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纪念活动中指出，时至今日，殖民主义依然遗祸无穷，西方社会中存在的系统化、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就是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的产物。这一观点与美国著名的非裔学者杜波伊斯（W.E.B. Du Bois）130年前的观察遥相呼应。 殖民主义造就奴隶制
16世纪中后期以来，蔗糖成为大西洋世界利润最高、需求最旺的产品，于是，欧洲殖民者开始大范围在美洲建立甘蔗种植园。当时，印第安人因欧洲的传染病而人口锐减，白人契约工不愿从事艰苦而单调的蔗糖种植工作，殖民者便开始从非洲进口奴隶。17世纪初，以非洲奴隶为劳力的大型蔗糖种植园就已经出现在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随后，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纷纷在适宜蔗糖种植的西印度群岛建立殖民地，并大规模引入非洲奴隶，使奴隶制在新大陆快速蔓延。到17世纪末，大型奴隶制蔗糖种植园成为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经济形态，为欧洲宗主国攫取了巨额利润。 与西印度群岛相比，奴隶制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相对缓慢。1619年，几个英国海盗打着荷兰的旗号截获一艘葡萄牙运奴船，然后将船上的20余名黑人卖到弗吉尼亚英国定居点詹姆斯敦，这被视为北美大陆奴隶制的开端。随后，陆续有非洲黑人被贩卖到弗吉尼亚。不过，弗吉尼亚的经济支柱是烟草种植，主要劳动力是白人契约工，黑人价格昂贵且死亡率高，故而奴隶制种植园并未快速发展起来。 1680年至1700年，黑人奴隶开始取代白人契约工，成为切萨皮克湾地区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这一转变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殖民者精心追逐利润的产物。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烟草贸易陷入低潮，殖民地居民平均寿命又大幅增长，不少契约工熬过契约规定的劳动期限，成为年富力强的自由民。但是，他们无力购买土地，只能四处流浪，以打短工维持生活，有些人还时常逃税闹事，挑起骚乱，成为殖民地的“不安定因素”。进口黑奴成为殖民地精英应对这一问题的“良方”。而且，与白人契约工相比，黑奴既不会诱发不满情绪，也没有英国传统中所谓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奴隶主可以尽可能地剥削他们，而不用太担心他们会发动叛乱。这些奴隶几乎都是由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奴隶贩子从非洲贩卖而来。纽约、马萨诸塞和罗得岛的商人也积极参与了奴隶贸易。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达40万—60万人。 18世纪上半期，奴隶制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到18世纪中叶，英属北美殖民形成了三种奴隶制形式：切萨皮克湾地区以烟草种植园为基础的奴隶制，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以稻米种植园为基础的奴隶制，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非种植园形式的奴隶制。在南部地区，大型烟草和稻米种植园是经济命脉。而且新的研究表明，在小农场中，奴隶制同样盛行，一般的家庭拥有至少一名奴隶。 在北部地区，奴隶制并非无关紧要。美国著名奴隶制研究者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明确指出：“认为奴隶人口在18世纪的北部殖民地中所占比例很小的观点，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以纽约为例，18世纪中期，至少三分之一的体力劳动者是黑奴。在国王县（Kings County），也就是今天的布鲁克林，黑人占了34%；在纽约县（New York County），黑人占18%；在长岛、新泽西北部和哈德逊河河谷的乡村地区，黑奴也是重要劳动力。即便是那些生活充裕的白人佃户，也会购买一两名奴隶。在1770年，纽约黑奴数量甚至超过佐治亚。
奴隶制打造出棉花帝国
美国革命时期，奴隶制一度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各种废奴思想迅速发展，但是革命者并未废除奴隶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奴隶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在马里兰以南地区，奴隶制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超过40%的人口是黑人。而在北部州，奴隶也广泛存在。1776年，当英属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时，奴隶人口已经有50万，相当于殖民地人口的五分之一。拥有奴隶和贩卖奴隶，是殖民者生活的一部分。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潘恩之外，每一位美国的建国精英都曾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段拥有过奴隶。当托马斯·杰斐逊奋笔写下“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他本人正拥有着100多名黑奴。 不过，宣扬所谓普遍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革命意识形态，确实给奴隶制带来了巨大冲击。从1777年到1804年，马里兰以北的各州均通过了渐进废奴法，逐渐废除了奴隶制。而且，一些白人精英认为，随着世界市场中烟草供应量持续过剩，烟草价格会不断走低，南部主要经济作物将由烟草转变为小麦，小麦生产不需要大量奴隶，经济效率本就低下的奴隶制会自动消失。但历史并未按照这些精英们预料的方向发展。18世纪末，轧棉机的发明和国际市场上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导致棉花种植业在南部兴起。棉花种植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奴隶制的再次兴盛。在19世纪头30年，南部迅速发展为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棉花帝国。 棉花帝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奴隶制向西南腹地扩张的过程。在19世纪初，棉花种植园主要集中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内陆地区。美英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开始加强对西南腹地的控制，鼓励白人向那里移民。于是，大量南部奴隶主和农民从沿海各州向西长途跋涉，进入中西部的南方地区。到19世纪30年代，棉花生产的中心已经从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转移到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到19世纪50年代，南部移民继续向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东部推进。与此同时，奴隶制也不断在西南部地区扩张，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北部民众在西进过程中，同样将奴隶制带到了西部。1830年至1860年，有近20万名奴隶在边疆地区从事各种工作。 在这波殖民浪潮中，首当其冲的是印第安部落。从19世纪初开始，南部蓄奴州就不断尝试将西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赶走，以占领他们的土地来建立奴隶制种植园。20年代，南部各州相继制定驱逐印第安人的法律。1830年，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南部州的极力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将分别居住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的五大部落，共计约6万人，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联邦政府甚至动用军队，先将印第安人集中起来，然后迫使他们踏上西迁的“眼泪之路”（Trail of Tears）。他们的故土很快就被奴隶主占领，发展成为奴隶制种植园。散居在佛罗里达地区的西米诺尔人抵抗迁移，与佐治亚州的民兵和联邦军队进行了长期对抗，最终在19世纪40年代被击败，大部分人被转移至西部地区。至此，奴隶制完全扩张至西南边疆地区。 墨西哥同样是这波殖民浪潮的受害者。1821年，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当时，墨西哥的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墨西哥与美国接壤的北部省份，包括加利福利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成为美国扩张主义者的觊觎之地。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定居者就开始不断涌入该地区，并带来了奴隶制。由于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因此移民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矛盾不断。1846年，美国入侵墨西哥，夺取了墨西哥三分之一的领土（约50万平方公里）。传统上，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发动战争是受到“天定命运”精神的鼓舞，试图将美国优越的制度和文明传播到整个大陆。但是新的研究表明，战争的最主要推动者是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他们试图通过兼并墨西哥领土来扩展奴隶制，并增加其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而且，他们还试图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包括古巴、巴西等其他实施奴隶制的美洲国家在内的“拥奴国家共同体”。 奴隶制在美国的再次发展，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推动。众所周知，殖民主义在19世纪席卷全球，创造了全球性市场，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无关，因为奴隶制是一种反历史的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工业化、大众民主等现代性因素的兴起，导致了奴隶制的消亡。但是，新的研究表明，黑人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上半期，英法殖民帝国内的奴隶制开始衰落，但是大西洋世界的其他区域出现了奴隶制的再次复兴，学者们将其称为“第二奴隶制”（the Second Slavery），其主要特征是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工生产原料，以满足欧洲殖民帝国所主导的全球市场的需求，棉花取代蔗糖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产品。美国的奴隶制正是“第二奴隶制”的核心。从1830年到1860年，美国南部提供了大西洋世界75%的棉花供应，为欧洲殖民帝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资源。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发展、成功、权力和财富”的关键和动力，“正是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商品化和苦难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 有学者指出，早在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就对殖民主义与奴隶制的关系心知肚明。在他们看来，强迫劳动和种族等级制度是欧洲殖民者统治世界的最强大的两个武器，也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而这两者都鲜明体现在黑人奴隶制上，这意味着奴隶制与殖民主义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上都是高度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