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的破绽：《清世宗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

【壹】张廷玉的特殊贡献

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雍正朝及乾隆朝初期重臣，康雍乾时期，地位最为显赫的汉人。父亲张英是康熙朝大学士，深得康熙帝器重。廷玉中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在翰林院深造（庶吉士）三年后，留本院做检讨（从七品官）。一年后，进入南书房，做了康熙帝的文学侍从和机要秘书。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逝世，四阿哥（简称四哥）雍亲王继位，是为雍正帝。四哥为了做尽孝道的表率，在乾清宫的东厢披麻戴孝。当时廷玉已是吏部左侍郎，雍正帝让他兼内阁学士衔，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事，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召他到守孝的地方记录口述谕旨。张廷玉在翰林院深造时，是“清书”庶吉士，结业考试得了第一，满语文应该还不错。因此，雍正帝口述谕旨中夹带满语式的句子、满语词汇，或者干脆全是满语，他也能准确领会，准确表达，让雍正帝很满意。

                                         

                                           张廷玉画像 来自网络


准确领会、准确表达皇帝口头谕旨的意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让廷玉做大学士，入内阁，帮他起草谕旨诏令。四年后，雍正帝对廷玉的秘书工作公开赞赏说：

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 (《清世宗实录》卷87)

要做好皇帝的秘书，一要记忆力好，二要理解全面、准确，三要书面表达准确。雍正前期能做到这一点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一气做了24年的大学士，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才退休。期间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如确立军机处规制，参与西征准噶尔决策，受顾命辅助乾隆帝继位等等。鉴于他的贡献，雍正帝留下遗嘱，让他死后配享太庙。太庙是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奉祀大清皇帝列祖列宗的家庙，竟然把一个汉人供奉在里面，可见对于雍正帝而言，张廷玉对维护爱新觉罗的江山有着特殊的贡献。虽然乾隆帝后来怀疑张廷玉擅权结党，抓他礼节不周的小辫子，但仍然执行了雍正帝的遗嘱，说明乾隆帝也认可张廷玉对清朝的特殊贡献。

清朝沿袭明朝制度，后一代皇帝为上一代纂修实录，是为官修正史。张廷玉的特殊贡献中，有一项就是主持纂修《圣祖实录》和《世宗实录》，记录康熙帝和雍正帝的丰功伟绩，树立伟大形象。修《圣祖实录》时，他是副总裁。修《世宗实录》时，则是总裁。站在清朝皇帝的立场看，这两朝实录的纂修水平是相当高的，尤其是成功塑造了雍正帝的光辉伟大形象：康熙晚期，雍亲王以父子兄弟亲情和王朝利益为重，克己修炼，超然于结党争储之外，终以“深肖朕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被皇考付托江山社稷。

                        

                    雍正帝洋服像  引自 冯尔康 著《雍正传》



虽然雍正帝继位疑云重重，私家记载、野史传说中充满矫诏（窜改康熙帝传位遗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传闻记录，但由于在正史和清朝官方记载中难寻证据，史家穷尽考究搜剔之功，仍难断其真伪。
可见，张廷玉修史实在高明，官方叙述一旦确立，读史者纵有怀疑，也只能陷于查无实证的境地。

【贰】 窜改日期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由于梳理这一段历史的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曾对有关史料做过进一步系统查勘，发现只要努力不懈，还是可以找到张廷玉的破绽，在精心编织的“历史叙述”中，发现真相的某些片段。
《清世宗实录》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十四日）记载：
【1】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后略）
【2】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至现在军前大臣等职名，一并缮写进呈。尔等会议具奏。”
寻议：“谕旨甚属周详，应速行文大将军王，将印敕暂交平郡王讷尔素署理，即与弘曙来京。”
得旨：“副都统阿尔纳，著随大将军王来京；副都统阿林保，著随弘曙来京。”
《清世宗实录》的以上记载，说了两件事，一是安排辅佐新君雍正帝处理政务的中枢辅政班子，也就是任命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二是召抚远大将军王允禵赴京奔丧，安排临时管理西路军务的统帅。
关于第一件事，查看《上谕内阁》，任命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日期，却是十五日，比《清世宗实录》晚了一天。



《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所载雍正帝任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上谕



《上谕内阁》是雍正七年，雍正帝应群臣们的请求，让庄亲王允禄主持编纂的。雍正九年成书，收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至雍正七年之间，雍正帝颁发给内阁的指示。乾隆年间补纂雍正八年至十三年的部分，于乾隆九年成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定名《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则成书于乾隆六年。因此，《上谕内阁》中雍正七年以前的部分，比《清世宗实录》早。按照同一文献先出版本更具有原始性的原则，《上谕内阁》的有关记录离历史的真实更近。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张廷玉主持纂修《世宗实录》时，将任命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日期提前了一天。

为什么了提前一天呢？

朝鲜人的见闻或许可以帮我们揭开疑问。
雍正帝即位后一个月后，大约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左右，朝鲜的“谢恩陈奏兼三节年贡行”使团抵达北京。该使团在同年四月回到王京（今首尔）复命，向朝鲜王提交的出使见闻报告《别单》里有这样的记录：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学士马齐、九门提督隆科多，及十二王（允祹）等相与谋议，称有遗诏，拥立新君后始为举哀。
这说明十三日晚康熙帝逝世后，虽然四哥即刻控制了局面，但作为继任皇帝的地位，却要到十五日方才得到在京诸兄弟的承认。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构成（允禩、允祥、大学士马齐、步军统领隆科多），本身就是四哥和他最大争位对手八哥（允禩）之间讨价还价后，妥协的产物。
把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任命日期提前一天，就掩盖了八哥一派不服四哥做皇帝的情节，让四哥的继位过程看起来非常顺利，证明四哥做皇帝获得一致拥戴。

                                 



                          朝鲜使臣别单收入《同文汇考》。

【叁】 矫诏疑云

第一件事与第二件事是相关联的。
既然十四日连总理事务王大臣还都没有产生，四哥如何能对他们下命令？
因此，第二件事中，经过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下达召回十四阿哥允禵、安排西路军临时统帅的上谕，其下达时间、方式和内容，就大有疑问。
其实，在四哥继位后不久，就有矫诏继位和矫诏召回允禵的传言。
上面提到的朝鲜使臣《别单》中还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颁登极诏书。以此多有人言，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
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
所谓十四王者，与新君同腹兄弟，而康熙爱子，且有民誉，往年拜征西大将军往征西贼矣。上年四月，自军中入朝，则父子相对，亲赐玉玺以送。及至十一月感疾之初，密诏召之，未及到而先崩。新君即位后，以其拥兵在外，虑或不受命，假称康熙诏命，使之入朝，而责其违限十日，不即召见。日久，然后只得往留于景山殡侧。而索其前赐玉玺及密诏，则违拒不纳，语且不逊。故既革王爵，且有加罪之意。而有掣肘处，不敢发云。
朝鲜使臣上面的记载说明，起码在四哥继位后一个月，“矫诏袭位”“矫诏召回允禵”的传言，已经在京师流传开来。
在朝鲜使臣看来，“矫诏袭位”和“矫诏召回允禵”是同一件事。而康雍之际，召回允禵的谕旨曾经发过两次，一次是康熙帝在十一月刚得病的时候，曾发谕旨秘密召回允禵，另一次是四哥即位后，假冒康熙帝的名义，召回允禵，以便顺利剥夺其兵权。
那么，朝鲜使臣的“矫诏”记载是不是孤证呢？
不是。
矫诏召回允禵的说法，也见于耶稣会士书信的记载。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6年10月22日于北京）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新皇帝（指雍正帝）一即位，就冒用已故皇帝的名义，好像他还活着，派人接连送急件到鞑靼，命十四亲王把官印交给他指定的人，不必带很多随从，尽早回北京商讨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十四亲王立即遵命，他只是到了离朝廷还有三天路程的时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这段文字出现于四哥逝世后一周年，但它起码可以证明，矫诏之说并非朝鲜使臣的杜撰。

【肆】 四哥的自供

不仅如此，巴多明神父书信中的这段记载，与四哥自己的说法高度一致。
四哥继位后，为了清算争位对手，曾将八哥、十四哥一线的人，押送到西安，让川陕总督年羹尧审讯。其中有位叫宗扎布的军人，康熙年间，依靠十四哥的保荐，做上了将军。雍正初年，被调到北路军移设台站，遭举报骚扰喀尔喀，四哥让理藩院等衙门审理。后出于政治考虑，发到西安。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年羹尧用满文密奏审理经过和结果，其中引用了雍正二年八月十九日雍正帝就此案对理藩院颁布的谕旨。此谕旨提到召允禵回京的细节说：

[四哥我]且又为皇父之大事，咨令允禵从甘州速回。允禵从行三四宿之后，获悉皇父升天，却又欲回甘州，经查克旦等规劝之后，方可作罢。于保德州见延信后，曰：我身或许死也。我兄长不指望我叩拜，云云。延信问毕，严厉申斥，并言明大义，允禵方有所悟。今延信尚在。此为何言？纯属悖逆之言。（《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这是四哥的自供状，将矫诏召回十四哥的事原原本本供了出来！
据学界研究，四哥继位后，曾命令臣下将手中的奏折全部缴回宫中，对涉及其争位的有关档案，都做了销毁。这份奏折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可能与其题由（内容摘要）未直接涉及争位问题有关。
按照四哥自己的说法，他召回允禵用的是“咨”，而不是皇帝的“谕”。“咨”是清代中央部门之间、中央各部门与总督、巡抚衙门间的平行文书。也就是说，四哥召回十四哥的文书，用的以雍亲王致大将军王的咨文形式。当然，这份咨文必须是奉皇父康熙帝的命令发出的，因为作为雍亲王，四哥没有权力向作为西路军统帅的十四哥下调令。准确来讲，这份调回十四哥的咨文，应该称为“寄信”。雍正七年间以后，军机处以寄信（又称廷寄）传达皇帝命令的方式，是大家所熟知的。其实，据郭成康先生的研究，寄信在康熙朝就已经使用，具体办法是，康熙帝委托收信人也熟知的人为中介，向收信人传达皇帝的谕旨，以达成保密效果。四各和十四哥是同胞亲兄弟，让四哥向十四哥传达谕旨，当然可靠无比。但他老人家万万没想到，这一高度保密的方式却成就了四哥的“矫诏”。当然，从家天下的角度讲，这一寄信做法，却是相当有效，相当积极和正面。
四哥的咨文内容是向十四哥转述“皇父之大事”，其具含义，不外两个，一是皇父身体不好，二是涉及皇位传承。不包含的信息是：皇父已经死了。
十四哥接到四哥的“咨令”后，随即离开甘州，往京城赶路，走了三四天后，才得知皇父的死讯，而传教士的说法是离北京三天路程的时候方才得知，说法不同，当以四哥自供为准，因为其他记载也证明，四哥自供是符合史实的。
四哥的“咨令”是否属于矫诏，时间因素非常关键。
如果四哥的“咨令”发于康熙帝逝世之前，则很难断定为“矫诏”，如果发于之后，讣告公布之前，则属矫诏无疑。
那么，如何断定“咨令”发出的日期呢？
我们需要知道十四哥回京的具体日程。
那么，又如何能得知十四哥回京的具体日程呢？
从《永宪录》的有关记载，延信密奏他与十四哥相遇的时间点，驿路里程，行走速度，军机文书驿递速度，可以推知十四哥回京的具体日程。
据萧奭《永宪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戊辰（十七日），“允禵奉诏入临”，又说：“贝子（允禵）遵旨限二十四日赴京来（乘）传。”据此推算，则允禵自甘州出发的日期为十一月（该月大）二十四日。
从康熙帝逝世的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中间有10天，那么，如果召回寄信发于十四日，在10天内能否到达甘州呢？根据雍正初年军机文书传递速度看，北京发出的军机文书9天可以抵达甘州。康熙帝也曾自豪地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自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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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乾隆《大清一统志》，自甘州府治到京师，驿路里程为5080里，若“咨令”9日到达，则为日行564.44余里，在紧急军机文书600里加急的范围之内。
因此，如果召回十四哥的“咨令”发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十四哥二十四日离开甘州前，是完全可以到达的。

【伍】 急匆匆的回京与慢悠悠的赴任

可见十四哥离开甘州非常匆忙，差不多是接到“咨令”的当日或者次日，就将抚远大将军印敕移交了平郡王讷尔素（苏），急切地赶赴京师了。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他相信，皇父正在病榻上企盼着他的大将军王立即回来继承大清国皇帝的宝座。
十四哥行走的速度有多快呢？
据延信密奏，他受命赶赴甘州署理抚远大将军后，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在陕北双山堡遇到了十四哥。双山堡今天属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明朝时属榆林卫，雍正二年，省卫入绥德州。上边提到四哥的自供，将绥德州误记为保德州了。保德州现为山西保德县，在双山堡北偏东。
双山堡离北京1720里，距甘州3360里，从甘州到双山堡，十四哥走了14天，从双山堡到北京，走了10天，两段路程的行走速度分别是日行240里和172里。
据此，十四哥离开甘州三四天后遇到遗诏，约以3.5天计，则已经离开甘州大约840里，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六、七日，大约已过凉州（今甘肃武威）100余里。
同时，根据延信的行程，也可以算出他赴甘州的行走速度。
假定十一月十四日延信受命后，于十五日出发，十二月初七日才到双山堡，花了23天时间，那么他平均行进速度是每天74.8（1720/23）里，而从双山堡到甘州，延信的行进速度是日均约198里，与年羹尧雍正二年九月进京陛见日均驰驿203.8里的行进速度接近。
据《永宪录》，公开召回十四哥和派延信前去署理大将军事务的诏书，其实是二十日四哥登基典礼那天颁发的！
如果延信是二十一日出发的，那么他到双山堡的行进速度也只有日均107.5里，根不不是急急赴任甘州的样子。这说明，延信赴甘州的使命，并非诏书中所说的署理大将军事务。延信还在赶往甘州的途中，十二月十二日，四哥就下令任命他为西安将军，仍继续署理抚远大将军。这抚远大将军的印敕还没摸到，延信已经是继续署理了。可见署理云云，纯属由头。

【陆】 年羹尧接掌西路军兵权

其实派延信慢腾腾去接掌十四哥的兵权，是十分不靠谱的。按十一月二十一日出发算，他赴任旅途花费了34天的时间。
真实情况是，在延信到达甘州前，四哥的小舅子川陕总督年羹尧（小四哥1岁）早已在那里恭候。这个秘密，年羹尧在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的奏折中有所透露：

臣早欲匐匍进京，因奉谕旨，不敢不遵。迨臣延信来至甘州，臣跪请圣安后，……是以将甘州诸事安顿稍毕，即起程回省(西安)，拟于[雍正元年]二月初旬进京……所有御批原折二件并十二贝子给臣手谕一件，—并恭缴。

据此，虽然无法确定年羹尧抵达甘州的具体日期，但可以肯定，最迟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已经抵达那里了。该奏折中提到早欲进京，“因奉谕旨，不敢不遵”，说明年确实是奉四哥的命令去的甘州，具体使命则是“将甘州诸事安顿”。
至于所奉“谕旨”发自何时，没有明文，但同一奏折中提到，他缴回文书有“御批原折二件并十二贝子给臣手谕一件”，也就是说，他所奉的谕旨应该是批于原折二件中的“御批”，或是“十二贝子给臣手谕”。用密折中的批示形式下达指示，在时机上会受到限制，因此，年所奉“谕旨”由“十二贝子给臣手谕”转达的可能性更大。
十二贝子指皇十二子允祹，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时受封为贝子，四哥继位后的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晋封郡王，因此，允祹给年的这份“手谕”必在十二月初三日之前发出无疑。
那么，允祹这份“手谕”，是否就是十一月二十日四哥登基典礼那天发出的让年赴甘州处理军务的诏书呢？
当然不是。
因为那份诏书是要经过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颁发的，年接到，奏折里就应该说：“接总理事务王大臣咨，奉上谕”等等，而不是“十二贝子给臣手谕”。十二贝子的手谕，采用的是“寄信”方式，由四哥向允祹下达命令，允祹再以寄信形式转达给年。

【柒】 结    论

总结一下。
大学士张廷玉主持纂修的《清世宗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十四日）纪事，有关总理事务王大臣任命、召回允禵和西路军临时统帅安排的记载，有数处做了窜改：
1.将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任命日期，由十五日提前到了十四日。
2.将抚远大将军王允禵从甘州召回谕旨，窜改为下达于总理事务王大臣，隐瞒了四哥矫诏的事实。事实是，四哥以雍亲王寄信方式，借向十四哥传达康熙帝因病召其回京议事旨意之名，让十四哥移交西路军兵权，轻装离开甘州。
3.让川陕总督年羹尧赴甘州办理军务的命令，也并非经由总理事务王大臣下达，而是由十二贝子允祹以寄信方式转达。
4.让延信赴甘州署理抚远大将军事务的诏令，并非颁布于十四日，而是颁布于四哥登基的二十日。
5.二十日公开发布令延信赴甘州署理大将军事务、年羹尧办理军务的诏令，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掩盖矫诏召回十四哥的实情。延信赴甘州的使命，其实是途中拦截十四哥，搜缴其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书，或者还有给其做思想工作的意图。

【捌】 感    悟

求真是历史学追求的目标，也是史家立身安命的基础；求真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为探求真理奠定基础，并非仅仅为了褒贬历史人物。本文劳神费力寻找张廷玉的破绽，也并非为了声讨四哥“夺嫡”、“得位不正”，只是为了寻求真相，看清康雍之际皇位传承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和秩序问题，及其给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带来的灼伤。
从方法而言，揭开张廷玉的破绽，遵循历史学的求真原则就够了。
具体来说，私家文献中的“政治流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不可不信，是因为在官方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私家文献中的“政治流言”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真相。
不可全信，则是因为私家文献的真实性并没有一套严格记录过程的档案制度做保障，纪事未免有出入。
从档案制度的保障来看，官方文献的可信度远远高于私家文献。但是，因为涉及政治权力之争，官方文献往往存在窜改、编造的情况，甚至有关原始档案也被焚毁无存。
因此，追寻真相，需要利用各方记录、不同文献互相参证。
当然，求真不仅仅有了文献、资料就解决了问题，尽管有“史料为王”的说法，史家必须将史料中描述的事件，在具体历史的物理时空、人际时空、制度时空中定位，细细抽绎其逻辑的和现实的关联，方能追寻到纷纭纪事背后的真相。

求真或事实判断之外，价值判断也是历史学无法亦无须回避的，但价值判断不能影响事实判断。这需要史家以“同情之理解”，多角度看问题。
从伦理和四哥的竞争者立场看，矫诏当然应该受到贬斥。但从维护清朝统治稳定和四哥的角度看，四哥用矫诏的办法召回十四哥，轻松褫夺了其兵权，避免了兄弟兵戎相见，却有利于清朝的社稷江山。
于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对清朝统治有利的事情，却碍于伦理，摆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以至于身后修史，还得费尽心思，移花接木，窜改遮掩。
皇位不能用阴谋手段谋取的政治伦理没有错，维护清朝统治稳定也没有错。如此，四哥就陷入了难以两全的困境。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四哥有什么错，也不是因为八哥、十四哥有什么错，他们都是康熙帝的儿子，都有资格做继承人，但在康熙晚期储位不定的情况下，他们要想做未来的皇帝，争是必然的，尽管手段有异、高低不同。
因此，问题其实出在老爷子皇父身上。
父亲越伟大，儿子越渺小，此种病症，姑且称之为“伟人病”。在“千古一帝”康熙帝眼里，二废太子后，十数位年长皇子离他理想继承人的标准都有相当距离，故一直确定不了储君人选。而另一方面，因老爷子自视太高，对自己的健康过于自信，明明自康熙五十四年始，有段时间右手不能写字，初显中风症状。两年后，发展到头晕足痛，艰于动履，卧床将近50天，而归因于皇太后崩逝所致忧戚，没有觉察到大限已经越来越近。终于，在南苑巡猎“偶感风寒”一周后，撒手人寰，皇位落入哪位皇子之手，老爷子九泉之下无知，也无法左右。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屡屡证明，若合理的权力行为与政治伦理原则相悖离，往往是制度不善或制度缺失之所致。而制度的良窳备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又取决于关键的“朕一人”。康熙帝的“伟人病”，造成康熙晚期储君制度缺失，导致争储失范，权力秩序发生混乱，最终酿成阴谋盛行、兄弟相残。注：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东阳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