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

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转折

（节选）

作者：石仲泉，男，1938年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史学家，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曾参加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
本文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8年01期；转自历史学参考
   
一、1927年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
我们党从1921年创建至今已走过86年征途（编者注：本文写作于2007年，如今是2020年，建党已近百年）。在这80多个春秋, 每年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义。参照系不同, 所论列的年份当然不一。就对党的历史进程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转折或转变而言, 也有这样那样意义的转折或转变。若将其分为不同类别, 至少可分为这么三类:一类是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或路线是非的根本性转折, 这主要指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对党的历史发展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两大转折。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由错误转向正确。再一类是不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或路线是非的, 但历史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转折, 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 党的历史由土地革命战争转为抗日战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党的历史由革命战争阶段进入和平建设阶段。还有一类是既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或路线是非, 又涉及历史内容巨大变化的转折, 这就是本次会议所研讨主题发生的1927年。

二、将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放在一起研讨极富创意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 共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党史界对一大和七大作过多次研讨, 自不必说;对其他各次大会的研讨, 好像在近些年都开过会, 唯独关于五大, 这似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参加关于这两个主题的研讨会。我以为, 将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研讨极富创意, 因为从“四·一二”以后国内政局急剧变化, 阶级关系在重组, 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既接二连三又前后矛盾, 其驻华代表对急剧变化的政局的认识和策略彼此冲突, 党内的主张也纷争不一。将这三四个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党的认识变化联系起来研讨, 可以把这段具有转折意义的特殊历史研究得更全面一些, 看问题的视角更辩证一些, 对五大的历史地位也可能把握得更实事求是一些。在我看来, 这样联系研究, 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
一是对当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说党的指导思想两个趋向在历史发展的平稳时期无所感觉, 那么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则十分凸显。大革命后期, 特别是1927年, 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交错发展, 并非错误的趋向一直占据统治地位;陈独秀也并非只有错误的指导思想, 还有积极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或主张。比如对五大, 过去一直评价不高, 更多地是强调它的消极方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党的历史简单化的影响。按照路线斗争史的逻辑, 路线错了, 一切皆错。对那些不是错的, 捂住不讲;对错的东西更是夸大其辞、无限上纲。这样, 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就不符合历史真实, 乃至被扭曲了。
抛弃路线斗争史的“紧箍咒”, 客观地看待五大, 既有消极错误的趋向, 还有积极正确的趋向。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召开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对影响他们在华利益的中国革命的干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命, 血腥屠杀革命人民;川系、奉系等军阀势力也在制造惨案捕杀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情势下, 全党对召开五大, 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寄予厚望。五大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 一方面对严重的政治军事形势缺乏清醒认识, 对国民党武汉政府抱有幻想, 对革命前景盲目乐观, 继续贯彻与汪精卫集团一切联合、妥协退让、害怕斗争分裂的错误方针, 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又滋长了“左”的思想情绪, 没有提出扭转危难局面的有效措施, 这是大革命蓬勃发展起来后党的指导思想错误趋向继续的表现;另一方面, 相对于党的四大而言, 在一些重要的革命理论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的认识, 又有很大进步。例如, 在政治理论上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 明确了中国革命将是朝着非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前途, 还指出南京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的恐怖”统治等。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积极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体现。这个趋向特别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十分突出。当时, 我们党的党员已发展至近6万人, 初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 五大对于党的组织建设有一些重大举措:一是首次组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集体, 明确提出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二比过去更加重视地方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建设, 明确党支部是真正开展工作的基层组织;三是首次增设中央和省级监察委员会作为中央和省级纪检机关;四是在一切非党群众团体中建立“党团”制度, 以贯彻党的政策和实施党的影响;五是在党章中增设“与青年团的关系”一章, 进一步密切了党与团的关系。这些都具有“奠基”意义, 应当视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积极的、正确的趋向。五大的两个发展趋向都对党的历史进程, 包括对八七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两方面影响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是从党的创立开始就确定了的, 也是由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了的。脱离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作这样那样的设想, 是不切实际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别的不说, 没有人家供给经费和培养干部, 党的生存都很困难, 何论革命!仅此, 就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上, 从建党以来, 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始终都是既有积极的、正确的, 又有不正确的、消极的两个方面。那时, 我们党还是婴幼儿时代, 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的指导, 就如同保姆的作用。既然如此, 就有照顾好的时候, 也有照顾不好的时候, 在这段历史转折时期, 照顾不好的一面更多一些, 但最不好的时候还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过去考虑同苏联党的关系, 又加上缺乏历史档案资料, 我们对这一面不甚了解。近些年来, 随着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陆续公布出版, 这一面的历史真相渐为广大研究者知道,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全面了, 这是可喜的。同时, 也有一些偏激之论, 对这一面的有些问题看得过重 (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我不否认, 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的错误指导, 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消极的、有害的影响, 但是我以为, 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人家还有另一面———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 对中国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
比如,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 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 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 将革命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 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 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中国当前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未来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因素,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这两个方面都对党的五大发生了重要影响, 也可以说, 五大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与此有密切关系。还有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 它把挽救革命的希望仍寄托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依靠武汉政权来进行土地革命, 并希望通过吸收工农群众来壮大国民党地方组织, 这些无疑是错误的, 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另一方面, 它提出的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 并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 以及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5万革命工农来组建自己的可靠军队等主张, 尽管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 却抓住了克服革命危机的要害,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共产国际这时已不信任陈独秀, 也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愈益向南京蒋介石集团靠拢, 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 在7月上旬, 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领导机关, 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开展土地革命, 武装工农。这个指示尽管来得太晚了, 但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对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
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参与, 以及他们的驻华代表之间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的严重分歧, 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政局变化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 这些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无疑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过去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罪于陈独秀是错误的, 但是我也不赞同将大革命的失败简单地完全归罪于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客观地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在大革命后期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 对这种两面性是不难作出客观的评判的。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对中国革命的若干积极的、比较正确的指示, 不仅对当时的革命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肯定五大和八七会议的积极作用, 而所以有这样的积极作用难道能离开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的积极的、比较正确的指导吗?我以为是离不开的。讲错误, 他们应负一份责任;论成就, 对他们的贡献也不应抹杀。
三是对大革命的结局和发生历史转折的必然也看得更加清楚。纵观五大到八七会议这段急剧变化的历史, 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 我以为是不可避免的, 即存在三个不可避免。
首先, 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希望大革命失败是良好的愿景。党史书上总结的这样那样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 不少是“事后诸葛亮”, 尽管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过, 但全党没有达到这个认识水平。我们党那时才五六岁, 好比是学龄前儿童, 怎么能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苛求小孩子呢!?要求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像1949年的革命胜利, 那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空想, 太乌托邦了。当年的情况那么复杂, 局势变幻急剧, 处于幼年的党既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和同盟者, 也不善于纵横捭阖以革命的两手去应对反革命的两手;对于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的指示既有组织服从的义务, 又缺乏辨别某些是非的能力, 不能独立地运用马列主义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 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这个时期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 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 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 因此, 在敌强我弱、敌狡我稚的情势下, 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党那时对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各种势力的警惕性高一些, 应对的措施多一些, 遭受的损失会小一些, 但不可能挽回失败的局面。
其次, 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的残暴屠杀, 高举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旗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大革命后期以来, 党的指导思想的积极的、正确的趋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奉行的右倾退让和妥协政策, 党内一直有不同乃至明确反对的意见。比如:1927年3月, 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 就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 认为必须拿出向右派进攻的决心, 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 让步就是断送革命, 因而做了反蒋的一些准备。同年4月5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后, 党内不少同志对这个右倾宣言十分愤慨, 周恩来就表示过:宣言毫无积极意义, 如果继续这样“和缓空气”, 革命的损失会更大。
“四·一二”事变后, 广东的北江、东江和琼崖地区先后爆发农民武装起义, 尽管大多数被镇压下去, 但中共广东特委发出指示:各地的暴动表面上虽被反革命派镇压摧残, 但已给反革命派重大打击, 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
在党的五大会议上, 瞿秋白等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农民运动决议案, 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 建议广泛地分配土地、加强农民斗争。
在长沙马日事变后, 湖南反革命势力日趋嚣张,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中旬曾策划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 并准备派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去指挥, 后因一些人反对被取消。
面对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撰文指出:不应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 而应整顿与强固队伍, 武装农民“上山”, 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中共湖北省委还举行紧急会议, 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 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 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与此同时, 中共湖南省委也提出了“上山”的主张。7月上旬,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同年7月中旬,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 改组中共中央, 成立了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 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并发表声明谴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 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这样, 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和实行“七·一五”大屠杀以后, 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发展趋向所积蓄的革命力量, 要高举武装起义的旗帜, 进行土地革命就是势所必至。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再次,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左”倾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过去长期认为八七会议是滋生“左”倾错误的开端。将五大和八七会议联系起来研讨,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 其实在五大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在批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时出现的“一次革命论”倾向, 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这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和瞿秋白的发言中已露端倪。大会宣言没有把叛变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虽处于动摇之中而仍然应该尽可能争取的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 将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 因而认为此后的革命统一战线只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联盟, 确定职工运动的方针是“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基于这样的阶级分析, 大会进一步认为, “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去了。这就意味着将民族资产阶级也视为革命的对象。五大宣言蕴含的这种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认识, 是后来出现“左”倾盲动倾向的最初理论基础。
事实上, 五大闭幕后不久, 在武汉地区就发生了逮捕民族资本家和查封其财产的事件。邓小平回顾党的这段历史指出:“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 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 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 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 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 结果市场调敞了, 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 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 要有团结有斗争。” (2)
党在五大那时还不成熟, 因而既有右的错误, 这是主要的, 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左”的错误。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矫枉会过正, 反右易出“左”。当时党中央的成员绝大多数很年轻。中央委员会成员45人的平均年龄为30.4岁, 最小的贺昌才21岁。中央政治局的10位成员, 除陈独秀年近50和谭平山、苏兆征为40出头外, 其他人均在30上下, 有4人为二十八九岁。处于这样的年龄段, 认识有些过激和情绪化, 是可以理解的。

三、历史转折的主要标志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事件
前面讲这次会议将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放在一起研讨极富创意, 并非要贬低或否认八七会议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生的第一次转折的主要标志作用。
党史论著之所以将八七会议作为这段历史转折的主要标志, 主要在于:第一, 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 以中央紧急会议的形式, 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批判和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第二, 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 即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进行战斗。第三, 再次改组中共中央, 结束了右倾领导在党内的巨大影响, 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在党召开六大之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立即转入“地下”状态, 秘密工作;利用一切可能, 扩大党的影响, 从而使党的组织实行有序退却, 减少党的损失。
当然, 八七会议也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 一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愤怒, 强化了党内的“左”倾情绪, 在政治路线上为尔后“左”倾错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在组织路线上对陈独秀的批判处理有错误, 开启了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先例, 片面地强调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出身和党员成分的工农化, 对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 (也还有其他原因) , 它在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不能同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大转折相并列。
在肯定八七会议是这段历史转折的主要标志的同时, 在我看来, 还要看到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对这段历史转折的巨大影响。我很赞同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前夕所讲的话。他说: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我以为, 这是一个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相提并论, 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这在过去的纪念讲话和文章中罕见。就党的主要领导人而言, 作这样的论断也具有“开篇”意义。
长期以来, 中共党史研究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比较多地肯定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 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 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肯定这些无疑是对的。但是, 它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一般很少提及。因为按照一个时期的说法, 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 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因而有严重错误;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才代表了正确路线。这种思想认识的极端发展, 就是“文革”时期, 红卫兵曾要求废除“八一”为建军节, 提出把湘赣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为建军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 批判极“左”思潮, 对党的许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科学说法。
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这好理解。如何解读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呢?我以为, 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 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 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创立后就积极地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进行的。党参与了一些领导决策和其他活动, 但不是领导革命的主角。只是南昌起义以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始了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这才真正开始了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才由此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首要问题, 并由历史加以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是实践论者而不是先验论者,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 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 第一反映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在当时, 党只能是城市武装起义的观念。就毛泽东言, 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 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的目标也是打长沙, 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他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 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后来又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才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 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发展历程来看, 南昌起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 南昌起义为求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革命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南昌起义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不该在南昌发动起义, 而在于起义后不该继续执行起义前中央决定的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 然后重新北伐的既定方针。因为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 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 不可能再重新进行北伐战争。毛泽东的超群过人之处就在这里:能从实际出发, 改变中央攻打长沙的决定, 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比较拘泥于执行中央指示, 缺乏毛泽东那样的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政治智慧。对此, 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讲得清楚。他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 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 即使要走, 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 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 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 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 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 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 不一定能保住南昌, 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 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3) 重新审视历史, 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 就会有成功的, 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 也是探索, 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 这不就是有益的作用吗!?因此, 从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来分析, 也可以说, 南昌起义这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 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
第三, 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 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生力军, 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湘赣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上述周恩来讲的南昌起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 转战湘、鄂、赣三省, 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由于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失败, 这个错误在总体上无法克服, 但留在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 经过艰苦转战, 半年之后, 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则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还有被收容的南下潮汕的起义军余部。讲南昌起义, 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因此, 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 将两者都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这无论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还是对井冈山道路的开辟的认识, 都是符合历史的。这样的说法是完整的、全面的。
说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是否就抹杀和贬低了建党以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呢?我以为, 这是两个问题, 不应混为一谈。我们党自创建以来, 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 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 由于此前我们党还不是中国革命大舞台的主角, 在大革命中没有独立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责, 因而怎样进行中国革命尽管进行了许多探索, 但对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 有如上述, 只有在实现大革命到土地改革战争的历史转折之后, 才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首要问题。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才探索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