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0-12-20 15:06 编辑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爱国党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并肩战斗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及全国民众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尽管由于各种矛盾和分歧，国共双方在战时也曾发生斗争和冲突，但尚维持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维持在民族斗争优先于国内政治斗争的范围之内。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由于抗战胜利之后便爆发内战，这项工作未及深入展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国共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海峡两岸的抗战史叙事均呈现出“顾此失彼”的现象。就大陆方面而言，1980年代前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抗战的历史做了较为充分而客观的肯定和评价。
但近些年来，对于抗战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受海外和境外一些观点和宣传的影响，一些人只承认和肯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忽视和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敌后战场的作用，片面美化国民党的抗战，而对于中共敌后抗战的历史，则以一种机械的、唯武器、唯战役规模、唯正规部队数量的标准，有意无意地贬低或忽略，从而导致对两个战场地位和作用，作出偏离历史真实的判断和评价。这类大多是出现于网上及其他一些自媒体和社会上的言论，对抗战历史没有客观全面的了解，道听途说，或者仅凭主观臆测和想象，离真实的历史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同样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本文在此主要谈谈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共敌后战场的问题，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有些是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欢迎讨论和批评。
从中共抗战活动的区域看敌后战场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他们各自承担战略任务，各自发挥了不易替代的战略作用，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武装就开始了对日军侵略的抵抗，这是中共参与领导抗日斗争的发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陆续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部队大部退守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边区，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在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了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边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众所周知,中共开辟敌后战场的地区,不是国民党统治区,而是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败退后的广大沦陷区。日军占领了大城市、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但不可能实现对占领区的完全占领和控制,中共就是在敌人的夹缝中坚持和发展起来的。中共不是在国统区与国民党争地盘,而是在沦陷区、敌占区与日伪争地盘,中共力量发展得越大,对日伪的威胁就越大,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共中央、毛泽东给各级组织、各支部队的明确指示,就是要在日军进攻、国民党部队败退之后,迅速进入这些地区,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因为未能尽快将主要力量投入到敌后战场,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1940年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受到国民党地方部队袭击之后,一度放弃敌后坚持,东移海陆丰,中央也要求他们尽快回到敌后去,尽快回到抗日斗争的前线去,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从中共开展斗争的方式看敌后战场的重要性
与国民党正规部队相比，中共的长项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抗战一开始，中共就清楚认识到，以自己的装备和实力，不能在正面打阵地战拼消耗，也不能打运动战，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因此必须“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中共的“拿手好戏”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使敌人在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之后，四面受到游击战的威胁。因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共的作用和效果要逐步显现出来。而且中共还明确提出 “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
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失利退出后的区域，中共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开始显其身手、发挥作用了，就要在敌后唱主角了。敌后游击战不断消耗日军，迫使其不得不多次调集重兵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敌后军民顶住了日军的残酷扫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将平原、河湖水网、铁道交通沿线作为抗击日军的战场,使日军陷于人民游击战的汪洋之中。有相当数量的日军及几乎全部的伪军被牵制于后方，进行针对敌后抗日武装的所谓“治安战”。在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投入大量兵力对中共反复扫荡，搞所谓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施展了种种毒辣手段，最终都不能得逞,这就证明了中共的顽强存在和牵制敌人的作用。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有效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有学者说生存即抵抗，是很有道理的。作为坚定的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占领区的生存和不断发展，绝非易事。中共之所以具有这种生存和发展的非凡能力,是因为中共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农村生存和发展，能够发动农民并得到农民的拥护，能够与民众打成一片。中共的强项,恰是国民党的弱项,这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能够发挥正面战场难以代替的重要作用。正如黄道炫所言：“中共的抵抗是为了生存，而且它的生存其实就在抵抗，也是抵抗的一部分，生存和抵抗是紧密相关的”；“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军事发展中，持久战和游击战是最重要的”，“从结果看，如果中共跟国军打配合战，成为阵地抵抗的一部分，这对中共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对整个抗战也很难说。因为两三万人放到正规战里消耗，一两个战役可能就没有了，当年的消耗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开展游击战，中共的政治优势、作战特长都能得到发挥，可以扬长避短，后来的结果，中共在敌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选择是关键性的。这种选择造就了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而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因为是在直接面对日本人状况下造成的，当然也对中国的抵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也增进了整个中国抗战的力量。”
从中共坚持斗争的条件看敌后战场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作为一个在野的、进行着伟大民族革命斗争的政党,中共一直处于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环境之中。中共是在基本没有外援、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小米加步枪”是中共抗日基本条件的真实写照。与国民党掌握着各种重要资源、获得相当数量的国外军事、经济援助不同,中共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来自前线,要靠从敌人的手里缴获,要靠“自力更生”。中共虽然也从海外华侨、海内外友人那里得到了少量的捐助和支持,建立了简陋的兵工厂,但毕竟是杯水车薪。
国民政府当局从限制中共发展的角度考虑,也极力阻挠中共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获得军火物资援助。战时中美之间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史迪威主张向中共抗日部队提供少量军火,以增强其作战实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最后迫使美方撤换史迪威。中共的部队,常常是以十分简陋甚至原始的装备,与拥有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日本法西斯部队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和较量,那些“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方式,那些靠大刀、长矛、土枪、土雷坚持的抗日斗争,是十分不易的,但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却是广泛而长期的。
从中共抗日的坚定性看敌后战场的重要性
中共是最早要求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并且始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重要力量。例如在1938年武汉会战后期，眼看武汉、广州已是不保，我国沿海的重要口岸尽陷敌手，抗战到此阶段，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而据周佛海所记,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周佛海，“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29日，“少伦来，谈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余亦谓然。”汪精卫一伙更是在不久之后即公开走上了叛国投敌的所谓“和运”道路。
与大批国民党部队尤其是杂牌部队和国民党将领投降日军、成为伪军的主要来源不同,中共部队的坚持斗争、坚决抵抗并不断发展壮大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而且往往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在1943年，中共部队50万与90余万敌伪大军血战，“但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指挥员，没有一个投敌的中委，没有一连一排叛变为伪军的军队，没有一个日谍汉奸能在共产党统治区域逍遥法外”。抗战时期,中共对于极少数投降日伪、背叛党背叛国家民族的变节投敌者，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此后若干年，只要能够缉拿归案，基本上都是处以极刑，如曾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于1944年降日, 1950年被处决。对于少数抗联部队投降敌人的将领，如谢文东、李华堂、程斌等，同样也是如此。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先后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较为主动地援助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守战役。
自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甚众（一说6万余人）。先后建立了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逐渐与正面战场形成战略上的呼应之势，从而使日军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从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扩大，对日军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初，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八路军出动115个团，作战1000余次，歼灭日伪军4.4万余人（内有日军2万多人）。
根据大陆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说法，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中共军队对日伪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多万人。敌后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平民伤亡89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4万多人，仅八路军伤亡就达34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达700余人。到抗战结束时，中共的正规军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总和近100万平方公里，领导着近1亿人民。
至于抵抗日伪军的人数，有学者在对日本的战报和我方统计数字作逐年对比后认为，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不含东北抗联，有的年份不含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的抗击敌伪数），抗击了侵华日军总兵力的50%左右。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伪军的牵制和消灭意义同样重要，不能认为只有消灭日军才算战果。因为在侵略者占优势的情况下，汉奸和伪军的危害巨大。试想如果中共在敌后不是作为重要的、坚强的抵抗力量存在，敌后就是日伪的世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坚强抵抗和有力牵制，正面战场的压力会加大到什么程度？
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但牵制住了大量日军，还导致日本国力在消耗战中衰竭。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战争成了消耗战，日本国小资源少，企图通过“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为其“北进”和“南进”做准备。但中共在敌后的长期坚持，打破了日军的这一企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战战略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那么中共的敌后坚持、敌后存在，正是这一战略得以实施进而取得成功的关键。
总之,关于中共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从抗战全局立场、从中国当时具体的国情来考察和研究,方能做出公正客观、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笔者并不否认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价值,并不否认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为抗击日寇侵略、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所做出的牺牲。笔者还想指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分歧是客观事实,因此造成对抗战事业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也不能不认识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立国、护国之本，而这种团结和统一,又必须是建立在努力进行内部的整合与改革的前提之下，如果不能消除内部的矛盾、敌对、分歧,不能顾及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在外来的挑战面前，就会变得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另外，在对外斗争中，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准确的自我定位也很重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长处在哪些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所谓“量力而行”，所谓“扬长避短”，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也。
正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回顾历史是为了开启未来。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强调各个阶层、各个区域、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再次强调这种团结合作应建立在以人民利益、人民诉求为核心，建立在充分的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前提之下，这是我们从抗日战争中收获的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信息来源：华南抗战历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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