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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鑫恣：《朱子死亡哲学的四条要义》，《朱子文化》杂志2019年第1期
现代研究朱子生死观或死亡哲学的著作有一些，不算多。如日本学者福田殖1993年发表的《朱熹的生死观》，[1]方旭东2007年发表的《试论朱熹的生死关切》。[2]能见到的都是单篇，无专书。实际上，朱子的生死观并无多少特殊之处，朱子以继承孔孟道统自任，他的生死观基本就是全体儒家的生死观。儒家的生死观，亦即过去中国的主流生死观，可在诸如《中国古代死亡观之探究》[3]等通论性专书中见到大概。若说朱子与其他儒者有何等不同，反而在他对孔孟正统、对三代仪轨有刻意的追寻，对躬身践屡有格外的诚笃，以及由于其思想的体系化，对儒家固有的生死信条有较多论证。
朱子的生死之道，求其要，不过如下数条。
一、生死无神秘
常人怕死，这是许多宗教神学理论建构美好死后世界（如“天堂”“天国”等）的逻辑起点。儒家不是这样的看法。六朝隋唐以来，三教之论生死，以佛教之说最炫人耳目，历代士大夫虽总体上都属于儒家，但在该问题上亲佛背孔的却不少。与此同时，儒家丧祭之礼衰颓，佛教、道教的生死仪式在民间大行其道，士庶送终安魂，往往乞灵于僧道。宋代道学之兴，所以堪称全面复兴周孔之道，其重要一端即是在生死问题上维护发扬正统，与佛教、道教正面对抗。
熟悉朱学的人知道，朱子辟佛老，以实在的“理”本体攻虚无的本体，是其拔本塞源之法。此法亦贯穿于其对佛道生死观的批判中。如苏轼习染佛教，对《易•系辞》的“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句，解释道：“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说者，骇之耳。‘原始反终’，使之了然而不骇也。”朱子便批评：“（苏轼）溺于坐亡立化、去来自在之说以为奇，而于圣人之意则昧矣。”那么儒家圣人的真谛是什么呢？是“穷理”以知我来处、归处，知我所以生、所以死，然后能“顺生而安死”，“岂徒以了然不骇为奇哉？”（《文集》七十二《杂学辨·苏氏易解》）无论佛道，共同点是寻求突破自然界限，获得一种超脱的生命存在。与道学求实的精神相统一，朱子相信儒教圣人的生死观，是平实对待生死，要求从涅槃、神仙等奇幻之说中解放出来。其要点，是否定死亡为通向超自然世界的关口。
有道者不惊惧死亡，佛能之，儒亦能之。至于何以能不惧，儒者不是靠死后升天或轮回之类的图景，而是相信生死一理，“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扬雄《法言》）。朱子具体说明了人为什么会死：“人之所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语类》卷三）组成生命的“气”衰竭了，人就死了。都是自然现象，何以惧为？把物质性的气视作生命根基，把生命的开端与终结归于自然物质的运动变化，朱子这个观点直承张载——张载气论认为，万物无不在作为宇宙本体的太虚之气的氤氲大化中。孔孟鲜有论气，道学家的气论颇受道家之馈。《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朱子上述之言即是庄子翻版。唐末五代道士谭峭《化书•死生》有言：“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谭峭说得明白，无论生或死，都不取决于人自己；在这点上，人与动植物竟无分别，乃至石头瓦片，其风化水解、朽蚀消亡，皆是不得不然。生死之在天不在人，儒道同此见解。
朱子还把生死比作纸的正反两面：“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说？只是原其始之理，将后面摺转来看，便见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语类》卷七四）死只是生的终结和消失，从生到死就像从昼入夜，没有神秘，没有什么不可预知的东西；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一切都在理的范围内，不足为奇。
二、顺生安死
看透了死亡的本质，在朱子为代表的道学家看来，比普通宗教徒不怕死甚至憧憬死更实在也是更高级的智慧，是顺生安死。将此态度较早明白说出，并对近世的中国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张载，其《西铭》曰：“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换成浅显的话，生死非我所虑，我能把握的，是活一天做一天事，死了便算休息。关于人生过程之为“事”的相续，朱子有言：“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语类》卷十二）如果把人生分解成一件又一件连续的事，那么所谓生命，就是典型的一个“过程”（process），而非“实体”（substance），从生到死就是简单地经历并完成一段过程；同时，个体生命不可能或至少不应该独立而行，它交接于外界事物，其过程不是孤寂的过程，孤寂从而枯槁的人生为儒者所诟病。顺生者，即是坦然地面对具体的入世的生命，把可能被抽象化的“生命”变成日常的“生活”。通俗地说，就是“过日子”，恰当地应付每日的衣食住行诸常事和一些可能的意外之事。好好过日子这种理念，正是儒家奉献给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命信条。
朱子的一生，是儒家顺生安死哲学的绝佳示范。第一，朱子奉行孔孟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对个人不可控的“命”，绝不做无谓的反抗。朱子相信孔子的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中，最是死亡不可避免，逃避死亡是可笑的。朱子晚年陷于庆元党禁的漩涡，别人劝他散了学徒，关门避祸。他回应说：“祸福之来，命也”（《语类》卷一〇七）；“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同上）死亡既然非我所决定，当作平常事即可，“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同上）。这里固然是对死的无所畏惧，更重要的，它不是自然死亡，而是人为的横祸，常人的畏惧必是加倍的。之所以能视如无物，又缘于对仁义、对圣人之道价值的更高估量。这是对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直接继承。第二，朱子珍惜有限的生命，尽心人事，临深履薄，至死犹然。朱子有《劝学》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此诗不见于朱子文集，或谓系朱子自勉而作。）庆元六年病革之际，他撰述不止，仍在改《大学》“诚意章”注，“夜里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临终，未完的《仪礼经传通解》托付给黄榦等人；又写信给儿子，叫他早归收拾遗作。他做好每件事以求无愧，他淡定而有序地迎接死亡。朱子寿终正寝，死在门人的安静守候中。咽气前示意家中女辈走开，按陈荣捷先生猜测，乃防止她们哀伤哭泣。[4]真可谓“没，吾宁也”。
能寿终正寝，那是正常死亡。正常死亡包括老死和病死，是“人死则气散，理之常也”（《语类》卷三），或“人之所以病而终尽，则其气散也”（同上）。然而还有非正常死亡，朱子称之为“不得正命而死”，如遭刑杀、冤死以及各种意外死亡。这种情况便谈不上顺生安死，因为没有机会。朱子对强死化为厉鬼这种传说也有所解释，总体上是视为一种不合常理的状态。从治国理家的角度，对非常的死亡固然应有一套相应的伦理制度安排，但究竟的做法，是每个人认真负责地面对每日的生活，避免各种可能的横死，这也是顺生的一种表现。例如从孟子教导，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便避免了一桩危险。不作奸犯科，便不至于受刑戮。如此等等，是儒家的生活哲学和死亡哲学交汇的地方，普通之事中有深远之意。人不能延长自然的寿数（即正命），却能通过糟蹋自己，缩短它。儒家不怕死，而是怕对不起上天交给自己的身体，所以敬重自己的生命。这里，顺从就是敬重。
三、事死有礼
以上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死。另外是如何面对他人的死，这在儒家主要由礼学给出答案。丧礼、祭礼都是关于生者如何面对亡者的安排，起于人情而合于天理。
丧礼是凶礼，主调是哀戚，最长三年。何谓哀戚？《孝经•丧亲章》：“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合格的儒者自己也要对后事有所安排，包括丧葬之仪，以明其志，免得生者疑惑。孔子“梦奠”，嘱咐子贡以殷人之礼殡己（《礼记•檀弓》）。朱子死前交代门人，丧葬之事，《仪礼》《书仪》参用。
丧礼过后是祭礼，祭礼是吉礼，以时为之，主调是诚敬。《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朱子之重礼，年十七八即考订祭礼，四十岁母亲祝孺人卒，居丧尽礼，参酌古今，成丧葬祭礼之书。最后有《朱子家礼》传世，成为后世中国人举行生命礼仪的基本手册。朱子临丧致祭，都能发乎情而止乎礼，《宋史》本传谓：“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乘其情。”
祭礼的原则是“事死如事生”。《中庸》：“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父母祖考生前怎么侍奉，死后就怎么侍奉，生死如一，才是至孝。祭礼中的爱敬诚意，即是生时子孙本当具有的情怀。祭礼的核心环节是献祭（大祭必有初、亚、终三献），即以时鲜酒食奉献逝者，盼其能“歆享”（愉快地享用），恰如生时。众所周知，孔子告诉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事鬼即祭祀之谓，然而孔子并非要否定祭祀。朱子解释：“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论语集注•先进》）儒家哲学，死亡不是实存，其意义简单体现为生命的丧失，对死的认知取决于对生的认知。同理，对死人（鬼神）做的事，其依据在于对生人做的事。生死不但时间上有先后，逻辑上也有先后。所以对个人而言，无论知行，都要把生的问题摆在前，切近的事解决好，才可往玄远去考虑。儒家对事鬼之事其实非常重视，孔子原是祭祀礼仪方面的大师。朱子祭祖、祭孔、祭亡妻、祭亡友，所在多有，极其虔诚，而前提都是修德自牧。如对妻子刘氏，生前相濡以沫，爱敬有加，死后祭奠以时，深情款款，二十多年后且选择与之同穴。
四、鬼神是气
朱子大量关于鬼神的学说，都是为了证明祭祀的合理性。鬼神魂魄都是气，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的聚散交感无非鬼神，这是道学的信条，它不承认鬼神的超自然属性。朱子说：“气聚则为人，散则为鬼。然其气虽已散，这个天地阴阳之理生生而不穷。祖考之精神魂魄虽已散，而子孙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属。故祭祀之礼尽其诚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语类》卷三）注意，人死气散是气完全消灭，而非飘散各处（使得可以复聚），这是朱子很强调的。既如此，子孙如何感应祖考的鬼神之气？祭祀奉献，意义何在？这就需要求诸“公共之气”概念。如朱子所言：“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个气，所以才感必应”；“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气。此身在天地间，便是理与气凝聚底。”（同上）也就是说，祖考一方面作为个体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却以某种形式“隐身”在宇宙浩瀚的公共之气中，而其子孙即共享此气，因其气类异常相近，只要祭祀中能极其诚敬，便能“唤醒”祖考的精神（精神是精微的气）。所谓“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同上）。这里的关键是公共之气的媒介作用，此气使天地成一体，万物因之互通互联，如同海中亿万鱼虾体内体外都是水，且是同一片水。朱子尽可能不诉诸神秘，不过此气不是总量固定的现成气，而是生灭相循的气，其何以能造化不息本身是一个问题，这就给最高存在留下了空间。朱子思想中的最高存在只能是“天”，而儒家的最高祭祀（郊祀）正是留给“昊天上帝”的。（《程氏易传》：“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天从理气两面规定着万物，人死为鬼神，同样在此例。朱子信奉的“生死有（天）命”，也不妨作如是解，即人基于气的生与灭，乃天运而然，非人的意志所能改变。
[1]福田殖：《朱熹的生死观》，载钟彩钧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页879-891。
[2]方旭东：《试论朱熹的生死关切》，载《“朱熹理学与晋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会议论文，晋江，2007年。
[3]康韵梅：《中国古代死亡观之探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4年。
[4]陈荣捷：《朱子之于妇女》，载氏著《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532。注：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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