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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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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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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er
发表于 2020-11-4 1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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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0-11-4 11:06 编辑
摘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因工业毒害气体外逸和烟尘飘浮降落,己遭受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主管和职能部门并未置之不理,大致有代表“国家管理'在位'”的政治“响应型”和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两种类型和动力。1972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便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海方面搞普查,抓落实,努力推进治理工作。但工矿企业强调“三废”难治、难免,甚至敷衍搪塞,加上市区工厂将毒害产品移向郊区的社队企业,造成泛滥性的污染,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始终严重超标。起根发由,此十年,上海的工业生产伴随着能源耗费成增长态势,强势的工业排放呑噬了弱势的治理;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决定了工矿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单位为重”的管理“重生产-轻治理”成为痼疾;土法上马的“作坊式”治理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技术和规律。正是这三重因素的叠加,最终造成“有治理,难作为”的局面。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报告
上海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近百年来的工商业勃兴,在经历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进入(资本、市场、企业、人口汇聚)和此后新中国“一五”“二五”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以“重工业”为中心),尤其是“大跃进”运动的折腾,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暴发。如果说1963年上海黄浦江首次出现22天的“黑臭”,并持续经过十年“文革”至90年代,标志上海城市水系的全流域污染;那么,1964年10月,在上海桃浦化学工业区新埋设的窨井内发生5人硫化氢气体中毒、一人致死的工伤事故,则证实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已达到严重的程度。市环境卫生局的事故报告承认:“从全市来看,工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有毒害的废水、废气,除排入城市下水道外,还有大量排入水体和大气的,对城市环境卫生和人民生活、身体健康安全的危害影响还是相当严重”,且对“农作物生长和市政工程的危害威胁仍然存在”。
据上海“三废”综合利用工作组对化工、冶金、轻工、纺织等行业的调研报告:上海工业“三废”数量大,种类多,性质复杂,分布面广,“据粗略估算,每年约有工业废气二十五亿至三十亿立方米(废水三亿六千万吨,废渣四百万吨)”,“危害比较严重的有:硫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氯气、二硫化碳、二氧化氮、氨气、氟化氢,等等”。例如,“五洲制药厂共有十四种工业废气,每天排放的有害废气总量约三千立方米”,“每逢国宾路过该厂时,外事部门不得不要求部分车间暂停生产”。据化工局自查:“天原化工厂的氯气排放时,附近小学停课,师生集体逃难”;华元染料厂“硫化氢放空,影响天文台测时”;上海焦化厂生产炭黑,“农民称它为黑龙”,因黑灰落在菜上,蔬菜难卖,“61-63年仅炭黑造成的损失就赔款40,000元”;华恒化工厂大量三氧化硫放空,“周围居民连热天也不敢开窗,晒台上的衣服一遇到气体就变色发脆”,“气体所到之处,大人小人引起咳嗽,附近有个空军疗养院也受到气体侵袭”;上海冶金局所属的几个炼钢厂,仅化铁炉排放含硫、磷化合物和氟化氢的废气,“平均每天高达470万立方米,工厂周围烟尘弥漫”,因损害附近农作物,“单上钢一厂平均每年农业赔款达六七万元”。
在上海的工业废气中,煤烟排放是另一个不可轻忽的污染源。“据估计,全市每天排入大气的烟灰总量在一千吨以上”,仅杨浦发电厂一家,“每天排空的烟灰达二百吨左右”。或许,有毒废气的排放直接危及附近居民的生活、农民的收成,聚集在一个个的焦点上,矛盾乃至冲突十分明显;煤烟型排放则在更开阔的空间随风飘浮,因为成千上万的工矿企业已在上海构成了工业生产基地,“大多数工厂的烟囱仍是一条黑龙”,对整个城市大气环境的危害十分严重。
其实,上海工业主管部门对“三废”的处理和利用,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一五”期间,大量的资源随意抛弃,只有部分工厂对危害职工健康的排放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1957年市废品公司设立糠酸商店,经营回收废酸的业务,也是因为全市硫酸资源紧张,为了弥补供应的不足。“二五”期间,工业产量迅速增长,新兴工业快速崛起,产品种类愈加复杂。1960年3月,市委从“增产节约”的角度,提出综合利用数量庞大的资源。直至1963年,市委才在第三届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对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采取“处理和综合利用相结合”,“变有害为有利”的方针。一些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成效,如新中国化工厂采用泡沬吸收法,减轻了氯化氢废气的危害程度;利生化工厂“每年排出氯化氢、氯气等有害气体四十三万立方米”,每逢阴雨天“车间内乌烟瘴气,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工人说:‘上班如入云雾山中。’”后来,因增设了简易回收设备,车间里已闻不到强烈的臭气。消烟除尘方面,如杨浦发电厂通过改进锅炉,使每天排放二百吨左右的烟灰减少至六七十吨;上海酒精厂、大中华橡胶一厂等也改进燃烧技术,基本消灭了烟囱黑烟。
为此,1966年市工业“三废”管理的工作方案要求对熔钢、电镀、金属加工等企业的氧化锌粉尘、抛光粉尘和二氧化硫、氯化氢、氧化亚氮、硫化氢及酸雾等有害气体进行回收;在煤烟排放方面则结合节煤工作,通过“解决煤的充分燃烧”,“推广高效的除尘设备”,促使“用煤量大的工厂首先解决烟尘问题”。方案的标准和要求包括电镀行业镀铬废气中回收铬酸100吨,从熔铜企业的废气中回收氧化锌1000吨,炭黑粉尘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等。
综上,检阅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城市的环境史,从发生的意义上说,市委的号召与工业污染的恶性暴发处于“同频共振”的时段中。一方面,“三废”之一的大气污染,既表现在有毒、有害气体的溢出性排放,不仅在厂内妨害工人的健康,更在厂外侵扰百姓的生活;还表现在工业煤烟的笼罩性排放,以致城市的上空飘浮着一片片的雾霾。这种企业生产的污染物排放于社会的公共空间,微薄状不显见,一旦累积成持续不散的连绵状和团聚状,上至城市的管理者,下至城市的生存者, 均不可能视若无睹,恝然置之。所以,另一方面,市委及管理部门的态度和措施是积极的,不仅下指令,定方案,且相当具体和严正。如方案规定回收毒害废气,即便“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也得“全面推开工作”。特别对“地处人口密集,气体危害最大”的工厂,即便“无法回收利用又难以安装处理设备”,也应“调整厂房,调整产品,予以解决”,甚至还组织力量科技攻关,给予资金上的匡助。按理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良性运作,应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事与愿违,客观上暴发性的污染积重难返。主观上各厂家纷纷摆出“到顶论”“难免论”“条件论”,甚至“坐等上级解决问题”,更有报告坦称:“今年的三废工作,对废水的处理,制止黄浦江水质恶化问题是明确的。但对废气、废渣的处理和利用还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
上海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之路还很长远。
二、两种类型和动力
1966年之后,上海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就此成立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市革命委员会,面对城市的环境问题,并非置之不顾,恰是围绕着黄浦江的黑臭,接续1965年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为坚决制止黄浦江水质继续恶化而努力》的报告,于1968年正式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向黄浦江、苏州河污水宣战”的号召,以行使“国家管理‘在位’”的职能。
实则,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原定“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的方针,因“考虑备战的需要而改变了”,上海“三五”时期的生产性建设得到发展。所以,上海作为工业基地产生“三废”污染势在必行,且并非独此一家,北京、沈阳、吉林等城市亦然。1969年后,“各工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工作也得以恢复,煤炭、冶金、电力、轻工等几个工业部门相继召开了专业会议”,周总理在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以水污染治理为重点的环境保护工作,自然也牵连出大气污染的问题。如提出“向天空要宝”,一些厂家“把放跑的二氧化碳气体收回来,再生产工业上所用的液体二氧化碳”等。
故此,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响应型”和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两种类型和动力。
先说自上而下的政治“响应型”。
毋庸讳言,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形态,必定将要不要战“三废”和怎么战“三废”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斗争”的层面上来理解和把握,且随着“斗批改”目标的转化,还不断附着政治的寓意。如1964年,上海燎原化工厂为解决毒害气体的泄漏,而“分三批共拆迁居民186户”的事实,成为消极应付、放弃治理的“大批判”材料;又如针对“化工生产三废难免”,则狠批所谓“一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至于上海环境中测出“汞老虎”(含汞废水、废气)后,更有主要领导紧急召开全市会议,强调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和两条路线、两种社会制度的高度来抓”。在此,不必纠缠说辞的变化,恰是“文革”非常时期,推进城市大气污染治理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何况,这种政治“响应型”的功能,确实能够见风即雨,一个个号召、一个个指令,便可发起一阵阵行动。1972年初,市委传达国家计划会议精神,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向三废开战”的号召。同年4月中旬,国家计委、建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烟囱除尘”现场交流会。在各工业条块的调研后,同年8月,市委召开关于“三废”问题会议,之后,市革委会工交组即向各工业局传达会议精神;冶金局特邀杨浦区昆明街道和宁国街道的群众,针对新沪钢铁厂和上钢二厂的烟尘问题,“批流毒、揭矛盾、促转化”;轻工局在“全局共418只烟囱,已解决153只,占百分之35”的局面下,组织了“一吨以上锅炉烟囱除尘现场会议”,要求“年内一至四吨的锅炉全部消灭黑烟”;纺织局、机电一局、手工业局等则纷纷召开所属公司会议、重点厂会议、生产组负责人会议等,以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一个高潮”。正是在这种政治“响应型”的动力下,上海工厂较为集中的普陀区从抓“消烟除尘”入手,将“本区内300多个工厂编成16个互助组,指定48个厂为组长厂,召开大型现场会和举办学习班”,同时,还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里弄干部、退休工人、红小兵到‘三废’比较严重的工厂去宣传”。上海市委及时推广了普陀区的经验,在全市十个区建立了“三废”治理管理组。关于汞害的问题,因市委、市革委会十分重视,“把汞害作为政治仗来打”,全市“含汞废气比较严重的有11个厂,已有6个厂搞了净化措施”,例如,上海试剂四厂“仅汞试剂产品就有20多个,用汞量相当于全市的三分之一”。因“认识到根子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全厂“锅炉烟囱安装了除尘措施,基本上做到不冒黑烟” 。
代表“国家管理‘在位’”的政治“响应型”,因“抓革命”的政治主导,必然产生组织群众,集合作业的效果,必然成为“文革”时期推动环境治理的动力之一。然而,坦言之,这种政治“响应型”,因很大程度上是回应政治的需要,以致难以避免会产生口号和计划的夸饰。如1971年,上海燎原化工厂为“学大庆,战三废”,经讨论“五一前完成十个项目”,“七一之前再完成二十个项目”,“决心在年内实现无害工厂”。事实上,“有三项重大项目的土建工程,无论在施工力量、施工技术以及物资供应上均有困难”。1972年,在化工局战“三废”的现场会议上,“一年要用金属汞约10吨”的吴淞化工厂,喊出了“奋战两年,征服公害,狠抓五毒(汞、苯、砷、酚、氰),年内消灭水银害,烟囱不冒黑烟、黄烟 ……定叫环境换新貌”的口号。如此因政治响应而膨胀的激情和决心,当在现实中因各种原因不能兑现时,反而会挫伤可持续进展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更何况,当政治“响应型”的行动与工矿企业的生产任务相冲突的时候,谁能保证不会产生搪塞、敷衍、拖拉等泡沫化的后果呢?!
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治理史上应记取的教训之一。
再看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
城市水污染如水体黑臭、鱼虾绝迹等,是以流域附近的生态污损为重,在不同的区域引发上访、索赔甚至堵塞排泄管道等事件。比较而言,因置业的历史缘由,上海的数千家工矿企业多与居民区错杂地联结一体,其排放的毒害气体,不仅严重斫丧操作工人的健康,还直接侵扰着居民的生活,这必定会自下而上地造成“倒逼型”的后果。据1966年的统计,市环卫部门收到的人民来信,80%是指控化工、冶金行业排放的有毒废气,即为明证。1969年冶金局的报告称:全局“除废蒸气的利用已由节煤小组抓外”,“影响严重的转炉、电炉、化铁炉的烟气和其他有害气体的处理工作,日前还未开展”,而“各厂的转炉、电炉的灰量,每年约有38000吨左右”,且“含铁量在40%以上”(很有回收价值),“都是没有经过净化直接排入大气的”。如此大面积的空气污染,成为弥漫在城市上空的毒罩,人人视觉可见,嗅觉可闻,甚或体肤可感,怎能不导致“人民来信反映此问题”呢?!
其实,“倒逼型”的动力,或者说直接的后果,在污染源的发生地——相关工厂车间和附近居民区——则更为间不容发,触目惊心。
大量产生“三废”的工厂“浓烟满天,灰尘满地”,1971年4月,面对包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生态“公害”,卫生部军管会曾向全国发出《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
市革会工交组《关于战“三废”、除公害工作要点的请示报告》披露:在上海,因设备条件和生产环境相当落后,导致八万多第一线的操作工人接触毒害物品,近三千人中毒发病。正是这种“倒逼型”的机制,促进主管部门承认“防治工作抓得较差”,故“年内要求各工业局都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小组,依靠群众,贯彻预防为主,狠抓措施,降低发病率”。再据1973年的调查,“发现接触氯气的工人患病率高达百分之25.4,氯气污染区居民患病率为百分之16.3”,“接触二氧化硫的工人患病率高达百分之25.9,二氧化硫污染区居民患病率为百分之16.8”。
然而,令人叹息的是:本市使用汞的工厂共61家,1970年才从黄浦江、苏州河的水样化验中发现汞的痕迹,竟然扩散得如此迅速,产生如此大的危害,这说明汞害的沉积已很长久,只是在一个域限点上暴发而出。来年,在有关职能部门核查中被市委领导批评的有数个厂家,其中上海灯泡厂汞车间的空气测定,“含汞量超过标准7到17倍,下水道中有很多水银”,好在这个车间的员工三个月轮换一次,“工人中仅有一人发现尿中有汞”,反倒是因汞气外溢,附近的车间“发现了七名职工尿中有汞,其中五名较严重”。年产日光灯450万支(外销17万支)的荧光灯厂,因灯中需加少量汞,导致该厂“有93人次排汞治疗,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其中女工占三分之二”,眼下“有24人汞中毒,已调离工作,其中11人在疗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加水银工作仍靠手工”。1969年厂房改建时,设计脱离实际,层高不够,通风不良,地面无排水沟,造成“车间内室温超过40度,汞蒸气超过35倍左右”,加上车间卫生工作不到位,“地上有很多碎日光灯管,增加了汞蒸气含量”。手工业局生产测温仪表和灯管的工厂“汞用量年约800公斤”,其中一家工厂“30多人中有20多人尿汞,情况严重”。可见,工业生产导致的毒害气体污染,不是人员的调离、疗养和治疗就能解决的,而需要整个企业环境的改善,通过现代科技的支撑,实现结构、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性变化,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备成熟的机缘、认知和条件吗?
事实证明,“倒逼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显效的。吴淞化工厂用金属汞做触媒生产乙醛,年产6000吨左右,为全市用汞大户。多年来因“车间里的汞蒸气浓度超过国家标准五到三十倍”,使一半以上的生产工人不同程度地汞中毒,“其中三十四人体内汞离子浓度超达国家标准六到十二倍,有的出现心动过速、失眠、记忆力减退、手颤等症状”。面对这种既影响劳动出勤率,又威胁职工健康的事态,吴淞化工厂的工人喊出“不能再让‘汞老虎’害人”的口号,“迫切要求领导支持非汞法生产乙醛上马”。该厂组织“三结合”班子,“先后投资九十多万元”,经“上百次的试验”,试制成功了磷酸铜钙代替汞做触媒生产乙醛的新工艺。但该工艺需解决380—400摄氏度的热源问题,即每月用油300吨左右。因供油问题尚未落实,新工艺“就有夭折的危险”,“广大职工有很大意见”,甚至流着眼泪说:“非汞法不上马,‘汞老虎’又要吃人了”;“我们还得到医院排汞,希望领导支持我们”。
工厂毒害气体外溢,飘浮出车间和围墙,给居民带来危害。据计算,一根烟囱的烟灰会降落在方圆两千米的区域内,其危害不可小觑。坐落在虹口区的上钢八厂,陆续收到居民寄来的装着烟尘灰的来信,信中声称:“我们家一开窗,满桌、满室都是烟尘灰,这一包尘灰是从桌子上刮下来的。”附近小学的老师也来信,投诉学校环境受到烟尘的危害,并强调“为了保护下一代的身体健康,希望你们领导迅速采取措施”。坐落在市区的小型工厂问题特别严重,如黄浦区东宁化工厂的有毒气体,使周围800户居民“反映有恶心、胸闷等症状”;江湾五角场地区一烧结距离学校仅15米,使师生无法开展室外活动,经空气测定,“在离车间100米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340倍”。
与市郊接壤的多为大型工厂,排放的滚滚废气可以遮蔽一片天空。如靠近上钢五厂一侧陈巷大队的近90亩水稻,因抽穗开花时受烟气影响,而“造成颗粒不收的后果”,“还有500余亩水稻田严重减产”,不仅难以完成“上交国家的公粮指标,社员也没有余粮”;棉花、油菜和豆类的品质和产量均降低,大队养牛20余头,因吃了“沾有烟气的青草和稻草后,大多生坏骨病和坏脚病”,现在一头都没有了。手工业局宝华冶炼厂因铝灰污染从市区迁至大场,但仍未采取措施。附近生产队反映,飞扬的铝灰使黄瓜、茄子只开花,不结果。后农民发现该厂把含铝废水排入农田,“40多个农民拆除了工厂15米砖砌围墙和部分竹笆墙”。工具设备公司只得“派人向生产队赔礼道歉,但铝灰飞扬等问题还未认真研究解决”。上海第二冶炼厂则常年因有害气体外逸,对厂区附近5个生产大队进行农作物赔偿。1974年“全年共计影响农作物面积多达2842亩,总计赔偿114196元”。最为严重的是6月21日,因设备事故烟囱倒灌,大量含氯废气外逸,造成一些社员胸闷、咳嗽,个别甚至“接氧气和药物治疗”。事故发生后,厂党委立即作出停产决定,并“发动群众猛攻废气含氯量高和气体外逸关键”,将“氯化炉通氯量由过去的每天22吨,压缩到每天12—14吨”。在市革会工交组、郊区组的责成下,还“按照原拆原建的办法”(拆迁面积2603.91平方米,需补贴费用40045元),对13户社员进行了搬迁。
面对此类由外而内的“倒逼”,作为邻居的厂家如何处置呢?有蛮横无理的,说“哪家工厂没烟囱?哪个烟囱不冒烟?……解决烟囱冒烟问题,我们管不着”。也有同情理解的,位于郊区的吴淞化工厂党委,看到附近的贫下中农“夏天关起门来吃饭,戴着草帽乘凉,晒衣裳看风向”,枨触甚深,“痛感三废治理不搞不得了”。
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废气治理的类型,政治“响应型”和现场“倒逼型”是两种不同的动力。前者拉动,却有随势而变,忽冷忽热之虞;后者促动,却有心余力绌、弱势吁求之困。但存在的努力,终究是一种有益的推进。
三、“国家管理”的三个重要会议
在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史上,1972年应该是一个纪年标志。在这一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在大会上的报告中阐明我国政府针对工业“三废”,正有计划地开始进行预防和消除的立场。这说明在“时—空”点上,尽管中国的环境治理在经验、技术等方面处于托始的阶段,但毕竟与国际平台的呼吁和推动踏在了同一个节拍上。
作为对舆论的配合和响应,国内的报纸转载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日本公害日益严重,“居住在东京的被调查者中,有百分之六十回答说,他们受到了大气污染的危害”。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开始编印《世界环境保护消息》《环保技术资料》等情报,介绍国外的环境管理和环境政策,医务人员则组织环保宣传小分队,在静安公园举办环境保护治理污染展览会,“展出大小版面、实物52块,60个项目,参观者近万人”。
社会宣传方面可圈可点,上海市委召开会议,掀起了“战三废”的热潮,也有一定的成效,具体情况可见当年年底工业系统消烟除尘统计表(表3)。
如表3所列共36个市直属局,以烟囱总数为准,排列前五位的是机电一局(776),纺织局(720),轻工业局(582),冶金局(516),化工局(329),五局烟囱数相加竟然大于全市统计数的一半以上,足见大局、大厂的工业排放严重威胁大气环境。同时,非工业生产系统的教育局、机管局也在列,说明该统计的覆盖面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否囊括了全市的烟尘排放点呢?事实并非如此。上海的工业布局分为“条条”和“块块”,直属局归口于市工交组的“条条”(“文革”前归口于市工业党委),“块块”则属于各区管辖的工矿企业,后者显然不在此统计中。同年,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对锅炉、烟囱进行普查的通知》,要求各区(县)成立“烟囱普查小组”落实执行。经查的结果就比较齐全,北京市大大小小的“锅炉、茶炉和窑炉共1.6万余台,烟囱1.2万根。全年排出烟尘达37万吨”。上海当年的几组统计不很匹配。
两个月之间,仪表局、轻工业局和冶金局的烟囱总数陡增(机电一局则前后一致),是因为工业炉、窑的烟囱数均没有统计在内,治理的只是一般的锅炉。至于手工业局的烟囱数减少些许,则应是该局上报的统计数有所变化。而经消烟处理的烟囱数齐齐加码,完成的比例数自然大幅度提升了。同期,如1972年9月22日《文汇报》在《本市烟囱除尘取得良好成绩》的报道中称:“到目前为止,已有一千五百个烟囱安装了除尘器。”年底的《三废治理,综合利用情况汇报》称:“到11月底为止,全市6千只烟囱中,已经采取了消烟除尘措施的约有二千只左右。”为什么这些数据的纵横比对是如此交错混杂呢?其原因是调研部门多头出击,客观上存在着统计失误。而此阶段工业系统快马加鞭,的确完成了一些改进项目。这里存续的问题是:突击性的改进项目,并在纸面上形成高达50%左右的完成率,在技术上、功能上和效果上,确实能如同北京的报告所言“力图在短期内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吗?
据上海1972年《“三废”治理、综合利用情况汇报》:因前一时期推广二次进风,使二吨以下小蒸气锅炉的煤炭充分燃烧而消烟除尘,虽措施简单但有效果,即便如此,却因司炉工“劳动强度增加不易巩固”,“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靠锅炉改造”。而全市两千多只大型的工业炉、窑烟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经济有效的办法”,所以,“全市还有三分之二的烟囱仍在冒黑烟”。比如上海炼油厂的催化装置,每天烧120至150吨石油气放空成火炬,“火炬上的火焰黑烟长达30米”,附近农民反映,火炬“烤得河里小鱼翻肚皮,烤得母鸡不回窝”,“白天像条大黑龙,夜里像条大火龙,实在是条害人龙”。一张状纸告到了市里。《“三废”治理、综合利用情况汇报》实事求是地承认:通过手工加煤锅炉和工业炉、窑的消烟除尘,减少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对大气的污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才刚开始试验”。
为此,上海市在对工业系统消烟除尘工作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市、区卫生防疫站在工业区、居民区、商业交通区等设立固定采样点,对全市的大气进行采样调查(1月、5月、9月各点采样三次,每次连续采样五天)。经采样分析认为,本市“空气中烟尘沉降量平均每月每平方公里为30.28吨,烟尘浓度平均每立方米0.67毫克,二氧化硫浓度平均每立方米0.13毫克”,“大气污染情况比较严重”。继而上海市对全市10个区、4个县的小型工厂(街道工厂、社办工厂)进行普查,“证实了废气是‘老慢支’病因之一”,“有些情况相当严重”。
作为“国家管理‘在位’”的佐证,1973年8月5日到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控制工业点源污染为主的空气污染防治工作”受到重视,城市大气污染方面制定了卫生标准,“规定每月每平方公里降尘量不得超过8吨”。因近两年内,上海“以抓‘废水’治理为主,适当兼顾‘废气’治理”,上海代表团在会上受到表扬,并“列入全国搞好环境保护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但上海代表团仍检讨治理“三废”抓得不紧,尤其工业集中地带,如“杨浦工业区每月每平方公里降尘量达到103.4吨,超过了卫生标准13倍左右”。据全市15个点测定,“二氧化硫浓度几乎全部超过卫生标准。其中北火车站附近日平均最高值浓度超过卫生标准6倍”。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上海随即召开全市治理“三废”保护环境会议。会议指出,上海是全国环境保护的重点城市,应“在短期内改变上海的环境面貌”,市工交组提出了“狠抓消烟除尘”的目标。
与此同时,市革委会通知各有关单位:自1974年起试行由国家计委、建委和卫生部批准的国家版GBJ4-73《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并根据该文件第八条,组织市气象局、卫生防疫站、化工局职防所、第一医学院、同济大学、市规划、电力、冶金、市政设计院等单位,成立了“上海市工业‘废气’‘废水’排放试行标准”起草小组。因上海市区的工业相对集中,大气已受到严重污染,“汞、挥发性酚、氰化物、生化需氧量及耗氧量等五个项目”的废气,“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故上海标准比国家标准更高,如化工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气筒高度为八十米,每小时排放量不得超过一百九十公斤”,上海版的标准“规定为每小时一百公斤”。
此前,治理“三废”的重点在“条条”(市属工厂),时下也带动了“块块”(区属工厂),例如上海静安区区属单位共27台蒸气锅炉,已“普遍安装了除尘设备”;区人防工程土窑35座,“原有烟囱110根,现已减少了54根,低改高3根”。处于通往虹桥国际机场要道的革新塑料厂,为锅炉装了双极涡旋除尘器,但因烟囱高改低,导致颗粒较小的烟尘不能去除,使得“厂区内黑烟弥漫”,有人提出“还是把烟囱竖竖高”,厂革会组织群众讨论,一致表示“誓为人民除黑龙”,后采用了袋式除尘法,基本上消除了黑烟。
综上所述,从1972年中国代表团出席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7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再到上海市的治理“三废”保护环境会议,面对国内各工业城市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即便在“文革”运动的非常时期,即便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舛误,“国家管理”在职位和职权上仍有所体现,有所表达,在职责和职能上,仍有所运作,有所行使。上海各管理机构也积极响应,搞普查,定方案,抓落实,决心不可谓不大,目标不可谓不明,甚至汇聚高校、设计院等科研力量,制定上海版的排放标准等。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的基本史实。
至于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推进治理的效果如何?缘由何在?则是后续的问题。
四、20世纪70年代的困境
后续的数年已为“文革”后期。
上海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非令人满意,来自工业系统的《简报》时时传来背兴的消息(直至抄报市委、市革委会),特别是来自几个老旧的工业区的消息更是如此,如闸北区和田路集聚着上海染化厂、涤纶厂、香料厂、化学原料厂、日用品化工厂、表带二厂、第九制药厂等“三废”污染严重单位,且与稠密的居民区相连。化学原料厂飘扬的氧化镁,“整天像下雪一样,散满居民的房间”;染化厂的烘干工序不密闭,大量染料从烟囱里飞出来,漫天的烟尘“黑的、白的、蓝的、红的、五颜六色”,把“居民晒着的白衬衫变成了花衬衫”;该厂炉子一天三次出灰时,群众说“浓尘迷漫,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更严重的是日用品化工厂烧香料的下脚、涤纶厂的联苯醚等有毒废气,又多又浓,刺激性极强,使人恶心难受。且不论“附近树木枯萎”,居民中“患咽喉炎、气管炎、肝炎”等,更可怕的是“民华路小学的545个学生中,患白癜风的有24名”。为此,“附近居民曾多次联名写信向市、区领导反映,要求各厂迅速采取措施”,却因“长期未见改进,居民与工厂之间矛盾十分尖锐”,甚至还发生“居民用石块砸了厂房玻璃的事件”。
1974年9月2日,市革委会工交组接报上海铁锅厂与附近居民发生冲突事件。因该厂的功能为“综合利用”,即“每天要把废品公司送来的三四百吨铁末、铁屑、铁刨花炼成再生铁”,故产生“砂尘、铁屑、三氧化硫、硫化氢和噪声”等。居住在附近的3516厂职工张贴大字报,指责该厂是“毒气厂”“害人厂”,要求其“停产、滚蛋”,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等,引起了数百人围观。后经市三废办、手工业局与3516厂代表、街道党委和居民代表开会协商,厂方表示欢迎大字报,准备采取措施。但散会后不久,当晚,3516厂职工联系居民群众“五百多人,围冲铁锅厂,要厂里马上解决三废问题”,“给铁锅厂运送焦炭和原料的汽车也被拦在厂门外”,以致工厂值班人员与在场群众“发生了殴打”。闸北区民兵指挥部以为流氓“打群架”,派来一车民兵平息闹事,结果反被“轮胎气放掉,车窗玻璃打掉,钥匙夺走,事情闹得很大”,群众“还用砖头把厂门给堵住了”。第二天,附近群众见厂方搬去砖头继续生产,“又有四百多人围冲”,并扬言:若不采取措施,明天要把电源拉掉迫使停产,事态持续扩大。
据1974年市卫生防疫站对大气飘尘和沉降灰尘的测定,上海“每月每平方公里三十二点一吨,超过卫生标准三倍”,在六十余个测定点中,“只有复兴公园附近符合卫生标准”,“最高点是沪东工人文化宫附近,已达每月每平方公里一百点五吨,超过卫生标准十倍”;西郊公园本为清洁区域,现“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天数超过卫生标准”。在市区空气采样的化验中,二氧化硫浓度的“合格率仅为百分之二十”,高点聚焦在“杨浦、普陀等工业区及北火车站”。烟尘中还检测出含“一定量的致癌物质”,几个大钢铁厂附近的“紫外线比一般地区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左右”,影响着“儿童发育成长” 。直至1975年底,市“三废”治理领导小组的报告仍承认“目前还有不少工厂的‘三废’还远没有治好”,其中“污染严重,危害较大的工厂共260个”。
其实,代表“国家管理”的决策和指导,也鞭策第一线的主管部门和生产单位对“三废”问题进行反思和整改。如当年9月上海铁锅厂事件发生后,逼得手工业局“决定该厂炼铁车间暂时停产”。该调查分析认为,该局所属工厂小而多,广而散,“多数厂与居民区犬牙交错”,“产生的‘三废’直接危害人民的健康和利益”,于是便于10月召开治理 “三废”经验大会。该局在汇报中承认:手工业系统的“三废”治理工作,“一直到1974年下半年才重视起来”。闸北区和田地区漫溢的大气污染受到市委的批评,“要发动群众认真切实地解决一下,特别是烟尘及其他有毒气体的外逸”,同时督促相关企业改革工艺,安装除尘装置和回收装置,特别是被居民称为“原子弹爆炸”的大炉出灰也得到妥善解决。但仍有厂领导“重视在嘴上、措施在纸上、行动在会上”。如染化厂10月初向上级报告停烧柏油下脚,安装回收二氧化硫气体装置等,结果近半年“这些打算无一实现”;化学原料厂强调氧化镁粉尘“太细太轻无法处理”,甚至对来访的群众说:“氧化镁无毒,吃了能帮助消化。”因此,时下和田地区的“环境面貌还没有显著改善”。据闸北区卫生防疫站测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7倍,二氧化氮超过2倍,灰尘超达19倍”,颜料厂排出的铅蒸气在厂附近和田路一带“超过标准113倍”。
针对这种敷衍搪塞的情况,市治理“三废”领导小组对全市260家重点工厂进行排摸分析。分两头来看,“领导重视,积极采取措施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如上海电化厂80%的有害废气得到了治理,下半年还将“解决十五项废气问题”。反之,“三废”治理工作未上议事日程,强调“难治”“难免”,甚至听任“三废”污染环境的“还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重点工厂”。典型的是上钢五厂,“全厂七十多个烟囱,日夜浓烟翻滚”,据测定,整个厂区“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达一千多吨,超过国家排放标准近百倍”。1973年,冶金局拨款12万元为其配备一台装置,发现一些问题后索性搁置一旁。1974年,市委批示拨款70万元在转炉上安装除尘设备,因该车间屋顶积尘过重,压塌了厂房致工人死亡,设备建成后又因“缺乏劳动力而一直没有运转”。其他如上海电碳厂,“黑色粉尘及沥青烟气到处飞扬”,厂领导放松治理,“只等待迁厂解决问题” 。
与此同时,上海大气污染的另一个源头已扩散性地危害环境。1973年9月,上海出席“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代表曾在会上警示:“加之近年来,有些产品下放到街道、社队工厂。‘三废’多未很好解决,如不及早引起注意,污染将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确实,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市区工厂渐次将有毒、有害产品,转移至郊县的社队,且对“‘三废’危害的加工产品既不讲清情况,又不帮助加工单位做好有害‘三废’的防护和处理工作”。至于为什么70年代中后期才见集中的报告,实在是因为此类项目从转移到生产,从生产到排放,从排放到污染有个累积的过程。
1974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署发出《关于郊区工业“三废”危害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称“当前郊区工业‘三废’危害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据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青浦、松江、金山等八个县的统计,产生‘三废’危害的工厂有1211个,约占八县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宝山、嘉定县的资料为例:宝山社队工厂353家,多为“化工、电镀、喷漆、抛光、烧结、冶炼、翻砂、放射、建材及胶木粉等项目”,涉毒有害工厂256家,占72.5%。如五角场公社化肥厂共有7只烟囱,“大量使用炼油厂下脚油作燃料,排出硫磺气体”;彭浦公社的抛光操作工因无防护,每天“满脸漆黑,房屋墙壁积满灰尘”;彭浦石粉厂的“整个厂房和周围地区像盖上了一层很厚的‘白雪’”;淞南公社塘桥烧结场在公共汽车站旁,“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烟雾弥漫”。嘉定县社队企业共744个,涉及“三废”的有150个,占20%左右,“其中生产废气的单位有50多个,共有10多种废气,多数为汞、苯、氰、氧化锌、二氧化硫等,据统计废气排放量为90万立方米 /小时”。如华亭公社化工厂的油溶黑染料生产不设防毒措施,有毒原料苯胺浓度“超过国家标准46倍多,仅投产几个月,就发生急性中毒7人次”;安亭公社吕浦大队搞汽车喷漆,车间甲苯浓度超出国家标准5倍;华亭水泥厂无吸尘装置,拌料车间“浓尘滚滚,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粉尘浓度超过国家标准166倍;电镀行业大量使用各种酸碱,江桥电镀厂“将大量含酸废气用排风扇排向街道”。
据《宝山县关于“三废”情况调查汇报》称,近些年郊县工业可谓“蓬勃发展”,或接受市区工厂转移来的“三废”项目,或“用市属工厂提供的下脚废料资源”。但有关部门审批项目时,却“没有狠抓对‘三废’治理的审查”,如宝山县迄今“没有抓‘三废’的专门机构”。待到毒害污染灾难性地暴发了,郊县工业也深感问题严重,甚至表示“经费可以自筹”,“搞一些吸尘、通风、排气等设备”,但计划经济条件下,“通风机、配套马达及管道设备等”工业物资需调配供应,又成困局。
当时地处郊县的国有农场也大办工业。据统计,农场系统“已有各种工厂221个,去年的工业产值已达一亿五千七百万元”,但“三废”治理和劳动保护方面问题严重,其状况是“崭新的厂房,落后的设备,原始的操作”。如星火农场承接了上海农药厂“丢出包袱不管”的五硫化二磷产品,“车间内外毒雾弥漫”,“灭火用的二氧化碳每天需用十多钢瓶”;向明农机厂喷漆、浸漆全用手工,“17个青年有16个白细胞严重下降”;东风橡胶厂15台炼胶机敞开式操作,操作工“浑身漆黑”;新海玻璃厂和前进电瓷厂用石英粉原料,“粉碎、搅拌、烘干、过筛、运送等都用手工”,设备是“饲料粉碎机和煤锹等,操作时矽尘飞扬”。如此疮痍满目的生产场景,农场领导竟然说“农场青年流动性大,两三年要换一批新来的,接触点有毒有害不要紧”。呜呼!年轻人的健康成为了利润的祭拜!“三废”伤人,真正是伤心惨目。
坐落在郊区的市属工厂因地域管理的疏失而轻视“三废”治理,也成为上海郊区遭受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据宝山县的统计,宝山县境内的市属工厂有280多个,其中“三废”污染的占60%以上,“受害农田15600亩,受害人口7.5万人”,特别是“蕴藻浜两岸和共和路、军工路、西桃浦工业区一带更为严重”。以致“给县、社、队工业治理‘三废’带来了一定阻力”,如彭浦公社的综合加工厂就对检查组抱怨:“我们这个小小的烟尘不准向天空排”,而上海开关厂的“大烟囱大量排放盐酸烟雾,为何不抓?”
1972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上马了。1974年5月,上海市工业建筑设计院严忠琪等三人去信表示“为子孙后代着想”,反映整个金山工程排毒气塔有五十多个,整体设计在“三废”处理方面考虑不周,有毒废气“不经过任何净化,通过一个巨大的排毒气塔排放到高空”,“每小时排放有毒物质丙烯腈的绝对量为143公斤,大大污染了金山卫地区的天空”(丙烯腈气体比重大于空气,不易扩散稀释)。信件举例说: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一高四十多米的小塔排放丙烯腈气体,“周围农作物光开花不结果,收获等于零”,后造一喷淋水房间,将有毒害气体喷淋后变成废水,再对废水进行生化处理,“有毒物质可去除90%以上”。但建设部门强调设计已经批准,“没有时间再改了”。为此,来信建议市工交组“再作一次复查研究”。可见,即便在引进先进设备的配套工程中,围绕环境保护的意识、措施还是很纠结的。
市区的“三废”产品迁往郊区,由社队和农场开办的小厂接应,以有价的金钱换取无价的清明环境。坐落在郊区的市属大厂目无下尘,肆意排放,郊区旷朗的天空失陷了,污浊的云雾从四面八方合围市区,上海哪还有净空呢!
五、三重叠加的难题
就此,上海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着一个严重而困难的问题:“文革”前的市委、市人委已明确提出工业“三废”应“变有害为有利”(1963年);“文革”中的市革委会正式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向黄浦江、苏州河污水宣战”的号召(1968年);继而国际会议、国家会议和上海市会议,更是直接对大气污染提出治理的规划和标准,并有所调研、测量和整改。为什么直至70年代,上海的大气仍然那么昏沉污浊?其根由何在呢?
其一,需要检阅上海“文革”期间的工业生产。这恰巧在年份上与共和国的“三五”计划(1966—1970)和“四五”计划(1971—1975)相吻合。
如表所示:因“文革”前期“造反—夺权”的动荡,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确实受到影响,以工业总产值为准,1967年比1966年下降,1968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继续下降,上海包括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等则有所回升,至1969年和1970年,全国中断的计划工作和各工业主管部门的工作得以恢复,全国和上海的工业产值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整个“三五”计划时期,上海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为83.9%”,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2.3%”。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平均达16.8%。同时,上海的“计划产值、产量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如钢材、发电量等14种,硫酸、汽车等6种则未完成指标。
接着,看“四五”计划时期(1971—1975)的相关统计。
如表7所示:整个“四五”期间(1971—1975),全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中,除了个别年份略持平,总体是增长的。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含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等)则持续增长,从1971年336.52亿元增长到1975年的420.3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48%”。同时,上海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90.09%,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5.2%,其中重工业占83%以上。而国家下达给上海33种工业产品的指标,大多完成或超额完成。
以上数据证明,上海自1968年以后,即“三五”计划的后半期和“四五”计划时期,整个工业生产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不仅在产业格局中“工业比重太高”,更有“重工业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的问题。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值增长了,工业耗能如何呢?
起根发由,迭次推进的工业指标必然导致能源的增量耗费,与工业产值同构,上海1968年之后的“万吨标准煤”用量一路飙升,1976年的用量甚至高于“文革”前期1966—1967各年的一倍以上。联系城市的大气污染,这辉煌的工业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严重的工业排放,并导致沉重的环境负担。确实,此中存在着一条“因生产而排放,因排放而治理”的逻辑链。但生产排放是源头,源头才是本因,治理则是末端的应对。所以,尽管环境治理并未偃息,但当“边排放—边治理”有失平衡的时候,治理的计划往往与生产的需求和成效发生脱节。源头的问题不解决,倒果为因,必将舍本逐末,这也是“文革”十年乃至较长一个时期,上海乃至全国工业城市污染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二,据查,上海“文革”时期工业企业的数量变化相对平稳,基本“保持在8000—9000多个之间”,但在工业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方面,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人数、数量和产值,却有一些变化。
如表9所示:“文革”十年间,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单位的人数增加100多万,平均总人数在二三百万之间;集体所有制工业单位的人数增加近20万(“四五”计划期间增加显著),总人数近70万。同时,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产值,以1976年的最高点为例,前者412.13亿元是后者40.01亿元整十倍, 前者平均占总比重的94.60%,后者为5.39%。显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为产业大军的主力,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柱。然而,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单位个数,继续以1976年为例,前者为3389个,占平均总比重的37.25%,后者为5409个,所占比重62.75%,这证明分布在上海各个区域的工矿企业,多为中小型的集体所有制单位。
在此,为什么要剖析工矿企业的所有制构成呢?其与整改“三废”污染有何关联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工矿企业因所有制的格局,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中。如果说此种规模结构难以形成协作的便利,那么封闭型的特征所形成的“单位为重”,即以本企业的“生产/利润”为务为本,则对解决工业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个难题。同时,“全民所有制”即产权界定为国家所有的经济类型(公有制经济),在“生产—经营”的运作中,仍然明确为“独立核算,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而“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则更是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和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在社会综合治理工业污染尚未成熟发育的阶段,怎能不产生“单体为重”的结果和后果呢?
所以,在工矿企业较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抓生产是正业,抓‘三废’是‘副业’”,“搞工业生产,必然有‘三废’,用不着大惊小怪”。工厂的“任务是生产产品,搞综合利用是不务正业”,是“赔人赔钱,得不偿失”等“活思想”。甚至有的大型企业不屑地说:“我们厂连肉都扔掉了,何况一些骨头。”1971年,市委曾发出大搞“烟囱除尘”的号召,至1972年底,“全市还有三分之二的烟囱仍在冒黑烟”。
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呢?
着实因工矿企业的核心指标是“产量—质量—利润”。“单位为重”的格局决定了生产流水线的运转才是企业的生命线所在,一切与单位生产任务无关的因素和要素,都不在管理和统计的范围之内,让生产产生的“三废”径直排出单位的门墙之外又何妨呢——单位以外的天地,为与己无关的空间——更勿谈花费人力、物力和资金去治理“三废”了。因此,“有些大厂就是推不动,等上级给设备、给材料,有的甚至有了设备材料还是不动,如上钢三厂共有205只炉子,烟囱154只,其中99只烟囱需要上除尘措施,至今一只未动”。事实上,基层的很多单位没有管“三废”的专职干部,“机电一局所属的轻机、重机等几个公司,连兼职干部也没有”。因单位为重,生产为重,领导往往“对治理三废只有一般号召,不研究、不布置、不检查”,审查基建项目,甚至“编制的‘四五’‘五五’生产规划,不包括三废治理内容”。领导们的理由是“钱和材料用在技术改造上收效显著,而用于三废,不仅增不了产,有时还要占几个人,反影响劳动生产率”。毋宁说一线的生产单位,就连地处“福州路、外滩等主要干线上的冶金、纺织、轻工、港务、港运、建工、城建等市级机关”,“都对消烟除尘很不重视”,不是借口机关无技术人员,就是强调缺设备材料,“听任黑烟污染大气”。上级机关尚且如此,基层单位怎能不天天盯着生产指标呼喝呢!
地处市郊的工厂因毒害气体外溢造成赔偿,也存在“单位为重”的问题。吴泾地区的电化厂、化工厂、焦化厂、碳素厂、合成研究所与上海县塘湾、曹行、杜行、陈行公社的问题最为典型。据县革委会送呈市革委会的报告称:经工厂和公社组成的战“三废”小组踏田核定,1970年,四公社受损粮食和经济作物面积共5788亩多,损失粮食106万多斤,赔偿金额25万元。尚有近16万元的遗留款未解决,分歧在于工农两方对受损面积意见不一。工厂方认为农民“有意‘敲竹杠’”,经调查确有“以少报多,以轻报重”等现象。公社方则说:“我伲有很多东西不计算,如水稻全部焦毁,重种人工不算”,“粮食、药材、棉花受‘三废’影响品质差,收购价格低,这些都未计算”等。同时,调查发现工厂之间存在互相扯皮等现象。如1972年3月18日,吴泾化工厂电话给曹行公社说:“你们要注意,这两天电化厂有大量气体出来。”22日,又有电化厂打电话给曹行公社说:“你们要当心,化工厂这几天有气体出来”,结果是吴泾化工厂的气体溢出影响了84亩的夏熟作物。社队群众反映:“工厂踢皮球,我伲触霉头。”该调查报告认为:“有关社队和厂方应将处理废气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今后在处理废气时,双方领导应本着有利加强工农联盟,相互正确对待”。
显然,工农双方针对赔偿问题,均围绕着核定田产的多少,为什么不能直指工业废气排放的要害呢?关键还在于单位“重生产,轻治理”的症结。对于企业的指标和营利,生产才是当务之急,至关紧要,购置设备需投资,运作设备需人力,无不与单位的“产量—质量—利润”直接相关。故此,“排放—赔偿”便成为简易而合算的选择!殊不知,赔偿是有价的,有价的是钱款;污染是无价的,无价的是环境——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吴泾地区“三废”外溢的赔偿一直在持续,上级管理部门对年年上交的赔款申请报告也都大笔一挥。直至1977年,上海吴泾化工厂确认“三废”赔偿金额高达十多万元,竟然比1976年“增加了一倍”。
总而言之,单位所有制决定的“单位为重”的桎梏,在于为生产而产生的工业污染,却因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千千万万的“单位为重”,何以得了?!
其三,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治理,因“国家管理”的“在位”从未停息,至于其技术上的水准,却因刚起步、无经验、缺资金等原因,客观上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中。再加上那个“非常”时代的政治舆论“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且强调这是“着重解决了一个依靠谁的问题”,终于引导出了一条“不伸手向国家要钱,采用土办法,制造土设备”的路径。
检阅当时上海的报刊,可见连篇地刊登“土法上马”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和事迹,声称在综合利用中修旧利废,因陋就简,“大打人民战争,由过去的‘伸手派’变成为‘动手派’,由‘要我搞’变成‘我要搞’”。如上海铁合金厂工人为制造除尘回收装置,“从全厂的各个角落回收报废的耐火砖、旧钢板、元钢,从仓库中清出了沉睡多年的大小鼓风机,化废为宝”。上海胶带厂讨论除尘方案时,曾提出“占地面积五十多平方米,需要三吨钢材、两万元投资,花三个月时间才能建成的贪大求洋的方案”,经过大批判,“仅用了三张铁皮,两百元费用,三天时间,就成功地在烟囱内装上了一套除尘装置”。东新翻砂厂根据本厂特点,“只用一包半水泥,三百块砖和几十斤废铁板,共十多元钱”,就完成了锅炉烟道除尘设备的制造任务。
基层单位如此,上级机关也通过清仓挖库,调剂协作,比如有机化学工业公司所需八十多台引风机解决烟囱除尘,其中“六十多台是各厂发动群众修旧利废,节约代用的,加上各厂相互支援调剂十台”,使全行业除尘装置很快上马;商业二局饮食服务公司所属浴室、理发店、饭店等单位共279只烟囱,“有的单位到废旧物资商店去掏废品,只花了几十元钱就搞成一套除尘设备”。轻工业局改造锅炉,“急需用砖十五万块”,结果“利用旧砖一万余块”,仅“拨款二万五千元就解决了七十八个烟囱除尘问题”。
舆论是导向,行动是落实,其背后的指导方针可追溯到市革委会工交组在全市治理“三废”保护环境会议上的倡导:土洋结合,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贯彻“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精神。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为近百年来工业历史的累积,此类零敲碎打的“作坊式”治理,或许可有即刻的收效,甚或求得精神的胜利,却不可能在缺少现代科学规划和先进技术支撑的情况下,而使城市环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观念的陈旧吗?是技术的落后吗?表象上如此,实为历史和时代的局限!
中国首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代表团参会者曲格平述说“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确实,检讨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业指标伴随着能源耗费均成增长态势,强势的工业排放吞噬了弱势的治理;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决定了工矿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单位为重”的管理使“重生产—轻治理”成为痼疾;土法上马的“作坊式”治理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技术和规律。正是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从外在的态势到内在的构造,从理念的拘囿到行为的错置,怎能不导致“有治理”而“难作为”呢!
直至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再“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上海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实践亦予证实。
整整四十年,改革开放换了新天。
作者简介: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表略。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注:转自“历史学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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