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4期；
转自党史研究资料、历史学参考

盛世修史，本是常有的事。只是在不同时代，作者的旨趣和立场也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高校蔚然兴起一股编写校史的风潮，且方兴未艾。有为五十庆，有作百年寿。其喜之大小不奇，其志不忘一也。当然，从另一角度考虑，大批校史的出版，无疑也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因为学校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从大学校史入手，就有可能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笔者近因学习和研究的需要，翻阅了一批校史，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也积累了一些想法，写在下面，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一个学校的历史，从何时开始，在何处延续？

凡事当从头说起，但校史的溯源问题却异常复杂。198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70周年校庆。显然，该校是从191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建立来计算自己的历史。但仅仅过了10年，武大又在1993年隆重举办百年校庆。因为该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这一现象当时就引发了人们的讨论。[1]但比较而言，北京大学历史的开端，则更容易发人思考。据1988年出版的《校史》（增订本）记载：“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朝末年，它不仅是当时由朝廷所举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一度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实际上它是自汉晋以来，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继承者。所以追溯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应该从太学、国子学说起。”[2]
这可算是一个历史的大手笔。不过，此一说法也是有本而来。1948年校长胡适在为“纪念特刊”撰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就已说明：“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3]然而他却就此打住，且笔锋一转道：“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自己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4]
那么，北大校方为何如此谨慎而不愿拉长自己的历史呢？其实，北大的谦虚，是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即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5]这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显然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6]如此看来，校史的溯源，就不仅关系一个学校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的建构，而且还牵涉到对一个国家教育体制变革以及外来西学东渐的认同。
这还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校史的溯源之所以成为问题，一些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恐怕也推之不去。比如，在西方，一些著名学府也都出版详实的校史，但却鲜有因校史溯源而引发的争论。因为那里的大学独立性较强，受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大学也少有关、停、并、转的情况，故而不会出现难以确定的校史问题。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聚散离合特别频繁，存亡继绝也是变化多端。这无疑加剧了校史溯源问题的复杂性。

在中国台湾，一些高校同样也不能幸免这一问题的纠缠。其中有两类学校可称泾渭分明。一类是1945年前就已创办的台湾高校，如国立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省立工学院等四所学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学校把自己历史的开端都整整齐齐地放在了1946年。[7]个中原因，1973年3月8日省立成功大学（原省立工学院）校长罗云平在一次行政会议上说得明白：“本校校史之创始，应从光复起计算。至日据时代之设校经过，可简要叙述。并应特别指明，日人设校之目的，在培养日人，助长侵略，与现在教育宗旨之不同。及当时限制本省同胞就学之实际情形。”[8]不可否认，罗校长对战前学校就学机会不平等的陈述，确是事实。但是否就可因此而抹去那一段多少有些“阴暗”的过去呢？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类台湾高校却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溯自己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政权到达台湾。此后，一些大陆大学的校友纷纷寻求在台湾复校。如东吴大学（1954年）、政治大学（1954年）、清华大学（1955年）、交通大学（1958年）、辅仁大学（1961年）、中央大学（1962年），等等。其中，东吴大学可追溯至1871年的博习书院；清华大学可追溯至1911年的清华学堂；交通大学可追溯至1896年的南洋公学；辅仁大学可追溯至建校的1925年。这自不必说。就是中央大学和政治大学，也分别把自己的历史写到1915年建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1927年创立的中央党务学校。[9]
两类学校存有完全不同的溯源标准，这是校史书写过程中，学校主体位置失落的一个确证。其实，每一校都有一个源头。自此，在师长和学生中间，在教学的具体过程中，便会逐步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源传统，延绵不绝的精神之脉。有之，不可视而不见；无之，也不能人为构造。否则，历史岂不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二、“短暂”或“逝去”的大学，有没有它的历史？

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一个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大学的结构曾有过两次重大调整：一次是在1952年前后，史称“院校调整”；另一次大规模变动则是上个世纪末的“院校合并”。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高校的“集体消失”。然而，这些“逝去”的大学有没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又该如何书写它们的历史？
2001年，江南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由无锡轻工业学院等3所学校合并而成立的一所新学校。但仅过了一年，该校就连同其他几所建国后成立的江苏高校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一起举行百年校庆，因为大家均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1902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原来，无锡轻工业学院建于1958年，是以当时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为基础建立的，而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又是在院系调整时由南京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组成的。[10]于是，才成立的江南大学就因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的缘故，而与南京大学乃至三江师范学堂建立了历史的联系。正是通过这样的处理和运作，已经“消失”的三江师范学堂、无锡轻工业学院存活在了新的叙事之中，而“短暂”的江南大学也因此有了悠久的历史。

与此相比，另一些“逝去”的大学却经受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1952年，上海三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集体消失”于“院校调整”。其中，圣约翰大学的前身是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896年，该书院被改组成沪上唯一的高等学府。而震旦大学是由“毁家兴学”的爱国神甫马相伯在1903年创建。“震旦”，即佛经中所谓“中国”，拉丁语的“东方”，其校名有日出曜于东隅的意思。如果说圣约翰、震旦是有圣公会、天主教的背景，那么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1906年，该校董事会选择杨树浦西北岸的一块荒滩地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大正式开学。
和三所教会大学相比，三所私立大学则有另一番来历。应该说，在上世纪初年的中国，离校建校是一种风尚。1912年，清华学堂的部分教师因不满学校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来到上海创办了“立达社”，希望以此变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而1924年，厦门大学师生300余人又因学潮集体离校，在上海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复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另外，在1925年的“五卅”中，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以罢课声援罢工，并为死难烈士降半旗致哀。但校长卜舫济竟当面降下并撕毁中国国旗。不堪忍辱的师生决定：脱离学校，另起炉灶。随后在王省三和张寿镛等的资助下，办起了光华大学。
关于这些学校身后的历史，从2001年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史（1951－2001）》中可见一斑。据此书记载：“1951年7月18日，华东教育部负责人分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向两校师生正式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以私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文理科为基础，加上复旦大学教育系、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沪江大学音乐系及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这一决定受到两校师生的热烈欢迎。”[11]10月16日，华东师大隆重举办成立暨开学典礼。《校史》又载：“这个日子，随着华东师大的成立被载入校史。华东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她的诞生无疑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12]显然，“逝去”的大夏和光华并没有进入新学校的议事日程。华东师大的《校史》也只是在书末的附录中给予了一点象征性的说明。

同样地，北京的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历史也是被简约化地处理。在现有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中仅记录一则：“同年（1952年）暑假，辅仁大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13]于是，辅仁27年的历史被高度压缩。至于燕京，北大的校史也似难以安排它的内容。生活在燕园的北大人，更喜欢的是追忆红楼的故事。只是在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寻找燕园的经过：“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英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14]
同为“消失”的学校却有如此不同的历史的命运，这是校史书写过程中，学校主体位置失落的又一个确证。其实，“短暂”的大学固然有自己的过去，但那些“逝去”的大学也并不代表“逝去”了自己的历史。它们的流风遗韵，当然不能只是残留在时人的记忆和后人的感念之中。容纳它们师生、校舍或土地的另一校，同时也应该容纳它们的历史。

三、大学校史，应是谁的记忆，记录着谁的历史？

这既是前面两个问题的合理延续，更是校史叙事中无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应该说，书写一个学校的历史，就是叙说这个学校曾经发生的故事。说故事的人，凭籍的是他心中的记忆和他搜集来的材料。当他着手整理这些杂乱无章的记载，预备写出一份纲要，为那些无暇阅读原始资料的人们阅读，那时候他立刻要问自己，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材料去引起读者的注意。[15]或者说，把哪一些材料连接起来，才更利于建构一个学校的真实的历史。

其实，校史的一种书写结构，就代表作者对学校历史的一种认知方式。毫无疑问，师长和学生是一个学校的主体。一方面，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6]因此，任何校史的写作，大师总是不可或缺的重心。另一方面，大学也是训练人格、传承文化的独立机关。大学的意义即在于造就理想人才。所以在校史的写作中，青年学子的成长同样不可或缺。
一为师长，一为学子，倘若二者是沿着同一方向行走，作者倒要省去许多气力。然而在特殊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却难以一致。于是在取舍之间，作者不免会陷入困境。比如最为敏感的闹学潮，校长与学生、在校的教授与已毕业的校友，评价很可能有天壤之别。[17]特别是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校长，处境往往相当尴尬。在北大，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来作为武器。但这一点，并非是每个校长都能够和愿意做到的。其中蒋梦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19年的“五四”之后，蔡元培南下，推荐了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此后一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达17年之久，这是北大校史上绝无仅有的。在那个时候，当大学校长是件伤脑筋的事。但每遇困难，蒋梦麟都一力担当，并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8]一日，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19]
所以说，北大之所以为北大，与蒋梦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在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却并没有收入蒋梦麟。难怪对北大校史素有研究的陈平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20]

看来，如何处理师长与学生的关系，确是一个难题。然而从另一面说，师生的活动也要有一个“舞台”的背景。这个“舞台”，既应有人造的建筑，也应有自然的景观。事实上，离开了红楼，就不好叙说北大的故事；没有了荷塘，清华的记忆也要抹去相当的一块。但比较起来，岳麓书院的遗址更值得人们关注。该书院是在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为潭州(长沙)太守朱洞正式创设。此后，经过近千年的演进，到1903年被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只可惜这所学堂在1912年就完全停办了。接着，湖南高师奉命迁入岳麓旧址。但在1916年，该校又被停办并入了武昌国立师范。高师停办之后，恰值湖南工专提请省府扩建校舍，湘督谭延闿遂拟以岳麓书院为校址，以高师工专为基础，创办湖南大学。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就建在岳麓书院的旧址上。现在，湖南大学把自己的历史追溯至岳麓书院，但有的论者却不以为然。[21]当然，这还是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多少年来，岳麓书院已成了湖南大学的一种“集体记忆”。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的遗址，都是一个象征，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参与着大学历史的形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麓书院就必须写入湖南大学的历史（至少是1926年以后的历史）。
此外，在校史叙事中还会遇到另一种情况：某年某月某校长规划了某项蓝图，或计三年如何，或称五年怎样。但若干年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蓝图实现了，有的蓝图被打消。对此，人们习惯的处理方式是：实现的，那就是历史；打消的，就不能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历史成为我们无法触及的过去不说，支撑历史前进的人类理性的力量也要从此大打折扣。这是客观的历史吗？
如此而论，学校的历史，首先就应当是学校中师长与学生的历史。但又不独于此，它还应该是一个学校空间的历史、建筑的历史、生态的历史。并且，学校的历史也不该只是成功者的碑铭，它应该也是平庸者或失败者的记录。更有甚者，学校的历史不该只是既成事实的备忘录，在不同的时空中，对学校未来的想像和未实现的愿景，也可以是学校历史中的一环。[22]

四、校史研究，是历史学家的“主业”，还是“副业”？

应该说，编写校史是一个学校的大事。每有盛会，校方总要从头说起。而且，查阅旧档案，搜集老照片，整理学校沿革，述说风云人物，这似乎有一套既定格式，不劳历史学家费心。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校史研究也难得历史学家的青睐。纵有偶一为之，也是浅尝辄止。甚至有服务学校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上下千古，却对自己耗费青春所驻留的学校，漠然而无所知。此种后果，从现在出版的一些校史中可以看到。一是编写的体例较为单一。有的甚至还直接套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二是使用的文字也很空泛。比如一些校史中多次出现像“伟大”、“辉煌”、“巨大”“一流”、“空前”之类的“大词”，且用之过频，很有以词害义的倾向。
再一个问题就是，校史特别是建国后校史，还涉及到现行的政策、健在的人物，且有的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政治性很强。尤其是把健在的人物写入校史，更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这就要求校史编写者，有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的“史德”。然而反观今天的研究，同一个人物或事件，校内、校外的叙述存在重大差别，几乎亦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并且，因分歧而产生的争论有时还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这恐怕也是一些历史学者不愿以此为业的重要原因。
当然，造成历史学家的“缺场”，主要还是因为校史研究的意义不彰。确实，从表面上看，校史只不过是记录一个学校的成长经历。但若作深一层想，它所涉及的范围、所涵盖的内容就远非如此简单。第一，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学校无疑是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摇篮。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3]在他看来，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于是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24]。受之启发，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后，即大力倡行“通识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大原则。这又使得一个“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之列的大学”[25]。
如果说北大和清华是把西方大学观念引入中国的实验场，那么浙江大学则是西方观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新典范。1936年4月，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在继承书院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求是”校风。此后，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中，浙大历经五省、五易校址，仍可持有“东方的剑桥”的美誉。[26]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现代大学的观念，就难以成就现代教育的历史。有此一论，编写校史就不只是对一校传统的总结，对他校经验的借鉴，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可应时代的要求，弘扬大学的精神，发展教育的事业。
第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学校也是学术传承的主要场域。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的“学术史”研究渐成热潮。但在这一潮流中，人们关注的多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忽视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其实，“地点”往往是牵扯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引子。人们关注“学术”，就理应关注它“产生”过程中所依赖的物质载体。并且，研究校史，也便于人们从学者个体的研究跳到知识群体的研究。学者的师承、流派，学者间的往来、交流，学术制度的形成、沿革，学术理念的塑造、坚守，如此等等，在校史中皆可窥见。另外，一所学校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位。在其中人们所共守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长期积淀便会逐渐在人的心理深处形成某种思维的定势。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便是这个文化单位里的新成员，也会受到它的浸染、熏陶和影响。[27]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学校，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个体。而研究一个学校的历史，也就是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增添一个个案。
第三，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学校还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大学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的社会土壤。校园里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原因，往往也要向校园以外的社会中去找。另一方面，大学又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员、学生组成的小社会，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社会史应当关注的内容。并且，社会上的政治势力、党派斗争、思想取向，在大学这一“小社会”中也多有直接反映。[28]

倘若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会发现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还有另一层联系。且不说大学制度的引进，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指标。就是大学制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非围绕两个环节展开：一个是民族的独立，一个是国家的统一。前一个环节在大学史中的反映是：教会学校及清华大学的中国化进程；而后一个环节在大学史中的反映是：私立学校及省立大学的国立化进程。
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校内人物的敏感性，使大学往往得风气之先，成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因此，繁忙的历史学者闲来若是向校园投下一瞥，也许还可以牵出一部新的社会史来呢！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除了“存史、资政、育人”的功用外，校史研究，似乎还有一般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总之，它应当成为历史学家工作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