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坤舆全图》看16—18世纪关于中亚的地理认知 郭云艳 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作为清初刊印的中文版彩色世界地图，既反映出16—17世纪中国经由来华传教士而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早期接触，也呈现出这个时期西欧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文章对坤舆全图中所绘制的亚欧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加以考察，并将之与在此前后于中国刊印的世界地图关于该地区地理认知进行对比，可知中亚地区在16—18世纪经由东西方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完全呈现在世人眼前。这种变化反映出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关键词南怀仁 坤舆全图 中亚 地理知识作者郭云艳，1978年生，世界史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邮编071002。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1674年）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构成了近代初期外国传教士来华后西方科学知识向东方传播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地理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相对而言，后者在其中的开创性意义更突出，因此研究的深度、广度都远远高于前者。而《坤舆全图》虽较之《坤舆万国全图》晚了近百年，受关注度明显较弱，但两幅图的差异则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变迁，此前已有学者针对这些地图在中国地图史上的意义撰文论述，但其价值之高，唯有通过对地图具体细微处的对照并考量其背后的历史背景，才能了解更深。因此，本文以《坤舆全图》的中亚部分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在此前后所绘制刊印的其它世界地图，考察16—18世纪关于中亚地区地理知识的发展变化，并探究其背后的成因，以便更好地认识中亚地区在近代以来世界格局中的位置。
一、《坤舆全图》所描绘的中亚地区
《坤舆全图》为八幅挂屏式拼接而成的两部分圆形图，包括表现东、西两个半球的主图以及分居上下左右的14个释文框。作为主图部分的东西半球，其圆周部分共有四圈：最外一圈装饰着回形纹，具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再内一圈标以冬夏昼夜时刻；再内一圈标注纬度，纬度分南北，标注着二十、三十度，到南北两极为九十度；最里圈是黑白条相间的圆周线。图上标注采用中文楷体，一些说明性文字加以方形外框。经度标记在赤道线上，以北京所在的顺天府为本初子午线，向东每五度标注刻度，一直转到三百六十五度回到零度。《坤舆全图》的东半球图中包含着亚洲（亚细亚）、欧洲（欧罗巴）、非洲（利末亚）以及澳大利亚（墨瓦蜡泥加）的一部分，图中，中亚地区大致位于西经295—335度、北纬25—50度之间。《坤舆全图》在绘制时参考了当时欧洲新刊行的世界地图，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参考是布利乌的世界地图，为了理清全图中亚部分的一些地名，下文将通过两幅图的对照来加以辨别。
图1 《坤舆全图》的中亚部分
首先，《坤舆全图》中最为醒目的是一片海域，但未标注名称，布利乌地图中为“撒拉海（Mare de Sala）”，而利玛窦与艾儒略标注为“北高海”。从其位置看应当表示里海，但与现代地图中的里海地理面貌相去甚远。现代的里海南北长约1200公里，东西平均宽约为320公里，最宽处为435公里，而《坤舆全图》中呈现出来的该海域却东西长、南北短，图中注曰：“此水甚浩荡，不通大海，故疑为海为湖，然其水咸，姑谓之海。”显然南怀仁在绘图时，他所参考的资料对里海只有大概认识，知其为陆地包围，严格意义上为咸水湖，但关于里海的方圆地理不甚清楚。下面我们以里海为中心来辨识出其周边的地区。首先看里海以北，这里有“亚私大蜡甘（Astracan）”及其东北部的“都闷（Tumen）”，分别为今俄罗斯的阿斯塔拉罕州（Astrakhan）和秋明州（Tyumen）。“亚私大蜡甘（阿斯特拉罕）”自13世纪蒙古征服中亚后就成为蒙古人的聚居区，他们与当地人混居。133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IbnBatutoi）首次提到Khadjitarkhan这个名称；14世纪时征服这里的部落后来自称astarkhany，并建立阿斯特拉罕汗国（Astrakhan Khanate），由于这里地处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三角洲，因此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并在1459年到1556年间作为阿斯特拉罕汗国的首都，1557年并入俄国。而“都闷（秋明）”位于西西伯利亚的土拉河（the Tura）流域，在蒙古语中，秋明（Tyumen或Tumen）意为“万人之城”，相传是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在此驻军万人，故也称“成吉-图拉（Chingi-Tura）”，15世纪后曾是控制着西西伯利亚地区的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当1581年沙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时，这里最先被占领，并在1586年在原址上修建新建，即今天秋明州首府秋明。都闷（秋明）所在区域再往东为大片水系，主要河流为“阿被河（the Obÿ）”，该河一直向东流到西经330度区域，向南与“台基湖”相连。关于阿被河还有详细注释：“阿被河长七千二百里，此河开冻时，有大冰如山岳，冲击树木，排至两岸，旁溢一千二百里，土人迁移入山避之。”从名称可判断这是为今俄罗斯境内的鄂毕河（the Ob），源出阿尔泰山，最终汇入北冰洋。事实上，布利乌的地图关于中亚以及中国的错误非常明显，显然南怀仁在绘制这部分地图时已经放弃对它的参考，例如《坤舆全图》中阿被河（鄂毕河）东南群山为“大布里山（疑似今天山山脉）”，大布里山右侧有“亚纳类山（疑似今阿拉套山）”，这些均是布利乌地图中没有的部分。然而，南怀仁所参引的资料仍不够准确、不够详细，因此他对这个地区仍然比较陌生，地图上存在明显错误，具体表现为：（1）混淆了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全图将最终汇入鄂毕河的支流以及其它河流都标注为“阿被河”，如秋明附近的托博尔河（Tobol）以及发源于我国新疆阿尔泰山区的额尔齐斯河（Irtysh），但鄂毕河干流上游却称为“各心河”。（2）图中标注为阿被河的额尔齐斯河上游河道在群山之间蜿蜒流淌，经过“台基湖”，此湖为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泊（ZaysanKole），斋桑泊距离我国边境线不远，额尔齐斯河即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发源，向西北进入到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泊后继续向西北流淌，但全图却将“撒马儿罕（今撒马尔罕）”绘制在“台基湖”东南，也就是我国新疆境内。（3）由于全图所绘里海在地形上与实际情况的巨大偏差，导致图中所绘里海以北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地理分布存在很大缺漏，乌拉尔山脉在里海东北方而非图中所绘的正北方，鄂毕河以及额尔齐斯河流经地区的山川走势也偏差较大，难以辨识。因此，仅从图中绘制的里海北岸来看，当时西方人大致了解乌拉尔山脉东西两边的地区与居民名称以及当地的河流分布，但对于河流的流经区域不甚了解，而且越往东就越陌生。其次看里海以东及东南地区。从图上看，东部有数条河流汇入，再东有两个小湖泊，右方为“亚母蒲”，可能为今咸海；亚母蒲（咸海）以东地区称“都尔格思单（Tvrchestan）”，即今土库曼斯坦，自从8世纪—9世纪中亚地区突厥化后，此地大多称为突厥，那么都尔格思单的名称源于“突厥人生活的地方”；都尔格思单以北为“鞑而靼（Tartar）”，《坤舆图说》称：“中国之北，迤西一带，直抵欧罗巴东界，俱名鞑而靼。”因此“鞑而靼”和“都尔格思单”均表示生活在西伯利亚至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人以及讲突厥语的东方民族。这也是数百年来人们对这个地方的统称。
图2 《坤舆全图》与《新植被版图》局部对比
从此往南的大片地区称为“箇拉散（Corasan）”，即呼罗珊（Khurasan），包括今伊朗东北、土库曼斯坦东南以及阿富汗北部地区。箇拉散北部有沙漠，中有一湖名“布尔日亚”。但将《坤舆全图》与《新植被全图》对比（见图二），会发现两幅图所绘这个地区的地形接近，三个湖呈三角鼎立，但布利乌的地图并没有标注左上湖泊的名称，“布尔日亚”为南怀仁添加，不知所指何处。事实上，现今的世界地图上在这个区域看不到任何湖泊，若从其位置分布上看左上的湖泊可能是今伊朗阿富汗交界处的哈曼湖（Hamun）所在湿地，右上湖泊为阿富汗东北部的班达米尔（Band-e Amir）湿地。地图上呈现出来的湖泊反映出此时西方对于呼罗珊地区的水文地理有所了解，但画得过大则透露出他们对其了解的有限性。图中标示出来的地名则更加凸显出其对该地地理认知的有限性。在《坤舆全图》中，呈三角鼎立的湖泊中，左上湖泊与下方湖泊之间有城市“甘大哈尔”，这是南怀仁添加上去的，布利乌的地区中没有，说明南怀仁在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做出的修正，因为这里正是今阿富汗的城市坎大哈。然而，甘大哈尔（坎大哈）的下方却沿用布利乌标注的“加布尔”（Chabul）。加布尔应该指今喀布尔（Kabul），但显然位置有误，喀布尔位于阿富汗的东北方。这一缺漏表明：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人在印度的殖民与经营日益强化，他们关于印度及印度以北陆地地理风貌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但仍与真实情况存在加大差距，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测量。最后，再看中亚以东的西域地区。《坤舆全图》在这里自北向西南绘制了非常明显的流沙带，与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绘制的沙漠带相似。流沙以西有“卯德肋尔”，西北有狭长山脉，似乎名为“各当”，北为“加辣桑”，均不知何指。关于流沙有一段文字注释：“此处多有流沙，人行无踪……自迷，聚骸以识道。”流沙东南则为中国境内，能看到“十七千户所”以及黄河。综上所述，从《坤舆全图》关于中亚以及西域的绘制来看，南怀仁所引据的西方地理知识呈现出自波斯以东、自莫斯科公国以东以南、自印度以北以东越来越陌生的趋势，这反映出当时西欧关于中亚地理的认识。他在《坤舆图说》开篇中声称，图中“各地形、地震、山岳、海潮、海动、江河、人物、风俗、各方生产，皆同学西士利玛窦、艾儒略、高一志、熊三拔……”并此基础上，“撮其简略，多加后贤之新论，以发明先贤所未发大地也。”关于该图与早前其他传教士著作的差异，已多有论说，都认可南怀仁是结合了当时西欧比较新的地图成果以及此前中国已经刊印的中文地图成果，结合自己的知识，绘制了这幅地图。那么，将《坤舆全图》与之前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以及毕方济的《坤舆全图》，可大致了解从利玛窦生活的16世纪末到南怀仁所处的17世纪晚期，西欧关于中亚地理的认识及变化。 二、《坤舆全图》与之前各中文世界地图关于中亚的记载及差异 在南怀仁之前，中国境内刊印的世界地图主要有顺治年间（1648年）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绘制的《坤舆全图》，天启年间（1623年）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制作的地球仪、同年艾儒略（GiuliosAleni，1582—1649）编著的《职方外纪》，以及万历年间（160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由于毕方济的《坤舆全图》现下落不明，难以找到确切的地图，无法加以研究，所以通常会将《坤舆全图》与另两幅图进行比较，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坤舆全图》中的文字绝大部分来自前两者，其注记标题与《职方外纪》的篇目绝大多数相同，内容也是大段摘抄；全图中的小段注记文字则大量引自《坤舆万国全图》；但从地图本身而言，南怀仁将利玛窦“所采用经曲纬平投影法改为球面投影法”，图上所绘的中国大陆、各大洲及其沿海地区（特别是南北美洲与澳洲）的海岸线、岛屿、山川等，要更为详尽，将他认为不确实的一些传说中的国名删除。因此，可以说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补丁与修正，能够反映出此时西欧以及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认知。
图3 《坤舆万国全图》的中亚部分
那么具体到中亚地区，通过对比，能发现三者之间的相似性。首先关于里海的地形。三者的绘制结果大体相当，特别是关于里海东西长、南北短的错误印象在这百余年间中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只是利玛窦在图中明确注明此海名为“北高海”，而后艾儒略沿用此名，“北高海”的名称源于其所参考的原图称之为“Mar de Bachu”，以该海域西侧的著名城市巴库（Bachu，今Baku，阿塞拜疆首都）命名。之所以如此称呼，可能与当时巴库在西欧范围的影响有关。1555年，英国伦敦成立了新莫斯科公司，负责经营通过北海前往莫斯科以及中亚地区的商业活动，曾经有英国使团到达里海西侧的巴库地区，并发现那里出产石油，并且该国百分之七十的居民家庭都用这种石油。而《坤舆全图》在里海中央标注的小段文字与《坤舆万国全图》一字不差，但却没有标注海的名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南怀仁所依据的地图将里海标注为“Mare de Sala”，若仍沿用“北高海”之名显然不合适，但“sala”是“salum”一词的变形，该词表示“大海、大洋、波浪”，或许对于南怀仁来说“Marede Sala”，就像是“the Sea of Sea“，实在难以翻译，只好留白。其次，里海周边地区的标注也有一些共同点。如海北为“亚私大蜡甘（阿斯特拉罕）”，里海以南地区为“大华里思旦（《坤舆全图》称“大白理斯擔”，即今伊朗首都德黑兰所在的里海南岸，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到塞尔柱突厥人统治时期称为Tabarestan），但其附近却标注着“回回”，“回回“泛指今新疆南部和葱岭以西地区，也就是中亚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标注在这里显然不正确，而南怀仁沿用了利玛窦的错误标注。利玛窦与艾儒略都在里海以东注明了撒马儿（撒马尔罕），《职方外纪》中“百尔西亚（波斯）”条记载：该地“又东近撒马儿罕界，一塔皆以黄金铸成，上顶以金刚石如胡桃，光夜照十五里。其第江河极大，有一河发水，水所及处即生各种名花”。南怀仁同样在《坤舆图说》的“百儿西亚（波斯）”条称：其“东近撒马儿罕界，一塔以黄金铸成，上顶一金刚石，如核桃，光夜照十五里，江河极大，有一河发水，水所及处生各种名花”，这一段与《职方外纪》的记述几无二致，可见是全然摘录。前面提到《坤舆全图》将撒马儿罕标注在群山以东，可能与《职方外纪》的记录有关，书中的“回回”条称中国以西，过加斯加尔（今喀什），再西为撒马儿罕。因此南怀仁在绘制《坤舆全图》时，将“撒马儿罕”的位置特意进行了更改，虽然更改位置并不准确，但却更符合“回回”条目的记载，可是他在图中沿用了利玛窦的错误标记，又在《坤舆图说》中删减了关于回回的条目。除上述相似点外，三幅图绘制的从里海到西域的地理相差较大。在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里海东侧到流沙以东是从距顺天府以东305度一直到340度，跨越35个经度；而《职方外纪》所附《北舆地图》中这块区域是大约从“福岛（今加纳利群岛）”以东90度一直到115度，跨越25个经度；《坤舆万国全图》中里海以东可见河流在“土鲁番（吐鲁番）”处出现支流，向东直到“蒲昌海（今巴里坤湖）”，蒲昌海与阳关、沙洲相邻，其东再有山脉，山脉以东即为甘肃、西凉等地，其经度位置具体在“福岛（加纳利群岛）”以东的210—220之间，跨度仅为10度。同一地区在三幅图中所跨经度的巨大差异，表明这三个时期西欧关于中亚地理格局的认知在不断拓展。这种差异也可以从利玛窦与南怀仁关于中亚地区的名称标记看出。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中亚地区标注的地名看上去十分熟悉，除上面提到的“土鲁番”外，里海东南方向出现了喝盘陀（今塔什库尔干）、朱俱波（今新疆叶城以西）、大葱岭（今喀喇昆仑山），于阗（今和田），里海以东有，东北方向有焉耆（今新疆博格达沁古城）、火州（今吐鲁番）、药尔耕（Gorgon，今译戈尔甘），今古伊州（唐在新疆所设三州之一，治所为伊吾，今新疆哈密）、哈密等中文古籍中西域的地名，且明确标注这里为“汉车师地，唐之交河”。将之对比1570年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lus,1527—1598）绘制的《世界地图》（Typusorbisterrarium），可以看出两幅图关于里海以东的地理环境相似，但地名标识差别明显，说明关于利玛窦当时利用了中文的文献与地图资料，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在西方绘制的地图基础之上加以标注。并且将不同时期关于吐鲁番、哈密的称呼都列上，出现了“土鲁番”和“火州”、“伊州”和“哈密”同时存在的结果。而南怀仁在《坤舆全图》中对中亚地区的描绘则更多选用了西方名称的音译，详情见本文第一节。不过17世纪中后期西欧刊印的地图中，关于中亚到西域以及中国的地理知识还比较有限，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坤舆全图》上“都尔格思单”和“撒白勒斯单（Sablestan，今阿富汗西部地区）”以东区域与布利乌的地图存在明显差别。《坤舆全图》中的“撒马儿罕”以西有一地名为“打色根（今塔什干）”，《明史》载“达失干，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从打色根向东越过山脉、在流沙以北又有一山脉，名“亚尔顶”，抑或指的是阿尔泰山（Altay）。这两点足以证明南怀仁在前人地图的基础上，参考中文文献对地图做出的修正。虽然南怀仁所绘的西域和中国西部、北部地图与实际偏差较大，但仍能看出他在绘制过程中修正过去西欧人错误印象的努力。由此可见，从利玛窦到艾儒略、再到南怀仁，他们绘图时所依据的地图关于中亚的地理概况在不断变化。虽然在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时，西欧关于中亚东部以及中国西部的地理知识还很有限，但上述三图关于中亚部分的变化说明西欧在经由海洋向东探险之际，也不断向东探索着亚洲腹地，其知识正在不断更新，南怀仁所掌握的中亚及西域地理知识已经远远超过利玛窦时期。同时，南怀仁生活的17世纪，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清初统治者对其的看重使得这一变化更加突出：一方面，南怀仁在绘图时吸收中国人的世界观，将本初子午线设在北京所在的顺天府，突出为大清帝国为中心的概念；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在学习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后，付诸实用，在传教士的指导下对所辖疆域进行勘测绘图，完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地图，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关于中亚以及东北亚地理知识的更新。 三、南怀仁前后中国关于中亚的地理知识及其变化 南怀仁及其前后的西方传教士意图通过贡献地图来吸引中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他们的接纳，以使其更便于传教，但客观上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给中国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康熙、雍正、乾隆都曾下令要求以西方的测绘方法来勘定地理，绘制更为精确的舆地图，因此在南怀仁之后中国官方绘制的地图为西欧制图家绘制世界全图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与参考。在此背景下，东西方关于中亚地理的探索也不断加强，用现代方法绘制的西域、中亚地图不断出现，逐渐完善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地图的绘制。现存的中国古代地图大多绘至西域，一直向西绘至海洋的很少见，仅有南宋僧人志磐在景定年间（1260—1264）绘制了《汉西域诸国图》，其图一直向西标注了大月氏（中亚）、安息（波斯），条支（西亚古城安条克）及海洋深处的大秦（罗马帝国），但由于描绘的是汉时西域的简单示意图，因此并没有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中亚地理知识的了解。到了蒙古人创立的元朝，由于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大规模的征服活动，中文史籍中关于西方的记载也大幅拓展，并表现在地图绘制上。元至顺二年（1331）刊印的《元经世大典图》描绘了从和田以西直到地中海的地区，最西处为埃及开罗，只是该图仅标注地名、方位，未绘制沿途的地貌特征，再加上该图传播的范围限制，它对于中国人关于中亚地理的认识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及至明王朝建立，虽然汉人直接控制的陆地面积比之元朝要小很多，但此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极为繁荣，特别是郑和（1371—1433）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的行动，大大开拓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明朝初年（1389）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涵盖了几乎整个欧亚和非洲大陆，关于非洲的海岸线绘制与现实相当接近，只是其关于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绘制比例严重失衡，且难见其高清图像，无法分说明初中国人关于中亚的地理知识。然而郑和船队的海外航行毕竟仅此一例，民间的海外贸易在社会上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因此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知自明初以后并未有明显增长，且由于疆域的收缩，此时关于中亚的地理知识几乎没有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利玛窦到中国后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中亚地区地图在中国关于中亚地理知识的影响下，仍沿用汉唐以来的名称。这种状况在利玛窦、艾儒略之后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传教士的地图对一些士大夫及官员形成了影响。万历年间（1574—1620）冯应京、王圻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录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其他人则绘制了受其影响的地图。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梁辀刻印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但他只是从利玛窦等人的地图中抄录一些地名，仍以中国传统的概念将其标注在地图上，关于中亚部分的地图并无明显改变。另外还有崇祯十七年（1644）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其刻印方法与《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采用图文结合方式展现西域以西地区，欧洲、地中海以及非洲西南部的位置轮廓基本属实，且标注了经纬线。因图像不够清晰，中亚部分难以辨识。 另一方面，传教士地图的影响毕竟有限，西方的测绘制图技术并未广泛影响到中国，已知的几幅后期地图仍沿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且关于中亚乃至欧亚大陆的认识与明初《大明混一图》制作时差别不大。如明崇祯九年（1636）陈组绶绘制的《皇明职方地图·西域图》。图中可以看到于阗（和田）西有勃和夷城（即《大唐西域记》中的勃伽夷城，今和田西皮山故城）、沮渠（旁注：大汉葱岭边境），再西为葱岭，葱岭以西密布城郭，距离葱岭较近的地方有朅盘陀（今塔什库尔干），一条大河自葱岭向西汇入一小片汪洋，其名难以辨识；沿河向西分布多个城镇，到陆地最西端却标注着“哈密”。该河北部从东向西散落着米国、康国、史国、何国等，再西则标注东安、中央、西亚，文字密度更小；在朅盘陀以南有大雪山，大雪山以南分布着东印度、南天竺、南印度，最西侧有波喇斯（波斯）等地；波喇斯西北为海洋，“拂菻（拜占庭帝国）”标注其间；而“拂菻”西北有着一大片陆地，“哈密”就标注在该陆地偏西侧，再往西的海域中有“日落国”。这幅图现在看来非常奇怪，其地形比较接近欧亚大陆，但地理名称的设置却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考虑到中国此前已经绘制有《大明混一图》，经由南海航路国人已经对西方的海域、陆地分布有所了解，但对于中文史籍中所载西域及以西各国的具体地理位置、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就错误地将这些国家放置到错误的位置上。那么该图上最西端的“日落国”显然不是“里海中的某岛屿”，可能是前文提到的大西洋上的福岛（加纳利群岛），西方人过去一直认为那里是太阳落山的地方，在绘图时也以该岛为本初子午线。在南怀仁生活的时期，一方面康熙皇帝比较重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此时在东北、西北的用兵对准确舆图的需要更为迫切，于是之后以皇帝的命令为契机，中国官方开始按照西方的测绘以及绘图技巧绘制地图，而此时的西域也受西方地图测绘技术影响，开始出现比较精确的现代地图。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印的《皇舆全览图》、雍正三年（1725）的《十排皇舆全图》以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乾隆十三排图》（《乾隆内府舆图》）逐渐完善了包括着西域在内的辖区全图，获得了天山南北地区的精确地理信息。这个时期，中文地图中关于中亚地区的绘制则与皇帝对西域的控制与经营联系在一起。首先，关于哈密以及吐鲁番到喀什地区的地理可以参阅《皇舆全览图》中的《哈密噶思图》以及《杂旺阿尔布滩图》（《策妄阿拉布坦图》），这两幅图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耶稣会士费隐（Fridelli）率队测绘制成，图中较为详实、准确绘注了当地的山川、湖泊、城镇，还有此前未曾出现过的小地名和新地名。其次，在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过程中，清军手中的地图及其绘制方法也影响到准噶尔部，到雍正时期，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为应对沙皇俄国对其北部边境的侵占，于1732年左右用蒙古文绘制了《准噶尔汗国图》。雍正时期的《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增加了远到黑海与地中海的内容，而该图最为醒目的是里海已经呈现南北长、东西短的形状，与现代地图绘制的图形大体相当，说明这个时期中国人对于中亚地理的了解已经有了重大变化，惜未能找到此前西欧绘制的地图加以印证。最后，到乾隆时期，随着战事的结束，关于哈密以西的地理可以展开精确的实地测量，于是获得了“哈密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南北两路广大地区90余处的经纬度数据”，在此基础上绘制完成的《乾隆内府舆图》，成为彰显他“开拓万里回疆”的盛大武功的重要工具。在此背景下，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南怀仁《坤舆全图》为基础，“取新辟西域诸国，联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增补而成绢质彩色版《坤舆全图》。从图上可以看出里海、黑海、地中海的大致轮廓，而地图中清政府控制的区域几乎紧邻里海东岸。至此，在中国刊印的地图上，关于中亚的地理知识有了大幅改进，此后虽仍需不断增补、修正，但总体格局已具雏形。也就是在东西方的勘测努力下，关于欧亚大陆腹地的现代精确测量地图终于在此时完成。康雍乾时期中国主持勘定的西域和中亚地图对于全球范围内世界地理的认知意义重大，这是中亚东部以及东亚大多数地区的第一次精确测量，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地图绘制进程的重要推动。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赠送了一幅地图，而这幅的母版1735年法国地理学家德·安维尔（De Anville）绘制的《中国新地图》，正是以康熙皇帝下令以西方的地理测绘技术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为基础。这一事例是西方受这些地图影响完善其世界地理认知的重要证据。再反观蒋友仁的《坤舆全图》，它结合了他从西方带来的当时西欧的最新地理知识和中国最新的地图测绘成果，是中西方地理测绘成果的集中体现。 通过前面三部分的论述，可知从16—18世纪，世界关于中亚地理知识的了解是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后者是在16世纪以后西欧航海家、商人、传教士的探险、传教努力不断推进的，而中亚地区却是由东西双方的相向推动下，逐渐被纳入到现代地图中。一方面，西方的探险家自16世纪起就不断向东探索。如1555年英国成立了新莫斯科公司，负责经由北海向东寻找商品和市场。1558—1559年抵达里海东岸的花剌子模与布哈拉的英国外交官安东尼·詹金森就以此为目的。逐渐地，商业探险发展成政治扩张，1721—1725年以弗洛里奥·别涅维尼为首的俄国使团一直停留在布哈拉，搜集那里以及希瓦汗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的还通过密码传送回圣彼得堡。另一方面，东方的中国在清初诸帝治下，对其辖下包括西域在内的地区展开了基于西方技术的地理勘测。促成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地理探查在中亚形成了交汇。总的说来，在16—18世纪中国刊印的世界地图，体现着东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利玛窦与艾儒略将中国人关于西域的地理概念绘制到地图中来，仍延续西方以加纳利群岛为本初子午线的做法；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在绘制中亚地图时则同时吸收东西方关于该地的地理知识，标志着西方现代知识进入到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当中；及至康雍乾三世，皇帝下令采用西方的测绘技术来绘制辖下各地的地图，客观上完善了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地理知识。而后者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列强扩张的步伐此时刚刚进入中亚，尚未完全渗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初统治者们在遭遇沙俄为代表的西方冲击时，认识到东方传统的政治地理体系的不足，遂利用西方科技做出主动应对，勘定边界，其关于新疆、中亚地区的勘测不仅完善了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地理知识，而且明确了相关地区的归属与表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深远。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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