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马敏 | 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 - 智学课程网

本文从物质文化史视角出发，以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为中心，探讨近代中国博览会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变迁及其广泛社会影响。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博览会会场、展馆与近代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兴起；二是博览会展品征集、分类与陈列所展示的近代中国物品概貌；三是通过博览会上的展品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物品的改良、进化情况。本文认为，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博览会的诸要素：展馆、展品、分类、陈列、研究、评奖和推广，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状态和有用状态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促成了“物”之转化与“物”之升华，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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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劝业会举办19年之后由浙江省主办的西湖博览会，是中国首个以“博览会”之名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其主要策划者为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时任建设厅厅长程振钧。是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南洋劝业会，但无论就展品数量还是观众人数而言，都超过了南洋劝业会。为节省办会经费，同时宣传杭州和浙江，西湖博览会的会场选址和设计颇有创意，选址在风光绮丽的西子湖畔，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将西湖名胜古刹与展馆巧妙地融为一体。西湖博览会主会场范围遍及里西湖四周，散布甚广，包括白堤、孤山、北山、宝石山麓与葛岭沿湖地区。其具体方位，“起自湖东北断桥与石塔儿头之交界处，至西泠桥凤林寺前而止；左以宝石山、葛岭为屏障，右以白堤断桥、锦带桥、西泠桥为羽卫。周围八华里弱，面积五华方里强”。
   与南洋劝业会几乎全部新建公共设施及展馆不同，西湖博览会会场建筑大多借用景区旧有建筑，仅门面重新设计装饰，完全新建的并不多。主要建筑群大体可分为三类：公务类、公共建筑类和陈列馆所类。公务类建筑系各办事机构的办公处所，基本借用原有房屋。公共建筑包括大门、大礼堂、纪念塔、商店、游戏场等，这些建筑则大多为新建。陈列馆包括八馆二所，八馆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教育馆、农业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二所为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
   从清末民初中国早期博览会会场规划和展馆设计来看，在西方和日本博览会热潮影响下，中国自办博览会用比较短的时间实现了自身的“近代化”过程，开始融入以世博会为标志的早期国际化展览历史进程。这也是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大体观之，这一时期中国博览会的会场规划和展馆建造具有如下特点和意义。
   第一，意味着以博览会形式体现的近代超大型城市公共空间的产生。
   中国古代城市历来有自身的传统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庙会、集市、佛寺、道观、祠堂、会馆、公所、戏院、酒楼、茶馆等，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又有新型的公共空间产生，如图书馆、博物馆（院）、电影院、动物园（万牲园）、公园等。但这些新型城市空间的功能往往是单一的，要么注重于知识传播，要么注重于休闲娱乐，而博览会会场则是集物品展示、商品贸易、知识传播、娱乐活动于一体的超大型复合性城市公共空间，属前所未有之新事物。但凡举办博览会，“必先筑绝后空前之会所，四通八达之市场，荡心骇目，巍然焕然，乃足以受容中外与会之人与物，及中外观会应用之物”。这在相对封闭、孤立的传统农业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如南洋劝业会会场给人的观感是“区域甚广，各馆甚多，一入其中，恒苦茫无适从”。
   有研究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南洋劝业会可被视为“官方有意识地创造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试图容纳存在着灭种危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汉人，也包括东三省的满人，这是已经超越了‘同乡’‘宗教’所形成的新的共同体，这是国民（nation）的概念初始形态”。博览会正好扮演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成长的“有形空间”。劝业会相关文献中有关“国民”的概念和提法随处可见，该会实际上已被视作针对所有中国国民的全国性博览会，是为全体国民提供的公共空间，“为工商之广告场，国民之大学校”。博览会无形中变成了吸引并凝聚“国民”的平台与纽带，促进了近代国家意识的成长。
   作为近代城市中超大型复合性公共空间，劝业会、博览会最大的特征之一，便是其人流（观众）的容纳量远超过去所有形式的传统公共空间，绝非旧式庙会、花会、集市所能及。如武汉劝业奖进会举办的45天中，参观人数达20余万人，平均每天约5000人；南洋劝业会在所举办的半年期间，参观人数达到30余万人，每天参观人数平均为1700人左右；西湖博览会举办的128天中，参观总人数累计有“二千万人之多”，排除重复统计人数，实际参观人数估计为200—300万人。博览会参观人数之众，所涉及的各阶层人群之广，所产生的社会集聚效应之大，以往均无法企及。
   第二，在建筑形式上，博览会会场和展馆具有“似曾相识”“中西合璧”的特点，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渡。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型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传统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分化与转型，中与西、新与旧相互纠缠，“道出于二”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新生事物，各种劝业会、博览会也正好具有这种新旧杂陈的特征，虽目之为“新”，但仍又带有几分“旧”；虽视之为“洋”，但骨子里又透着“中”，总使人感觉“似曾相识”。
   最早期的博览会如成都商业劝工会、天津劝工会等因系直接借用旧式花会、庙会的场地举办，往往给人以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奇特观感，自然不足为奇，即便如最接近西方博览会模式的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其中西合璧的特征也非常突出。
   南洋劝业会公共建筑和展馆设计风格多样，既有中式，也有西式，还有中西合璧式，但总体而言，仿西式更多。如会场大门系中式红木牌楼，高三丈余，上书“南洋劝业会”五个金黄大字，两旁“龙旗招展”。大门前按中国旧习扎有松柏牌楼，称“松枝门”，但形状上则仿法国凯旋门式，以壮观瞻。公议厅为会议场所，仿美式，能容纳两千余人，厅内外置电灯八百余盏。纪念塔系中西合璧式，高91英尺，有104级台阶，内置电梯，可直达最顶层。教育馆、工艺馆、武备馆、机械馆均为仿德国式，美术馆为仿罗马式，卫生馆为仿意大利式，水族馆为仿荷兰式，通运馆为仿美国式，第一参考馆为仿英国式，第二参考馆为仿法国式，农业馆外部为洋式、内部为中式。地方馆中京畿馆、江西馆、浙江馆为洋式，暨南馆为仿南洋群岛式，其余则多为中式，颇类似于一座“万国建筑”博物馆。

同南洋劝业会中心场馆主要由西人在上海开设的建筑事务所设计不同，西湖博览会场馆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刘既漂（1901—1992）等由欧洲归国的杭州国立艺术院的教师。作为留欧派艺术家，他们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因此，在西湖博览会的场馆设计中，兼容中西的“中西调和”成为主流设计思路，中西合璧的“美术建筑”风格则成为西湖博览会建筑的主要风格。例如，西湖博览会大门设计便是“中西调和”的典型。该大门设计者为刘既漂与李宗侃（1901—1972），大门内立面以传统的中华牌坊作为入口装饰，借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大门正立面则完全采用法国“装饰艺术”的风格，讲究体块的组合与主题的呈现，类似于巴黎凯旋门。这种内面中式，外面西式的奇特组合多少显得有些生硬，但却凸现了“中西调和”的艺术主张，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此外，各场馆入口处也多由刘既漂设计，同样体现了法国“装饰艺术”的主导风格，但又并非机械照搬，而是作了较多本土化尝试，基本上仍是“中体西用”“中西合璧”。

第三，作为新型城市空间，博览会会场带动了周边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扩大了近代城市公共空间范围，起到了“建造市面”的作用。

曾担任南洋劝业会帮办的向瑞琨对博览会带动城市经济和市政发展的功效作过较为全面的概括，指出：“凡经博览会闭会以后，该地方每因之发达。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以后，而该市之高架铁路、电车因之而设，荒芜一变而为通衢，人口遽增至六十万。美术协会、博物馆等，建筑一新，工场之烟囱增二倍，商业之资本增数倍。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以后，该市之道路、自来水、消防术等均大有进步。其铁路直增数线，而银行、旅馆增设尤多。”由此可见，博览会作为新型城市空间，其功效不仅在于会场本身的巨大容纳性，而且还带动了其他城市空间的扩张，塑造了城市新面貌。譬如，南洋劝业会的宗旨之一，便是“建造南京市面”，这一目的，经过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除公共建筑和展馆而外，许多服务于劝业会的市政设施和娱乐场所也同时建立起来，如商店、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厅、医院、消防局、巡警局、劝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共厕所、劝业场、自来水站、电影院、游戏场、动物园等。为了方便交通，还专门修建了宽敞的劝业路，增开了专门的公共汽车，铺设了直达会场的轻便铁路，使南京城北一带，“另辟新市，俨然有欧洲特立之市场风焉”。有人将南洋劝业会同国外博览会相比较后，认为，“论其阔大，虽日本之第三次博览会尚不能及，论其繁盛，亦可与欧洲之地方博览会相颉颃”。

西湖博览会因利用西湖布局，对杭州城市建设整体带动效应有限，但对西湖风景区和周边地区的设施建设仍具有极大促进作用，推动了民国时期杭州旅游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博览会召开期间，不仅建造了西湖博览会纪念塔、西湖博览会桥、大礼堂等标志性建筑，还配合博览会宣扬的国民革命精神，修建了陈英士纪念塔、北伐将士纪念塔等建筑物，成为民国时期杭州滨湖一带颇具特色的新景观，使“西湖面目，焕然一新”。孤山轻便铁路、葛岭公路、博览会桥和各种商场、旅馆、游乐场的修建，不仅极大方便了观众参观，而且改善了西湖周边的旅游设施。会后利用西湖博览会留下的建筑和展品所建立的西湖博物馆、浙江经济图书馆、杭州电厂用户娱乐电影院等，则成为新的文化和娱乐设施，长期留存，拓展了新的城市公共空间。

由此可见，博览会的展示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及市政建设是联为一体的，是近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得以拓展的重要渠道，也是各种新式建筑设计、建造的试验场，极大地促进了城市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二、物以类聚：展品征集、分类与陈列

对举办博览会而言，修建会场与展馆，只能算是前期和基础性的工作，只是为“聚物”——安置众多的展品（出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和场所。如果说会场、展馆乃是“聚物之所”与“纳物之器”，那么，展品则是博览会的实质之“物”，“赛会之建筑，特别之建筑也，集天下之财力、物品于一场”。展品始终是博览会聚焦的中心，是展会的灵魂。能否收集、展陈大量好的展品，则是一届博览会能否成功举办的关键所在。

而要搜集到大量好的展品供展出，首先是要制订科学、完备的展品征集目录，正确分类，按图索骥。众多杂乱无章的物品，只有通过适当分类才能谈得上收集和展览，也才能赋予自然存在的物品以展品的典型性、代表性意涵。物品分类的意义由此而凸显。“博览会开设的目的，就是在征集各种物品，分类陈列，供人纵览参考。”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展品分类，固然主要是受西方和日本博览会展品分类法的影响（详后），但因展出的主要是中国物品，因此也多少继承了古代中国物品分类传统。如陈琪所指出，“夫赛会之设，萃本邦之物品，列异域之珍奇，精校其良楛巧拙，以劝商励工，兴教进化，与周官司市所谓平市征续，诵训所谓观事知俗者，义实符合。又举凡百新发明之学艺，以示国子弟，上稽邃古文明之迹，下逮红棕黑诸族蒙犷之俗，生畜之繁，咸陈之一隅，以资其考察，激动其国人竞胜之思想”。

对“本邦之物品”“邃古文明之迹”，中华文化传统中历来有其条分归类之旧法。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国家，中国历史上有关农作物分类和农业生产的“农书”数量最多，其中，南北朝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538年）是现存最早且最完备的综合性农书，共十卷九十二篇，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其次是记载中草药分类及药性的医药书，尤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年）最为著名，该书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植物学与动物学分类集大成之作。较之农书和医书，中国历史上关于传统工艺之书，相对较少，但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工艺之书，一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一是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1637年）。在中国产品与工艺技术分类史上，《天工开物》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可视之为中国历史上产品与工艺综合分类的开山之作。该书将中国古代工农业产品及工艺分列为18个部门，分门别类详述各种产品的性质、用途及工艺技术。

不难想见，当近代博览会组织者们对神州大地上“天覆地载，物数号万”的物品进行分类征集和展陈时，古人所遗《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著作中“凡有相关，靡不备采”的博物思想，“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的分类思想，势必对之产生影响。如成都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展品就被粗略分成两大类：“首天产，次制造”。“天产门”包括农业类、植物类、动物类、天然类（矿物等）四类；“制造门”则分为教育类、手工类、纺织类、美术类、杂货类、饮食类、游戏类共七类。除教育类外，大都沿用传统的分类办法再行细分。

另以武汉劝业奖进会展品征集为例，其改订章程中规定，“凡在本省出产及在本省地方贩卖之天产、制作、采取各品，无论卖品与非卖品，均得为出品。惟不得以外国物产为出品”。而后制定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出品规则》，则明确规定将展品划分为天产品、工艺品、美术品、教育品、古物品五大部类进行征集。其中所谓“天产品”，即“凡可以供本国及外国之饮食或制造之原料者”，包括农产类、树艺类、蚕桑类、水产类、药材类、矿产类、狩猎类；工艺品则为“凡由人工或机器制成，足供人生之用者”，包括染织类、服装类、陶瓷类、髹漆类、琉璃珐琅类、五金类、玉石类、牙角类、鞣革类、竹木类、笺扇类、化学制造类；美术品为“凡基于美学以自我发挥其意匠技能者”，包括绣织类、绘画类、雕塑类、锻冶类（镶镀器等）、陶烧类（紫砂壶等工艺品）、手工编织类；教育品为“凡以教育为目的而与实业相关系者”，包括教育用品类、理化器械类、图书类、成绩类、标本模型类；古物品为“凡足以供历史及美术之研究者”，包括金类（钟鼎、刀剑、古币、古镜、印章等）、石类（古玉、石碑、古砖瓦、古砚等）、陶瓷类、书画类、杂物类。其中，美术品和古物品的分类主要仰仗中国古时传统的分类方法，教育品则更多采用了西式的分类方法。

而到举办全国性博览会（如南洋劝业会、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和西湖博览会）时，展品分类则一改过去相对粗疏的传统分类方法，更多参照了西方和日本博览会的分类方法，更趋正规化和国际化，分类本身也变得更为系统、细致。这从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展品分类目录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根据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开列的《出品分类细目》，全部展品共分为24部，90门，444类（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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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南洋劝业会的出品分类目录与同时期的日本1903年大阪博览会和美国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出品目录作一比较（见表3），可发现其展品大类划分十分接近，不同者主要是南洋劝业会针对中国情况所制订的丝业、茶业、饮食、军事、统计等项目的分类（下表中用粗体字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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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展品分类更是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更为明显的中国特色。根据西湖博览会筹委会最初制定的《征集出品细则》，规定出品范围“以国货为限，出品人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出品须具有如下条件之一：“现为国际贸易品及将来可为国际贸易品者”；“在国内推销甚广者”；“有足供参考及改良者”；“对历史上学说上有足贡献者”。出品征集共分十二大类，其后为扩大博览会范围，又制定了外国参考品的征集范围，分为两大类：机器类与原料类（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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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展品分类目录，可以看出，同西方普通国际博览会的分类方法已大体趋于一致，“天产品”“古物品”等名称在正规展品分类目录中一般已不再使用，普通农作物、植物、古玩、字画等已不再是展品征集重点，而工艺品、机器制品、化学品、农产加工品等能体现实业发展和国货现状的展品则成了征集和陈列的重点。西湖博览会还顺应当时政治时势，专门强调了“革命纪念品”的收集和展出。博览会展品征集、陈列分类目录的变化，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及社会观念的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国内所举办的博览会与赴海外参加国际博览会在展品征集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往往重在展示中国的“变化”和“新奇”，后者则往往重在展示中国的“古老”“独特”与“国粹”。有学者曾对晚清中国参与的多次国际博览会的展品作过初步统计，发现从1851年到1910年近60年时间里，中国展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以反映“农业中国”和“传统中国”的物品为主。大致可分为农牧渔及其副产品、矿产品及其初级制品、手工艺制品、文物和体现中国风俗的物品（如服饰、祭器、刑具、烟具、婚嫁丧葬用品、各类建筑模型等）五大类。参展频率较高的展品主要是丝绸、绣货、茶、瓷器、景泰蓝、象牙器、玉器、竹器、古董，得奖的也大多是这类展品，近代机器及其制品则几乎没有。

追溯造成这种展出格局的原因，一是近代中国因本身落后，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的先进机器制品到国际博览会上展览，通常“物件悉遵华式，专为手工制作，无一借力机器”。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晚清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事务权长期为洋人主导的海关所把持，以赫德为首的海关洋员太过注重展示中国的“国粹”，有时甚至不分良莠，只要“新奇”就好。对此，1873年由海关第一次正式办理出洋赛会即维也纳博览会时，便有人尖锐地批评道，派赫德等洋员办赛“似徒供西人之玩视，而无济中国之利益”。

在拟定出分类合理、切合适用的展品征集目录后，如何按图索骥，真正搜集到好的展品，更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需要依靠庞大的组织机构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展品征集流程涉及展品分类（目录）、挑选、审验、包装、运输、登记、（按类）陈列等环节，极其纷繁复杂。

南洋劝业会的展品征集主要依托物产会、出品协会、协赞会、商品陈列所、商会等官民合办的庞大组织系统来进行，涉及的社会面十分广泛。物产会主要在两江地区（江苏、江西、安徽）所属各府州设立，共有镇江、通海、苏州、江宁、徐州、徽州等39个物产会，其任务是先在本地征集土特产品举办展览，然后再择优运往南洋劝业会赴赛。两江以外其他各省及南洋群岛诸埠则分别设立出品协会协助征集出品，这样的出品协会共有18个，其功能与物产会相似。为了协助征集、运输出品，又成立了包括官员和地方绅商在内的协赞会，设于江宁（即南京）的协赞总会下辖18个地方协赞会。正是在这些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南洋劝业会征集到约10万件展品（一说为100万件），保证了此次博览会的如期举办。

西湖博览会同样依托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进行展品征集与运输，“对于征集出品，视为先急之务”。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函电征求”，由浙江省政府函电中央党部、政府各院部、各地方党部和政府，请求协助征集出品，同时函电各学校、社会团体、各厂商，如有特殊物品均可作为展品提供；二是“分会征求”，浙江省的75个县均成立了筹备分会，负责征集出品，其他省份的一些城市和南洋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成立了筹备分会和出品委员会，负责当地出品征集；三是“派员征求”，委派专人共分八路前往各地征集出品；四是由各陈列馆所视所需情况自行征集。最终西湖博览会总共征集到了147604件出品，为历届国内博览会之最。

如果将南洋劝业会与西湖博览会展品征集组织系统作一比较，可看出，南洋劝业会主要是地方绅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官商合办”的色彩较浓；西湖博览会则主要是浙江省地方政府官员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官办民助”的色彩更浓。

在征集到大量展品之后，如何根据展品性质再度分类归属、有序布展，既是博物学的主题之一，也是办好博览会的重要环节。近代博览会区别于以往庙会、集市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既有物流和人流的大规模集中，又有依办会者的思路和物品特性进行的分类分区陈列，供众人观览。“近代博览会的意义，是在搜集各种物产而陈列于一定的会所，彼此对照，由当事者审查其优劣，优者则加以奖励提倡。”

博览会展馆布置和展品陈列如何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内中大有讲究。好的布展，“必使陈列品一望即明，又必使陈列者有尽其心思、材力之余地”。因此，除展览场馆的建筑样式、装修和采光等均需极为讲究外，陈列品如何分类摆放得当，能够吸引观众，也得事先仔细研究，“世界愈进步，则出品之分类及陈列益趋于专门”。中国早期出洋参加世博会或自行举办博览会，时常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布展极不得法，陈列水平太低。

中国期博览会的展馆布置和展品陈列，到1910年举办南洋劝业会时已有所改进。作为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展馆既有按展品类别划分的专业性展馆（如教育馆等），又有按省属划分的地方性展馆，还有专门展出外国出品的参考馆，类别划分上清晰完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分类展出全部出品。展品陈列上，各馆水平参差不齐，如浙江馆“占地虽小，出品甚富，惟陈列不甚得法耳”。河南馆“馆屋不甚宽宏……而各部地位互有错杂，征集亦未见丰富，玻璃厨〔橱〕太低，俯而观之，殊觉困乏”。山陕馆（山西和陕西合用之馆），“建筑为中式楼屋五间，惟楼上为办事处”，地方既狭促，展品陈列“不分部，亦不分类”，颇不得法。京畿馆陈列“莫不得优美二字之旨，亦莫不得奢侈二字之旨”，展品中“装饰品居大部，而寻常日用之普通品，殊不多见。此非所以提倡工艺之道也”。湖北和直隶的展品陈列则获得一致好评，“陈列布置各省不同，而真能得法者尚少。湖北馆布置最称得法，而直隶馆则分部清晰”。这两省在展品陈列上所取得的进步，显然同先前举办武汉劝业奖进会和天津劝工会的经历不无关系。

在展品陈列上，西湖博览会并没有像南洋劝业会那样设专门的地方馆，而是将全部出品按照性质的不同，分别陈列于八馆、二所及三处之中，展馆布局相对简明、集中。虽然展馆大多借用旧有建筑，但在出品陈列上却很下功夫，十分注重细节。如特种陈列所，系借用坚匏别墅、大佛寺、留余草堂三大建筑而成，“规模雄伟，亭阁结构，颇为精巧而曲折”。其中浙江省建设厅陈列室，“所陈列之物品井井有条……分门别类，无美不备，观众必能满意也”。丝绸馆馆址系借用地藏殿建筑，再加建花园、跳舞厅等，“均经匠心建筑，故堂皇富丽”。陈列室分为丝茧、绸缎、服饰、统计四个部门，另设各丝绸公所及丝绸厂商特别陈列室13间，“陈列出品，搜罗宏富，以省区分”；“搜罗各省丝茧之精华，萃于一室，分类签注，阅者了然”；“室内陈列布置，务求整齐美观”。工业馆“负山面湖，地位极佳”，展品陈列分置四大分馆，每一分馆又划分为若干区，“各依出品性质而类聚”，“均系精美”。全馆布置，则“无不合于艺术化。各陈列室均不雷同，更足见本馆之独具匠心也”。

“万物皆知识。”知识则来源于对物质的抽象和分类。科学分类是近代博物学的基础，只有通过系统的归纳与分类，我们对万物的认识才能由繁而简、由粗而细，逐渐变得清晰化和条理化，从而把握万物的特质。分类在人类认识物质世界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博览会上，从自然“物品”到“展品”的演化，正是通过人为的分类、组合与评鉴来实现的。

如果说，展品征集目录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能按图索骥，收集到所需的展品，那么，近代博览会上分门别类的展品陈列，则使人们对中国当时的物产情况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建立起了有关“物质”中国的知识图景和认知框架。过去，老说中国地大物博，天朝出产丰盈，无所不有，但到底有些什么，却从来没有弄清，或仅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通过博览会上展出的物品，人们方有机会直观了解中国物产的构成，填补了这方面的知识空缺。正因为如此，南洋劝业会闭幕后，设于上海英租界的日本展品协会立即着手编辑出版了一部《南京博览会各省展品调查书》，长达1425页，被誉为“出有凭据的清国物产志”。由张謇、黄守孚等人牵头汇编的一厚册《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也不啻是一本集中反映晚清物品状况的物产志和工艺报告书（详后）。显然，博览会的展品分类收集和展出，无意中起到了调查和摸清中国物产家底的作用。

沿时间轴线，博览会上的展品分类已隐含有新旧之分。所谓“新”，往往是指那些能够体现工业时代进步的新式机器制品，如电器、机械、化工产品等；所谓“旧”，即在古代农业中国习为常见的稻、黍、麦、茶等农产品，以及丝绸、瓷器、银器、木器、漆器、象牙器、景泰器等传统工艺品。博览会展品的新与旧，又不仅仅限于物质实体的新与旧，它所反映的，实质上是不同历史时代和空间对物质世界认知方式和知识体系的不同。新器往往与“新知”相联系，“新知”中包含了人类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突飞猛进的知识体系的增长，以及对物质世界日新月异的新认识、新发明，这些，在由《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物品分类体系中已不能容纳，需要新的分类系统和认知体系来重新整合、归类与解释。伴随新的物品分类系统产生的，恰好是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和初步形成。

近代博览会中展品的分省搜集与展出，还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物产分布的“地方性”“区域性”认知。“赛会之为物，即合一地方或一国之技艺及农工商品，次第陈列，以供公众之观览。藉以表示一国或一地方之生产力与技能”。从各地展出的不同展品，人们看到的地方差异性往往大于同质性，在物质的世界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来自不同省份的展品，在展出过程中，既凸显了各省的省际地域差异，促进了各省之间的竞争意识，但与此同时，也为如何建设一个物质上更加“统一”的中国，指明了目标，这就是孙中山曾经讲过的，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通过展品陈列、比赛与竞争，不断提升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利用，促进物质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

三、格物致知：展品研究与物品的改良、进化

在博览事业中，展陈、观摩、研究、审查和评奖，构成一个完整博览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要素。其中，展陈和观摩属于博览会最基本的传播功能，其对象是广大的参观者，体现了博览会的大众性；对展品所进行的研究和评审，则往往是小众的精英行为，能够将博览会中的知识交流和传播活动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体现了博览会在促进工艺改良和科技进步上的实效性，属于更高层次的博览活动。

严格来讲，展品的研究和评审属于不同的范畴，“审查者，就陈列品之优劣而区别之，予以鼓励耳。研究则应发挥其固有之长，而谋异日改良进步之方法”。审查的目的是评出等次，对展品予以奖励，扩大参展者和获奖品的社会声誉及品牌效益；研究则重在以“格物致知”的精神，通过对展品进行细致的比较和分析，使出品人知其出品之长处与短处，共谋改进之策，同时使参观者明了展品的特质与功用，激发其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时人在论述南洋劝业会的劝业功能时指出，“南洋劝业会糜数十百万之金钱，沥数千万人之血汗，搜集十数行省天产、人造之方物于七百亩之广场，将仅以供百八十日之游观已乎？夫劝业云者，将以劝百业之进步也”。而要使百业进步，便需组织大规模的研究，弄清“工质优劣之何在？改良方法之何如？”

南洋劝业会的展品研究主要由以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组成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进行，“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西湖博览会则设立了专门陈列品研究会，分设革命纪念品、博物品、艺术品、农业品、教育品、卫生品、丝绸品、工业品、特种陈列品、参考陈列品十个部，各部又分成若干研究小组，对展品“或推究其学理，或化验其品质”；“别类分门，无不详尽”，然后形成研究报告，公开发布。

综合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展品研究成果，我们可对晚清和民国早期中国的物产情况和工艺发展状况获致较为全面的认识，了解当时种种改良产品的建议和动向，从而形成一幅立体、动态的近代物质文化变迁图景。

（一）“天产品”与“人造物”：物品总体印象

博览会系万物的大聚会，“劝业幕开，森罗万物，实吾人物品视察之一大宝窟”。根据上述不完全统计，南洋劝业会展品实际可能有10余万件，西湖博览会展品大致为15万件，这已经能够反映出近代中国物产和工艺的基本面貌。尽管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在其正式出品分类目录中已不再使用“天产品”“人造物”的旧式分类，但在实际操作中（包括展品征集及研究过程中的分类），“天产”与“人造”二词的使用仍然十分普遍，当可视作时人对中国物品最为习惯和最为基本的定性与区分。如陈琪认为，“谋国者先求经济之发达。于何求之？求之于天产，求之于人工！天产与人工合，则实业昌而经济裕；天产与人工离，则实业窳而经济涸”。

所谓“天产品”，主要是天然生成之品，或仅经过初级加工的农产品、矿产品等，是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物产的主流。两大博览会上所展出的农产品有豆、麦、米、粟、稷、盐、菜油、药材、棉花、烟叶、蚕茧、茶叶、瓜果、种子、木材、鱼类标本、海产标本、各类白酒、葡萄酒、土酒、狸皮、鹿茸、野鸭绒等。这些农产品均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展示了各地的土特产。“农业为民食所攸关，吾国之特产出品繁多，为他馆冠”。另一种主要的“天产品”是矿产品，除常见的煤、铜、铁、铅、锑、锌、金、银、锡、锰、石棉等矿物标本外，博览会上展出的还有水晶、紫晶、大理石、石乳、翡翠等罕见之物。西湖博览会还详细列出了全国矿产的分布情况、产量以及进出口贸易状况，使人们对中国矿业现状一目了然。

所谓“人造物”，则是经过人为加工制造的产品，包括各种手工艺品、机械品、染织品、交通运输工具、建筑技术等。这类展品体现了中国民间能工巧匠们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和创造智慧，“参观（南洋劝业会）各馆，见各省出品无美不收，且各有特别之点”，“有长于天产者，有长于制造者，而制造之中又有长于人工者，长于机器者”。表5所列是南洋劝业会下属“物产会”征集展品时“天产品”与“工艺品”（即“人造物”）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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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南洋劝业会还是西湖博览会上，对中国展品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天产品”远多于“人造物”，陈列“大抵以天产品胜”。有人在参观南洋劝业会后，对陈列物品的总体情况评价不高，认为“此次南洋劝业会陈列之物，虽形形色色，无虑数千万种，然多系我国固有之物，绝少发明仿造之品，且华丽装饰之品多，朴素应用之物少”。作者还进一步议论道，此次劝业会的陈列物品可概括为：“一、我国物品土产多而人造少；二、人造之物又以徒供装饰无关使用者为多。有此二弊，土货所以日敝，洋货所以日盛，而我国实业界遂成江河日下之势。”一些地方馆所陈列的物品，“非特人造之物不多见，即天产者亦寥寥无几”。

到西湖博览会召开之时，“人造物”虽仍以手工制品为主，但机器制造品已有很大进步，“虽陈列品物，不能与外货同其精美，然与二十余年前之南洋劝业会比，则确已有惊人之进步矣”。由此折射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步历程。

（二）传统物品之工艺改良

丝绸、茶叶、瓷器、景泰器以及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历来是中国物品中历史最为悠久、制作最为精良的国粹，在历次中外博览会上也获奖最多，广受赞誉。但随着时光推移，中国老是以这类物品在博览会上制胜，也开始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心。他们的担心主要有二：一是除这些传统的优势物品外，中国还有什么新物或新器能够展示于世人？二是西方和日本的类似产品进步迅速，中国的优势正在丧失。典型如瓷器制造，“法国细磁异常精美，丹马著色，莹润罕俦。日本所制为值最廉……销场能过我者，或绘事见长，或著色干净，或式样崇新，均能趋人之好尚也”。

在南洋劝业会上，通过劝业会研究会的研究，对改良我国传统优势物品及其工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建议：一是要比较借鉴，互取所长。如有人从染色、织工、货身、花样、用途等多方面比较南京生产的宁缎和杭州生产的杭缎后，认为两种产品各有所长，建议“互相观摩，益求精善。宁人于朴实之中修饰其外观，杭人于华美之外坚韧其体质”。也有人通过“中国绣品与他国绣品之比较”，指出，“吾国之绣品在地球上虽向占优胜之地位，而一经比较，逊色实多。倘长此不变，人进我退，而不消灭者未有之也”。二是要从技术和制度方面综合施策。如有关丝织品的改良，有人提出，对内之策，“莫如设丝织物竞技会，以较其技术；立丝业研究所，以齐其原料；设染色竞进会，以新其色彩；采用各国良机，以省人工；设织工教练所，以推广新机；设染织学校，以冀发明；设丝织物标本所，集各国之丝织标本，以广师资；设共同贩卖所，以利推行。”而对外之策，“则以派遣留学生为第一义”，“次之则派商务调查于各国”，“次之则设贩卖所于各国”。有关棉织品的改良，有人指出，“夫吾中国纺织一道，由来久矣，数千年拘守陈法，毫无新奇，所出之布恶劣异常；棉纱之粗，门面之仄，极不适于服御，亦不适于缝纫”，改良之法，应采用机器织布，“机器之纺织固手工所万不能及，而既适于缝纫，又足以美观”。有关河南钧瓷改良，有人指陈，“且今之钧磁，不特不及古之钧磁制坯、制釉，而形式亦且过于粗笨，其不能适用于今日可知也”，改良办法建议为“复古之制法，翻新之式样”，即在制法上要采用古法，但在样式和形制设计上则要出新、出奇。而茶叶销路出现锐减，其原因则在于“采摘时不能一律”、“碾揉不能洁净”、“装潢不能美观”、“销路不能直接”等，需要逐一研究解决。

到西湖博览会召开时，中国传统产业所存在的问题似并未解决，有的甚至更趋严重。如丝绸业，“近年来，丝业固有一蹶不振之势，而绸业亦一落千丈，大有不能维持之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出品不良”，而出品不良的主要原因，又在于“墨守陈法，机械不精”。为此，西湖博览会丝绸馆的丝茧陈列，“除样茧、样丝外，几全部为机械之陈列”，“藉以纠正目下丝茧业器械不精，出品不良之缺点”，“知所改良，知所增进者”。有人在研究工业馆纤维部出品后指出，我国染织品缺点颇多：（1）对于所染物之用途，无适当之调整；（2）对于染料之选择，无精密之审查；（3）染时手续太不完备。因此，必须加强对染色工艺的科学管理，“即勿只顾一时之利益，须日日从事深密之研究，以促进中国染色工业”。

（三）西艺、西技的参考与引进

在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物质世界与商品贸易的中西之隔早已被打破，中西器物的杂处、交流成为常态。博览会恰好为中西器物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绝好的场所。无论是南洋劝业会还是西湖博览会，均设有外国参考馆以观摩、借鉴西方的工艺与技术。

南洋劝业会设有两个外国参考馆。第一参考馆分德国、美国两部；第二参考馆分英国、日本两部。这四国出品大多为旅沪外商所提供，其中又数德国展品最优，其“陈列之动目，说明之切要，出品之精美适用，不惟吾国梦想所不及，抑亦驾英美日三国而上之，贸易日盛，国力日隆，有以哉！”

西湖博览会专设参考陈列所展出外国出品，分原料与机器两大部类。尽管各国出品数量不多，但能够反映工业化最新成果的展品却为数不少，如展厅进口处陈列的飞机模型，展示了航空业的最新发展，“举凡机械之构造，轮轴之转动，原理无不显露无遗”。引擎的展出也十分引人瞩目，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特建的引擎间，“陈列最新式七十五马力之引擎，附以孟阿斯洋行之马达，日常开动，用油极省，而拖带灯头可二千余只”。其余展品包括各式电器机械，如电炉、电扇、电话、接线机、印字机、起重机等，也有自行车、收音机等各种日用生活品，“最新收音机能听沪宁音乐及新闻行市，按时发音，极能博得参观人之赞美”。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天井正中还陈列了一台新式的风力发电机，“高入云霄，不需人工燃料，藉风力而发电，可供给灯头二百余盏，构造新颖，极合乡镇之用”。

从外国展品看，20世纪初物质世界最大的变化，便是工业化已开始进入电气化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一电气世界也。故发明日新，而用途亦广，其效能之伟大，实有至足惊人者”。电气化已深刻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日渐普及的生活手段，“欧西初利用煤气燃力时代，见者已骇为新奇。自安迪生研究电力，发明各种机械后，举凡日用品物，几无不可利用电汽，若电话、电灯、电报、无线电等，更为交通要具，为人生切要之需”。

同西方展出品相比较，中国工业品尤其是机器制品就逊色多了，参观者常常自愧不如，不得不承认中国“机械制造尚在萌芽时代耳”。即使到西湖博览会举办时期，同西方工业国相比，中国工业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吾国科学及工业之幼稚，在今日已成为不可讳之事实。……溯自五口通商以来，外人均以工业品竞相输入，而吾国人民既不能自造，且竞相购买。以至民间日用之需，几以外货为主，而号称地大物博之中华，竟为外货销售之场所”。西湖博览会上展出的我国日用工业品，也是“手工制占十之八九，间有机器，多模仿西式，能创造式样者少”，从而缺乏竞争力，“国外销数甚微，不能与外货竞争”。

尽管差距巨大，但通过自晚清以来不断引进西方的工艺和技术，中国工业还是获得了不小的进步，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南洋劝业会机械馆陈列的一些机器物品，便反映了中国在机械工业上的进步：如天津劝业铁工厂所造水龙、印刷机器、火柴机器、汽机，上海求新铁厂所造榨油机等，“虽系仿造，实属精良”。汉阳铁厂陈列的该厂所造钢铁、铁道、铁版、铁条、生铁等，都是“自行锻炼”，“成绩颇为可观”。又如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从国外引进的新式电机，“备电车头多部，拖运煤车，双轨交驰，络绎不绝。虽日出生煤至五六千吨之多，其发电力尽可尽数畅通”。该矿所采用的西式炼焦炉，系自行建造，“一切仿造西法，有过之无不及也”。上海江南制造局所生产用于轧钢的大型汽机，“占地甚大”，“用途较广”，既供该局各厂使用，同时还“行销于华洋官商各厂坞”。西湖博览会上展出的工业制品就更多了，工业馆机械部陈列的展品有纺织机械、电器机械、印刷机械、发动机等，“与十年前中国之制造业相较，则进步之速，可堪自慰”。

如上述博览会展品所展示，通过参考、模仿西方工艺和技术，中国稚嫩的现代工业已开始逐步从仿造走上自造之路，“设厂造物，理应从由仿造入手，久而久之，心性灵活，创造自出，将来质料亦不购买于外洋，尤为至要”。近代中国纺织业所使用机械的变化，足可证明此点。20世纪初，中国的纺织机械大多“纺绩部分采用英产，织造部分采用日产”，此后，随着机械工业日渐发展，所造纺织机械，“虽仍不脱模仿窠臼，但亦有足观者。如三星棉铁厂之毛巾机，中国铁工厂之横式摇纡机，都已到恰好地步。大隆铁工厂之布机，寰球铁工厂之中口提花机，亦为织造界所乐用者”。

（四）国货、科普与观众：物之升华

展品研究其实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不仅仅是对物品和工艺本身的描述、分析，还涉及物品背后的政治符号、知识抽象、观众体验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博览会上的现代“格物致知”，在更深层次上，恰恰是要揭示“物品”自身的进化史，可视为“物之升华”：从“自然之物”到“展品”“国货”“品牌”，形成一条知识抽象、转型之链。

譬如“国货”概念本身，便是一系列知识抽象、转型的结果，博览会则在其中起到了推动该概念形成的作用。南洋劝业会时期，因受“商战”思想的影响，已开始强调劝业会、博览会在国与国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但尚未使用“国货”一词，更多使用的是“土货”一词，认为劝业会可起到抵制外货（洋货），发展本国土货的作用。到民国建立后，民族国家意识空前增强，博览会事业中“国”的观念也更加明晰，“国货”的概念开始流行，各种“国货展览会”也随之不断举办。

但到底什么是“国货”？很长时间内国货概念并不清晰，有各种各样的定义。直到1928年9月，国民政府工商部方正式公布了《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明确定义了国货的四项原则：一是资本，股本必须全属国人；二是经营，经济权、营业权、管理权应属国人；三是原料，应充分采用国产原料；四是工作，应充分雇用本国工人。根据这四项原则，又将国货分为六等，分别制定了具体标准。但真正执行起来，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极不易把握，作为折中，把外国在华经营的工厂，雇用中国工人、采用中国原料所制造的产品称为“参国货”。于是有了洋货（外货）、国货、参国货三类物品的划分。

尽管国货的概念并不清晰，但并不妨碍1929年西湖博览会实质上开成了一次国货大会，成为当时国货运动的重头戏。西湖博览会明确规定，所征集的出品，除外国参考馆外，必须一律是“国货”。国货的定义也变得相对简单，规定，“出品以国货为限，出品人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突出了国货的关键在于“国人经营”，即经营主权在我。但同时又规定，作为展品的国货应有“很广的销路”，“有供参考和改良的价值”。在经济及政治内涵基础上，又为国货添加了“品牌”的内涵。一些本属各省穷乡僻壤的地方物品，也因被标上“国货”而一跃成为国家品牌。

其次，博览会上，物品自身的内涵往往又经过科学的抽象而更趋丰富，科普教育成为“格物”的利器。

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将展品范围从实物性展品扩充到范围更广的文化、教育展品，是有其考量的，这就是要向大众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将科技知识变为更为广博的大众知识，“人民常识之深浅，关于一国盛衰甚大”。对科技知识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已有清晰的认识：“中国的出产物，向来很多……可是永远的故步自封，纯靠着传统的人力方法来制造，而不向科学方面研究，所以逐渐的淘汰……至于他们（外国）能够后来居上、喧宾夺主的原因，也就是科学的力量，能利用基本工业的所赐。”

在南洋劝业会上，人们已经意识到，科技与实业教育的缺乏正是中国实业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有人论述教育与工艺的关系，指出，“教育者何？造人而已，造之使有人格而已，故教育家与工艺家一也。工艺家造物，而教育家造人。工艺家日取新法新理以造物，则物质日进于文明；教育家日取新法新理以造人，则精神日进于文明”。南洋劝业会教育馆陈列的各种科学教学仪器颇多，如物理器械即有50余种，涉及力学、声学、热学、电磁等各领域。此外还有“苏州农业中学堂动植物标本，及各种机械图。又江南高等学堂之双摆电动器滑车及各种制作；又某君发明不用镜之照相。或仿造发明，皆有可观”。这些所陈列的物品标本和仪器，在普及科学知识上起到了直观的媒介作用。南洋劝业会还设有工业演说大会，发表了有关工业发达历史与前途、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各种科学发明等主题演讲，直接对观众进行实业和科学普及教育。

西湖博览会的实业和科普教育形式则更为多种多样，也更加注意吸引一般民众参与。如工业馆，征集了各国货工厂所生产的精美出品，分门别类，详加说明，“使观众得以增加重视工业之心理、工业之常识”。为培养观众对机械的兴趣，还专门于第二分馆平台上设立自动售货机械，“应用科学，运转自如”，“来宾领略无线电放音，而极目四望，天然图画，尤使观众流连不忍去”。如农业馆，“征求农业优美之出品，罗列农业改良之方法”。为普及农业机械知识，还特地安装了抽水机进行现场演示，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各种病虫害的防治、新式农具的使用，都有详细介绍，“农民来会参观，颇可增进农业智识。种植方法，亦可藉以改进”。如卫生馆，“以宣传卫生为唯一宗旨”，征集各种有关卫生出品，“矫正不合卫生习惯，则有各项实质模型，以供展览；人生日常之行动，则有各种图表，以资比较”，此外，“如育儿之常识、生产之指南、食物之化验、药物之应用，莫不详细陈列，以为生命之保障”。在会场演讲方面，邀请诸多名人来宣讲科学和其他各方面的新知，如邀请戴季陶、王正廷、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先后来会场作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项专题报告，每次听众都在数千人以上。为此，有人称西湖博览会为“社会一般人的大学”，做到了“实寓教育于无形，其功效之巨，亦倍于学校”。

对物品特性的认知和科普工作，是在讲解者、观众和物品三方的互动中完成的。陈琪曾言：“筹备开会，责在职员；开会以后，效在观众。”观展中参观者的主动性尤为重要，再好的物品和工艺，如缺乏观众的体验和感悟，便无法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知识，亦达不到举办博览会的目的。为此，西湖博览会上有人倡导“科学化”参观法：“凡到一馆一部，先作大体之观察，然后逐一审视，稔知某省某业某种之主要出品，与其特殊之点，提出研讨之。”也有人提出，看博览会，不能光看热闹，“要活看，不要死看，要纵看横看，不要仅是一隅之看。不仅要看陈列处，还要看他售品所和商场。不仅看着实物的展览，还要看他活动的写真和工作的实验”。为了便于观众反馈意见和建议，西湖博览会各馆还设置有意见箱，或备有意见簿，“俾可随时容纳中外人士批评”。

以上种种，均反映出博览会举办者欲通过观展培养国人科学观念的苦心。对物品的观察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在观展中提升民众的整体科学素养，使物质层面的知识，上升为科学层面的知识，达致更高层次的“格物致知”：“古人言治国平天下，先致其知。凡兹图表、模型、册籍，俾一般社会群众一目了然，实为求知之利器。今而后，以比较而有竞争，由竞争而得进步。所谓振兴国产，发扬文化，得于最短期间，各竭其心思才力，而呈厥效焉。西湖博览会光明伟大之目的，于以达到。”

结语

综上，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们构成人们近距离观察百年间中国人日常生活发展演变的最佳窗口，同时，又是汇聚、传播物质进步相关知识的巨大平台，以实物和工艺的尺子丈量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步履。

博览会的诸要素：展馆、展品、分类、陈列、研究、评奖和推广，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状态与有用状态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使“自然之物”，成为“有用之物”；使“身外之物”，成为“为我所用之物”；使“小众之物”，成为“大众之物”；使“私人之物”成为“社会之物”，最终促成了“物”之转化与“物”之升华，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型。

“格物致知”的过程，既是新知的逐渐累积，也是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就博览会而言，知识体系的形成更多源于对物品（展品）日趋精细的分类和观察；认知体系的转型则往往产生于对物品（展品）的研究、比较与科学的抽象，带有更多理性认知的色彩。前者多是知识的量的累积，后者则牵涉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即如何从擅长东方式的整体性、模糊性思维向西方式的解构性、精确性思维转型；如何从对万物的习惯性“笼统归类”向现代科学的“精确归类”转型。较之于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的近代转型似更为缓慢。简言之，从近代博览会上展品及展陈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与西方传入的近代知识体系相接触、融合与转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地方知识”如何融入“全国知识”甚至“世界知识”；近代中国科学知识和认知体系的基本框架到底如何整合并最终形成。

“道寓于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变迁虽不完全同步，但又相互勾连，相辅相成。从博览会上的器物演化史，大致可观察到近代中国制度演化和思想变迁的蛛丝马迹：从西器到西艺、西制的探索，因落后而产生的普遍焦虑，模仿与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上升，民族主义的强化，近代民族国家特征的形成，从全盘西化向中国文化本位的回归，如此等等，在在皆是物质之“器”所载之“道”的演化，是物质背后隐藏的思想乃至政治。从南洋劝业会到西湖博览会，其间虽然只有短短近20年时间，但可以明显看到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的社会震荡之后，民初的中国社会从物质生活到政治文化和社会风尚都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尚新、趋新、革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构建；以民族建国为中心的“工业化”和“革命化”日益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叙事。素来重视经济发展的各式博览会也概莫能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对“国货”和“国货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便是其显著标志。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从博览会这一崭新的视角，另辟蹊径，“问道于器”，更加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和知识转型的具体形式、路径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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