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境内突厥遗迹的调查

蒙古国境内突厥遗迹的调查

刘文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本文介绍2006年夏作者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发起和组织的“中蒙联合考古考察队”，与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和蒙古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的学者合作，在乌兰巴托以西蒙古中、西部地区考察的突厥汗国至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遗址、遗迹、墓地（葬）。这些遗存分布在杭爱山的腹地，从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心脏的鄂尔浑河谷（Orkhun，前杭爱省Övörhangay），到塔米尔河流域（Tamir，后杭爱省Arhangay）、伊德尔河上游（Ider，扎布汗省Dzavhan），直至西杭爱的乌里雅苏台（Uliastay，扎布汗省Dzavhan）一带。因为这些遗存涉及到了突厥考古及突厥史若干问题，所以在文中也稍作讨论。
1. 阙特勤碑及遗址
碑址在鄂尔浑谷北部，河谷的东岸坡地，在额尔德尼召北40.3公里，西南距回鹘可汗城址19.26公里。其南偏东方向约1.8公里处为毗伽可汗陵址。二址之东北为和硕柴达木湖（Khoshoo Tsaidam）。湖为坡地上的一个洼地，面积不大，几干枯。此地已处在后杭爱省（Arhangay Aimag）哈沙特县（Hashaat Sum）境内。这里是一处独立的小环境，是鄂尔浑河谷东岸的一个小湾，西临低凹又宽阔的鄂尔浑河谷地，南、北、东都是低矮舒展的山岗。
地面上遗存的遗迹、遗物，包括阙特勤碑及其附近的建筑遗迹、遗物、“杀人石”（balbal）等。
（1）阙特勤碑
仍立于原址。碑为青灰色的大理石质1。它曾经倾倒过，宣统三年（1909）库伦使者三多观此碑，惜其破败，曾建碑亭护之2。原来的龟趺现移入附近的文物库房，它下面的方形石基座是三多修缮时所加。但碑目前的位置可能是被再次移动后的结果，它的正面据说原朝向东方，后来因雷击倾倒后重竖时有移位，现在的朝向是北偏东约25°。
碑基本保存完整，通高327厘米。碑额半圆形，通高103厘米，底边宽132厘米，按唐碑形制雕刻成弯曲成弧形的动物图案，通常都解释作山羊或母狼哺乳婴儿3。虽然因遭受到的侵蚀，上面的图案已经模糊，但仍可看出其构图与《哈喇巴勒哈逊碑》碑额的区别。
碑身部分呈长方体形，碑面宽132、厚45－46厘米。碑文皆阴刻，正面和两个侧面刻突厥如尼文（Turkic Runi），背面刻汉文。
汉文面的碑额底边中部是雕成圭形的榜题，阴刻楷书“故阙特勤之碑”六字。碑文正文隶书，首题“故阙特勤碑”。14行，满行约35字（下部残）。碑面左下部有一行正楷题记：   
    宣统三年库伦使者三多观并建亭护之
碑面上方（圭形碑题下）及左、右两侧边缘保存有缠枝花等装饰图案。在右侧“故阙特勤碑”下方，另刻有突厥文若干行，较为漫漶。（图1·1）

（2）建筑遗迹
现碑址的西北侧约50米处，地面上遗有一座房屋建筑的基址，大致呈方形，边长约5米。在基址上有一些方形花岗岩的础石。遗址地面上遗存下大量灰色的砖瓦，其形制、规格与九姓回鹘牙帐城址南郊的摩尼教寺址所见相似。（图1·2-4）








（3）巨型础石
在此建筑之北侧，另遗存了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构件，虽已残断，但可看出是一种等边长的四方体形的构件，中心部位有一个直径30厘米的圆孔，可能是用来插木杆之类4。（图1·5）

（4）“杀人石”
碑址之东方，有“杀人石”遗存。即立于地上的条石，与毗伽可汗陵址地上保存的立石情况相似，应属同类性质的遗存。（图1·6）

关于阙特勤死后立碑和祠庙等的情况，据《旧唐书·突厥传》：
（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赉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5。
这个记载与《阙特勤碑》突厥文记载相同6。其中，汉文的《阙特勤碑》为玄宗皇帝御书。在三多等的碑拓之后，历经百年，现在我们在原址所见的《阙特勤碑》，其汉文部分的字迹已受到一定的损害。当年沈曾植、岑仲勉先生等据是碑拓片，在“故阙特勤碑”下有“御制御书”四字7；现在碑面上已失。三多所建的护碑之亭也已荡然。
碑址各种遗迹、遗物之性质，据《旧唐书》及突厥文碑刻所记，可以大略复原8。史乘与遗迹可大致相印证。开元二十年（732）所建祠庙，可能就是现碑址西北侧的建筑遗迹，据史乘可知，其四壁上曾绘画有表现阙特勤战功的壁画。其旁遗存的巨型础石，可能是突厥葬俗中的“于墓所立石建标”之标础9。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藏品中出自阙特勤碑址的石刻人头像，据认为是阙特勤及其妻石像的残存部分，或许就是这批唐廷工匠所雕刻的阙特勤像。（图1·8）

漠北鄂尔浑河畔阙特勤碑，元代文人著作中已有记录，如陈宜甫诗《和林城北唐阙特勒坟》，已咏此碑10。较为详尽的记录，是耶律铸在若干关于漠北生活的诗篇里提供的11。清代关于漠北的金石书里多录此碑，如李仲约（文田）《和林金石录》等。叶昌炽在《语石》里，对此碑的发现和碑拓的来历，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另，清盛昱撰有《阙特勤碑跋》，引证两《唐书》等关于阙特勤的事迹，对此碑的汉文碑文所涉史实做了考证，并叙伯愚（志锐）访拓此名碑见赠之事12。据翁同龢《题志伯愚锐仲鲁钧兄弟同听秋声第二图》，翁氏当年亦曾获得阙碑的拓片13。可证此碑当时流传的情形。由于无突厥文的专家，清代以来我国学者都侧重于汉文部分的著录和考释，后来也开始注重突厥文的部分14。
2. 毗伽可汗碑及陵址
在阙特勤碑址东南1.8公里处，西南距回鹘牙帐城址18.5公里，额尔德尼召北36.8公里。东北方向约2公里为和硕柴达木湖。
陵址分两个部分：（1）墓室和祠庙；（2）神道“杀人石”阵。
（1）墓室和祠庙
现存的地面上部分，地势略高出周围地面，似乎是墓室和祠庙之类建筑的残余。自上世纪苏、蒙考古发掘后，今已面目全非。在地面上保存着一方方形的础石，保存完整，花岗岩质，形制与阙特勤碑址所存者相同而较大。边长240－244厘米，露出地面24厘米，中心有一个孔，直径86厘米。此种础石可能是用来插置木杆之类的设施，与突厥的葬俗有关15。
（2）“杀人石”阵
从陵址向东偏北10°方向，地面上还遗存着一列立石，一直延伸到和硕柴达木湖滨东南的山岗上。这个位置相当于唐墓（尤其帝陵）的神道，这些立石都是些条石，其中也有硅化木，间隔1.9米至数米不等。全部石阵长3100米，共存70块。靠近终端的岗顶一带，立石还大多树立于地面，但残破较严重，其中一块较完整者，出露地面上的部分高175厘米。但大多数石块都倾倒了，有些并为砂土和荆棘所埋没。
（3）“埋祭”坑
在此次调查之前的2001年，由蒙古与土耳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毗伽可汗陵区内发掘出一个称作“毗伽可汗宝藏”（Treasure of Bilge Kagan）的坑，位置在础石的北侧，可能是所谓“埋祭”的祭祀坑，出土1800多件金银器。遗物收藏在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批金器（如金冠、耳坠、手镯、带具、“胡瓶”和杯，等）16。此祭祀坑“埋祭”之珍宝，可能是毗伽可汗身后祭祀他时埋藏在了陵园中的某地。（图2）

毗伽可汗陵址北侧，由土耳其与蒙古国的合作项目MOTAP（Project of Turkic Monuments in Mongolia）所建的保护站仓库里，收藏了大量的出土遗物，出自毗、阙墓地等地。包括建筑材料的砖、瓦及石刻等几类。砖、瓦和石像、石椁板均为唐代形制，应系营建祠庙等时由唐廷工匠制造。现就调查所睹，对几种主要类型的遗物简介如下：
（1）砖瓦
砖
灰色，分为大、小二型。长方形。素面。规格：
大型砖：33×21－6.8厘米；
小型砖：33×14－8厘米。
瓦
灰色。有些瓦表层有一层石灰。分为筒瓦、板瓦二型。筒瓦有大小两种规格。
板瓦：残宽21、厚2厘米；
筒瓦：a.宽15、厚2.5厘米；b.宽10.3、厚2厘米，用于套合的榫部长3厘米，瓦身长31厘米。（图2·8）
（2）石刻
包括石像和龟趺两种，均残破。除较完整可辨出形象者外，其余还有一些残块。
石像
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可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种。人像有8尊，其中雕刻成立姿者5尊（3尊头部残；1尊存足部，1尊存上身），跪姿者3尊。立姿人像中，保存较完整的1尊（头部残）残高165.5厘米，是典型的唐石刻人像形制和风格。著紧身窄袖长袍，腰束带，双手举于胸前，左手执笏。其它立像中，有双手笼于腹前者。
跪姿人像损毁较严重。从残存部分看，人像双手也是笼在胸前。这种礼敬的姿势是唐神道石刻的模式化造型。
石刻动物像包括5尊绵羊及1尊狮子。羊呈跪姿，头部都受到了损坏。其中1尊石羊，通长79、残高78厘米，底座厚18厘米。石狮也是跪姿，通长90、通高58厘米。（图2·6～7）






龟趺
2座，花岗岩质，残破。1座是阙特勤碑的，1座属毗伽可汗碑。
（3）石椁板
此保护站所藏的石椁板，据云出自毗伽可汗墓。均已残破，可以看出它们在历史时期受到过的损坏情形。这些石椁板都是花岗岩质，长方形，有7块。其一面用线刻方式雕刻出图案，这一面应即椁板的正面。厚度在15厘米左右。各板的尺寸（残长×残宽）：
椁板一：224×143厘米；
椁板二：169×138厘米；
椁板三：218×134厘米；
椁板四：203×123厘米；
椁板五：149×56厘米；
椁板六：115×114厘米；
椁板七：176×117厘米。
椁板上的图案，根据残迹看，是在长方形的石板上距板边留出十数厘米位置，刻出一个长方形的框，在框内雕刻团花和朱雀，在框边则刻装饰性的缠枝花。
团花：
椁板板面上的主要图案。在构图上，一个板面由几组团花组成，一幅团花以一朵四瓣花蕊为中心，周围配以两层八瓣花瓣，采取类似叠涩的形式构图。每一层都大致构成一个方形的花蕊图案。花的蓝本可能是菊花。
缠枝花：
雕刻于椁板的边缘部位，起装饰性的作用。是唐墓石椁和墓志等上最流行的装饰图案之一种。
朱雀：
在一块椁板上残存了一幅朱雀图案，占据了一块较完整的椁板的主要板面。是对面构图的形式。两只朱雀呈立姿，相向而立，左侧朱雀右足站立，左足跷起；右侧朱雀左足站立，右足跷起。在二雀的中间位置，上方雕刻一朵下垂的连茎花，中央刻一个桃形物，下方雕刻一朵上仰的连茎花。朱雀的身后是两幅装饰性的似花朵的图案，起填充空白的作用。（图3）

关于此石椁板上的对图案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推测这种大型鸟的形象就是朱雀：在北朝至唐代墓葬的墓门上额，常雕刻这种相同风格的图像，例如早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发掘的一座开元四年（716）墓葬，它的墓门门额就是这种对鸟图，而且与毗伽可汗陵所出者几如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17。相同例子很多，尤其是唐墓。由于唐代墓葬的朝向都是南方，所以，雕刻在墓门上方的这种对鸟图，应该是对应于南方方位的朱雀。以此推论，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的毗伽可汗，除了玄宗仍遣宗正卿李佺吊唁致祭、“为立碑庙”外18，其陵墓之营建，也可能有唐廷之工匠参与，采用了唐的模式；而石椁板上的这种对鸟图，应该就是唐墓门额上传统的对朱雀图。
（4）毗伽可汗碑
大理石质，残损程度较阙特勤碑为甚。与阙碑一样，也是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自碑额至碑身高370厘米，碑身厚49.5、宽139厘米。
碑额为典型唐碑形制的半圆形，与阙特勤碑的形制相似，也采用半圆雕的形式雕刻出图像，按通常的解释，就是母狼哺乳婴儿的题材。在其底边中部，雕出一个梯形的镌刻碑题的框，类似于阙特勤碑的形制，但没有刻字。这个情况显示出毗碑的制作不若阙碑郑重19。正面、背面及两个侧面都阴刻突厥文，背面另刻有汉文碑记。字迹损毁严重，大多漫漶不清。
关于毗伽可汗陵之形制，据《旧唐书·突厥传》：
（毗伽可汗）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20。

在突厥文《毗伽可汗碑》文里，在镌刻的可能是其子登利可汗的话中，也记录了李佺来吊祭的事，并提及“我父可汗（去世时），突厥官员和人民运来了重石和粗大木头”21，即应指营建祠庙（陵庙）和镌碑之事。此可汗昆仲前后去世，祠庙、碑及石像皆出自唐廷工匠，形制应无贰。
阙、毗二碑址存在的一个考古问题，是其遗址之性质，究为祠庙抑或墓葬？根据二址的选址和地面遗迹、遗物及出土遗物，并结合汉、突厥文文献等看，这处选择在和硕柴达木湖滨的遗址，应是其兄弟之墓地所在。据考古资料和突厥葬俗，突厥贵族的墓地形制，是包括茔院、祠庙、石像、祭祀后悬挂祭牲头颅的“标”（插置在础石中的木杆），以及在神道上的立石（“杀人石”）等组成。如做复原，结合杜特策乌赫（Dood Tsetsüükh）突厥墓等的情况（详后文），可能如下述情形：
（1）陵园
长方形，坐西朝东。陵园内的建制，包括一座封堆，封堆前方的祠庙及石碑，祠庙及碑的前方可能是仿唐陵的神道石刻（即库房中所藏的石像和石兽），可能是两两对面排列在神道两侧。祠庙的形制，从其出自唐廷工匠所营建可知，可能也是仿唐代祠庙的形制而简化之。
（2）“杀人石”阵
树立于封堆前方，从遗存情况看，是从陵园的东垣之外侧开始的。这个从封堆前方向东方延伸的中轴线，相当于唐陵的神道；沿着这条神道中轴线，是大致等距离树立的所谓“杀人石”（balbal），它们与唐陵上的神道石刻相似，当然也有青铜时代以来草原墓葬上立石的传统之影响。
毗陵的地下部分，可能是突厥传统墓葬的形制，即《周书·突厥传》所谓“坎而瘗之”22，即是传统的竖穴土圹墓。如阙特勤、毗伽可汗之陵园，虽由唐廷工匠建设，但葬俗上仍可能遵循突厥的传统，即地下的墓室仍是竖穴土圹结构，其丧礼与葬礼也循突厥惯习。考虑到碛北草原的地质情况，土质多砂石，极不宜建筑唐陵那种“山陵”，这也是我们推测突厥贵族墓葬地下结构为土圹竖穴的根据之一。
毗伽可汗陵出土的石椁板，较诸同时期唐代墓葬所出者而言，其形制显得简单，雕刻质量也逊色。从形状上看，也不是所谓“屋形椁”的形制，而可能是长方体形的围屏式椁。
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的园寝里还有石刻，应立在祠庙前方的中轴线两侧，包括石俑和动物雕像两种。这也是由唐廷派来的工匠雕刻的，其形制、风格与唐墓神道石刻一样。另据从毗伽可汗陵址出土的石椁板来看，至少毗陵的墓室形制和葬具是沿用了唐制，这些石椁板也是盛唐的形制，应是出自那同一批唐廷工匠之手。

3．泰哈尔巨石
泰哈尔巨石（Taihar Chuluu）在大塔米尔（Ih Tamir）县城东北4公里，塔米尔河源一带谷地中，周围地势平坦而开阔。为一座天然巨型立石，花岗岩，高约20米，周长57.5米，顶上有一座小型敖包（Oboo）。巨石突起于平地之上，十分惹目。岩面上有历代题记。北塔米尔河自巨石西侧流过，向北流去23。
石壁周遭布满文字，最早者是突厥和回鹘时代的如尼文（Runic），共有十来条，很简短；最晚的则是最近刚写上的西里尔（Cyrillic）字母蒙古文。此外，还有汉文、满文、藏文、老蒙文、俄文等。
巨石之东北，草地上遗有2座墓葬。距巨石较近者为1座石堆墓，地面上存石块若干。较远者为1座带石垣的石堆墓，石垣长方形，边长14.2×16.7米，东垣残；中部的石堆呈圆锥形，直径8.1米。

石面上的历代题记说明这块巨石自古以来在本地被视为神圣之石。其上各种文字的题记颇具历史价值。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八载引张德辉《边堠纪行》曾记录过这座巨石，称之为“石堠”24。又，明代《秘阁元龟政要》卷十五亦摘引此遗迹25。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其根本信仰的历史萨满教，对于“灵石”的崇拜源远流长。此石位于塔米尔河上游河源地，且从平地上突兀而起，历史中受到游牧民的崇祀是很自然的。
4．布古特碑及遗址
突厥早期碑刻的布古特碑藏于扎亚班地达寺。该寺建于1586年（万历十四年），康熙十八年（1679）增葺，在后杭爱省省会车车尔勒格（Tsetserleg）郊区，现为后杭爱省博物馆。
布古特碑立于寺内庭院中。这是突厥早期的碑刻，以粟特文书写，在突厥学中是一件极重要的遗物。1956年蒙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Ts. Dorjsuren）在北塔米尔河的支流巴颜察干河（Bain Tsagaan Gol）河谷发现此碑，把它搬运到了省博物馆内保存。
碑系粗砂岩质，红色。除右上角残破外，其余部分完好。它由三部分组成：碑额、碑身和碑座，通高239厘米，碑额加碑身部分高195厘米。各部分形制、尺寸如下：
碑额
呈半圆形，残存部分是狼的前半身的雕刻，与阙、毗碑有差别。
碑身
长方体形。宽72厘米，厚19－19.8厘米。正面和背面铭刻粟特文。正面19行，背面残甚，约22行，两个侧面各5行。字迹漫漶26。碑正面还有一小段婆罗米（Brahmī）字母梵文佛经。
碑座
龟趺形制。通高44、通长123厘米。龟的形制具有较早期特征，如龟背下方有一道凹槽，龟头较短缩，龟身较短。（图4·1）

出土布古特碑的遗址，位于大塔米尔县城北25.7公里，巴颜察干河（Bain Tsagaan Gol）河谷，地势开阔。这一带临近塔米尔河河源。
地面上遗有封堆和“杀人石”阵。封堆及其前方数十米范围内都被发掘过，不曾回填。从残迹看，这座封堆由石块和泥土堆筑，但不高大。在封堆前方南偏东62°，是一列石阵，在平坦的草原上很壮观。石阵长299.5米，共立石256块。大多数立石还保持原状，树立于地面上。其中在大约中间位置，即从第160米处（第101条“杀人石”）起，石阵向东方向转向，形成一个明显的转折，使之更接近东方。
布古特碑出土于封堆前方的位置。1956年策·道尔吉苏荣在巴颜察干河谷发现此碑时，以该遗址所面对的正东方向10公里以外布古特山（Bugut Uul）来命名此碑。碑移入车车尔勒格郊区扎亚班地达寺保存。在策·道尔吉苏荣之后，苏联学者克利雅什托尔内（Kljaštornyj）与里维施奇（Livšic）及莫斯科国家博物馆的Voytov（В. Е. Войтов）先后来此发掘。其中，Voytov的发掘规模最大，现在地表所见到的狼籍景象，就是他的发掘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发掘相当草率，被移动的地表石块被随意堆放，墓穴或祭祀遗址也没有回填，原来地表的砖瓦碎片被移到东北角堆放。这些砖瓦表示当年在墓葬旁可能建有某种建筑。（图4·2~3）布古特碑址一带，分布着很密集的古代游牧民文化遗存，附近有很多鹿石及青铜时代石堆墓（Kurgan或Khirigsuurs）。






5．塔里亚特碑址
在后杭爱省塔利亚特县（Tariat）县城西，这一带仍处在北特欣河的北岸河谷平原上。地面保存有封堆及挖掘坑的痕迹。封堆及其周围曾被策·道尔吉苏荣（1957年）和克利雅什托尔内等人（1969年）发掘过，目的是专为获得其碑。现在地面上已见不到什么遗迹，只有一座微隆起似小丘的堆积，直径约36米。当年的发掘中，出土了特里亚特碑和龟趺。此碑有人称为磨延啜第二碑27。碑身早已断裂为4块，现存的3块和龟趺一起收藏在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近正在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葬或祭祀遗迹呈南北向分布，封堆在北方，南为石碑，在地面上也看不出有土或石垣的遗迹28。
6．策楚乌赫郭勒突厥墓
在陶松曾格勒县（Toson Tsengel Sum）县城东南53.9公里，地境属扎布汗省大乌拉县（Ikh Uul Sum）。墓葬在一条叫策楚乌赫郭勒（Tsetsüükh Gol）的河谷西岸台地上。此地已属于伊德尔河流域。
墓葬1座，为石堆墓，在地面上有石封堆和“杀人石”阵，石封堆呈方形，边长8.2×8.4米，用石块构筑，顶部高出地面约0.5米。
封堆朝向东偏北方向10°是“杀人石”阵。在封堆与石阵间（即墓葬前方位置），立有1方石块，花岗岩质，雕成四棱柱形，形制似鹿石而无刻划，边长25×30厘米，高出地面85厘米。石阵共长255米，凡65块。

另在石堆北侧距2.2米处有一座大致呈方形的石堆，边长2.1×2.5米。这座小石堆显与墓葬的祭祀有关，可能是一个祭祀坑，且与墓前的立石有关。（图5）

        7．杜特策乌赫突厥墓

在策楚乌赫郭勒墓地东北8.9公里，处在一片较开阔的河谷平地上。1976年苏联考古学者巴耶特夫（Boikov）发掘过。是一座突厥墓地。
地面上的遗迹，包括封堆、壕沟、碑址、土垣、“杀人石”阵等。
封堆，圆丘形（覆钵形），由石块堆成，直径16.1米，残高约0－1.2米。
封堆朝向东偏北7°方向是封堆前方的设置及“杀人石”阵。这些设置包括：
石碑：大致立于原址，尚存龟趺，遗留于距封堆6.8米处；
立石：在碑的前方（东方），2列，与“杀人石”阵平行，间距5米，至土垣处终止。有的石面上似有刻划。
土垣与壕沟：
呈长方形，围绕封堆、碑、两列平行立石，长55.4、宽30米。土垣宽约0.5米。其外侧是一条宽而浅的壕沟，最大深0.8、宽7.8米，可看出是当年营建时为堆土垣挖出的。
“杀人石”阵：
从土垣处起，在中轴线上排列，单列向东偏北7°方向延伸，共长314米，205块立石。
封堆前方的位置，即两列立石处，是当年Boikov发掘处。现在龟趺还遗留在那里。龟趺以花岗岩制作，龟头部分已残。残长92厘米。背部的长方形碑槽长44、宽23、深30厘米，自口部下20厘米处另凿出一个阶梯状的较小的槽。龟的形制与布古特碑具有相似的特征，即在龟背以下有一道宽的凹槽。
在封堆前方，地面遗存有灰色筒瓦和板瓦等建筑遗物，残破严重。（图6）

此突厥墓葬的地面遗迹保存较为完好。据此可对其墓葬形制的地面上部分做出复原，如下：
（1）封堆
在墓室上方位置用石块堆置一座圆丘形（覆钵形）封堆。这种形制显非定制（参照其附近的策楚乌赫郭勒突厥墓近方形的封堆）。
（2）碑
其原始位置，应是树立于封堆前方，即朝向“杀人石”阵的方向，并介于封堆与石阵间，在封堆正中与石阵所处的墓葬中轴线上。这也是因为石阵朝向一般都是东方（据调查的几座突厥墓看，都有一个偏北7°－10°的夹角），这座石碑的朝向便也应该是东方，即日出方向。立碑的位置，至少与唐墓的情形相似，如乾陵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即是在陵台前方的神道上，介于石像阵与陵园门之间；另如尉迟敬德墓，其神道碑也是安置于封堆南49.5米处29。
突厥碑的形制，据毗、阙、布看，都是采用了北朝及唐碑的传统形制，即由半圆形碑额（雕刻出母狼哺乳婴儿或双龙交体）、长方体形碑身、龟趺碑座三部分组成。从此墓遗存之龟趺形制看，显系仿中国碑式或由汉人工匠所镌造，年代上可能与布古特碑相接近，具有较早期的特征，即可能在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682～744）之前。
（3）祠庙
封堆前方、石碑所处位置，因为在地面上保存下砖、瓦的建筑材料遗物，故可推测此处原先可能建有房屋之类的建筑。遗憾的是砖、瓦较为残破，尚难以与毗陵所出者比较。这座建筑规模可能不大，位置在两列立石与封堆之间，也许就是《隋书·突厥传》所说的“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之屋（墓上祠堂）30。这是用来墓上祭祀和表彰死者战功的。案此所记，祠庙内四壁上尚绘画有壁画，题材为表彰墓主人之战功，——此点可与所立石碑上表彰战功的铭文内容相适配。
（4）茔院
围绕着封堆和碑及两列立石的长方形土垣，是当初在墓上营建的茔院的墙垣遗迹，是用外侧的土筑成的，同时在垣外形成了一道围绕的壕沟。这种墓上建制，既有中国陵园的特征，也有某种草原墓葬建筑的传统成分，即相当于青铜时代以来墓葬封堆外侧的石垣。像这种土垣茔院并带有石人、“杀人石”阵的形制，在塔里亚特南的达嘎呼硕特墓地也保存了下来31。
关于突厥墓葬形制的记录，《北史·突厥传》所说的“表为茔，立屋”32，及《隋书·突厥传》所说“表木为茔，立屋其中”33，此茔即应指由土垣构建的茔院，其垣中可能插置有树枝。垣外因掘壕形成的沟，同时也起到了护卫墓葬的作用。这种营建法式也与城垣相似。
（5）“杀人石”阵
自石碑和祠庙前至茔院的东垣之间的两列立石，与东垣外向东方延伸的单列石阵，应该都算是“杀人石”。这种双列平行排列且在茔院内的石阵，还是此次调查见到的唯一一例。它的设计，仍然与墓上的建制有关。它们排列在封堆前方的中轴线两侧，似乎模仿北朝、唐代墓葬神道石刻的设置。这些立石上似也有雕刻。
自封堆前方向着东方延伸的中轴线，相当于神道上分布的这些立石，就是所谓的“杀人石”（balbal）。这种建制的来源难以究明。一方面，它们与中国汉代以来的墓上神道石刻相似；另一方面，又与草原上传统的墓上立石相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草原传统墓上立石并不曾成列的排列，数量也不够多。很可能，突厥的这种墓上建制，是结合了两种的传统34。
根据杜特策乌赫的这座突厥墓，可以与阙、毗二墓及其它突厥墓做一比较。因阙、毗二墓年代较晚且明确，可以看出，同是突厥贵族墓葬，其间也存在一定建制上的差别，其中有身份、时间差及所受文化影响等因素在内。
8．于都斤山（图

7

）
乌里雅苏台东66公里，今扎布汗省鄂特冈县城（Otgon Sum）北方。这座山峰处在杭爱山西部的山区，为蒙古最高峰（4200米35），终年积雪。山峰周围群山环侍，山峰的形状很奇特，呈圆形，为白雪覆盖，似穹庐又似华盖，视觉庄严又神秘。这是自古至今游牧民视之为草原圣山的原因。峰之南侧坡地上建有大日如来神像等祭祀建筑，为现代恢复祭祀后所建。

9．于都斤山石堆墓群
于都斤山东及东南方向河谷里，有大型墓地分布，绵延数十公里。即经过乌里雅苏台城南偏东的查干海尔汗县城（Tsagaanhayrhan Sum）后，沿着扎布汗河上游的南部支流河谷（呈西南－东北走向，围绕着于都斤山），在河谷的西侧台地上，绵延分布着大片的墓地。
墓葬的规格大小不一，从地面上建筑形制看，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以上的基本类型：
（1）带石垣的石堆墓
中心部位的大石堆呈圆丘形，其中一座高达3－4米。石堆外围是用单列的石块建造的石垣，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直径或边长有数十米。有些石堆墓的周围还分布有小型的石堆或石圈（或为殉马坑）等遗迹。可能是青铜时代的墓葬。
（2）石圈墓
数量较少。其形制为四方形的单列立石，围成一个石圈。此种形制与阿尔泰山区和新疆博尔塔拉等地所见的石圈墓相似。可能是突厥墓葬的一种形制。
这处超大型的围绕于都斤山分布的墓地，可能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明显地与此山的崇祀有关。
10．蒙古图·齐沙突厥石刻（图8）

蒙古图·奇沙（Möngütü Khisaa，意“银峰”）在乌里雅苏台城东南24公里，是一座灰褐色花岗岩山峦，高不足百米，壁立于博格达河（Bogd Gol）北岸。此河系扎布汗河（Dzavhan Gol）上游一条二级支流，发源于杭爱山西端的山地，在于都斤山（Otgon Tenger Uul）西方，自银峰至于都斤山下直线45公里。
银峰一带的河谷较为宽阔，呈现为一处小河湾。在峰下的河岸砾石滩涂上，矗立着一方石刻，花岗岩质，呈四棱截锥体形状，保存完整，系采自银峰的石材加工而成，正面很平整。据《银峰突厥石刻》一文的介绍，此石刻原先是倒伏在地上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Б·林钦先生路过此处时，和当地牧民一起将其树立起来36。在我们前来调查时（2006年7月），看到它在重竖时被朝向了东方（日出方向），原来的朝向不得而知。
石刻的正面，即雕刻人像的石面，高214－225厘米，宽60（下）－57（上）厘米，厚13－54厘米。
画面上一共有四幅人物画像，线刻，集中在石面的上方，上、下共两排，各两幅，布局很讲究。画像的下方，接近石刻底部的位置，有一个刻写的汉字“都”，其下方是一个未完成的字，只有一道竖笔划“I”。其字迹浅，颜色泛白，显系晚期的镌刻（或系清代所刻）。
画面上的四幅人像，很明显是从左上角开始，按着由左向右、由上向下的顺序排列。为了描述的方便，我们按着这个顺序将画像依次编为一～四号。
（1）一号画像
呈盘坐姿式的人物，男性，左侧四分之一像，保存基本完整。面部呈现蒙古人种特征，扁平，颧骨宽。上唇蓄“八”字须，披发，发端辫结（辫发式）。著“胡服”（翻领，紧身，窄袖，中开襟），束腰带。其袍长过膝，故于坐姿时遮住腿部，仅在袍下摆刻出双靴的形状。他应是取盘坐的姿式，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毯上。毯子带花边（在画像中用刻划线表示）。腰间左侧佩直刀。左手上举，由残存线条判断，可能是举一只杯；右手执一带短流、单柄的瓶，类似“胡瓶”形制。其形象大略如此。
尺寸：人物坐高23.5厘米（至足部），通高28厘米，辫发长18厘米，剑长18厘米。毯子长19、宽8.5厘米。
（2）二号画像
呈跪姿的人物，男性，右侧四分之一像。残损，面部、右手和前膝三个部分残缺。由残存线条看，系一面朝一号人物侍奉的形象。披发，著“胡服”（紧身，窄袖，中开襟）。左侧佩直刀，跪于毯上。
尺寸：通高22厘米，辫长16厘米，剑残长10厘米。
（3）三号画像
呈立姿的人物，男性，左侧四分之一像，保存完整。面部呈蒙古人种特征，宽而扁平，蓄“八”字须，披发辫结，在辫尾打结（辫发式）。著“胡服”（翻领，紧身，窄袖，中开襟），束腰带。其袍长过膝，下摆绣出花边。穿靴（可能是皮靴）。他的右手曲举于胸前，似攥一只小杯；左手背在身后。左侧腰间佩直刀。
尺寸：高41厘米，辫发长27厘米，佩剑长18厘米。
（4）四号画像
呈立姿的人物，男性，右侧四分之一像，保存完整。面部呈蒙古人种特征，宽而扁平，畜“八”字须，披发（辫发式）。著“胡服”（翻领，紧身，窄袖，中开襟），束腰带，左侧腰带上挂有小刀。其袍长过膝，下摆绣出褶边。穿靴（可能是皮靴）。右手执手杖，左手曲抬于腰间，身材较矮小。从整个特征看，是一位老者的形象。
尺寸：高29厘米，辫发长18厘米，手杖长12厘米。
蒙古图·奇沙石刻的人物形象特征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值得深思的。在《银峰突厥石刻》一文中，作者认为画面中人物属突厥人。过去，在内亚草原考古中所认识的突厥人形象，主要是根据史书所记的披发特征来辨识；但由于披发并非突厥人所仅有，所以在图像的释读上需要慎重。这方石刻除了记录了很多的形象信息外，又因为所处的位置（杭爱山西部于都斤山附近）等，对于研究突厥汗国等的历史来说，无疑也是一笔重要的资料。

补记：本文系作者等在蒙古国境内的考古调查资料。照相者除注明为尔冬强先生外，余者均为本文作者所摄。线图为本文作者所绘。有感于民国以来制约我国涉外学术发展的瓶颈，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问题。故本文虽为初级，但对于汉文考古资料的积累来说，也有少许的补益。故赘于此。



注释：
1罗新先生承告：在塔米尔河汇入鄂尔浑河河口西北，即三连城所在的Ulaan Tolgoy以东2公里的塔米尔河北岸，曾发现过一个古代采石场，出产大理石。遗址还有一块重约10吨的、已经离开原岩的石块。阙、毗等碑及其它石刻的原料，可能都采自此石场。
2三多：《阙特勤碑跋》（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951页）：“是碑在土谢图汗、三音诺颜两盟交界处。庚戌驻节库伦，乘边之暇，搜获古金石数十种，此碑尤为瓌宝。可读者共四五百字。逾年重拓二百纸，又为风霜漫漶二字，于是建亭护之。”庚戌年即宣统二年。三多建造的亭子早已不存，但目前地面上遗存的砖瓦里，也应该包含有其当年的亭子材料在内。
3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15页。
4参见刘文锁：《突厥的墓上祭祀》，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6－59页。
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5177页。阙特勤死于十九年，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432、830页。
6 参见《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20页。
7《突厥集史》，827－828页。
8 参见《突厥的墓上祭祀》，《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36－59页。
9《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910页：“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账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1864页）
10[元]陈宜甫：《秋岩诗集》卷下《和林城北唐阙特勒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取和林》等诗注（《双溪醉隐集》卷二）。
12[清]盛昱：《意园文略》卷一《阙特勤碑跋》（宣统二年杨钟羲金陵刻本）。另参[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一《宗室盛昱传》：“宗室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盛昱少慧，十岁时作诗用特勤字，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纯特勒为特勤之误，繇是显名。”[民国]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七（民国求恕斋丛书本）：“阙特勤碑，在三音诺颜之哲里梦。光绪丙申，他塔拉文贞公访拓寄伯熙，伯熙为之跋尾，自记其少时读《四库提要》即省识此碑，尝作诗送表兄鄂特萨尔巴咱尔郡王，用特勤字，周荟生见而诧之，余乃翻《提要》以示，云云。王文敏谓：仲约于《双溪醉隐集》笺引二句，误释两字，当为洋照本模胡所致。伯熙不复拈出，盖伤心仲约之亡也。黄仲弢前辈谓：《意园》跋尾精博，碑题云‘故阙特勤’，犹他碑之称故某官也；文云‘君讳阙特勤’者，沿常语书之，避不成词耳。曰：照丁氏刻，是跋于栘林馆以印本见诒，今文敏、文贞先后成仁，仲弢楚泽行吟，亦幸不及见辛亥之乱。当时视伯熙起草者，今惟沈乙盦及余在矣。”
13 [清]翁同龢：《瓶庐诗稿》卷六《题志伯愚锐仲鲁钧兄弟同听秋声第二图》（民国八年刻本）。
14早年曾由韩儒林据丹麦突厥语学家汤姆森（V.Thomsen）的释译，翻译成中文供学者研究。参见突厥Yolīj特勤撰、丹麦V.Thomsen译、德国H.H.Schaeder重译，韩儒林汉译并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原载《禹贡》第6卷第7期（1936年12月）。1982年春经译者复校后收入林幹：《突厥与回纥史》下篇第十一章，284-325页。这个阶段之后，有了我国突厥语学家耿世民先生的释译（参见耿世民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15-147页）。
15《突厥的墓上祭祀》。
16参见王大方：《蒙古国突厥考古获重大新发现——毗伽可汗墓地出土大批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17参见王子云：《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图二一。
1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5177页。另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中华书局，1956年，6809页。
19按突厥文阙特勤碑碑文所述，它是由毗伽可汗督造的，碑文也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气来叙述。但到了毗伽可汗本人被大臣毒死后，对他的安葬可能就会草率了。这一点，从其碑刻的镌造上可以看得出来。
2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5177页。另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下》，6054页。
21《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66-167页。
22《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910页。
23 塔米尔河即《周书·突厥传》所记之“他人水”。参见《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910页）“他人水”，可能原即“他民水”，避“民”讳，即Tamir河。[清]齐召南撰《水道提纲》卷二十三《西北阿尔泰山以南诸水·色楞格河·鄂尔浑及土喇为喀尔喀部内巨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塔密勒河”。又[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卷二十五考十九《色楞格河源流考叙·鄂尔坤河》（清光绪刻本）作“塔米尔河”。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以为突厥文《阙特勤碑》文所说的“圣泉Tamayi”即“他人水”即塔米尔河（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6卷第1、2期，1937年6月）。吉罗《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认为“Taihar”或“Tahar”是Tamir之音转（[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年间（680～734年》，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144-145页）。突厥祭天神所之他人水，如系碑铭所说的“塔米格圣泉”（Tamir ïduq bag），则可能是在塔米尔河上游河源一带的某处圣地，有泉水，或者可能就是这座巨石（岩面上残存有突厥文题记）。
24 [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记之属，第八六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7页）：“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呼兰齐勤，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塔宻尔’，河注之东北。又经一驿，过石堠。石堠在驿道旁，髙五（十）尺许，下周四十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
25 [明]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十五（明钞本）。
26 碑文的粟特文在克利雅什托尔内（Kljaštornyj）与里维施奇（Livšic）于1971年首次解读以后（有俄文、英文和土耳其文等多个译本），到现在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其中最新的是吉田丰的转写和翻译，其释本利用了长久以来逐渐从原碑址找到的多个残片，对于复原全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碑文考释，另见林梅村：《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27 磨延啜第一碑即Šine-Usu碑。磨延啜（Moyan Chor）为回鹘第二代可汗，即葛勒可汗。磨延啜第一碑即Šine-Usu碑的释文，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93－205页。
28 罗新先生承告：与此不同的是，Šine-Usu碑遗址表现出向东的方向系统，并且有石垣环绕。
29 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3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1864页。
31 位于后杭爱省（Arhangay）塔里亚特（Tariat）至巴彦洪戈尔省（Bayan Hongor）扎尔嘎朗特（Zargalant）公路南、距塔里亚特29公里处的达嘎呼硕特墓地，是一处较特殊的突厥墓地，它由一道12×12米的平地及其外围的泥土围墙和壕沟构成，在墙垣内东南方的中部，有两座用大块石板建造的墓葬，2.4×2.4米，高出地面0.1米（实际是后来堆积的结果）。这两座墓分别被发掘过。石板墓室的东南侧都立有一尊石像，是常见的样式，右手握一种高足杯举在胸前的位置，左手按于左胯侧的佩刀上。这种著名的姿势实际是男性武士造像的标准。参见Ю.С.胡佳科夫：《蒙古地区的古突厥葬后遗存》，《蒙古学信息》1993年第1期。
32《北史·突厥列传》，3288页。
3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1864页。
34关于“杀人石”的讨论，参见《突厥的墓上祭祀》。
35 一说海拔3902米。
36据“МӨНГӨТ ХЯСААНЫ ХӨШӨӨ”。这篇简要的报导是北大中古史中心罗新教授找到后请人翻译了出来，并惠赐于我作为本文的参考。特此致谢。


编者案：本文原载《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58—174页。编辑有所改动，

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