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研究

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因工业毒害气体外逸和烟尘飘浮降落，己遭受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主管和职能部门并未置之不理，大致有代表“国家管理'在位'”的政治“响应型”和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两种类型和动力。1972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便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海方面搞普查，抓落实，努力推进治理工作。但工矿企业强调“三废”难治、难免，甚至敷衍搪塞，加上市区工厂将毒害产品移向郊区的社队企业，造成泛滥性的污染，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始终严重超标。起根发由，此十年，上海的工业生产伴随着能源耗费成增长态势，强势的工业排放呑噬了弱势的治理；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决定了工矿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单位为重”的管理“重生产-轻治理”成为痼疾；土法上马的“作坊式”治理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技术和规律。正是这三重因素的叠加，最终造成“有治理，难作为”的局面。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报告
上海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近百年来的工商业勃兴，在经历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进入（资本、市场、企业、人口汇聚）和此后新中国“一五”“二五”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以“重工业”为中心），尤其是“大跃进”运动的折腾，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暴发。如果说1963年上海黄浦江首次出现22天的“黑臭”，并持续经过十年“文革”至90年代，标志上海城市水系的全流域污染；那么，1964年10月，在上海桃浦化学工业区新埋设的窨井内发生5人硫化氢气体中毒、一人致死的工伤事故，则证实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已达到严重的程度。市环境卫生局的事故报告承认：“从全市来看，工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有毒害的废水、废气，除排入城市下水道外，还有大量排入水体和大气的，对城市环境卫生和人民生活、身体健康安全的危害影响还是相当严重”，且对“农作物生长和市政工程的危害威胁仍然存在”。据上海“三废”综合利用工作组对化工、冶金、轻工、纺织等行业的调研报告：上海工业“三废”数量大，种类多，性质复杂，分布面广，“据粗略估算，每年约有工业废气二十五亿至三十亿立方米（废水三亿六千万吨，废渣四百万吨）”，“危害比较严重的有：硫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氯气、二硫化碳、二氧化氮、氨气、氟化氢，等等”。例如，“五洲制药厂共有十四种工业废气，每天排放的有害废气总量约三千立方米”，“每逢国宾路过该厂时，外事部门不得不要求部分车间暂停生产”。据化工局自查：“天原化工厂的氯气排放时，附近小学停课，师生集体逃难”；华元染料厂“硫化氢放空，影响天文台测时”；上海焦化厂生产炭黑，“农民称它为黑龙”，因黑灰落在菜上，蔬菜难卖，“61-63年仅炭黑造成的损失就赔款40，000元”；华恒化工厂大量三氧化硫放空，“周围居民连热天也不敢开窗，晒台上的衣服一遇到气体就变色发脆”，“气体所到之处，大人小人引起咳嗽，附近有个空军疗养院也受到气体侵袭”；上海冶金局所属的几个炼钢厂，仅化铁炉排放含硫、磷化合物和氟化氢的废气，“平均每天高达470万立方米，工厂周围烟尘弥漫”，因损害附近农作物，“单上钢一厂平均每年农业赔款达六七万元”。在上海的工业废气中，煤烟排放是另一个不可轻忽的污染源。“据估计，全市每天排入大气的烟灰总量在一千吨以上”，仅杨浦发电厂一家，“每天排空的烟灰达二百吨左右”。或许，有毒废气的排放直接危及附近居民的生活、农民的收成，聚集在一个个的焦点上，矛盾乃至冲突十分明显；煤烟型排放则在更开阔的空间随风飘浮，因为成千上万的工矿企业已在上海构成了工业生产基地，“大多数工厂的烟囱仍是一条黑龙”，对整个城市大气环境的危害十分严重。其实，上海工业主管部门对“三废”的处理和利用，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一五”期间，大量的资源随意抛弃，只有部分工厂对危害职工健康的排放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1957年市废品公司设立糠酸商店，经营回收废酸的业务，也是因为全市硫酸资源紧张，为了弥补供应的不足。“二五”期间，工业产量迅速增长，新兴工业快速崛起，产品种类愈加复杂。1960年3月，市委从“增产节约”的角度，提出综合利用数量庞大的资源。直至1963年，市委才在第三届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对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采取“处理和综合利用相结合”，“变有害为有利”的方针。一些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成效，如新中国化工厂采用泡沬吸收法，减轻了氯化氢废气的危害程度；利生化工厂“每年排出氯化氢、氯气等有害气体四十三万立方米”，每逢阴雨天“车间内乌烟瘴气，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工人说：‘上班如入云雾山中。’”后来，因增设了简易回收设备，车间里已闻不到强烈的臭气。消烟除尘方面，如杨浦发电厂通过改进锅炉，使每天排放二百吨左右的烟灰减少至六七十吨；上海酒精厂、大中华橡胶一厂等也改进燃烧技术，基本消灭了烟囱黑烟。为此，1966年市工业“三废”管理的工作方案要求对熔钢、电镀、金属加工等企业的氧化锌粉尘、抛光粉尘和二氧化硫、氯化氢、氧化亚氮、硫化氢及酸雾等有害气体进行回收；在煤烟排放方面则结合节煤工作，通过“解决煤的充分燃烧”，“推广高效的除尘设备”，促使“用煤量大的工厂首先解决烟尘问题”。方案的标准和要求包括电镀行业镀铬废气中回收铬酸100吨，从熔铜企业的废气中回收氧化锌1000吨，炭黑粉尘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等。

综上，检阅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城市的环境史，从发生的意义上说，市委的号召与工业污染的恶性暴发处于“同频共振”的时段中。一方面，“三废”之一的大气污染，既表现在有毒、有害气体的溢出性排放，不仅在厂内妨害工人的健康，更在厂外侵扰百姓的生活；还表现在工业煤烟的笼罩性排放，以致城市的上空飘浮着一片片的雾霾。这种企业生产的污染物排放于社会的公共空间，微薄状不显见，一旦累积成持续不散的连绵状和团聚状，上至城市的管理者，下至城市的生存者， 均不可能视若无睹，恝然置之。所以，另一方面，市委及管理部门的态度和措施是积极的，不仅下指令，定方案，且相当具体和严正。如方案规定回收毒害废气，即便“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也得“全面推开工作”。特别对“地处人口密集，气体危害最大”的工厂，即便“无法回收利用又难以安装处理设备”，也应“调整厂房，调整产品，予以解决”，甚至还组织力量科技攻关，给予资金上的匡助。按理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良性运作，应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事与愿违，客观上暴发性的污染积重难返。主观上各厂家纷纷摆出“到顶论”“难免论”“条件论”，甚至“坐等上级解决问题”，更有报告坦称：“今年的三废工作，对废水的处理，制止黄浦江水质恶化问题是明确的。但对废气、废渣的处理和利用还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上海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之路还很长远。


二、两种类型和动力
1966年之后，上海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就此成立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市革命委员会，面对城市的环境问题，并非置之不顾，恰是围绕着黄浦江的黑臭，接续1965年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为坚决制止黄浦江水质继续恶化而努力》的报告，于1968年正式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向黄浦江、苏州河污水宣战”的号召，以行使“国家管理‘在位’”的职能。实则，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原定“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的方针，因“考虑备战的需要而改变了”，上海“三五”时期的生产性建设得到发展。所以，上海作为工业基地产生“三废”污染势在必行，且并非独此一家，北京、沈阳、吉林等城市亦然。1969年后，“各工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工作也得以恢复，煤炭、冶金、电力、轻工等几个工业部门相继召开了专业会议”，周总理在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以水污染治理为重点的环境保护工作，自然也牵连出大气污染的问题。如提出“向天空要宝”，一些厂家“把放跑的二氧化碳气体收回来，再生产工业上所用的液体二氧化碳”等。故此，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响应型”和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两种类型和动力。先说自上而下的政治“响应型”。毋庸讳言，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形态，必定将要不要战“三废”和怎么战“三废”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斗争”的层面上来理解和把握，且随着“斗批改”目标的转化，还不断附着政治的寓意。如1964年，上海燎原化工厂为解决毒害气体的泄漏，而“分三批共拆迁居民186户”的事实，成为消极应付、放弃治理的“大批判”材料；又如针对“化工生产三废难免”，则狠批所谓“一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至于上海环境中测出“汞老虎”（含汞废水、废气）后，更有主要领导紧急召开全市会议，强调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和两条路线、两种社会制度的高度来抓”。在此，不必纠缠说辞的变化，恰是“文革”非常时期，推进城市大气污染治理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何况，这种政治“响应型”的功能，确实能够见风即雨，一个个号召、一个个指令，便可发起一阵阵行动。1972年初，市委传达国家计划会议精神，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向三废开战”的号召。同年4月中旬，国家计委、建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烟囱除尘”现场交流会。在各工业条块的调研后，同年8月，市委召开关于“三废”问题会议，之后，市革委会工交组即向各工业局传达会议精神；冶金局特邀杨浦区昆明街道和宁国街道的群众，针对新沪钢铁厂和上钢二厂的烟尘问题，“批流毒、揭矛盾、促转化”；轻工局在“全局共418只烟囱，已解决153只，占百分之35”的局面下，组织了“一吨以上锅炉烟囱除尘现场会议”，要求“年内一至四吨的锅炉全部消灭黑烟”；纺织局、机电一局、手工业局等则纷纷召开所属公司会议、重点厂会议、生产组负责人会议等，以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一个高潮”。正是在这种政治“响应型”的动力下，上海工厂较为集中的普陀区从抓“消烟除尘”入手，将“本区内300多个工厂编成16个互助组，指定48个厂为组长厂，召开大型现场会和举办学习班”，同时，还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里弄干部、退休工人、红小兵到‘三废’比较严重的工厂去宣传”。上海市委及时推广了普陀区的经验，在全市十个区建立了“三废”治理管理组。关于汞害的问题，因市委、市革委会十分重视，“把汞害作为政治仗来打”，全市“含汞废气比较严重的有11个厂，已有6个厂搞了净化措施”，例如，上海试剂四厂“仅汞试剂产品就有20多个，用汞量相当于全市的三分之一”。因“认识到根子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全厂“锅炉烟囱安装了除尘措施，基本上做到不冒黑烟” 。代表“国家管理‘在位’”的政治“响应型”，因“抓革命”的政治主导，必然产生组织群众，集合作业的效果，必然成为“文革”时期推动环境治理的动力之一。然而，坦言之，这种政治“响应型”，因很大程度上是回应政治的需要，以致难以避免会产生口号和计划的夸饰。如1971年，上海燎原化工厂为“学大庆，战三废”，经讨论“五一前完成十个项目”，“七一之前再完成二十个项目”，“决心在年内实现无害工厂”。事实上，“有三项重大项目的土建工程，无论在施工力量、施工技术以及物资供应上均有困难”。1972年，在化工局战“三废”的现场会议上，“一年要用金属汞约10吨”的吴淞化工厂，喊出了“奋战两年，征服公害，狠抓五毒（汞、苯、砷、酚、氰），年内消灭水银害，烟囱不冒黑烟、黄烟 ……定叫环境换新貌”的口号。如此因政治响应而膨胀的激情和决心，当在现实中因各种原因不能兑现时，反而会挫伤可持续进展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更何况，当政治“响应型”的行动与工矿企业的生产任务相冲突的时候，谁能保证不会产生搪塞、敷衍、拖拉等泡沫化的后果呢?!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治理史上应记取的教训之一。再看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城市水污染如水体黑臭、鱼虾绝迹等，是以流域附近的生态污损为重，在不同的区域引发上访、索赔甚至堵塞排泄管道等事件。比较而言，因置业的历史缘由，上海的数千家工矿企业多与居民区错杂地联结一体，其排放的毒害气体，不仅严重斫丧操作工人的健康，还直接侵扰着居民的生活，这必定会自下而上地造成“倒逼型”的后果。据1966年的统计，市环卫部门收到的人民来信，80%是指控化工、冶金行业排放的有毒废气，即为明证。1969年冶金局的报告称：全局“除废蒸气的利用已由节煤小组抓外”，“影响严重的转炉、电炉、化铁炉的烟气和其他有害气体的处理工作，日前还未开展”，而“各厂的转炉、电炉的灰量，每年约有38000吨左右”，且“含铁量在40%以上”（很有回收价值），“都是没有经过净化直接排入大气的”。如此大面积的空气污染，成为弥漫在城市上空的毒罩，人人视觉可见，嗅觉可闻，甚或体肤可感，怎能不导致“人民来信反映此问题”呢？！其实，“倒逼型”的动力，或者说直接的后果，在污染源的发生地——相关工厂车间和附近居民区——则更为间不容发，触目惊心。大量产生“三废”的工厂“浓烟满天，灰尘满地”，1971年4月，面对包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生态“公害”，卫生部军管会曾向全国发出《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

市革会工交组《关于战“三废”、除公害工作要点的请示报告》披露：在上海，因设备条件和生产环境相当落后，导致八万多第一线的操作工人接触毒害物品，近三千人中毒发病。正是这种“倒逼型”的机制，促进主管部门承认“防治工作抓得较差”，故“年内要求各工业局都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小组，依靠群众，贯彻预防为主，狠抓措施，降低发病率”。再据1973年的调查，“发现接触氯气的工人患病率高达百分之25.4，氯气污染区居民患病率为百分之16.3”，“接触二氧化硫的工人患病率高达百分之25.9，二氧化硫污染区居民患病率为百分之16.8”。然而，令人叹息的是：本市使用汞的工厂共61家，1970年才从黄浦江、苏州河的水样化验中发现汞的痕迹，竟然扩散得如此迅速，产生如此大的危害，这说明汞害的沉积已很长久，只是在一个域限点上暴发而出。来年，在有关职能部门核查中被市委领导批评的有数个厂家，其中上海灯泡厂汞车间的空气测定，“含汞量超过标准7到17倍，下水道中有很多水银”，好在这个车间的员工三个月轮换一次，“工人中仅有一人发现尿中有汞”，反倒是因汞气外溢，附近的车间“发现了七名职工尿中有汞，其中五名较严重”。年产日光灯450万支（外销17万支）的荧光灯厂，因灯中需加少量汞，导致该厂“有93人次排汞治疗，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其中女工占三分之二”，眼下“有24人汞中毒，已调离工作，其中11人在疗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加水银工作仍靠手工”。1969年厂房改建时，设计脱离实际，层高不够，通风不良，地面无排水沟，造成“车间内室温超过40度，汞蒸气超过35倍左右”，加上车间卫生工作不到位，“地上有很多碎日光灯管，增加了汞蒸气含量”。手工业局生产测温仪表和灯管的工厂“汞用量年约800公斤”，其中一家工厂“30多人中有20多人尿汞，情况严重”。可见，工业生产导致的毒害气体污染，不是人员的调离、疗养和治疗就能解决的，而需要整个企业环境的改善，通过现代科技的支撑，实现结构、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性变化，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备成熟的机缘、认知和条件吗？事实证明，“倒逼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显效的。吴淞化工厂用金属汞做触媒生产乙醛，年产6000吨左右，为全市用汞大户。多年来因“车间里的汞蒸气浓度超过国家标准五到三十倍”，使一半以上的生产工人不同程度地汞中毒，“其中三十四人体内汞离子浓度超达国家标准六到十二倍，有的出现心动过速、失眠、记忆力减退、手颤等症状”。面对这种既影响劳动出勤率，又威胁职工健康的事态，吴淞化工厂的工人喊出“不能再让‘汞老虎’害人”的口号，“迫切要求领导支持非汞法生产乙醛上马”。该厂组织“三结合”班子，“先后投资九十多万元”，经“上百次的试验”，试制成功了磷酸铜钙代替汞做触媒生产乙醛的新工艺。但该工艺需解决380—400摄氏度的热源问题，即每月用油300吨左右。因供油问题尚未落实，新工艺“就有夭折的危险”，“广大职工有很大意见”，甚至流着眼泪说：“非汞法不上马，‘汞老虎’又要吃人了”；“我们还得到医院排汞，希望领导支持我们”。工厂毒害气体外溢，飘浮出车间和围墙，给居民带来危害。据计算，一根烟囱的烟灰会降落在方圆两千米的区域内，其危害不可小觑。坐落在虹口区的上钢八厂，陆续收到居民寄来的装着烟尘灰的来信，信中声称：“我们家一开窗，满桌、满室都是烟尘灰，这一包尘灰是从桌子上刮下来的。”附近小学的老师也来信，投诉学校环境受到烟尘的危害，并强调“为了保护下一代的身体健康，希望你们领导迅速采取措施”。坐落在市区的小型工厂问题特别严重，如黄浦区东宁化工厂的有毒气体，使周围800户居民“反映有恶心、胸闷等症状”；江湾五角场地区一烧结距离学校仅15米，使师生无法开展室外活动，经空气测定，“在离车间100米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340倍”。与市郊接壤的多为大型工厂，排放的滚滚废气可以遮蔽一片天空。如靠近上钢五厂一侧陈巷大队的近90亩水稻，因抽穗开花时受烟气影响，而“造成颗粒不收的后果”，“还有500余亩水稻田严重减产”，不仅难以完成“上交国家的公粮指标，社员也没有余粮”；棉花、油菜和豆类的品质和产量均降低，大队养牛20余头，因吃了“沾有烟气的青草和稻草后，大多生坏骨病和坏脚病”，现在一头都没有了。手工业局宝华冶炼厂因铝灰污染从市区迁至大场，但仍未采取措施。附近生产队反映，飞扬的铝灰使黄瓜、茄子只开花，不结果。后农民发现该厂把含铝废水排入农田，“40多个农民拆除了工厂15米砖砌围墙和部分竹笆墙”。工具设备公司只得“派人向生产队赔礼道歉，但铝灰飞扬等问题还未认真研究解决”。上海第二冶炼厂则常年因有害气体外逸，对厂区附近5个生产大队进行农作物赔偿。1974年“全年共计影响农作物面积多达2842亩，总计赔偿114196元”。最为严重的是6月21日，因设备事故烟囱倒灌，大量含氯废气外逸，造成一些社员胸闷、咳嗽，个别甚至“接氧气和药物治疗”。事故发生后，厂党委立即作出停产决定，并“发动群众猛攻废气含氯量高和气体外逸关键”，将“氯化炉通氯量由过去的每天22吨，压缩到每天12—14吨”。在市革会工交组、郊区组的责成下，还“按照原拆原建的办法”（拆迁面积2603.91平方米，需补贴费用40045元），对13户社员进行了搬迁。面对此类由外而内的“倒逼”，作为邻居的厂家如何处置呢？有蛮横无理的，说“哪家工厂没烟囱？哪个烟囱不冒烟？……解决烟囱冒烟问题，我们管不着”。也有同情理解的，位于郊区的吴淞化工厂党委，看到附近的贫下中农“夏天关起门来吃饭，戴着草帽乘凉，晒衣裳看风向”，枨触甚深，“痛感三废治理不搞不得了”。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废气治理的类型，政治“响应型”和现场“倒逼型”是两种不同的动力。前者拉动，却有随势而变，忽冷忽热之虞；后者促动，却有心余力绌、弱势吁求之困。但存在的努力，终究是一种有益的推进。


三、“国家管理”的三个重要会议
在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史上，1972年应该是一个纪年标志。在这一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在大会上的报告中阐明我国政府针对工业“三废”，正有计划地开始进行预防和消除的立场。这说明在“时—空”点上，尽管中国的环境治理在经验、技术等方面处于托始的阶段，但毕竟与国际平台的呼吁和推动踏在了同一个节拍上。作为对舆论的配合和响应，国内的报纸转载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日本公害日益严重，“居住在东京的被调查者中，有百分之六十回答说，他们受到了大气污染的危害”。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开始编印《世界环境保护消息》《环保技术资料》等情报，介绍国外的环境管理和环境政策，医务人员则组织环保宣传小分队，在静安公园举办环境保护治理污染展览会，“展出大小版面、实物52块，60个项目，参观者近万人”。社会宣传方面可圈可点，上海市委召开会议，掀起了“战三废”的热潮，也有一定的成效，具体情况可见当年年底工业系统消烟除尘统计表（表3）。

如表3所列共36个市直属局，以烟囱总数为准，排列前五位的是机电一局（776），纺织局（720），轻工业局（582），冶金局（516），化工局（329），五局烟囱数相加竟然大于全市统计数的一半以上，足见大局、大厂的工业排放严重威胁大气环境。同时，非工业生产系统的教育局、机管局也在列，说明该统计的覆盖面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否囊括了全市的烟尘排放点呢?事实并非如此。上海的工业布局分为“条条”和“块块”，直属局归口于市工交组的“条条”（“文革”前归口于市工业党委），“块块”则属于各区管辖的工矿企业，后者显然不在此统计中。同年，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对锅炉、烟囱进行普查的通知》，要求各区（县）成立“烟囱普查小组”落实执行。经查的结果就比较齐全，北京市大大小小的“锅炉、茶炉和窑炉共1.6万余台，烟囱1.2万根。全年排出烟尘达37万吨”。上海当年的几组统计不很匹配。

两个月之间，仪表局、轻工业局和冶金局的烟囱总数陡增（机电一局则前后一致），是因为工业炉、窑的烟囱数均没有统计在内，治理的只是一般的锅炉。至于手工业局的烟囱数减少些许，则应是该局上报的统计数有所变化。而经消烟处理的烟囱数齐齐加码，完成的比例数自然大幅度提升了。同期，如1972年9月22日《文汇报》在《本市烟囱除尘取得良好成绩》的报道中称：“到目前为止，已有一千五百个烟囱安装了除尘器。”年底的《三废治理，综合利用情况汇报》称：“到11月底为止，全市6千只烟囱中，已经采取了消烟除尘措施的约有二千只左右。”为什么这些数据的纵横比对是如此交错混杂呢?其原因是调研部门多头出击，客观上存在着统计失误。而此阶段工业系统快马加鞭，的确完成了一些改进项目。这里存续的问题是：突击性的改进项目，并在纸面上形成高达50%左右的完成率，在技术上、功能上和效果上，确实能如同北京的报告所言“力图在短期内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吗？据上海1972年《“三废”治理、综合利用情况汇报》：因前一时期推广二次进风，使二吨以下小蒸气锅炉的煤炭充分燃烧而消烟除尘，虽措施简单但有效果，即便如此，却因司炉工“劳动强度增加不易巩固”，“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靠锅炉改造”。而全市两千多只大型的工业炉、窑烟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经济有效的办法”，所以，“全市还有三分之二的烟囱仍在冒黑烟”。比如上海炼油厂的催化装置，每天烧120至150吨石油气放空成火炬，“火炬上的火焰黑烟长达30米”，附近农民反映，火炬“烤得河里小鱼翻肚皮，烤得母鸡不回窝”，“白天像条大黑龙，夜里像条大火龙，实在是条害人龙”。一张状纸告到了市里。《“三废”治理、综合利用情况汇报》实事求是地承认：通过手工加煤锅炉和工业炉、窑的消烟除尘，减少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对大气的污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才刚开始试验”。为此，上海市在对工业系统消烟除尘工作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市、区卫生防疫站在工业区、居民区、商业交通区等设立固定采样点，对全市的大气进行采样调查（1月、5月、9月各点采样三次，每次连续采样五天）。经采样分析认为，本市“空气中烟尘沉降量平均每月每平方公里为30.28吨，烟尘浓度平均每立方米0.67毫克，二氧化硫浓度平均每立方米0.13毫克”，“大气污染情况比较严重”。继而上海市对全市10个区、4个县的小型工厂（街道工厂、社办工厂）进行普查，“证实了废气是‘老慢支’病因之一”，“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作为“国家管理‘在位’”的佐证，1973年8月5日到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控制工业点源污染为主的空气污染防治工作”受到重视，城市大气污染方面制定了卫生标准，“规定每月每平方公里降尘量不得超过8吨”。因近两年内，上海“以抓‘废水’治理为主，适当兼顾‘废气’治理”，上海代表团在会上受到表扬，并“列入全国搞好环境保护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但上海代表团仍检讨治理“三废”抓得不紧，尤其工业集中地带，如“杨浦工业区每月每平方公里降尘量达到103.4吨，超过了卫生标准13倍左右”。据全市15个点测定，“二氧化硫浓度几乎全部超过卫生标准。其中北火车站附近日平均最高值浓度超过卫生标准6倍”。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上海随即召开全市治理“三废”保护环境会议。会议指出，上海是全国环境保护的重点城市，应“在短期内改变上海的环境面貌”，市工交组提出了“狠抓消烟除尘”的目标。

与此同时，市革委会通知各有关单位：自1974年起试行由国家计委、建委和卫生部批准的国家版GBJ4-73《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并根据该文件第八条，组织市气象局、卫生防疫站、化工局职防所、第一医学院、同济大学、市规划、电力、冶金、市政设计院等单位，成立了“上海市工业‘废气’‘废水’排放试行标准”起草小组。因上海市区的工业相对集中，大气已受到严重污染，“汞、挥发性酚、氰化物、生化需氧量及耗氧量等五个项目”的废气，“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故上海标准比国家标准更高，如化工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气筒高度为八十米，每小时排放量不得超过一百九十公斤”，上海版的标准“规定为每小时一百公斤”。此前，治理“三废”的重点在“条条”（市属工厂），时下也带动了“块块”（区属工厂），例如上海静安区区属单位共27台蒸气锅炉，已“普遍安装了除尘设备”；区人防工程土窑35座，“原有烟囱110根，现已减少了54根，低改高3根”。处于通往虹桥国际机场要道的革新塑料厂，为锅炉装了双极涡旋除尘器，但因烟囱高改低，导致颗粒较小的烟尘不能去除，使得“厂区内黑烟弥漫”，有人提出“还是把烟囱竖竖高”，厂革会组织群众讨论，一致表示“誓为人民除黑龙”，后采用了袋式除尘法，基本上消除了黑烟。综上所述，从1972年中国代表团出席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7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再到上海市的治理“三废”保护环境会议，面对国内各工业城市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即便在“文革”运动的非常时期，即便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舛误，“国家管理”在职位和职权上仍有所体现，有所表达，在职责和职能上，仍有所运作，有所行使。上海各管理机构也积极响应，搞普查，定方案，抓落实，决心不可谓不大，目标不可谓不明，甚至汇聚高校、设计院等科研力量，制定上海版的排放标准等。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的基本史实。至于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推进治理的效果如何？缘由何在？则是后续的问题。


四、20世纪70年代的困境
后续的数年已为“文革”后期。上海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非令人满意，来自工业系统的《简报》时时传来背兴的消息（直至抄报市委、市革委会），特别是来自几个老旧的工业区的消息更是如此，如闸北区和田路集聚着上海染化厂、涤纶厂、香料厂、化学原料厂、日用品化工厂、表带二厂、第九制药厂等“三废”污染严重单位，且与稠密的居民区相连。化学原料厂飘扬的氧化镁，“整天像下雪一样，散满居民的房间”；染化厂的烘干工序不密闭，大量染料从烟囱里飞出来，漫天的烟尘“黑的、白的、蓝的、红的、五颜六色”，把“居民晒着的白衬衫变成了花衬衫”；该厂炉子一天三次出灰时，群众说“浓尘迷漫，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更严重的是日用品化工厂烧香料的下脚、涤纶厂的联苯醚等有毒废气，又多又浓，刺激性极强，使人恶心难受。且不论“附近树木枯萎”，居民中“患咽喉炎、气管炎、肝炎”等，更可怕的是“民华路小学的545个学生中，患白癜风的有24名”。为此，“附近居民曾多次联名写信向市、区领导反映，要求各厂迅速采取措施”，却因“长期未见改进，居民与工厂之间矛盾十分尖锐”，甚至还发生“居民用石块砸了厂房玻璃的事件”。1974年9月2日，市革委会工交组接报上海铁锅厂与附近居民发生冲突事件。因该厂的功能为“综合利用”，即“每天要把废品公司送来的三四百吨铁末、铁屑、铁刨花炼成再生铁”，故产生“砂尘、铁屑、三氧化硫、硫化氢和噪声”等。居住在附近的3516厂职工张贴大字报，指责该厂是“毒气厂”“害人厂”，要求其“停产、滚蛋”，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等，引起了数百人围观。后经市三废办、手工业局与3516厂代表、街道党委和居民代表开会协商，厂方表示欢迎大字报，准备采取措施。但散会后不久，当晚，3516厂职工联系居民群众“五百多人，围冲铁锅厂，要厂里马上解决三废问题”，“给铁锅厂运送焦炭和原料的汽车也被拦在厂门外”，以致工厂值班人员与在场群众“发生了殴打”。闸北区民兵指挥部以为流氓“打群架”，派来一车民兵平息闹事，结果反被“轮胎气放掉，车窗玻璃打掉，钥匙夺走，事情闹得很大”，群众“还用砖头把厂门给堵住了”。第二天，附近群众见厂方搬去砖头继续生产，“又有四百多人围冲”，并扬言：若不采取措施，明天要把电源拉掉迫使停产，事态持续扩大。据1974年市卫生防疫站对大气飘尘和沉降灰尘的测定，上海“每月每平方公里三十二点一吨，超过卫生标准三倍”，在六十余个测定点中，“只有复兴公园附近符合卫生标准”，“最高点是沪东工人文化宫附近，已达每月每平方公里一百点五吨，超过卫生标准十倍”；西郊公园本为清洁区域，现“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天数超过卫生标准”。在市区空气采样的化验中，二氧化硫浓度的“合格率仅为百分之二十”，高点聚焦在“杨浦、普陀等工业区及北火车站”。烟尘中还检测出含“一定量的致癌物质”，几个大钢铁厂附近的“紫外线比一般地区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左右”，影响着“儿童发育成长” 。直至1975年底，市“三废”治理领导小组的报告仍承认“目前还有不少工厂的‘三废’还远没有治好”，其中“污染严重，危害较大的工厂共260个”。其实，代表“国家管理”的决策和指导，也鞭策第一线的主管部门和生产单位对“三废”问题进行反思和整改。如当年9月上海铁锅厂事件发生后，逼得手工业局“决定该厂炼铁车间暂时停产”。该调查分析认为，该局所属工厂小而多，广而散，“多数厂与居民区犬牙交错”，“产生的‘三废’直接危害人民的健康和利益”，于是便于10月召开治理 “三废”经验大会。该局在汇报中承认：手工业系统的“三废”治理工作，“一直到1974年下半年才重视起来”。闸北区和田地区漫溢的大气污染受到市委的批评，“要发动群众认真切实地解决一下，特别是烟尘及其他有毒气体的外逸”，同时督促相关企业改革工艺，安装除尘装置和回收装置，特别是被居民称为“原子弹爆炸”的大炉出灰也得到妥善解决。但仍有厂领导“重视在嘴上、措施在纸上、行动在会上”。如染化厂10月初向上级报告停烧柏油下脚，安装回收二氧化硫气体装置等，结果近半年“这些打算无一实现”；化学原料厂强调氧化镁粉尘“太细太轻无法处理”，甚至对来访的群众说：“氧化镁无毒，吃了能帮助消化。”因此，时下和田地区的“环境面貌还没有显著改善”。据闸北区卫生防疫站测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7倍，二氧化氮超过2倍，灰尘超达19倍”，颜料厂排出的铅蒸气在厂附近和田路一带“超过标准113倍”。针对这种敷衍搪塞的情况，市治理“三废”领导小组对全市260家重点工厂进行排摸分析。分两头来看，“领导重视，积极采取措施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如上海电化厂80%的有害废气得到了治理，下半年还将“解决十五项废气问题”。反之，“三废”治理工作未上议事日程，强调“难治”“难免”，甚至听任“三废”污染环境的“还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重点工厂”。典型的是上钢五厂，“全厂七十多个烟囱，日夜浓烟翻滚”，据测定，整个厂区“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达一千多吨，超过国家排放标准近百倍”。1973年，冶金局拨款12万元为其配备一台装置，发现一些问题后索性搁置一旁。1974年，市委批示拨款70万元在转炉上安装除尘设备，因该车间屋顶积尘过重，压塌了厂房致工人死亡，设备建成后又因“缺乏劳动力而一直没有运转”。其他如上海电碳厂，“黑色粉尘及沥青烟气到处飞扬”，厂领导放松治理，“只等待迁厂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上海大气污染的另一个源头已扩散性地危害环境。1973年9月，上海出席“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代表曾在会上警示：“加之近年来，有些产品下放到街道、社队工厂。‘三废’多未很好解决，如不及早引起注意，污染将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确实，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市区工厂渐次将有毒、有害产品，转移至郊县的社队，且对“‘三废’危害的加工产品既不讲清情况，又不帮助加工单位做好有害‘三废’的防护和处理工作”。至于为什么70年代中后期才见集中的报告，实在是因为此类项目从转移到生产，从生产到排放，从排放到污染有个累积的过程。1974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署发出《关于郊区工业“三废”危害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称“当前郊区工业‘三废’危害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据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青浦、松江、金山等八个县的统计，产生‘三废’危害的工厂有1211个，约占八县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宝山、嘉定县的资料为例：宝山社队工厂353家，多为“化工、电镀、喷漆、抛光、烧结、冶炼、翻砂、放射、建材及胶木粉等项目”，涉毒有害工厂256家，占72.5%。如五角场公社化肥厂共有7只烟囱，“大量使用炼油厂下脚油作燃料，排出硫磺气体”；彭浦公社的抛光操作工因无防护，每天“满脸漆黑，房屋墙壁积满灰尘”；彭浦石粉厂的“整个厂房和周围地区像盖上了一层很厚的‘白雪’”；淞南公社塘桥烧结场在公共汽车站旁，“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烟雾弥漫”。嘉定县社队企业共744个，涉及“三废”的有150个，占20%左右，“其中生产废气的单位有50多个，共有10多种废气，多数为汞、苯、氰、氧化锌、二氧化硫等，据统计废气排放量为90万立方米 /小时”。如华亭公社化工厂的油溶黑染料生产不设防毒措施，有毒原料苯胺浓度“超过国家标准46倍多，仅投产几个月，就发生急性中毒7人次”；安亭公社吕浦大队搞汽车喷漆，车间甲苯浓度超出国家标准5倍；华亭水泥厂无吸尘装置，拌料车间“浓尘滚滚，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粉尘浓度超过国家标准166倍；电镀行业大量使用各种酸碱，江桥电镀厂“将大量含酸废气用排风扇排向街道”。据《宝山县关于“三废”情况调查汇报》称，近些年郊县工业可谓“蓬勃发展”，或接受市区工厂转移来的“三废”项目，或“用市属工厂提供的下脚废料资源”。但有关部门审批项目时，却“没有狠抓对‘三废’治理的审查”，如宝山县迄今“没有抓‘三废’的专门机构”。待到毒害污染灾难性地暴发了，郊县工业也深感问题严重，甚至表示“经费可以自筹”，“搞一些吸尘、通风、排气等设备”，但计划经济条件下，“通风机、配套马达及管道设备等”工业物资需调配供应，又成困局。当时地处郊县的国有农场也大办工业。据统计，农场系统“已有各种工厂221个，去年的工业产值已达一亿五千七百万元”，但“三废”治理和劳动保护方面问题严重，其状况是“崭新的厂房，落后的设备，原始的操作”。如星火农场承接了上海农药厂“丢出包袱不管”的五硫化二磷产品，“车间内外毒雾弥漫”，“灭火用的二氧化碳每天需用十多钢瓶”；向明农机厂喷漆、浸漆全用手工，“17个青年有16个白细胞严重下降”；东风橡胶厂15台炼胶机敞开式操作，操作工“浑身漆黑”；新海玻璃厂和前进电瓷厂用石英粉原料，“粉碎、搅拌、烘干、过筛、运送等都用手工”，设备是“饲料粉碎机和煤锹等，操作时矽尘飞扬”。如此疮痍满目的生产场景，农场领导竟然说“农场青年流动性大，两三年要换一批新来的，接触点有毒有害不要紧”。呜呼!年轻人的健康成为了利润的祭拜！“三废”伤人，真正是伤心惨目。坐落在郊区的市属工厂因地域管理的疏失而轻视“三废”治理，也成为上海郊区遭受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据宝山县的统计，宝山县境内的市属工厂有280多个，其中“三废”污染的占60%以上，“受害农田15600亩，受害人口7.5万人”，特别是“蕴藻浜两岸和共和路、军工路、西桃浦工业区一带更为严重”。以致“给县、社、队工业治理‘三废’带来了一定阻力”，如彭浦公社的综合加工厂就对检查组抱怨：“我们这个小小的烟尘不准向天空排”，而上海开关厂的“大烟囱大量排放盐酸烟雾，为何不抓？”1972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上马了。1974年5月，上海市工业建筑设计院严忠琪等三人去信表示“为子孙后代着想”，反映整个金山工程排毒气塔有五十多个，整体设计在“三废”处理方面考虑不周，有毒废气“不经过任何净化，通过一个巨大的排毒气塔排放到高空”，“每小时排放有毒物质丙烯腈的绝对量为143公斤，大大污染了金山卫地区的天空”（丙烯腈气体比重大于空气，不易扩散稀释）。信件举例说：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一高四十多米的小塔排放丙烯腈气体，“周围农作物光开花不结果，收获等于零”，后造一喷淋水房间，将有毒害气体喷淋后变成废水，再对废水进行生化处理，“有毒物质可去除90%以上”。但建设部门强调设计已经批准，“没有时间再改了”。为此，来信建议市工交组“再作一次复查研究”。可见，即便在引进先进设备的配套工程中，围绕环境保护的意识、措施还是很纠结的。市区的“三废”产品迁往郊区，由社队和农场开办的小厂接应，以有价的金钱换取无价的清明环境。坐落在郊区的市属大厂目无下尘，肆意排放，郊区旷朗的天空失陷了，污浊的云雾从四面八方合围市区，上海哪还有净空呢！
五、三重叠加的难题
就此，上海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着一个严重而困难的问题：“文革”前的市委、市人委已明确提出工业“三废”应“变有害为有利”（1963年）；“文革”中的市革委会正式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向黄浦江、苏州河污水宣战”的号召（1968年）；继而国际会议、国家会议和上海市会议，更是直接对大气污染提出治理的规划和标准，并有所调研、测量和整改。为什么直至70年代，上海的大气仍然那么昏沉污浊？其根由何在呢？其一，需要检阅上海“文革”期间的工业生产。这恰巧在年份上与共和国的“三五”计划（1966—1970）和“四五”计划（1971—1975）相吻合。

如表所示：因“文革”前期“造反—夺权”的动荡，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确实受到影响，以工业总产值为准，1967年比1966年下降，1968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继续下降，上海包括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等则有所回升，至1969年和1970年，全国中断的计划工作和各工业主管部门的工作得以恢复，全国和上海的工业产值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整个“三五”计划时期，上海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为83.9%”，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2.3%”。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平均达16.8%。同时，上海的“计划产值、产量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如钢材、发电量等14种，硫酸、汽车等6种则未完成指标。接着，看“四五”计划时期（1971—1975）的相关统计。

如表7所示：整个“四五”期间（1971—1975），全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中，除了个别年份略持平，总体是增长的。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含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等）则持续增长，从1971年336.52亿元增长到1975年的420.3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48%”。同时，上海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90.09%，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5.2%，其中重工业占83%以上。而国家下达给上海33种工业产品的指标，大多完成或超额完成。以上数据证明，上海自1968年以后，即“三五”计划的后半期和“四五”计划时期，整个工业生产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不仅在产业格局中“工业比重太高”，更有“重工业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的问题。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值增长了，工业耗能如何呢？
起根发由，迭次推进的工业指标必然导致能源的增量耗费，与工业产值同构，上海1968年之后的“万吨标准煤”用量一路飙升，1976年的用量甚至高于“文革”前期1966—1967各年的一倍以上。联系城市的大气污染，这辉煌的工业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严重的工业排放，并导致沉重的环境负担。确实，此中存在着一条“因生产而排放，因排放而治理”的逻辑链。但生产排放是源头，源头才是本因，治理则是末端的应对。所以，尽管环境治理并未偃息，但当“边排放—边治理”有失平衡的时候，治理的计划往往与生产的需求和成效发生脱节。源头的问题不解决，倒果为因，必将舍本逐末，这也是“文革”十年乃至较长一个时期，上海乃至全国工业城市污染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二，据查，上海“文革”时期工业企业的数量变化相对平稳，基本“保持在8000—9000多个之间”，但在工业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方面，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人数、数量和产值，却有一些变化。

如表9所示：“文革”十年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单位的人数增加100多万，平均总人数在二三百万之间；集体所有制工业单位的人数增加近20万（“四五”计划期间增加显著），总人数近70万。同时，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产值，以1976年的最高点为例，前者412.13亿元是后者40.01亿元整十倍， 前者平均占总比重的94.60%，后者为5.39%。显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为产业大军的主力，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柱。然而，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单位个数，继续以1976年为例，前者为3389个，占平均总比重的37.25%，后者为5409个，所占比重62.75%，这证明分布在上海各个区域的工矿企业，多为中小型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在此，为什么要剖析工矿企业的所有制构成呢?其与整改“三废”污染有何关联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工矿企业因所有制的格局，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中。如果说此种规模结构难以形成协作的便利，那么封闭型的特征所形成的“单位为重”，即以本企业的“生产/利润”为务为本，则对解决工业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个难题。同时，“全民所有制”即产权界定为国家所有的经济类型（公有制经济），在“生产—经营”的运作中，仍然明确为“独立核算，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而“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则更是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和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在社会综合治理工业污染尚未成熟发育的阶段，怎能不产生“单体为重”的结果和后果呢？所以，在工矿企业较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抓生产是正业，抓‘三废’是‘副业’”，“搞工业生产，必然有‘三废’，用不着大惊小怪”。工厂的“任务是生产产品，搞综合利用是不务正业”，是“赔人赔钱，得不偿失”等“活思想”。甚至有的大型企业不屑地说：“我们厂连肉都扔掉了，何况一些骨头。”1971年，市委曾发出大搞“烟囱除尘”的号召，至1972年底，“全市还有三分之二的烟囱仍在冒黑烟”。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呢？着实因工矿企业的核心指标是“产量—质量—利润”。“单位为重”的格局决定了生产流水线的运转才是企业的生命线所在，一切与单位生产任务无关的因素和要素，都不在管理和统计的范围之内，让生产产生的“三废”径直排出单位的门墙之外又何妨呢——单位以外的天地，为与己无关的空间——更勿谈花费人力、物力和资金去治理“三废”了。因此，“有些大厂就是推不动，等上级给设备、给材料，有的甚至有了设备材料还是不动，如上钢三厂共有205只炉子，烟囱154只，其中99只烟囱需要上除尘措施，至今一只未动”。事实上，基层的很多单位没有管“三废”的专职干部，“机电一局所属的轻机、重机等几个公司，连兼职干部也没有”。因单位为重，生产为重，领导往往“对治理三废只有一般号召，不研究、不布置、不检查”，审查基建项目，甚至“编制的‘四五’‘五五’生产规划，不包括三废治理内容”。领导们的理由是“钱和材料用在技术改造上收效显著，而用于三废，不仅增不了产，有时还要占几个人，反影响劳动生产率”。毋宁说一线的生产单位，就连地处“福州路、外滩等主要干线上的冶金、纺织、轻工、港务、港运、建工、城建等市级机关”，“都对消烟除尘很不重视”，不是借口机关无技术人员，就是强调缺设备材料，“听任黑烟污染大气”。上级机关尚且如此，基层单位怎能不天天盯着生产指标呼喝呢！地处市郊的工厂因毒害气体外溢造成赔偿，也存在“单位为重”的问题。吴泾地区的电化厂、化工厂、焦化厂、碳素厂、合成研究所与上海县塘湾、曹行、杜行、陈行公社的问题最为典型。据县革委会送呈市革委会的报告称：经工厂和公社组成的战“三废”小组踏田核定，1970年，四公社受损粮食和经济作物面积共5788亩多，损失粮食106万多斤，赔偿金额25万元。尚有近16万元的遗留款未解决，分歧在于工农两方对受损面积意见不一。工厂方认为农民“有意‘敲竹杠’”，经调查确有“以少报多，以轻报重”等现象。公社方则说：“我伲有很多东西不计算，如水稻全部焦毁，重种人工不算”，“粮食、药材、棉花受‘三废’影响品质差，收购价格低，这些都未计算”等。同时，调查发现工厂之间存在互相扯皮等现象。如1972年3月18日，吴泾化工厂电话给曹行公社说：“你们要注意，这两天电化厂有大量气体出来。”22日，又有电化厂打电话给曹行公社说：“你们要当心，化工厂这几天有气体出来”，结果是吴泾化工厂的气体溢出影响了84亩的夏熟作物。社队群众反映：“工厂踢皮球，我伲触霉头。”该调查报告认为：“有关社队和厂方应将处理废气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今后在处理废气时，双方领导应本着有利加强工农联盟，相互正确对待”。显然，工农双方针对赔偿问题，均围绕着核定田产的多少，为什么不能直指工业废气排放的要害呢？关键还在于单位“重生产，轻治理”的症结。对于企业的指标和营利，生产才是当务之急，至关紧要，购置设备需投资，运作设备需人力，无不与单位的“产量—质量—利润”直接相关。故此，“排放—赔偿”便成为简易而合算的选择！殊不知，赔偿是有价的，有价的是钱款；污染是无价的，无价的是环境——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吴泾地区“三废”外溢的赔偿一直在持续，上级管理部门对年年上交的赔款申请报告也都大笔一挥。直至1977年，上海吴泾化工厂确认“三废”赔偿金额高达十多万元，竟然比1976年“增加了一倍”。总而言之，单位所有制决定的“单位为重”的桎梏，在于为生产而产生的工业污染，却因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千千万万的“单位为重”，何以得了？！其三，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治理，因“国家管理”的“在位”从未停息，至于其技术上的水准，却因刚起步、无经验、缺资金等原因，客观上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中。再加上那个“非常”时代的政治舆论“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且强调这是“着重解决了一个依靠谁的问题”，终于引导出了一条“不伸手向国家要钱，采用土办法，制造土设备”的路径。检阅当时上海的报刊，可见连篇地刊登“土法上马”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和事迹，声称在综合利用中修旧利废，因陋就简，“大打人民战争，由过去的‘伸手派’变成为‘动手派’，由‘要我搞’变成‘我要搞’”。如上海铁合金厂工人为制造除尘回收装置，“从全厂的各个角落回收报废的耐火砖、旧钢板、元钢，从仓库中清出了沉睡多年的大小鼓风机，化废为宝”。上海胶带厂讨论除尘方案时，曾提出“占地面积五十多平方米，需要三吨钢材、两万元投资，花三个月时间才能建成的贪大求洋的方案”，经过大批判，“仅用了三张铁皮，两百元费用，三天时间，就成功地在烟囱内装上了一套除尘装置”。东新翻砂厂根据本厂特点，“只用一包半水泥，三百块砖和几十斤废铁板，共十多元钱”，就完成了锅炉烟道除尘设备的制造任务。基层单位如此，上级机关也通过清仓挖库，调剂协作，比如有机化学工业公司所需八十多台引风机解决烟囱除尘，其中“六十多台是各厂发动群众修旧利废，节约代用的，加上各厂相互支援调剂十台”，使全行业除尘装置很快上马；商业二局饮食服务公司所属浴室、理发店、饭店等单位共279只烟囱，“有的单位到废旧物资商店去掏废品，只花了几十元钱就搞成一套除尘设备”。轻工业局改造锅炉，“急需用砖十五万块”，结果“利用旧砖一万余块”，仅“拨款二万五千元就解决了七十八个烟囱除尘问题”。舆论是导向，行动是落实，其背后的指导方针可追溯到市革委会工交组在全市治理“三废”保护环境会议上的倡导：土洋结合，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贯彻“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精神。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为近百年来工业历史的累积，此类零敲碎打的“作坊式”治理，或许可有即刻的收效，甚或求得精神的胜利，却不可能在缺少现代科学规划和先进技术支撑的情况下，而使城市环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观念的陈旧吗?是技术的落后吗？表象上如此，实为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中国首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代表团参会者曲格平述说“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确实，检讨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业指标伴随着能源耗费均成增长态势，强势的工业排放吞噬了弱势的治理；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决定了工矿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单位为重”的管理使“重生产—轻治理”成为痼疾；土法上马的“作坊式”治理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技术和规律。正是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从外在的态势到内在的构造，从理念的拘囿到行为的错置，怎能不导致“有治理”而“难作为”呢！直至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再“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上海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实践亦予证实。整整四十年，改革开放换了新天。
作者简介：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表略。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注：转自“历史学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