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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康奇：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略 来源：2020年7月16日 团结报文史周刊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研究经历了大发展大变革时期。随着时代主题转变，整体社会环境宽松，西方有关中共党史、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各种期刊杂志常有与之相关的文章出现，尤其是在中共建党逢五、逢十年纪念时，都会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热潮。近年来中共党史的研究讨论也有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其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仍然未达到全面“争鸣”的状态。 近些年中共党史的新理论、方法最突出的成果属“新革命史”，尽管有学者针对此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的是，“新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看到更加翔实的革命历史与更加真实的革命现场。早在上世纪末，张静如就在《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中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的观点，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了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目的一定要明确”，随着研究的深化，这一理念也在不断发生转变。杨奎松在谈及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新趋势时也指出“就目前内地史学界在中国当代史研究方面的发展趋向看，更加注意微观社会和底层社会研究的风气必定会越来越兴盛”。 目前的中共党史的研究学术成果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生搬硬套，有的党史研究则处处都贴上了“阴谋论”的标签，一味排斥甚至污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更不是科学的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 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已有学者提出建议和指导方向，最典型的是以李金铮教授提出“新革命史”理论主张为代表，这一理论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借鉴，应星等人在中共党史的研究路径中就借鉴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笔者则以平时所关注的“新革命史”理论下，对中共党史研究总结出以下十条研究角度。 一、重视党的早期历史。党的早期历史研究一直是现阶段党史研究的薄弱一环。在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后还未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近些年来，有学者逐渐关注到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通过对地方革命团体和个人的考查，研究早期党组织的相关问题。如黄正林教授关注到共进社与《共进》杂志对中国早期的党组织生存的影响，《延安文学》杂志从2010年开始一直连载赵通儒（赵仰普）的回忆与其作品，也给早期的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史料参考。 二、关注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重视革命环境对于革命的影响。近代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的重心（具体的革命政策与革命策略）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也相应地发生变动，而这种变动也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如20世纪30年代，红军就面临着革命重心转移的任务，以及后来的西安事变、抗战胜利、重庆谈判、三大战役等重大事件前后，中国的革命重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动。关于革命环境对于革命发生影响的问题，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第一章则提供了研究范例。书中提到早期陕北革命就是因为革命环境的恶劣才使陕北的革命者不得已改变革命的战略，以此类比，在苏维埃时期、长征时期、内战爆发初期，革命环境问题在革命的爆发、进程、结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重视党的组织与个人研究。党史研究以往主要是以精英人物研究为主，但对党的组织层面研究，虽有一定的成果，但还不够深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但对1921-1949年期间中共党员、国民党党员以及知识分子对“中共中央”是一种怎样的认识还缺少相关的分析与研究。除此之外，党的组织所包括的范围也是相当广泛，以工农商学兵这五个群体为例，其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还有：在某时期群体对于个人的认识研究、群体对群体的认识研究、个人对于组织的认识研究，都能够形成很多有创见的论题，群体与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自身变化也应值得关注。同时，可将经典的社会学研究议题与之结合，如爱情、婚姻、家庭、教育、信仰、宗教、劳动、经济生活等，在此论题研究中均可继续展开。 四、重视组织、群体、家庭、个人在不同的革命阶段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党内的“边缘群体”研究，以往研究者往往关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正面形象为主的革命者，但对“边缘群体”则关注较少，中共党史研究不能仅是对“中共中央”的研究。近年来，“边缘群体”研究逐渐成为热门，但也并不能就此认为“边缘群体”比“正面形象的革命者”的研究更有意义，更能看到革命的“真相”。事实上，这两者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其研究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不存在谁的研究高级之说。 一个组织、群体、家庭（族）、个人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的状态必然是不同的，从组织层面看，中共的发展历程绝不是用一句“从一大的几十个党员到建国前拥有几百万党员”就能概括的。只有细分到不同的革命时期、不同的革命地域，研究不同的革命组织，才能在细化中看到历史的面貌。从群体层面来看，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主、资产阶级等，一个大的群体之下势必会有着多种力量的出现，这些群体在中共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所经历的事件、对于革命的感触也是不同的。从家庭层面看，近代中国伴随着一系列社会的变动和秩序的坍塌，给基层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家庭（族）的革命，有学者已经关注到这方面的研究，以一个家庭（族）的个案为例进行研究，展现近代中国革命背景下的家庭（族）变动。从个人层面看，革命中的个人研究仍需不断加强，如革命者参加某次革命、某次活动、某个组织，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过去的历史研究大多论述得过于简单。如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自身的态度发生了什么转变？这背后有何原因？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杨奎松近期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一文就给这类研究提供了参考。 五、重视政策制度史的研究，政策制度史研究要回归基层，要加入人的元素。政策制度史是一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需要注意的是，政策制度史的研究不仅要考虑政策制度如何生成，还要考虑政策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实践，研究“文本的政策制度史”，同时也要重视“事实上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基层制度落实与制度文本的差异。政策制度是有层次的、有人情的、有地方性的，一个政策从提出到讨论、试点落实、全面落实、落实中的具体情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往的学术研究大多在“政策-效果”这一模式下展开讨论，这一模式下的研究很难发现历史的复杂面相。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挖掘，很多学者对政策制度史的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一些学者对近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推行政策、农民何以参军、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等问题进行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以此可以衍生很多探索的话题，加上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可以充分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六、中共党史的研究时段既要打通，又要集中。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前为教学研究的方便，将其分为几个大的时间段，将其分为革命的兴起、发展、高潮等阶段。这种研究思路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的史学知识的结构与逻辑塑造而言是有利的，但在一个长时段的党史研究中，以各种时间节点来进行分段，会将众多重大的党史事件分割开来，不能把握长时段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整体性。长时段的时间打通并不意味着在研究时要关照各个时间段，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料掌握程度对研究对象、研究重点进行取舍。 七、重视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民主党派、日军伪军等政治势力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中共的历史，还要关注非中共政治势力的研究，以此对中共党史研究做以补充。中共自成立开始，是在与各种政治势力共存、交流、碰撞、斗争的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尤其是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政治环境与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的发展与中共的发展的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八、坚持有价值的实证研究，重视战史研究。这里所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研究。现阶段的党史研究文章常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魏少辉在梳理苏区史的研究现状时就提到当前苏区史研究存在“研究视野的狭窄、史料的单一、选题的陈旧、观点的同质化、内容的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实证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根基，自然也就党史研究的根基。中共党史实证研究中研究最薄弱的部分就是战史研究，战史的研究需要军事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所以许多战史研究成果都是专业军事科研机构的集体成果。然而此类著作往往有思想性不足的缺点，大多著作中的中共军事家“只是一派白面书生相，感受不到解放军军事人物特有的那种务实、狡黠、勇猛、质朴的底色”，与此同时，民间战史力量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九、重视原典阅读。在思想史领域的学习中，最重要的就是原典阅读，如研究章太炎就要深入阅读章太炎的经典原著，这样才能够很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中共党史研究自然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重视中共党史的原典阅读，应带着问题去阅读，在阅读中发现新问题。有人认为“原典”大都是一些被广泛使用的材料，很难做出创新性的成果，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以中共党史研究绕不开的《毛泽东选集》为例，当我们去读《毛选》中的文章的早年的版本时，就能发现前后的变化的细节。比对日本学者竹内实所编的《毛泽东集》，里面的收录文章与现今的毛选中的文章就有一些区别。 十、不仅要关注其他学科的理论，也要关注历史学科内部的理论与学术成果。现今的史学研究流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放到历史研究中使用，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已有学者运用纪念史、观念史、概念史的方法，做出了不俗的成果。但史学内部的研究方法常容易忽略。学科内部的方法借鉴，在具体的研究操作中较容易上手，而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固然是好事，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并不能很快将理论与本人的史学理论进行融会贯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写的文章很可能显得僵硬，会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感觉。 以上十条，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这十条很多也说不上是新见解，更多的是笔者通过学习现有的学术成果所得到的感触和启发。 如何从整体推进党史研究的思考 首先，中共党史的研究急需理清一些基本概念定义。以西北革命为例，现今对于陕甘宁边区这一革命区域的称号，就有“西北根据地”“陕甘根据地”“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等说法，其他的革命根据地或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概念问题，有的还急需考证和补充。 其次，中共党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各地的革命文件汇编编纂之后，近些年资料整理成果与价值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上世纪所整理的资料由于时间的原因，市场上的流通量小，要通过各种渠道方能搜集。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类资料很多已不能再版，即使再版，内容上可能也会有所变动，有的由于时间的原因，现今想搜集到已并非易事。 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们不能总是为一个新的理论名称所困，或是一味纠结于某个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争鸣不重要或是没有意义，而是说我们更需要的是学习其中的方法，将其理论方法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在自我的学术研究中把这些理论方法灵活运用，真正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应该也是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的学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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