将能量转化为运动、将好奇心转化为有控制的探索活动的脑力机器。不提问题就不可能有思考……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问题，就会被迫在漆黑的学问长廊中漫无目标地游荡”。
所谓“不会轻易相信人”，就是说研究者要有“批判精神”。一是不以人蔽己。梁启超曾以此评价清戴东原的治学精神：“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在中国学人中，把这种精神推向极致的是顾颉刚，他说：“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之豸。”
二是不以己自蔽。大凡一个人立下一个假定，然后广收资料，一步步地验证它，对于已成的工作，他不免“敝帚自珍”，后来再三观察，虽也有错误或不当处，但亦舍不得放下。梁启超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我们研究党史的人，也应当记住这一点。
但创造性素质的培养也绝非一日之功，除需要日常不断积累经验和智慧外，它还需进行专门性的思维训练。胡适之将其概括为以下五个步骤：“（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在这五个步骤中，第三步的“假设”最为重要，没有它就得不到什么新认识。而第四、第五步则是给它加上评判和验证，使它成为客观实在的新认识。因此，这种思维训练的要义，是“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若是都能如此思考问题，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像叫花子一样，去讨人家的残羹冷炙了。
四、历史想象力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也有所不同，它好似“带着镣铐跳舞”，一切都要建立在“实证”之上。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党史研究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1.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
党史学本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根基”是历史学。若再进一步看，也不光是党史学，其实一切社会科学都应以历史学为基础。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形象地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
但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毕竟不同，自然现象只有“外表”，而历史现象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气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马克思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比如，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高校，有一系列文件、规定和条例指示它的发展。其核心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项制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同时借助“想象”的力量。
首先，要揭示这一制度的“原生态”。它可追溯到苏俄的党团制度。1924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保证组织独立性和政治影响力，中共学习苏俄的做法，于当年9月颁发《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决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合组成立党团。这是中共关于在非党组织中设立党团(即后来的党组)的最早规定。当时中共不仅不担心可能被吞并和溶化，相反却抱有要改造国民党去推动国民革命的意图，甚至还希望“在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基础”。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致国民党人也不能不慨叹：“所谓国共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这可能也是国民党推行整理党务案的一个重要动因。
其次，要考察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虽然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共在此期间所收获的经验却以一种“思想”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的这一“思想”，至少还有过两次成功的运用。一次是在军队中，中共经过“三湾改编”，在军队的最基本细胞中植入共产党的因子，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次是在高校中，中共经过“延安整风”，在各类高校中执行党组制度，以确保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执政地位使它有更多空间，来发挥这一“思想”。70年来，中共领导下的高校，先后经历“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院）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等七种形式后，最后定型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制度变迁，我们看到的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因此，只有借助历史想象力，通过这些制度背后的“思想”，我们才能把握它们前后一贯的内在联系。
此外，还要关注这一制度变化的偶然因素。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事实“简单化”，甚至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泥潭。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领导制度曾受过两次偶然事件的影响。第一次是1957年4月，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明确提出过撤销学校党委制的建议。但不幸的是，这一建议却因反右斗争扩大化走向了反面，而那些提出有关“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主张，则成了后来许多人被打为右派的罪证。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1985年5月27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学校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却受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严重干扰。于是在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行校长负责制的范围不再扩大。”
总之，只有实际运用历史想象，我们才能学会历史地去想象，才能透过思想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这是就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高校而言，而对于在此之外的其他社会现象更是如此。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农民的人，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研究政治史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政治实践的门外汉；而研究土匪史的人，更不可能亲自去当土匪。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的。
2.历史想象是“构造性”的
在历史研究中，想象力的作用不仅仅限于装饰性，更主要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颇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着力开发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过去时空”中，探寻与前人“处于同一境界”的方法和路径。
一是运用历史想象，将事实连缀为历时性的过程。李大钊说：“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而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掌握这个“现在的铃”，把过去的事实合并到现在的“思想”中来，在分析和研判多种可能性后，揭示未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既是“过去”的继承人，也是“未来”的预言家。但在现实中，对于一个历史家来说，过去的事实根本不在“这里”，他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因此只有依据推论的方式，才能从中“构造”出历史的事实来。而这种推论出来的东西，本质上也是某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柯林武德曾举过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眺望大海，看见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末当我们不曾眺望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自己不得不想象它曾经占据过各个中间的位置。”
二是运用历史想象，将事实网结为共时性的整体。如何将已经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的完成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想象力”。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离开这种思维，甚至都“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
这一点在史学研究中尤为重要。梁启超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但这种“影响”，也不可能如自然现象那样，可通过反复实验的办法检测出来。历史学家只有运用“想象力”，将过去的事实合并为“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才能观察出各社会现象间的这种“一波才动万波随”的影响。
三是运用历史想象，将事实转化为“历史事实”。不是一切事实，都能成为历史事实，只有到了有人历史地思索它时，事实才成为历史的事实。否则它就仅仅是被知觉到的事实而已，而在历史上却是默默无言的。李大钊说：“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史学研究也就是一个将“实在事实”，不断转化为“历史事实”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家需要像演员一样，去重演历史剧中的各个角色。这也是一项有赖于“想象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并且这种“想象力”也同样是“构造性”的。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不是无条件地重演过去，而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他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探索它的历史来说决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除此之外，“想象力”之于历史学还有另外一重意义。譬如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等，虽然都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却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做“想象的共同体”。比如，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大多数同胞，和他们相遇，他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这种历史想象，有时还会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我们以在国庆日所唱的国歌为例。这表面上看完全是一种“老调重弹”，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同时性的经验。大家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同样的诗篇。也正是在这一“老调重弹”中，素不相识的人们通过“想象”，在彼此间共筑起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3.历史想象不可“天马行空”
齐思和曾评价郭沫若说：“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这表明历史想象的确不能如艺术想象那样，无拘无缚，不受约束。柯林武德也认为，历史家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像，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像而想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作为历史家是受保护的，而历史家作为艺术家则是受压抑的。事实上，没有一个历史家可以确认自己完全地掌握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因此，当他试图作出一个历史陈述时，他就必须时刻警告自己，这是要以历史事实和合理推论为前提的，虽然他并不反复地用“据可靠资料证明”或“就我看来”等词句来限制自己的陈述。
在历史想象中，“历史事实”是它所依托的“固定点”。这是历史家得以使用“想象力”，而不至于“天马行空”的第一要件。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历史事实”也绝不是现成的，而是假定的，它必须是能诉之于证据加以证明的东西。否则，历史想象的画面，也许具有美感，但却不是真实的图景。
在党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这一“历史想象”所依托的“固定点”，仅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的陈述。1927年5月22日，当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高一涵作《李大钊先生事略》的演讲，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他当时还远在日本，因此其陈述就只能是猜测或听人所说。在这次演讲后，高一涵可能也觉得上述说法似有不妥，于是第二天，他就在其撰写的有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中，把这句话删除了。到1963年，高一涵写作《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这两篇文章时，也还是没有再提陈、李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只是因当时的演讲稿已经刊登于报端，所以为后世史家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还未找到历史想象实在的“固定点”，所以它也仅仅是想象，而不是历史的想象。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像小说一样生动的高氏回忆多半只是道听途说的演绎，不足为凭。把他的回忆看作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行酝酿建党的佐证，甚至据此断定中共的发起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进行的’，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历史想象的第二个要件是“合理推论”，它要求历史家用先验的知识，而不是由任意的幻想，来构造历史的想象。比如，在党史研究中，关于毛泽东的心理和性格就有过许多“历史想象”。其中有不少选择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一段陈述，作为历史想象的“固定点”。这便是毛泽东对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一番经历的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于是有人以此推论，毛泽东有“阴暗”心理，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因为他从这个“固定点”出发，然后再从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毛泽东对胡适、梁漱溟等北大学人态度中找到一个个类似的“固定点”，这样一个想象的网络便在这些“固定点”间织就起来。事实上，毛泽东的回忆，并非必然指向其有“阴暗”的心理。这如同我们回忆多年前某次被人误解或轻视的经历，虽然念念不忘，但并不一定要找机会去报复那个误解或轻视我们的人。我们回忆它或许是想说确有其事，或许是要表明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有时甚至是为了抒发一种“成长”所带来的体验和感受。至于毛泽东后来对北大学人的态度，则更应当放入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中观察，因为在新的意识形态构建中，胡适、梁漱溟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是必然要被改造的对象。倘若我们再进一步思考，把当年斯诺关于毛泽东的另一番陈述——“质朴纯真”、“喜欢憨笑”、“孩子气的笑”，“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以及毛泽东1949年写给柳亚子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些内容都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关于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想象”，确有许多难以补救的漏洞。
总之，党史研究者需有“想象力”，但是一定要将这种“想象力”，限制在他所发现的“历史事实”上。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至于那些先入为主，将事实强行纳入假想的境地，就更不能成其为历史想象了。比如，在《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过“影射史学”，一些学者穿凿附会、随意立论，强行将历史人物置于一个预先设定的话语系统中，结果吕雉与江青，孔夫子与周恩来，秦始皇与毛泽东，全被划上了等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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