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彤：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创立

摘要：1843年，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传教书籍《劝世良言》的内容，结合自己1837年的梦境，创立了拜上帝教。拜上帝教创立时的教义包括：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都应当只敬拜上帝，不应敬拜其他任何神灵；远古时期中国人与西洋人一样是只敬拜上帝的，但后来中国人走上错误的道路，不再敬拜上帝，而是敬拜其他各种神灵；上帝派洪秀全做救世主，教导中国人重新敬拜上帝。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基督教当时在中国的少许传播，二是中国社会比较宽松的宗教环境，三是洪秀全个人特有的个性。初创时的拜上帝教是没有政治性的单纯的宗教，其教义实际上都是洪秀全的真实思想。关键词：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洪秀全


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具有理论指导的农民运动，而这一理论即拜上帝教。太平天国政权高度尊崇拜上帝教，将其视为最高“真理”和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大肆宣传，并要求自己管辖之下的所有人都必须信从。[1]拜上帝教也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是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诱因，而且对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之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准确、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拜上帝教的历史，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性质、政策、成败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目前关于拜上帝教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兴亡的影响，二是拜上帝教与儒家思想、基督教、道教、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2]至于拜上帝教的发展历程(包括拜上帝教的创立这一事件)，目前已有一些论著进行了概述，但均较为简略，未能体现其全部具体情节。[3]关于拜上帝教的教义，目前也已有一些论著进行了论述，[4]但也均较为简略，未能体现其全部具体内容。而且，拜上帝教存续期间(1843—1864)，其教义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但目前已有研究多是综合论述，以静态描述为主，缺乏对不同时期教义的具体研究，因此未能充分体现不同时期教义的差异和教义的动态演变过程。[5]鉴于此，本文拟专对拜上帝教的创立过程、创立时的教义等问题做一探讨，期望能够以此推进学界对拜上帝教发展历程和拜上帝教教义的认知。
一、拜上帝教创立的过程
拜上帝教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三个事件：一是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获得《劝世良言》一书；二是1837年洪秀全患病期间发生昏睡和异梦；三是1843年洪秀全仔细阅读《劝世良言》并产生思想巨变。
(一)《劝世良言》的获得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埠村人，在当地担任乡村塾师。他曾多次到广州府城参加选拔秀才的科举考试(都未通过)。1836年在广州考试期间，洪秀全在考场附近的大街上见到两个人宣传基督教。一个是外国传教士，另一个是本地的中国人，为前者做翻译。这个外国人对环绕的人群讲话，宣传基督教，并向人们赠送一部名为《劝世良言》的书籍，洪秀全也拿到一部。考试结束后，洪秀全将该书带回家，当时并没有重视它，不曾仔细阅读，只是稍加浏览。[6]《劝世良言》是当时流传的一部向中国人宣传基督教的书。其作者梁发是一名中国人，曾接受外国传教士的正式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后又任职于教会，从事传教活动。[7]该书经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修改，于1832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刊印。[8]全书共九卷，简要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结合中国社会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解释和阐发。书中多处引用了《圣经》的大段引文。《劝世良言》中所阐述的思想主要有：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上帝，上帝创造万物，主宰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人都应该只敬拜上帝，不拜其他任何神；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上帝派遣他的儿子救世主耶稣为世人赎罪；信仰上帝的人灵魂会升入天堂，永远享福，不信仰上帝的人灵魂会下到地狱，永远受苦。[9]关于洪秀全得到此书的时间，《洪秀全来历》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及获得此书是在1836年，《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是1836年或在此之前，《干王洪仁玕自述》说是1837年。《洪秀全来历》是洪秀全族弟洪仁玕于1850年代初在香港居住期间提供给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介绍洪秀全早期经历的书面材料。《太平天国起义记》[10]是1854年韩山文所写，其依据是洪仁玕提供的书面材料《洪秀全来历》，加上洪仁玕的口头讲述以及其他材料。《干王洪仁玕自述》是1864年洪仁玕被清方俘虏后的供词，其中包括对早年经历的回忆。《太平天国起义记》和《洪秀全来历》写作时间在前，可信度更高，《干王洪仁玕自述》写作时间在后，而且是在多年以后，记错的可能性更大，故洪秀全得到此书的时间应是1836年。有几名当时的外国人在他们所写的书中认为，洪秀全是在1833年去参加考试并得到《劝世良言》的。其中包括密迪乐写于1856年的《中国人及其叛乱》、[11]麦基写于1857年的《太平王》、[12]白伦写于1862年的《中国太平叛党志》。[13]《中国太平叛党志》一书有许多内容是依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而写的，但该书并没有采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1836年之说，可见作者是依据他所掌握的其他信息做出1833年之判断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洪秀全曾向其学习基督教)在1852年的一封信中也说，1833年梁发在广州向参加考试的文人散发《劝世良言》，洪秀全在参加此次考试期间遇到梁发，得到此书。[14]密迪乐、麦基、白伦、罗孝全都是当时的人，有一些了解太平天国情况的信息来源，所以他们所说的也有一定可能性。从时间上看，每隔三四年参加一次考试，符合一般人的通常情况，如果说洪秀全1833年还曾参加过一次考试，这是有可能的事。而且《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虽然说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得到此书，但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15]但是，密迪乐等人毕竟不像洪仁玕那样对太平天国有直接了解，而是信息来源更为间接的外国人，所以他们的说法与洪仁玕的说法相比，可信度要较低一些。因此，洪秀全1833年得书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二)病中睡梦
1837年，洪秀全再次去广州参加考试，然而又一次落榜。洪秀全原本以为自己很有才华，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轻易高中，但至此为止已先后参加了多次考试，且只是考秀才的童试，却屡屡失败，因此极为悲伤和失望，精神沮丧愤懑，加之读书备考已十分劳累，因而患了重病，于是他雇下一顶轿子，由两名轿夫抬他回家。回到家中时，病情已经很严重，卧床不起。[16]洪秀全以为自己将要死去，于是让他的父母、长兄、次兄、长嫂、次嫂、妻子等家人来到病床前，向父母表达了自己不能报答养育之恩光宗耀祖的内疚心情。之后他昏睡多日，并在昏睡期间曾进入梦境。[17]这场睡梦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称：“天酉年三月初一日子时，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恩差天将天兵接真圣主天王转天。”[18]这一描述实际上反映出，洪秀全于三月初一日进入昏睡并在昏睡期间出现梦境。其中所说的“升天”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编造，实际上只是昏睡不醒。《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又称：“越有两日下凡。”[19]这实际上是反映出两日后洪秀全从睡梦中醒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记载：“复于初三、四，我主又转高天，大战妖魔。”[20]这实际上说明三月初三、初四两日洪秀全再次进入睡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虽然进行了大量编造，但其中所说的洪秀全睡去和醒来的情节应是真实的。由此可见，洪秀全三月初一开始昏睡，一共昏睡了三四天，并在昏睡中不止一次出现梦境。关于这一梦境的内容，我们今天了解它的途径，主要有《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干王洪仁玕自述》。此外，《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和《钦定英杰归真》也曾简略提及此次梦境。[21]《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详细叙述了洪秀全做梦前后的行为和梦境的内容。其描述内容大致是：多人奏乐并抬一只华美的大轿走近洪秀全，请洪秀全乘坐；洪秀全登上轿子，由他们抬到一个光明而华丽的地方；有许多高贵的男女迎接他，其中有许多是古圣先贤；出轿以后，有一个老妇人带他到一条河边为他洗净身体，随后他与众人一起走进一个华丽的宫殿；一个金发黑袍的老人坐在高处的宝座上，老人告诉洪秀全，世界人类皆他所生所养，但人们却不敬奉他，并带洪秀全俯瞰人间；老人派洪秀全劝告世人敬拜他。[22]《太平天日》刊印于1862年，将洪秀全病梦的经历加以发挥，编造了一个洪秀全受命于上帝的故事，并声称这是真实的经历。与直接介绍性叙述梦境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不同，《太平天日》编造宗教故事并声称其为真实经历，但它所述内容与《太平天国起义记》大致相同，只是细节上有一些差别，并将那个老人明确地说成是上帝，而且声称上帝命他做人间君主，诛杀逃到人间的妖魔。[23]《干王洪仁玕自述》中对梦境有相近的描述，但更为简略一些。[24]《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干王洪仁玕自述》都是出自洪仁玕之手。洪仁玕对洪秀全病梦时的表现及梦境内容是比较了解的。两人同住一村，洪秀全病梦期间洪仁玕曾经前去看望，因此能够见到洪秀全病梦期间的部分行为。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妻子赖氏等见过洪秀全病梦期间的几乎全部表现，事后会对熟人讲述，而洪仁玕能够听到一些。洪秀全病愈后自己对周围的亲友、邻居讲述过梦中经历，而洪仁玕与洪秀全关系较亲密，在病梦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机会很多，洪仁玕会亲耳从洪秀全口中听到梦中的一些内容。1843年洪秀全创教以后，为宣传其教理，再次对周围的人们详细地讲述梦中的内容，其中也包括洪仁玕，在此期间洪秀全曾对洪仁玕详细讲述梦中的内容。[25]1859年洪仁玕到南京以后，直到1864年洪秀全去世之前，两人经常共处一地，其间也可能谈及此次病梦。所以，洪仁玕对洪秀全的梦境必然有一定的了解。虽然洪仁玕对梦境有一定了解，但他所提供的这些材料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宣传的动机。洪仁玕向写作《太平天国起义记》的韩山文讲述这一过程时，太平天国已经起义，升天受命的说教已经确定并为太平天国所正式宣扬。作为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密友，洪仁玕必然会帮助太平天国做政治宣传，尽力维护这一说教的可信性，对外人不可能讲述与这一说教不符的情节，故其所叙述内容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为适应说教而编造的成分。《太平天日》则完全是宗教宣传品，是宣扬编造出来的洪秀全受命升天的故事。《干王洪仁玕自述》是对清方官员的供述，其对往事的追述可信度较高一些。但是，在提供给敌方的供词中，洪仁玕没有必要完全诚实地供述所有事情。而且，洪仁玕被俘后虽明知自己必有一死，但仍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复兴抱有希望。[26]因此，他对清方官员的供词中难免会有一些仍在为太平天国做宣传的成分，特别是他需要继续维护洪秀全受命于天的说教。但是，第一，我们仍然可以据此断定，此梦确实存在，是真实发生了的。第二，依据这些即使虚构成分较多的描述，我们仍可以大致推测出梦境的最基本的情节，得知其大致情景。这就是，洪秀全在梦中来到了一个庄严而且华丽的地方，他在这里受到了一个威严的老人的接见，老人对他进行了一番训导。产生这一梦境的原因，如果做一个推测，一种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洪秀全一直渴望能够金榜题名，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或许这个梦是科举成功并得到皇帝召见的期望所导致的。更大的另一种可能是，他曾经听外国传教士讲道，并简略地浏览过《劝世良言》，于是产生了片断性的、含糊的上帝、天堂等观念，或许这个梦是这些观念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三)思想巨变
1843年，洪秀全在邻村的李敬芳家教书时，李敬芳某天偶然地在其藏书中看到《劝世良言》，向他询问此书的内容。洪秀全回答说此书是从前到广州参加考试时别人所赠送的，未曾仔细读过，对内容还不太清楚。李敬芳于是将此书借回家，读完之后说此书内容极为奇特，与寻常中国经书大不相同。洪秀全听后，对这部书产生兴趣，于是潜心地仔细阅读。阅读之后，他联想到1837年患病时的梦境，觉得书中所说的内容与这一梦境有很多相符之处。[27]于是他将两者互相印证，认为两者都是真实的、正确的，确信书中所说的内容都是真理，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自己的梦境也是一次真实的经历。他认为，自己1837年病梦的实际经历就是，他的灵魂到了天上，受到上帝的接见，梦中高坐在宝座上的老人就是人人应当敬拜的天父上帝。他进而认为，上帝授予自己神圣的使命，派自己到人间来教导中国人，使中国人敬拜上帝。[28]洪秀全之所以如此确信《劝世良言》所说都是真理，以及自己是上帝使命的担负者，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梦境与《劝世良言》内容相符，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能够互相印证。这种一致性促使洪秀全认为两者都是真理，也促使他认为自己受命于上帝，负有教导世人的使命。《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书中所言秀全均以为适符其梦中所历也。有此相符之故，遂令其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彼自己确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29]《洪秀全来历》说：“书中所言教人信实上帝耶稣，遵守十诫，不可拜魔鬼，以及其病时灵魂所见，一一相同，故即照书中所言而行。”[30]《太平天日》说：“(洪秀全)将此书所说反复细勘，因想起天酉年升天及下天所见所为之情，一一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主此时如梦初醒。”[31]洪秀全吸收《劝世良言》中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原有的思想和以往的经历，将书中的内容与自己的梦中经历联系起来，经过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于是，一个新的宗教，即拜上帝教便由此产生了。
二、创立时的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创立时的教义，等同于洪秀全阅读《劝世良言》一书以后所形成的新思想，这是一个含有较丰富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上帝是古今中外的唯一真神；二、中国人在远古时期曾经敬拜上帝，但后来不再敬拜；三、上帝派洪秀全做人间救世主，引导中国人重新敬拜上帝。
(一)上帝是唯一真神
拜上帝教创立时，洪秀全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主宰世界万物，世上所有人的衣食等一切物品，都是上帝给予的；除上帝之外没有其他的神，人们所信拜的其他神都是“邪神”“妖魔”；人人都应该只敬拜上帝，而不应信拜其他神。他还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上帝派遣其子耶稣下凡到人间替世人赎罪。他还认为，敬拜上帝的人死后进入天堂，永远享福，不敬拜上帝的人死后进入地狱，永远受苦。创教时的教义主要反映在洪秀全写于1844—1847年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天条书》《原道觉世训》等作品中。洪秀全在写于1845年的《原道救世歌》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一丝一缕荷上帝”；“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32]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所作的一首诗中写道：“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33]洪秀全在写于1847年的《天条书》中说：“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34]这些言论反映了洪秀全关于上帝是唯一真神的思想。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所作的一首悔罪诗中写道：“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勿信邪魔遵圣诫，惟崇上帝力心田。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35]其中反映了洪秀全关于人生来就有罪的思想。《天条书》中说：“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威风无了期。凡不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条者，定罚地狱受苦，千年万万载，哀痛无了期。”[36]其中反映了洪秀全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
(二)中国人在远古时期曾敬拜上帝
洪秀全认为，中国古书中所说的“天”或“上帝”，与《劝世良言》中所说的“上帝”是同一个事物，中国古书所说的“天”就是《劝世良言》中所说的“上帝”。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此皆上帝之灵妙，天恩能报得光荣”；“顺天者存逆天亡，尊崇上帝得荣光”。[37]他把“上帝”和“天”并提，显然是视之为同一事物。《天条书》中曾大量地引用《诗经》《尚书》《周易》《孟子》等书籍中提到的“上帝”一词的语句，以此证明远古时期中国人已经信拜上帝。[38]这些引用也说明，洪秀全认为古书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洪秀全认为，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和西洋人都是只敬拜唯一真神上帝的，但秦汉以后，西洋人一直在敬拜上帝，中国人却走上错误的道路，被其他各种“邪神”“妖魔”所引诱，不再敬拜上帝，转而信奉这些“邪神”“妖魔”。《原道救世歌》中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其时狂者崇上帝，诸侯士庶亦皆然。”[39]写于1847年的《原道觉世训》中说：“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厉阶。”[40]《天条书》中说：“中国有鉴史可考，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又说：“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41]这些言论都反映了洪秀全的这一思想。
(三)上帝派洪秀全做救世主
洪秀全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普通的敬拜上帝者，而且是担负重大责任的救世者；不但自己应该敬拜上帝，而且还负有上帝所交付的救世使命。他认为，自己在1837年病梦期间，灵魂升到天上，见到上帝，梦中的老人就是上帝。上帝派洪秀全回到人世间拯救中国人，使被妖魔邪神所迷惑的中国人回到敬拜上帝的正确道路上来。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提到这件事时写道：“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42]这是他真实的想法。洪秀全认为，自己从得书到读书的经历，都是上帝为他特意安排的，上帝先让自己生病和升天，教诲自己，然后使自己读到这本书以醒悟一切真相。他自己曾说：“(《劝世良言》)实为上天特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幻想的结果而已。”[43]洪秀全还认为《劝世良言》中多次提到自己。他把《劝世良言》中所引《圣经》段落中的“我”“尔”“伊”等代名词，凡是可以附会成他自己的，都理解成他本人。每当见到其中有“全”字，就以为是指他自己的名字。《圣经》中有“声闻全世”一语，洪秀全将其解释为“秀全的世界”，《圣经》中有“全义也，比金，且多细金，更可欲获”一语，洪秀全解释为“秀全是公义，比黄金更可羡慕”，至于“谁可全知己过”一语，他则解释为“孰能如秀全知过”。[44]正因为洪秀全认为自己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所以会产生这些理解。(四)拜上帝教创立时的性质拜上帝教创立时，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宗教，而不存在任何政治欺骗的成分。拜上帝教的产生，是自发地形成的，是在无意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有意地创立的。创立者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地编造一套说教。创教初期的一些行为反映出洪秀全敬拜上帝的信仰是虔诚而坚定的。洪秀全十分尊崇《劝世良言》一书，如果有人要借去阅读，他必定严格告诫对方切勿私自窜改或添加符号，因为书中记录着上帝的话，是真理。一天，洪秀全去访问一个温姓秀才，与温某谈到了此书及其所记载的真道。温某不相信洪秀全的话，并说：“请把原书给我看，我将为你改正其言，庶可纠正你的错谬。”此话大大触怒了洪秀全，所以温某虽然为洪秀全特意宰杀了一只鸡，准备做饭招待洪秀全，洪秀全仍拂袖而走。在此期间，洪秀全还表现出了强烈的传布真理、完成上帝所授予的使命的决心，决心不畏艰难，努力完成这一使命。他曾高声大喊：“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这几本书岂非是其他一切书所载的真道之基础吗？”产生新思想以后，洪秀全还产生了如梦初醒的感觉，认为自己这时才大彻大悟，才明白了一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对《劝世良言》所引的《圣经》中的宗教故事，洪秀全均信以为真。《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读至(《圣经》中所讲的)洪水泛滥、所多马城之毁灭，及末日审判诸段，彼等(指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三人)皆生恐怖，不知此等灾劫果再临否。”[45]洪秀全以上这些表现都说明，在创教之初，拜上帝教教义与洪秀全的内心真实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洪秀全确实是认为自己曾灵魂上天，是真心地认为自己曾经受到过上帝的召见，受命于上帝，做人间的救世者。拜上帝教成为欺骗性的宗教，出于政治目的而对教义加入编造的内容，那是后来的事情。
三、拜上帝教出现的原因
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二是中国社会较为宽松的宗教环境，三是洪秀全个人特有的个性特征。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明末清初，基督教一度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1721年康熙下令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以后，基督教的活动和信仰者均极少且处于地下状态。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传教。继马礼逊之后，其他一些传教士也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他们翻译《圣经》，编写、印刷并散发传教书籍，劝说中国人信奉基督教。于是，基督教又开始在中国一些地方进行传播，有少量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涉及广州、福建、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但主要是在广州一带活动，很少进入其他地区。如1836年时，在广州的外国基督教教士有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C.Bridgeman)、卫三畏(S.W.Williams)、伯驾(P.Parker)和史蒂文斯(E.Stevans)。[46]虽然中国有可能接触到传教士的地区很少，这些地区里有可能接触到传教士的中国人也很少，但这些传教活动毕竟使这些地区的中国人有少许机会接触基督教。正是在广州的大街上，家住广州附近的洪秀全得以与传教士和基督教发生接触，从而为他接受基督教和创立拜上帝教提供了条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直接促发了拜上帝教的产生，洪秀全正是在接触基督教以后，接受了它的基本教义并进行一些发挥，从而创立了拜上帝教。基督教还极大地影响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其教义成为拜上帝教教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拜上帝教吸收了其大部分基本教义。传教士在宣传基督教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策略。例如在将基督教教义翻译成中文时，为了使所宣称的唯一真神“God”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有意借用中国古书中已有的“上帝”一词，将“God”一词翻译成“上帝”二字。《劝世良言》所引用的《圣经》汉译本中，就把“God”一词翻译成“上帝”。[47]这样，就将中国古书中所说的“天”与基督教中的“God”即“上帝”有意地等同起来。中国人传统上有对“天”或“天帝”的信仰。有时“天”也被称为“上帝”，中国古代经典书籍中曾有多处使用过“上帝”一词，指代“天”或“天帝”，其含意同于“天”。中国古书中所说的“上帝”与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其实完全不是同一个事物。但由于《劝世良言》中用“上帝”两字表述基督教中的这个唯一真神，这就导致了洪秀全的误解，使他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认定两者是同一个唯一真神，并且因此接受了《劝世良言》的全部内容，视其为真理。
(二)中国社会的宗教环境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宗教信仰是比较自由的。中国人所信奉的神灵有很多。中国社会对神灵信仰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对各种神一般都能容许其存在，一个人可以只信奉一个神，也可以同时信奉多个神。中国社会对新出现的神灵信仰也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当一种新神出现时，会有一些人信奉，也会有许多人不会信奉，但不信奉者一般不会去打击它，而是能够容许别人去信奉。一个人增加一个所信仰的神，甚至创立一个以往没有的新神，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事情。这种情况为洪秀全接受《劝世良言》并创立一个新宗教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创立一个新的神灵上帝，不但有可能，也为社会所容许。在中国社会，“天”或称“天神”“天帝”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中国人的普遍信奉，对其极为尊崇。这种敬天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并熟读古书的洪秀全也持有这一观念。他在一些著作中，曾多次引用中国古代经书中关于“上帝”或“天”的语句，这说明他对传统敬天观念的认同和坚信。[48]正是这种传统的敬天观念，加上基督教中的“上帝”概念与中国原有的“天”的概念有相通之处，以及传教士有意混淆两者的传教策略，促使洪秀全误以为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并在这种误认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全部基本教义。敬天的观念对拜上帝教教义的内容也产生了影响，成为拜上帝教教义主要借鉴对象之一。拜上帝教认为，“天”即“上帝”，是世界上的唯一真神，并认为中国远古也同西洋人一样是敬拜上帝的，这一教义主要是来源于基督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传统的敬天观念。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与基督教某些教义也有相近之处。如基督教中有“天堂”“地狱”“来世”等概念，中国人原来也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并认为好人升天堂、坏人下地狱。两者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致性，也促使洪秀全接受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另外，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相信托梦，认为人的灵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脱离身体。因此，洪秀全在读书以后，很自然地以为1837年之梦是自己的灵魂脱离身体而升天，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很离奇的事情。
(三)洪秀全的个性特征
洪秀全能够产生一系列新思想，创立一个新的宗教，也与他的一些个性特征有关。洪秀全在早年生活经历中，老师、家长等周围的人一直对他十分赞赏，认为他很有才华，并相信他一定能早日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从而做高官、光宗耀祖。为此，有的教师愿意免费教他，有的族人向他提供物资帮助；父亲虽家境不裕却坚持供他上学，并时常在人前夸奖他；洪秀全因家境原因停学以后，有同学因认为他有才学而请他伴读以为助益；停学后人人都叹息，认为很可惜，并为此聘请他为村塾教师。[49]周围人们的这种态度，对洪秀全个性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形成一种十分自负的个性。他认为自己很有才华，而且具有较高抱负，希望自己成为显赫的大人物，并且坚定地相信自己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洪秀全在读了《劝世良言》以后会认为自己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与他这种自负的个性是有关的。同时，由于洪秀全一直自恃才学高超，却屡次考试不被录取，抱负不能实现，于是心中感到压抑和抱怨。《干王洪仁玕自述》中说：“(洪秀全)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自此时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唯道试不售，多有抱恨。”[50]在这种心态之下，当遇到相应的机会时他容易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为，以实现出人头地的个人抱负。因此，这种抱怨心态对洪秀全产生新思想、创立新宗教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洪秀全具有喜好新奇事物的心理特征。在读书期间，他就在学习四书、五经以外，阅读了许多内容比较奇异的史书和小说。[51]由于具有这种心理特征，洪秀全能够接受非正统的、在一般人看来比较新奇的思想。在阅读《劝世良言》之后轻易地接受了书中内容，与他这一心理特征是有关的。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读了《劝世良言》这种书以后，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接受它，认为它所说的是真理，另一种可能是排斥它，认为它所说的是荒诞的。由于《劝世良言》中的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不同，所以多数人可能会采取后一种态度。但洪秀全是一个比较喜好新奇的人，因此当他阅读《劝世良言》以后，很容易地接受了其中的内容。
余论
由上述可见，拜上帝教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并没有一定会孕育出拜上帝教的土壤，或者说，拜上帝教并不是必然要出现的。只是出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包括洪秀全的个人因素，拜上帝教得以创立。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存在，太平天国这场大规模运动的兴起却是具有必然性的。由于拜上帝教后来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发动的诱因，因而结果就是，一个偶然性事物，诱发了一个必然性事物的产生。拜上帝教的出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人为地、有意识地为了某一目的而创立。拜上帝教的出现，实际上就源自洪秀全的真实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洪秀全产生了一套新思想。一套新思想出现了，拜上帝教这一新的宗教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拜上帝教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客观的“形成”过程，而不是一个主观的“创立”过程。这也反映出拜上帝教的性质有一个变化过程。创立之初，它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性，其教义完全就是洪秀全的真实思想。后来，当洪秀全等人于1848年决定反清起义以后，为了给起义制造理论基础，才开始有意地对拜上帝教加以改造，加入了大量有政治目的的欺骗性的教义。此后拜上帝教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它不再是纯粹的宗教，而是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基于上述论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和缘起。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旧式农民战争，旧式农民战争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宗教性的，如黄巾大起义，一类是没有宗教性的，如明末农民起义。由于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中的存在及其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太平天国无疑是具有宗教性的，而且宗教性很强，属于前一类。同时，太平天国又与其他一些同样具有宗教性的农民战争有所差异。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并不是先有反清起义的想法，然后创立一个宗教作为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工具。而是先出现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宗教，此后在传教的过程中，与当时的社会矛盾相结合，从而引发了起义，并成为起义的指导思想。太平天国运动缘起于一个纯粹意义宗教的传教过程之中，这与历史上那些出于动员起义的政治目的而有意创立宗教的陈胜、吴广起义之“狐鸣篝火”、黄巾起义之“太平道”等，都是不同的，这是太平天国起义自身的一个特点。
注释[1]传统观点认为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是《天朝田亩制度》。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虽确是一份正式发布的文件，却并未曾得以实施，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并且，在宣传能力极强的太平天国，所刊印的书籍“汗牛充栋、人人习见”，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宣传却极少，甚至时人几乎无人知道这一文件的存在(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60页)。相反，在太平天国，对拜上帝教的宣传连篇累牍，随处可见；“敬拜上帝”被奉为最高行为准则；拜上帝教所宣扬的“独拜上帝”(即天下所有人都敬拜上帝，成为拜上帝教的信徒)和“杀尽妖魔” (即推翻清政府，拜上帝教中的“妖魔”指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兵)也被太平天国当作最终的奋斗目标。所以，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实际上并不是《天朝田亩制度》，而是拜上帝教。此问题已超出本文探讨范围，兹不赘述。[2]如段本洛：《“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亡》，《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陈玲：《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成败》，《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周俊杰：《论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兴衰的影响》，《军事历史》，2019年第2期；宋德华：《拜上帝教：中西文化畸形结合的产物》，《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刘美英：《洪秀全拜上帝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联系》，《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杨军：《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与道教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3]参见苏双碧：《论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求是》，1993年第2期；董剑平：《洪秀全与拜上帝教》，《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张晓思、胡维革：《拜上帝教新论》，《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齐春晓：《洪秀全与西学东渐——浅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对拜上帝教做了系统研究，其第一章第一节中对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过程有所涉及，但叙事仍较简略。方之光、崔之清的《洪秀全的反清思想与拜上帝教的创立》(《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一文叙述了拜上帝教的创立过程，但该文认为洪秀全先决定反清后创立拜上帝教，把拜上帝教当作起义的工具，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故该文对创教过程的叙述也是不够准确的。[4]参见陈立生：《谈谈拜上帝教的思想结构模式》，《广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岑贤安：《洪秀全拜上帝教哲学新论》，《学术论坛》，1989年第2期。[5]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二章专门阐述拜上帝教的教义，论述详尽深入，但其立意在于系统考释拜上帝教中的上帝、魔鬼、天堂、地狱等概念，而并非着眼于探讨教义的演变过程。[6] [瑞典]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840页；《洪秀全来历》，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689页；《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7] [新西兰]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4－846页。[8]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4－846页。[9]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10] 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Hong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54.[11] T.T.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 London：Smith, Elder & Co., 1856, p．75.[12] J.Milton Mackie, Life of TaipingWang, New York: Dix, Edwards &Co., 1857, p．61.[13] Lindesay 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62, p．66.[14] “The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20,1853.[15]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0页。[1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0－842页；《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2册，第407页。[17]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0－842页；《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2册，第407页；《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18]《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1页。该书写于1860年，专门叙述1837年洪秀全病梦期间，洪秀全的两位兄长所见所闻的洪秀全的言行。[19]《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11页。[20]《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11页。[21]《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63页。[22]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1－842页。[23]《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6－41页。[24]《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2册，第407页。[25]《洪秀全来历》，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90页；[美]罗孝全著，简又文译：《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22页。[26]《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二册，第418页。[27]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4－846页。[28]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8页。[29]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8页。[30]《洪秀全来历》，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89页。[31]《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43页。[32]《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页。《太平诏书》是洪秀全早年所作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几篇诗文的合编。自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到1847年前往紫荆山，洪秀全的思想在此期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这些写于创教后几年之内的作品，能够基本反映创教时的思想。[33]《洪秀全来历》，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89页。[34]《天条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1页。《天条书》的内容包括在各种场合举行敬拜上帝仪式时所用的祈祷文，以及十条戒律。[35]《洪秀全来历》，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89页。[36]《天条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6－27页。[37]《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14页。[38]《天条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6－27页。[39]《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页。[40]《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0页。[41]《天条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6－27页。[42]《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3页。[43]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8页。[44]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9页。[45]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6页、848页、849页。[46]据卫三畏1855年7月1日写于广州的关于基督教会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报告，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145页。[47]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48]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49]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38页。[50]《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第2册，第407页。[51]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38页。
作者简介：吴彤，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注：转自“史学集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