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国民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向“群众化”、努力“获得青年群众”的第一次尝试,其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五卅运动的影响十分巨大。这场运动发起时一再受阻,正是由于青年团的宣传与动员,运动才得以席卷全国。一方面,青年团探索出的“学总—学联—学生团体”的联动机制与“共产党—青年团—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为运动的发起和深入提供了机制保障;另一方面,团员承担了繁重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甚至牺牲了生命,才使运动扩展开去。而青年团存在的组织关系不稳定、基层工作不深入、党团关系不明晰等问题,也给学生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事实上,正是经过了诸如五卅运动的风浪的历练,一代“新青年”才得以出现和成长,进而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关键词：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学生运动; 青年工作;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国民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向“群众化”、努力“获得青年群众”的第一次尝试。尽管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承继了五四运动的方式与策略,也直接利用了不少五四运动时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但由于五卅运动本身受到了共产党、青年团、国民党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影响,故而这一运动显现出与五四运动的诸多不同,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角色凸显,则是造成两次学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原因所在。作为五卅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整个运动中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有关五卅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是关注单个组织(如学校或团体)或运动领袖对运动的贡献,或是重在考察青年学生在运动中的转变,或是考察五卅运动及其前后学生运动的整体特征5,而对作为“总指挥”之一的青年团却较少涉及。事实上,当时的学运并非是情势之下的“一呼百应”,青年参与学运、联动工运以及最后疏离学运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因此,有必要以青年团为中心,分析其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三个阶段的角色与作用,以呈现五卅运动中青年工作的完整脉络,并审视和反思早期青年团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复原青年学生与青年团在五卅运动中的本来面貌,才能准确深入地理解五卅运动何以发起、学生运动为何夭折,以及早期群团工作究竟应如何开展等重要问题。
一、犹豫与反复:五卅前夕的党与团
五卅运动爆发于1925年5月30日,其导火索是半个月前发生的日资厂方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一事。学界以往认为,顾正红被枪杀后,五卅运动的“形势急剧地向前发展”,并最终酿成五卅惨案;但若剖析事件的进展细节,可知中国共产党虽试图发起一场工人运动来抗议日方的野蛮行为,却由于受到内外条件的限制,遭遇了重重困难。从内部来看,难以动员群众,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缺乏自身的宣传渠道。顾正红被害后的第二天,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便发出了中央通告,“决议从十六日起,全体罢工,与日资本家奋斗”,并要求各地同志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社会团体发出宣言或通电抗议,“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然而半个月后,此事仍然未被广泛知晓。其间虽有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高校学生作零星的演讲和募捐,但宣传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难以动员起广大群众参与运动,而与此同时,上海各大报刊却拒绝报道此事。日本方面倚仗在租界的特权,“遣人警告上海各中国报纸,不许登载有利于工人的消息或宣传,倘不遵守,即将以封闭及逐出租界等事为对待”。上海主流报刊都开在租界,受到工部局管控,迫于压力,它们“无敢载其事者”,“凡载了稍有不利于帝国主义者言论或新闻,就要拘主笔罚重款。每过一次事变,工部局即向中国报馆预为警告,且以封闭报馆为恐吓”。当时,刊载顾正红惨案的报刊,除了国共两党控制的《民国日报》与《向导周报》之外,仅有《时事新报》一家。至当月24日,学生因为募捐和公祭顾正红被捕,“各报仍取哑口态度”,即如时人所说:“当这样万般严重的情形下,上海的中国报还是闭口不说,一无表示”。即便是工人想要在报纸上花钱发一个相关的广告,也没有报社愿意刊登。一时之间,舆论局面十分被动,“上海大学学生有因此而捶胸痛哭者,然迄无法使社会知有此不平之冤抑”。共产党计划的抗议运动,迟迟得不到有效开展,眼看就要付诸东流。在内部,难以动员群众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团员数量较少。据档案材料显示,1924年5月,上海的中共党员只有47人;这年10月,上海的青年团团员也只有300多人;至五卅前夕,包括苏浙皖三省及上海本地在内的整个“上海区”总共才有295名中共党员。事实上,从全国来看,中共党员、青年团团员数量亦非常有限——1925年1月,全国共有994名中共党员和2191名青年团团员。缺少人手、力量单薄,令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敢下决心发起一场学生运动来宣传惨案。尽管相比五四时期,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都已成立,在群众中间也建立了不少“党团”和“团组”,但是此时的共产党和青年团也不过才成立了4年,还没有发起和领导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任何经验。因此,是否以发起学生运动进而联动工商两界,当时党、团皆难作决断。从外部来看,难以动员群众是因为站在工人对立面的西方列强和国内军阀势力十分强大。从1844年起,各国租界陆续在上海建立,工部局官员和外国居民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上等人”。例如,工部局长期向租界内的中国人征税,但工部局的董事会里却没有华人,各租界的“纳税人年会”里也没有华人。更令人担忧的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已经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民众对列强的特权统治似已习以为常。五卅前夕,日、英、美、意、法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港皆驻有军舰,随时会派出武装部队,而“这些兵舰是受各国所组成的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的。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兵舰不下六十余艘,防守着上海及沿江各口岸,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局势”,以致于当时一位苏联人曾说:“上海实际上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外国城市”。更加严峻的是,除了列强环伺,上海还处于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争夺的中间地带。尽管直、奉双方于1925年2月3日在上海签订了和平协定,两方都承诺从上海撤兵,北京的段祺瑞政府顺势规定此后上海永不驻军,但对上海而言,直系和奉系依旧是两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随时会对上海采取军事措施。考虑到内外诸多的限制条件,中共对是否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犹豫不决。5月19日,中共中央决议要“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但5月22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此前计划的“大游行示威”,理由是“未能冲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和“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等。青年团组织了部分学校的青年学生上街演讲,深入工厂对工人进行动员,但受团员数量所限,活动的覆盖面小,收效甚微。文治大学的青年团组织了一个“援助工人募捐委员会”,分三队外出演讲募捐,“一队共四人,各执捐启数十份,捐册一份,走及东京路”,然而没想到的是,“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二人,在东京路讲演被捕入狱”。上海大学也有团员因为同样的举动而遭到逮捕。学生的被捕未能唤起工人市民的普遍同情。到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决定进行游行示威,事先也只是估计“各学校总共可有四五百人”可以参加,党内并非个别的人认为大规模行动不太可能,“而是普遍认为至多有三百人可以出来”。面对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群众运动能否被成功点燃?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二、启动与联动:作用逐步凸显的青年团
让青年团来启动五卅游行,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方案。事实上,在青年团成立早期,党与团的分工不明、联系不强,而为了将党与团的工作明确分开,中共中央曾在1924年作出决议:“学生运动可由S.Y.专任之(至于一时的政治示威宣传,乃属一般的市民运动,各地方S.Y.应在C.P.指导下参加之),……S.Y.应以青年本身运动为中心工作,参加政治运动次之,参加国民党组织工作更次之。”29因此,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党专注于领导工运,“学生运动完全由团一方负责,党未曾注意”。于是,在5月15日顾正红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起初着眼于依靠自身力量来发动一场工运,并未打算调动青年团来发动学运;时至5月19日,中共中央才对各级党部发出通知:“邀请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而党团联动的方案直到5月28日才被最终确定。当晚,蔡和森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组织在租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这一提议“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在实际发动的过程中,动员工人效果并不理想,但动员学生却超出了预期。首先,由青年团推动的“学校宣讲”替代了新闻媒体的角色,青年学生成为了引领舆论的先锋。时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同时在国民党上海党部任职,他借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针对在沪高校的宣传动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列席委员二十八人,均系各校青年学生”,大多亦为各校青年团的团员;会议最终决定:“每一委员带一工人代表,赴各学校报告日人虐待工人之经过”。由此,顾正红惨案的真相迅速在学生群体中传播开来。5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五卅游行示威的决定后,各校青年团的负责人便在第一时间召开全校大会,号召学生参加游行。有效的“学校宣讲”很快便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南洋大学的一位学生说:“我们的血是热烈的,我们的心是仁爱的,我们怎能坐视无辜的同胞横被蹂躏!”该校学生联合会于是“就开会讨论,议决于五月三十日全体游行、演讲、请愿。我们南洋并且在隔夜开了一个全体大会,请工会代表来会报告被压迫情形。一时气夺风云,全体决议上午九时出发演讲”。5月30日这一天,上海租界涌出了大约三千名学生宣传员,他们以发传单和作演讲的形式来唤醒群众、表达抗议。其次,由青年团发起的“三罢运动”壮大了示威游行的力量,青年团成为了联动各方的中枢。在5月30日的示威游行中,工部局下属的警务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之以殴打、拘捕和屠杀,致使13人死亡、近百人受伤,酿成五卅惨案,其中组织游行示威的共产党员何秉彝和青年团员尹景伊也惨遭杀害,更激起学生的愤怒,学运再次升级,抗议活动开始向工人和商界传导。五卅惨案当天晚上,游行的学生并未休息,而是“一面分散到各报馆,要求他们此次一定要登载,一面分散进行大罢市大罢工”。在学生们的感召与促使、逼迫下,一方面,原本不愿罢市的上海总商会不得不宣布罢市,上海掀起了“三罢”,给予了帝国主义实质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学校特别是已建立了共产党或青年团基层组织的学校也纷纷加入进来。例如,宁波学生联合会呼吁全体学生成立并加入五卅惨案后援会,宁波四中和启明女中迅速响应,而宁波教会学校中团员最多的甬江女校和四明中学也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总之,五卅惨案之后,随着消息的逐渐传开,各地青年团积极开展宣传鼓动、组织抗议活动,使五卅运动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向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推开。当时有篇文章曾写道:“五卅惨案起于工人,成于学生。”恽代英也说:“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那么,人数有限、初出茅庐的青年团为何能快速动员起这么多的青年学生?大体说来,应归结于五卅运动前青年团逐步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第一,对上,青年团通过积极活动,取得了对全国学总和上海学联的领导权。在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学总曾一度活动减少、活力下降。张国焘、陈独秀等人先后发文呼吁复活学总,为青年团控制学总准备了舆论基础。1923年初,青年团团员夏曦领导湖南学联,要求重组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得到了广泛支持;同年3月15日,全国学总重组成功,由此,“中共与青年团成功介入学总,此后的第五至第八届学总均处在中共与青年团的影响之下”。对于上海学联,青年团通过其团员的积极努力,进入并掌握了这一组织的领导权。1924年3月,青年团联络上海大学、南方大学等7所学校学生会要求召集代表开会,但上海学联一再拖延,于是青年团绕开学联,通过这7所学校的学生会召集各校代表与会,并否决了此前的上海学联,重新选举代表。新选举产生的学联中,学联主席和执行委员会重要人员都是青年团团员。青年团的报告称,五卅运动中,“整个的学联受民校党团的指挥;民校党团受我们党团的支配,故学联势力,可以为我们所左右”。第二,对下,青年团通过设立C.Y.团组的办法,深入到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之中。1925年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学生会中的青年团团员要在学生会中设立C.Y.团组。在各校学生会中,C.Y.团组提前讨论和决定学生会的诸项事务并作出决定。“在学生会会议未讨论各种问题之先,C.Y.团组应先讨论”。这样,团员就可以在学生会中统一意见、集体行动,从而取得学生会的领导权。当然,C.Y.团组并非是一个小派系、小圈子,它始终在挑选合适的人加入自己,在保持凝聚力的同时增强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基础,便是领导该校学生会有意识地为学生利益而斗争。在1925年7月通过的全国学总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写道:“各校学生会应当在可能范围之内,尽力为同学的利益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学生会的真正使命,而且亦才能得到同学的信仰、拥护,以成为强有力的机关。”由此,青年团通过争取学生利益来体现自身的代表性,将青年学生凝聚在自己周围,故而至五卅前夕,青年团团员人数虽少,但号召力极强。这种以青年团团组为基础的“学总—学联—学生团体”式上下联动的运行机制,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团的干部身先士卒、勇当先锋。例如,五卅游行当天,同济大学人数众多、组织有序、声势浩大,这皆得益于该校团干部的表率作用的发挥。尽管游行学生中团员比例不高,但几位主要的组织者如尹景伊、陈宝聪、何志明等都是青年团团员。这些团员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并总是站在游行示威的最前线乃至壮烈牺牲。他们的行动赢得了同学们的真诚信任。其次,团的组织运筹帷幄、靠前指挥。当时,恽代英本想借助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对五卅运动进行整体领导,然而“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为指挥机关了”。实际上,在1925年6月4日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之前,上海学联一直是整个五卅运动的“总指挥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团的宣传及时跟进、造成声势。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全国学总和上海学联就陆续向全国派出了八路宣传队,将五卅惨案的讯息带往全国四面八方。八路宣传队分别去往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福建、广东、北京、天津,以及京汉铁路沿线、长江流域、东南亚等地区。7月下旬,全国学总又向北方各省和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派出了宣传员。“各宣传员出发时,携带传单、宣言、惨杀照片多种,该会已托商务印书馆代印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案十万册,以备各宣传员带往各地,向各地学生明白解释云。”这些宣传员到了各自的目的地之后,先在当地学校演讲,演讲结束后立刻组织当地学校的学生再深入到当地的农村去演讲。用这样的方式,青年团虽然没有在边远地区开展直接的宣传活动,但依然促进了五卅运动的信息在这些地区群众中的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演讲团陆续奔赴到各个省份,五卅运动的影响越发扩大,甚至深入到偏僻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国人心中种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青年团的影响,在五卅运动后还在持续发酵。例如,当时多个学校的学生会开始创办各自的学生刊物,形成了聚焦于五卅运动的宣传报刊群;运动结束后,这些刊物仍在学生中广为传阅,举其要者,有上海大学学生会创办的《上大五卅特刊》、南洋大学学生会创办的《五卅血泪》、同济大学学生会创办的《五卅流血特刊》、商科大学学生会创办的《血斗特刊》,等等。此外,在五卅运动期间,东吴大学学生组织编写了书籍《五卅血泪实录》;五卅运动结束后,上海学生联合会编写了小册子《五卅后之上海学生》。这些报刊书籍记录了五卅运动,并对运动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学生群体中发挥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而其编辑人员和写作人员,要么是C.Y.团组成员,要么是受C.Y.团组信任的学生。例如,《上大五卅特刊》是上海大学创办的报纸,这份报纸对五卅运动的许多严肃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谈到五卅运动起因时,一篇文章写道:“这是小沙渡工人的鲜血,青岛工人的鲜血,和南京路上学生、工人、市民的热血所鼓荡而渲染起来的。”这份报纸还对各个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火,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英国是这次五卅事件的正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首犯”,“美国在这次五卅事件中始终施其挑拨、引诱、污蔑、敲诈的手段”。这份报纸对于五卅运动的分析,“代表的是革命者、爱国者、参与者的坚定立场”。这正是青年团在五卅运动中的形象。此外,上海学联也创办了《血潮日刊》,专门进行五卅运动的宣传。该刊创刊后大受欢迎,“销路日渐推广,加印到一万余份之多”。至6月初,到处可见上海高校学生在沿街演讲宣传,许多中学生和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了,就连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也有如下记载:“三五成群的学生队伍在街道上对中国工人进行宣传,……他们的宣传行动是相当成功的。”背靠西方列强的各路军阀见状,也纷纷通电支持学生运动,以此笼络人心。6月中旬,上海学联的代表还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到奉军驻地演讲五卅惨案的实际情况,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听者约六七百人,俱系上级目兵”。6月13日,青年团公开发表宣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7月10日,又与中共共同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这两个宣言的发表,无疑为运动的发展鼓舞了士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青年团团员胸怀大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着更多的学生。同济大学的共青团员尹景伊,在五卅前一天的下午4点收到演讲通知后,即刻进入了工作状态——动员学生、开会、制作宣传品、准备游行演讲,一夜未睡。在全校动员会议上,尹景伊一再高呼:“我们要宣传!”“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粉身碎骨,流血丧生,决不后退!”一天之后,尹景伊在五卅运动中一马当先,丧心病狂的英国巡捕架起机枪,大开杀戒。尹景伊为保护同学,挺身而出,身中四弹,悲壮牺牲。团员们在会议中喊出的口号和理念,马上就被他们用生命去实践,故而能够凝聚人心。青年学生在外出宣传中,不畏条件艰苦,勇于面对各种挑战。前往东南亚的“南洋线”宣传员,在船上碰到了日本侦探,并且“各殖民地均防范甚严,听说沿途都有侦探”,但他们无所畏惧,沉着应对。外出宣传的女学生钟复光患过肺病,她自述:“由于沿途疲劳,旧病复发。在安庆宣传时,我一面讲演,一面吐血”。同济大学学生会要求其成员每人至少捐款10元,很多人凑不齐这些钱,只能“向人挪借”,而实在借不到钱的学生,便拿衣物典押筹款,“将衣物行李赴吴淞当押者,一日之中,已有数十人之多”。为举办五卅惨案死难烈士追悼会,同济大学的青年团团员何志明“日夜奔走,内外联系,布置会场等,从6月1日到5日,不眠不休”,以致于疲惫至极的他在追悼会开完后“只身回校,一睡而不醒”。正是出于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使得青年团团员们展现出了惊人的革命能动性。翦伯赞曾撰文评价称:“在五卅运动中,学生不仅是反帝斗争的号手,而且是冲锋陷阵的敢死队。”除此之外,青年团在五卅运动中所推动形成的“共产党—青年团—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也对后来的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应当看到,五卅运动中数次游行和演讲之所以得以发起,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青年团团员与中共党员合作的结果。青年团有时候还借用了国民党的体制和资源,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也在运动中积极活动。当时,站在工部局一边的报纸《字林西报》有过如下报道:“在游行队伍中,几乎上海每个中国教育机关都有代表在内,其中突出的团体有上海宣讲团、上海法政大学、南洋大学及上海大学等。上海大学在数月前因被公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学校’而闻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有不少人参加在内。”恽代英亦称:“五卅运动主动的或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这里所谓的“革命党的同志”,主要是指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团员,同时也包括少数国民党党员。
三、退却与激进:五卅后期的青年学生与青年团
尽管青年团在发起五卅运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无遗憾的是,青年团未能带领学生把斗争持续进行下去。运动进入6月中下旬之后,学生运动渐入低潮;到了7月中旬,甚至出现学生普遍退出运动的状况。对此,恽代英曾指出:“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活动,满目所见的都是工人”。那么为何青年团不能号召青年学生坚持运动,在工运最需要学运支援的时候,学运反倒匆匆谢幕了呢?概括说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组织关系的不稳定导致青年学生纷纷离开上海,而青年团也无力干预。一方面,青年团自身的组织关系不牢固,未能满足持续开展学生运动的基本要求。团员承担的许多工作,往往出于自发的热情,而非来自于组织的指示。在运动中,青年团忙于具体工作,而忽视了组织建设。在青年团力量最强的上海大学,尚且出现了“在团的方面没有团组的组织,在党的方面,也少有党团的组织”的状况,而像宁波青年团这样的普通地方团组织,就更是“不明纪律,不懂组织,自由行动”,甚至到了“对地委所发通告,多视若无关紧要”的地步。另一方面,青年团未能与普通学生建立直接的组织关系。青年团仅能控制学生组织,但学生组织未必能真正组织学生。即使是在学生会里,当个别团干部行为失当,即如恽代英所严厉批评的“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68,青年团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当学生的激情在运动后期逐步消退时,学运便很容易陷入困境。当时,警务处屠杀学生的数量在增加,列强军舰靠岸,美国海军甚至强占并封锁了上海大学,学生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而工部局也开始造谣污蔑和抹黑学生,以此来分裂统一战线。一位在上海做“秘密性的工作”的美国官员给工部局提议:“我所设想的宣传目的,是要在煽动分子身上蒙上一层令人不信任和猜疑的迷雾,……例如,利用每日向罢工者发放救济金问题,谴责的目标对准学生,说他们贪污罢工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面对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陡然增大,而“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们子弟在外面受了危险,就纷纷来信,假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面对重重压力,学运的队伍于是很快出现分化。其次,基层工作不深入,使得普通学生开始疏离青年团组织。当时,青年团领导全国学总、上海学联和各校学生会的方式,都是占据这些组织的领导职位,而较少承担基层事务。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快速控制各个组织,却也带来了两个不小的隐患: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在各团体的领导层的任职,部分团员染上了官僚主义作风,热衷于开会、争权。恽代英说:五卅运动后期,学生会内部“常常发生问题,如查账、争位置等”,导致“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而上海大学的青年团更是自我批评:“每一青年团体中多数我们同志,且以一人而入数团体,而兼数职务,团内团外惟是个开会忙,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运用开会提议、建议者也或有人,而实际去做能表现出来者少人;且跑来跑去,没有时间与非同志接近,倒使他们怀疑,开会时讨厌”。另一方面,青年团团员从事基层工作少,未能充分体察普通学生在运动中的利益考量和心理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捐款”。当时的学生本就贫穷,在多次捐款之后已然出现了囊中羞涩的情况,但罢工持续近两个月后,学总依然要求大家继续保持捐款热情,且对于一些已经捐过款、暂且无力再捐的人,学总则教训说:“捐款是援助工人,即是爱国;不能说爱过一次国,不再爱国也。”在7月末,学总还建议筹设“月捐”制度,主张“按月收集,妥为保管”。类似的过激要求,使得学生陷入了两难。在普通学生看来,青年团的团员“行动有点过于布尔什维克化”,甚至对青年团感到“有点害怕、怀疑”。正如任弼时在后期所总结的:这一时期的青年团“未能使青年群众感觉到本团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由此便不难理解,6月末,学生纷纷离开上海,罢工工人陷入赤贫状态,工人运动在困难局面中还曾出现新的罢工,但学生运动却十分低落,不仅参与人数减少,学生群体本身也“酝酿而成分裂之局面”。最后,党团关系不明晰,使得青年团未能与党形成合力,减弱了青年团的组织能力。青年团和党的建立时间接近,但尚未能形成隶属关系,在五卅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党团之间虽有互动,然而仍不够紧密。一是在工作上,党与团不能互相配合,党对团的工作常常缺乏领导和指导。各地方党部忙于其他工作,对青年工作不太在意。上海区委召开党团书记联席会议时,小沙渡的青年团书记就说:“学生大学完全不管,不开会不立名册,统由中学管。”其他地方的青年团也有过类似的怨言。不过当时,党不注意青年工作也有其苦衷。究其原因,党团书记联席会议曾总结说:“因为大学同志实在才能不够”,同时“中学同学观念太狭隘”,自认为能力强,所以不关心党的工作,也不参加党的会议。二是在人员上,团员不愿转为党员,双方甚至互相争夺成员。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时,党的负责人就曾指责青年团说:“Y.负责同志不懂P.与Y.关系,他觉得P.有工会、有势力,所以把年长者留在Y.”80。有时党在调动团员时,又对团员“拉得太甚”,以致于影响了青年团的工作80。总之,“党争问题,两方都很厉害”81。三是在日常联系上,双方也接触不多,党很少派代表参加团的会议,党团联席会议开得也少。例如,上海大学团支部与党支部就很少发生关系,在五卅运动如火如荼的5、6月份,唯有“五月中旬开过一次两校干事联席会,五卅晚开过一次两校组长、干事联席会”,6月份诸项活动日渐频繁,也仅仅开过一次联席会,甚至“两方每有不好的语意”82。以上三点,都使得本就缺乏人手的青年团工作更感吃力。青年团成员毕竟多是尚未真正成熟的年轻人,因此在开会时,往往“喜唱高调,说闲批评”83,有的团员“与支部书记感情好就多做工,否则不做”。这些问题导致青年团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恽代英就毫不客气地说:“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以上种种,在五卅后期愈发明显,于是1926年4月,上海区委特别颁布《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以纠正各种偏差,阐明党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总指挥、总中枢、总参谋部,而青年团是在党领导和指导之下“施行青年工人共产主义教育的团体”。但不可否认,党团之间的关系不清亦是引发学运在五卅后期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运动初期面临诸多困境、几近夭折的五卅运动,在青年团的组织下,终于酿成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点燃了民族自觉的火焰。青年团何以有此能量?一方面,这得益于其创建的“学总—学联—学生团体”这种上下联动的运动机制和“共产党—青年团—国民党”这种多方参与的合作方式;另一方面,青年团团员舍生忘死、埋头苦干的精神也激励着学生群众,唤起了一代青年的历史主体性与能动性,使一批进步青年从此树立起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不懈奋斗的政治信仰。青年团的机制与理想相互融汇,又恰逢反帝救国的情势渐起,才造就了这场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由于有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领导,五卅运动才得以异常有力地反抗帝国主义,异常深刻地教育国民。但作为“总指挥”之一,青年团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运动后期开始凸显,从而造成了学生运动的快速消沉。无论是组织关系的不稳定、基层工作的不深入,还是党团关系的不明晰,都给身处五卅运动中心的青年团提出了严峻挑战。所幸,五卅运动之后,青年团更加强调群众化,积极反思自身问题,抓住历史机遇,获得了快速发展。纵观五卅运动前后,青年团虽初出茅庐,但胸怀民族与阶级解放的理想,敢于抗争强敌,善于动员群众,勇于自我批评。早期青年团在实践中形成的这一风格,对此后中国的学生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蕉，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成帅，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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