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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 | 成吉思汗的铁骑究竟打到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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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到比较强 发表于 2020-9-28 19:0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张国刚



夕阳残照,凉风习习,成吉思汗陵(简称成陵),静静地矗立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草原上。这是蒙古帝国的杰出创建者成吉思汗的衣冠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从青海省的塔尔寺迁回故地。导游这样告诉我。


成吉思汗在全世界声名显赫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他在中国的声望。这是成吉思汗完成蒙古部族的统一之后,与其子孙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西征造成持续影响的结果。
蒙古人的西征究竟打到了哪里?

第一次西征在1218—1223年间,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结果把蒙古的领土扩大到中亚。

第二次在1235—1242年间,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统率各支宗王长子出征钦察、俄罗斯诸地,灭亡了也的里河(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和钦察,攻入俄罗斯并击破其境内各个公国,继而兵分两路侵入东欧,一支兵临摩拉维亚(今捷克境内)和匈牙利,另一支冲进奥地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1242年,拔都闻窝阔台死讯而率军东返至伏尔加河下游,西欧才幸免于难。

第三次西征发生在1252—1260年,蒙·哥汗派遣其弟旭烈兀为统帅,目标在征服西亚,结果灭亡了阿拉伯帝国并占领叙利亚,将蒙古帝国的疆域扩展至西亚。

蒙古军队的西征在历史上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是野蛮残酷的征服,对所经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另一方面,蒙古帝国的统治因西征而扩张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使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连接起来,在这些交通线上亦建立起完善的传驿制度,从而使蒙元时代的中西陆路交通再次达到高潮。

蒙古军队西征过程中,为了大军行进的需要,带去大批汉族技术人员劈山开路、修筑桥梁,使道路状况大为改善,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耶律楚材亦有《过阴山和人韵》诗描述此景,内有“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之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军队的西征过程也就是中西交通路线的建设过程,开辟了一条从漠北和林(今蒙古国额尔德尼召寺以南)北穿南俄,南贯波斯,东经中亚、西亚,西到欧洲的通道,而在蒙古人的“军队过去之后,他们就把这条道路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西方和东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道森著,吕浦译:《出使蒙古记》)。

驿站传讯系统是蒙古帝国为保证帝国内部的交通畅通和信息传递快捷而建立,被认为是维持庞大帝国统治的强有力手段。从第一次西征建立钦察汗国到忽必烈时期,建立起连通漠北高原的蒙古本部和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的驿道,在中国境内沿太和岭(山西雁门)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一线设置了30个新驿,以连通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的政治中心。稍后,伊利汗国境内推行忽必烈时期的中国驿站制度——全汗国各主要道路上每三段(约18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匹。如此,蒙元帝国统治区域,都铺上了高效快速的驿道网络。元朝政府和各汗国政府还特别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来往商人的法令,以维护路途的安全。

蒙古西征也带来东西方人员和生产技术相互流动。历次西征的军队中除有大量征发来的女真人、契丹人和西夏人之外,还有不少中原汉人,他们随军来到西域后,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沿天山北道西行时,在别失八里看到从事音乐技艺的都是“中州人”,在轮台还遇到一位来自中原的书生。此后,元宪宗蒙哥(1209—1259)派使者常德出使旭烈兀(1217—1265)统治的伊利汗国(以伊朗为中心)时,在别失八里和阿里麻里城(今新疆霍城附近)也看到不少汉人居民,有关记载见元代刘郁的《西使记》。

忽必烈灭南宋以后,又将降服的大量汉军、新附军和中原的农民、工匠征发到西北,让他们在别失八里、哈迷里(今新疆哈密)等地屯田并冶炼农具兵器。汉人被迁往西域和中亚的同时,大批西域人、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或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服,或由于入华经商,也迁往中原地区,甚至分布于广西、云南等地。其中一些人以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俗为纽带,逐渐组合为一新兴民族回族,另外一些人则深受中国文化习染,或接受儒家教育,或转信佛、道,逐渐与汉民族融合。

东西方人员的双向流动自然会带来生产技术的交流。西迁的汉人把当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西域,如汲水器具、雕版印刷技术,以至《长春真人西游记》载阿里麻里人赞叹:“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指的是中国内地。

中国内地也从西域接受了一些生产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技术。棉花通过陆、海两道传入中国,并在宋、元时期开始在中原推广,元代迅速发展,而陆上一途就来自元代西域。元代《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条载,木棉(即棉花)产于西域,入元以来种于陕右,兹繁茂盛,与本土无异。这一时期西域畏兀儿人,对于在关陕地区推广植棉起到重要作用。《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碑》记载,陕西西乡县人原先“不知种棉之利”,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自兴元求籽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



本文选自《胡天汉月映西洋: 丝路沧桑三千年》(张国刚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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