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

作者：王子今
原标题为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


摘要：在汉王朝边地事务的处理中,“北边”因匈奴的强大压力,首先受到重视。成功控制河西之后,汉文化向西域扩张,“西北边”的进取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两汉之际移民南下,江南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对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荣,也使得东南外向发展的战略路径受到重视。所谓“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与“立候隅北”“部尉东南”体现了两个战略方向的关系。东汉初年,西域政策有所反复。班超“定远”之后,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关键词：汉代；西北边；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汉光武帝；班超；马援;

汉王朝边地行政与防卫,在“北边”“西边”“南边”“东边”四个方向之中,有“西北边”之说。这一方位理念,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汉王朝投入强大力量经营西域,而民间也以所谓“宜西北万里”显现了在西北方向进取创业、博取功名的人生志愿。而另一方向,即东南地方对于海洋丝绸之路开拓的意义,也受到重视。当时所谓“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与“立候隅北”“部尉东南”体现了两者的关系。东汉初年,刘秀对西域持消极态度,而致力于交阯、九真的远征。两个战略方向重心的调整,后来又有所变化。丝绸之路草原交通和海洋交通两条路径都非常重要,使得“西北”和“东南”的开发都受到重视。西域方向的新的局面的形成,因班超“定远”而实现。

一 秦汉“四边”及国家政策的“西北边”侧重

反映秦汉政治空间理念的文献遗存中虽然并不多见有关国家“四边”的说法,但是相关意识已经形成。冯去疾、李斯、冯劫进谏秦二世:“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说到“四边”。秦二世说:“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此隔绝“四夷”的“边竟”,实际上也就是“四边”。《汉书·晁错传》说:“(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颜师古注:“支郡,在国之四边者也。”此说诸侯国“四边”。《汉书·韦玄成传》:“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这里所说的“备虏”“四边”,应当是汉王朝疆域“四边”。
秦汉关于国家区域形势,在边疆与民族问题复杂的地方,分别有“北边”“西边”“南边”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汉书·萧望之传》:“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续汉书·五行志六》:“……于是阴预乘阳,故夷狄并为寇害,西边诸郡皆至虚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史记·南越列传》:“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虽然史籍不多见,但是“东边”之称还是存在的。《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六年)鲜卑寇三边。”李贤注:“谓东、西与北边。”这里所谓“东边”,指东北方向。通常所说“东边”者,应该即“缘海之边”。《汉书·贾山传》说秦驰道“濒海之观毕至”,颜师古注:“濒,水涯也。濒海,谓缘海之边也。毕,尽也。濒音频,又音宾,字或作滨,音义同。” 同时,也使用“西北边”的区域代号。《汉书·西域传下》:“今天下遭阳九之阸,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汉书·景帝纪》:“(汉景帝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太仆”属下“边郡六牧师菀令”,颜师古注:“《汉官仪》云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此“北边、西边”,又作“西北边”。《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李贤注:“《说文》曰:‘厩,马舍也。’《汉官仪》曰:‘未央大厩,长乐、承华等厩令,皆秩六百石。’又云:‘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这里所谓“西北边”,应当就是“北边、西边”的合称。《汉书·贾谊传》:“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

二 “宜西北万里”的功业追求方向


面对匈奴和西域的“西北”方向,其实是汉代社会共同关注的方向。《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多方向进取导致的社会压力,这样写道: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东南方向的开拓,“招来东瓯,事两越”,造成了“江淮之间”的经济压力;西南方向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使得“巴、蜀之民”疲惫不堪;东北方向的远征,“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导致了“燕齐之间”的社会困苦。这几个方向的进取,都导致局部区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北边”与匈奴的战事,影响则是牵动全局的,即所谓“天下苦其劳”。甚至国家财政因此出现危局,社会民生受到严重冲击,司法风格也因此发生变化。 国家执政机器以及社会上下对“西北”方向的普遍关注,还表现于人们对在“西北”建功立业的积极期望。张骞出使西域获得成功,又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博望侯”之后,“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就体现出这种风尚。“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这些“求使”者谋求的人生发达,是如同“博望侯开外国道”那样获得“尊贵”地位。
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是对西北方向“使外国”“开外国道”以求“尊贵”心怀热望。1963年8月湖北鄂城出土的一件汉镜,见于《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著录。镜铭文字可见“除去不祥宜古市”“大吉利”“主如山石,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等。所谓“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以“宜西北万里”与“富昌长乐”连说,显现这种祝福之辞对于“西北万里”交通行旅的主人前程的美好预期。 自战国时期起,有关“西北”方向即“胡地”的民族地理知识已经为中原人所熟知。《史记·赵世家》记载:“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史记·六国年表》所谓“西北取戎为三十四县”,《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西北斥逐匈奴”,指出了秦帝国“西北”方向军事战略的重要主题。《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史记·天官书》:“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体现了中原人有关“西北”的生态环境与民族地理知识。《史记·大宛列传》:“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史记·乐书》:“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不远“万里”,“经万里”“涉流沙”,于“西极”寻求“神马”“天马”的诗句,表现了对“西北”方向积极进取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所谓“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体现了汉王朝“西北”开拓的新局面。
西域各国距离中原的路途,《汉书·西域传》有一些里程数字。超过“万里”的,如:“(皮山国)去长安万五十里”,“(西夜国)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依耐国)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难兜国)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罽宾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乌弋山离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安息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桃槐国)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休循国)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乌贪訾离国)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参考这些里程记录,有助于理解我们讨论的镜铭文字“宜西北万里”的意义。关于西汉王朝的西域经营,班固言“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此所谓“万里”,与“宜西北万里”的“万里”,均所谓“统言万里者,亦大略计”。

三 对外战略的两个重心:“东南一尉,西北一候”

西汉王朝关注世界的视线,在汉武帝之后已经在两个方向聚焦。在西北方向之外,亦注视东南。《汉书·地理志下》有对于南洋航路的明确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其交通方式,包括:“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又船行可四月,……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步行可十余日……”继续行进,“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又说,“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可见南洋交通主要是“船行”。
所谓“蛮夷贾船”在这一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推想也许有在南洋航路上冒险转运的“蛮夷”商人以及“蛮夷”船长、“蛮夷”水手。他们经历“又苦逢风波溺死”的风险,通过生死搏争取得利益。《汉志》所谓“亦利交易,剽杀人”,似乎又说这些“蛮夷”出身的商运人员只是参与局部的、间接的、片段的交易。毕竟他们是在“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经济生活背景下参与这种“市”的过程的。 无论对“蛮夷贾船”的“蛮夷”怎样理解,都必须承认这一中原文献记录反映了外族参与南洋航行的历史真实。我们考察草原丝绸之路开通与繁荣的历史时注意到,以游牧和射猎为主体生产方式的草原民族对于丝绸之路贸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丝绸之路”交通格局的形成,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历史成就。匈奴民族与西域草原民族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文化贡献,汉文历史文献有所记录,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存也可以提供实证。匈奴通过关市及汉王朝“赂遗”得到的超出消费需要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是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的。西域草原民族曾经以经商能力优势,在丝绸贸易活动中有积极的表现。“西域贾胡”在中原的活跃,成为汉代经济生活的重要风景。对于张骞“凿空”提供直接帮助的,有堂邑父的实践以及张骞“胡妻”的理解和支持。而大宛、康居、乌孙的“导译”们的历史功绩,也是不能磨灭的。 《史记》和《汉书》都有番禺集散纺织品的记载。而《汉书·地理志下》说,中原人往南洋远途贸易,“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所携带的是“黄金杂缯”。这是对于海上文化交流通道以丝绸为主要交易商品的较早的明确记载。通过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是多民族合作成就的伟大事业。 西北与东南两条主要路径的对外经济联系与文化交往,使得汉王朝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必须关照两个方向。汉人世界眼光的聚焦,导致出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的说法。 扬雄《解嘲》通过“客”与“扬子”的对话,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立场。他写道: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鈇,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
这段文字说到“大汉”的“左”“右”和“前”“后”。所谓“右渠搜”“后陶涂”,是说“西北”方向。关于“东南一尉”,颜师古注:“孟康曰:‘会稽东部都尉也。’”然而扬雄原文,“东南一尉”对应的是“左东海”,“前番禺”。所谓“西北一候”,颜师古注:“孟康曰:‘敦煌玉门关候也。’”沈钦韩《汉书疏证》:“《地理志》: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广候官。《续志》:张掖属国有候官城。” 《汉书·律历志上》说“募治历者”“造汉《太初历》”事:“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关于“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颜师古注:“可者司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号也。故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这里所见“酒泉候宜君”与“西北一候”的关系,还可以讨论。 《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载杜笃《论都赋》言汉武帝“钩深图远”的成就,首先说西北方向的成功进取:“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雠。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坑岸,获昆弥,虏亻數侲,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所谓“立候隅北”,当然是对“西北一候”之典的照应。 《白孔六帖·边戍》:“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刘歆言汉武帝。”刘歆不可能言说于汉武帝。如果说刘歆“言汉武帝”时事,其说未知所本。根据我们看到的明确的信息,“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出自扬雄笔下。

四 刘秀:“东西南北自在也”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对于西域纷乱的局面,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政策: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的西域“十八国”执政者在建武二十一年(45)在“得见”“天子”时已经大失所望。“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大忧恐”,与敦煌太守裴遵又商定“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取得汉王朝名义上的庇护,“天子许之”。这是“诸国侍子”“留敦煌”情形形成的因由。然而次年莎车王贤基于“都护不至”的准确判断,“发兵攻鄯善”,“杀略千余人而去”,“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在危急情势下,鄯善王上书言“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而刘秀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导致“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导致西域形势严重恶化的汉光武帝刘秀“东西南北自在也”回复,所表达的理念,得到后来一些政论家、史论家的肯定。 以为刘秀“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的态度合于时宜,以为正当合理的解说,曾经成为史论的正统。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下》进行了对汉王朝西域政策的全面回顾,其中肯定了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以为:“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又就西域战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阨。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对于西域地理人文情势,班固是有所了解的。他说:“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他认为,西域“得”“弃”,是可以取适宜的战略调整的。对于汉武帝时代的艰苦经营,“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财政的不足导致行政的严酷,引发社会危机严重,“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在这一认识基点上,班固指出,东汉初年西域政策的调整是明智的。“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羇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资治通鉴》卷三五“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以“班固论曰”的形式引录了这篇史论。最后所言“建武以来”作:“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司马光对班固的意见,是赞同的。
这样的认识在后世政论和史论中颇有影响。我们看到《登坛必究》论边疆政策,就表明了“圣人详于治内而略于治外”的判断,以为“班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斯言尽之矣”。于是主张对于边疆民族和域外近邻民族,“因其名知其所在,随其俗而知之,斯为得矣。”论者以为汉代富于进取精神的政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正不必如汉人之遣使臣、设都护、置质子、通婚姻、求珍宝,是皆无益于治乱。”明王衡《轮台赋》自汉武帝轮台诏宣布国家政策的扭转说起,也评价了刘秀“宁闭关”“毋动远”,截止“征车赋马之为”决策的正面意义:“出玉门兮千里,览轮台之故墟。望燉煌而渐远,逝张掖以犹纾。联昆漠之外藩,系车师之攸居。殷斥卤以难籍,羌秉来其焉如。若夫青阳改候,协气盈畴。顾塞口之犹寒,凛寒风而飕飕。举趾则畚锸不入,播种则黍稌不收。岂幅员之不足,借畎亩于边陲?”“乃有炎汉计臣,征和策士,已快意于挞伐,遂动心于耘耔。”论者接着写道:“于是拟沧海朔方之置,比狼居燕然之封。期逢迎于一中,愿常试乎三农。夫以不毛之区,冀有秋之获。是其为计也,以贪而成拙,以吉而就凶。幸天心之厌乱,赖主计之从容。曰:予借侈以高视兮,惟封疆之故也。苟曰封恬其无恙兮,何必召兹祸也。于是黯然动色,穆然遐思。伤心于桂海冰天之日,绝意于征车赋马之为。宁闭关而东西南北自在,毋动远而要荒绥甸皆离。盖罪己之言,即稽之禹汤,而不啻其实;知非之念,即较之伯玉,而不以为迟。”对于所谓“宁闭关而东西南北自在”的理解和赞誉,作了明朗的表态。明人李廷机就“岛夷犯朝鲜”形势言“自古御夷”战略,说道:“周玁狁内侵,薄伐驱之出境而已。汉文帝忍谩书之耻,与匈奴和亲。”随后即举刘秀史例:“光武时,西域请都护不许。西域急,复请。谓不救且归匈奴。帝报曰:今中国大兵未能即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又举唐宋多例,指出:“古今御夷不轻言战。人但见宋天下入于夷狄,则云宋以和自愚,不知唐汉何说哉!”所论对汉光武帝刘秀“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态度的理解,是有历史合理性的。然而与汉王朝局部的短暂的保守消极策略与“宋天下入于夷狄”相比拟,其实很不合适。 我们看到,李贽《史纲评要·东汉纪》“(建武)二十二年”条在刘秀“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句下有这样的评判:“也是、也不是。” 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后汉书·列传》“西域传”有关于“安息国”“大秦国”“天竺国”的文字。这些国度是“西北”草原丝绸之路和“东南”海洋丝绸之路共同能够到达的地方。“莎车国”条写道:
莎车国。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至贤由是始恨。 遵言是。然迫夺则又失怀远之宜。光武此举未尽善。赖贤以佳兵自灭耳。
随后一条涉及刘秀所谓“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坚忍。
何焯以“坚忍”评价刘秀有关西域战略的态度,或许是对基于务实原则,明确因“中国初定,北边未服”时势所决定的政策的一种高度肯定。这种近似放弃控制权和影响力的政策,对汉武帝以来西域关心的热度,体现了基于冷静思考的大幅度降温。 西域十八国“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面对强敌“攻击”,拒绝“绝通汉道”的要求,以致败亡,士卒牺牲,甚至国王赴死,仍然心想汉王朝,而事后“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综合考虑形势的变化,可知汉光武帝刘秀的清醒,是可以用“坚忍”二字评价的。汉代人物评价用“坚忍”语,见于《史记·张丞相列传》赵尧评价周昌所谓“其人坚忍质直”。《汉书·赵尧传》写作“其人坚忍伉直”。何焯用语“坚忍”也许与赵尧所谓“坚忍”未必完全一致。

五 马援远征交阯九真

刘秀还乡,“置酒作乐,赏赐”,“宗室诸母”“酣悦”有言:“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大笑,答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时代西域决策“东西南北自在也”,是否可以理解为“谨”与“柔”的表现呢?如果说这与“理天下”“以柔道行之”有关,则“柔道”并非全面的退让。在西北方向“宁闭关”“毋动远”决策稍前,建武十八年(42)夏,马援受命以伏波将军名义率军平定征侧、征贰武装暴动,又进而南下九真,到达上古时代中原王朝军事力量南进的极点。这次成功的远征,由海陆两道并进。楼船军经海路南下,指挥安排、战争规模、进军效率以及与海路陆路部队的配合都超越了汉武帝时代楼船军浮海击南越、击东越、击朝鲜故事,成为战争史中新的远征记录。刘秀西北政策的保守和南海经略的积极,值得军事史、外交史以及区域经济文化史研究者关注。这一情形与东汉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的转移呈示方向共同的历史趋势。而讨论汉代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进步,尤其应当重视这一史实。南海海面马援军“楼船”“伏波”的成功,有汉武帝时代数次海上远征经验,以及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南海航行者艰险的海洋探索所提供的技术基础。
马援南征,对于海洋丝绸之路通行条件的维护,对于中原王朝在东南方向扩展其经济与文化的外延,意义非常重要,影响非常久远。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二十一年)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后汉书》屡见“未遑外事”之说。如《后汉书·西域传》:“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所谓“未遑外事”似乎是东汉人语言。班勇上议曾言:“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与刘秀建武时代在西北方向的收缩政策相对应,汉王朝在东南方向却调动“大兵”积极进取。汉光武帝发起了对交阯、九真的远征。两个方向的政策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平定交阯、九真不被看作“外事”,应当与当地已经置郡有关。而东南方向的区域经济形势也应当注意。两汉之际,全国户口数字呈现负增长趋势,然而建武年间,交阯郡“西于一县,户已有三万二千”。而永和五年(140)文化中枢地区三辅郡级行政区的户数,京兆尹不过五万三千,左冯翊不过三万七千,右扶风不过一万七千。 扬雄“东南一尉,西北一候”语是有显著影响的。“东南”与“西北”对应的思路,也见于后世许多有关中原与外域交往的政论和史论。南朝梁徐陵《在北齐与杨仆射书》:“若谓复命西朝,终奔东虏,虽齐梁有隔,尉候奚殊?”这里说“西朝”“东虏”。清吴兆宜注:“扬雄《解嘲》:‘大汉东南一尉,西北一候。’”《艺文类聚》卷五九引周庾信《庆平邺表》:“臣闻太山梁甫以来,即有七十二代。龙图龟书之后,又已三千余年。虽复制法树司,礼殊乐异,至于天篱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苞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须东南一尉,立于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宋吕祖谦《讲武殿记》:“天锡艺祖,神武大略,表正万邦,灵旗所指,四方君长,堕玉失舄,归地王府,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灌烽灭燧,开炎统丕丕之基。”明敖文祯《贺大中丞秦舜峰岑冈奏捷荣膺宠命叙》:“夫今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干羽寝于两阶,而舌人坐通九译。”明马世奇《人君道德益高则益寿》取其意,而文辞则写作:“东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候,植于交河之北。”所谓“席卷天下”,“八荒”“揆一”,界定大一统的“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是华夏“礼”“乐”“政”“法”行施的极点。 前引《汉书·扬雄传下》“东南一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会稽东部都尉也。”《元和郡县志》卷二六《江南道二·台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越地,秦并天下置闽中郡。汉立南部都尉。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扬雄《解嘲》云‘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是也。”《校勘记》:“西北一候。今按:各本‘候’误候。《考证》云:‘尉、侯并汉末职,主伺察。’”《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州郡部·台州》:“《汉志》曰:回浦东部都尉,理属会稽郡。扬雄《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所说或在会稽,或在闽中,均与马援经营交阯、九真距离甚远。然而考虑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之“南海”的空间指义,对于“东南一尉”是否一定有确定的位置,应当是可以形成比较合理的理解的。《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临海记》的说法值得注意:“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候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所谓“镇抚二越”,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三引作“镇抚二粤”。 两汉之际移民南下,江南的开发呈现新的形势,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对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荣,也使得东南外向发展的战略路径受到重视。不过,以“西北一候”为象征的西域经营的重要地位,在汉王朝的行政史中依然有突出的显现。

六 “定远慷慨,专功西遐”

刘秀时代的西域政策,史家多归之于实力不足,称之为“东汉国力较弱”,“西域不能像西汉那样久通”。“刘秀这时正忙于巩固帝国内部的统治”,“没有力量派兵到西域去”。“东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对北方地区鞭长莫及”。“在当时中国的西北,又造成了一种与西汉初相同的严重局势。”我们注意到,刘秀在东南方向的进取,并非“详于治内而略于治外”。而东汉王朝西北方向的保守战略,待时机成熟之后就有所扭转。正如有的史学论著所指出的,“东汉初对匈奴仅有防御之备,而无反攻之力。”然而又有这样的历史迹象值得关注,马援远征交阯、九真取胜后,有致力于“北边”的表示。“援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资治通鉴》系此事与建武二十年(44)“秋,九月”。孟冀语写作:“谅!为烈士当如是矣!” 据《后汉书·马援传》,“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资治通鉴》的记述是,“马援自请击匈奴,帝许之,使出屯襄国。”二十一年(45),“乌桓与匈奴、鲜卑连年为寇,代郡以东尤被乌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秋,八月,帝遣马援与谒者分筑堡塞,稍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乌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援将三千骑击之,无功而还。”《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冬十月,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塞击乌桓,不克。”《后汉书·马援传》:“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后汉书·乌桓传》:“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马援自交阯、九真“军还”之后,有北击草原民族骑兵的军事行为,虽然“无功”“不克”,但是主动“出塞”的战绩已经表现出“男儿”“烈士”的英雄主义精神。 汉王朝在西北方向的积极进取,突出表现为班超的战功。《后汉书·班梁列传》说,班超“为人有大志”,“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有相者预言“当封侯万里之外”。“使西域”时,在鄯善斩杀匈奴使,使得“一国俱怖”,“遂纳子为质”。至于窴,迫使于窴王“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又平定疏勒,“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上疏文字言:“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实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所谓“先帝欲开西域”,明确了对汉王朝西域战略的理解。班超得到信任和支持,实现“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的成功之后,得到诏令嘉奖:“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持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雠。……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其中数见“先帝”的思考与言行,透露了汉王朝有关西域战略设计的思路与实施的步骤。
《后汉书·班梁列传》以“论曰”形式说班超与梁慬“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又“赞曰”表述了对班超的颂扬:“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班超“奋西域之略”“成功立名”,如果不限于个人成就的总结,而是由此关注以“汉”为代表性符号的政治实体、民族群落、军事集团、文化系统之历史走向的考察,可能更有意义。

七、 “西北”“东南”并重战略与丝路的草原方向和海洋方向

汤因比曾经论述“草原”与“海洋”对于交通的重要作用。他说:“航海的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而“草原”这种地理条件竟然表现出和“海洋”类似的作用。汤因比说,“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样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这几种语言的分布,都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有密切关系。回顾中国古史,确实可以看到北边的草原和东方的海域共同为交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孕育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明通过这两个方面实现了外际交流,形成了大致呈“┐”形的文化交汇带。 考察丝绸之路史,可以发现草原丝路在“西北”方向,海洋丝路在“东南”方向,分别实现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这一“┐”形图象向外申发的“西北”与“东南”两个重心,正与扬雄所谓“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一致。 汉王朝对外联系的两个重要方向,曾经共同受到重视。有历史学和地理学见识的明智学者的表述,体现了汉代中原社会对“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的特别关注。正是这样的文化条件,成就了丝绸之路草原方向和海洋方向共同的繁荣。 前引《后汉书·文苑传·杜笃》载《论都赋》说“立候隅北”之后,即言“部尉东南”:“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槩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杜笃夸耀“大汉之盛”时,强调了“立候隅北”与“部尉东南”的重要意义。而东汉时期两位分别在“立候隅北”与“部尉东南”两个方向建立功勋的班超和马援,也大致同时在东方历史记忆中成为高大的英雄。唐李益《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尽管主题在于歌颂“塞下”功业,但“伏波”与“定远”并立。唐李商隐《为濮阳公陈情表》:“虽马援据鞍,尚能矍铄;而班超揽镜,不觉萧衰。”对于英雄垂老,同声感叹。人物品格评价是大体一致的。又宋蔡戡《东归喜而有作》:“空惭马援标铜柱,自分班超老玉关。”可知“马援”“铜柱”,“班超”“玉关”是可以相互比较的象征性地标。宋范仲淹《张刺史纶神道碑》:“发身如班定远,事边如马伏波。”类似的诗文遗存还有很多。这里“班定远”和“马伏波”往往以大致并列的形象,一方面振奋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方面纪念着我们的历史光荣。而丝绸之路“西北”“东南”两个走向的意义,也因此得以鲜明地显现。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信美楼记”条写道:“项平甫作《信美楼记》”,引“王仲宣之言曰:‘虽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说王粲“虽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又说:“盖士之出处不齐久矣。充仲宣之赋,当与子美《岳阳楼》五言,太白《凤凰台》长句同帙而共编,不当与张翰思吴之叹,班超玉门之书,马援浪泊西里之念,杂然为一议状也。”班超、马援遗存文字多记录出自远征体验的真实情感。这里不评价班超、马援作品,亦不与王粲赋作相比较,只是提示“班超玉门之书,马援浪泊西里之念”被看作文化品味类同的文字的事实。 宋綦崇礼《志气篇》写道:“马援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班超曰:丈夫无他志,略犹当立功异域。”“臣读《吴子》曰:志在吞敌者必如其行列,若马援、班超类能进此。”元方回《平爪哇露布》也有这样的文句:“事危于马援之南征,地远于班超之西域。”马援和班超在“西北”“东南”两个方位表现的“丈夫”之“志”及其实现的功业,给人们留下的记忆是同样深刻的。以此为视点思考“东南一尉”与“西北一候”的对应关系所体现的战略思考,以及“西北一候”的特殊意义,应当有助于获得对于汉王朝西域政策的新的认识。而西域史的某些情节,也因此更为清晰。
（作者：王子今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