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17集 秦国崛起

解说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来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公元前九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以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曾振宇：因为当时秦国的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认为秦国这个是野蛮落后的国家。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的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了一系列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迁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
　　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施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能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依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史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地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帝道、王道并不敢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推行全面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杨振红：当时旧贵族两个最重要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讲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过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状态。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军武和主演刘志政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王军武：咱们提倡这个以史为鉴，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呀，以秦代的那一种的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对咱们这个现实的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所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这是一件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为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向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强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自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只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
　　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这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级，男子成丁时只是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杨振红：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他的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庶民也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原来非常严格的贵族社会。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他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的能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它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土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着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地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味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田1.5宅，爵位越高，田地的数量就越高，至十九级的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杨振红：《汉书食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至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民得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更古未有的。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用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的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制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鄙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年，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珡黥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分别实行了黥刑和割鼻的劓刑，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曾振宇：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制之后才能够实现，到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咸阳位于丰水和谓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栎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部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置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全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臧知非：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来，这是一件自两千多年前量器，这件量器左侧刻秦孝公十八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量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周亚：这就是商鞅方升，他是秦孝王十八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量器，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的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又五分之一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的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的时候确定下来的制度。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多达三万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的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的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彭成刚：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使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了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提高。这枚简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要对你的相貌进行核对。但是两千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又精确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刷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即秦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鞅新法。
　　李开元：秦军是百战百胜，六国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因为秦军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基本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但这个军事实力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注目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当中的竞争能力。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的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了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的记载，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诘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利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逝，太子驷继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杨振红：当时商鞅就开始逃，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店主让他拿出他的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用符篆（证件），如果你没有我，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地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在美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之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亩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业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李开元：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杨振红：商鞅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对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应该说是两千年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进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