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傅正：因为致用，才更需要求真

作者：傅正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

历史始终是一面镜子，问题只在这面镜子如何铸就，如何照人。须知史料只是铸镜之铜，镜之成型亦有待人工，成型之镜更需要看它供谁使用。

两司马是对立的两橛吗?

一门造福社会的学问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同理，一个好的学者既需要说真话，也需要服务现实。“求真”与“致用”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然而，近些年来却常见有人挑战这一准则。比如有学者在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中国通史的典范之作时就说：“把研究历史的目的规定为给人以政治的道德的教训，属于一种幻想。‘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便是这种幻想的表现形式。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为什么在唐宋以后反覆出现，以致在司马光身上，几乎完全消失了司马迁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尽管人们常把两司马的史学成就相提并论。”

按照这一看法，司马迁沉浸于“古今之变”，而司马光则纠结于“以古为镜”，对于前者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纯学术，对于后者而言，历史学只是一门实用技术。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求真和致用是相互矛盾的，仿佛没有用的学问才是好学问，追求学以致用就是玷污学术的纯洁性。事实果真如此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史学在传统学术体系当中的位置。汉代尚未有经、史之分，史书列在六艺略“春秋”类下，史学不过是春秋学的延伸。司马迁受学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故在他眼里，《史记》不只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今文经学著作。春秋学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用以约束帝王，史学既然附丽于经学，其目的也在于此。司马光的“以史为鉴”又何尝不是用史学来约束帝王呢？准此而论，两司马的差别并不是求真与致用的差别。经学的发展有一个逐渐切近人事的过程，司马光把史学当作道德学，难道不是历史的进步吗？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图为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  中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看起来，历史始终是一面镜子，问题只在这面镜子如何铸就，如何照人。须知史料只是铸镜之铜，镜之成型亦有待人工，成型之镜更需要看它供谁使用。

新史学的镜子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新史学》一文，文中特别引用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邻家之猫的比喻，来批评中国旧史学关注的是“无用之事实”。我们常说历史学研究过去的事实，但事实不可胜数，显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应当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治史的真正目的在于“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这番谴责未免苛刻，中国旧史学当然绝非“不知有今务”，否则何来“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反过来说，他的批评又是正确的。在列强纷争的近代世界，旧史学将上古圣人的法则视作治国安邦之典范的想法早已不敷使用，中国倘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考据上古而为今天立法。恰恰相反，认识今天才是认识古人的前提。

梁启超认为，现代史学必须既是民族的，又是科学的。关于民族性，梁氏认为传统史学“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历史学不是无用之学，史学之用不在一朝一代，而在中华民族;不在一家一姓，而在人民群众。司马光的问题不在“以古为镜”，而在这面镜子只照君王，不照群众。关于科学性，梁氏批评中国旧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并举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以现代科学为模铸镜，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史学研究者应该放弃孤芳自赏的心态，向实用科学取经，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不以致用”的由来
这里十分有必要论及与梁启超论战的对手章太炎，今天学者“无用就是求真”的种种论述，多半跟章氏有关。章太炎自从走上革命道路，就处处与康有为及其附从者针锋相对，凡康党吹捧者，则必遭章氏挞伐。

例如康有为一再宣称自己的今文学受到常州学派的启发，章太炎便一再猛烈批判常州学派。早前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曾斥责惠栋、戴震等乾嘉学者争治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以传统的眼光看，说一个人学问“无用”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但章太炎反其道而行之，宣称“无用”就对了：“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今观世儒，如李光地、汤斌、张廷玉者，朝读书百篇，夕见行事，其用则贤矣。”此语实则讽刺李光地等满嘴仁义道德，腹中却尽是功名利禄。其实对于章太炎而言，魏源只能算个小人物，章氏《订孔》一文出，“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章太炎可谓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危机，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图为魏源《海国图志》书影  南京图书馆/供图

公允地说，章太炎批判孔子多出于一时激愤。究其原因，除了不满于康党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鼓吹保皇外，亦深受日本国粹主义的刺激。比如日本国粹派领军人物陆羯南曾宣称“日本人殆先天的儒教信徒”，是因为日本人的气质与儒教真正相合。陆羯南的论述有如梦呓，无疑不符合事实，但却流行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且遗毒深远。章太炎一贯主张“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如今“国粹”却为日本人据为己有，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可以说，章太炎批判“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既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更是爱国主义立场使然。1909年，他在给学生钟正楙的去信中说道：“仆虽寡昧，略识民族盛衰，学术蕃变，所望于友朋者，处为佚民，出为国士，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这番话无疑是在号召学者不要为反动统治阶级做学问，而要为人民群众做学问。


双重标准下的“客观公正”


不幸的是，章太炎的“学在求是，不以致用”反复为后人提起，但下半句“用在亲民，不以干禄”却常常被人遗忘。那时的章太炎大概不会想到，随着民国大学体制的建立和职业学者群体的出现，“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甚至会成为学阀们打压异己的工具。

比如1930年12月，蒋介石聘用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意在强化国民党对北大的控制，打压左翼进步势力。蒋梦麟上任不久，就同胡适、傅斯年对北大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如取消教授评议会，将“教授治校”改为“校长治校”，把学校行政大权攥在自己手里;又改革教授聘用制度，规定初聘一年，续聘两年，但凡发现意见不一者，可以随时解聘。时至1934年，胡适在总结当年工作时，颇为得意地说道，“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而新增的傅斯年、罗常培和他自己“是一大进步”。受到打压的人真的是“最无用的旧人”吗？并非如此，受到排挤的朱希祖、马裕藻等人当年大多拥护过新文化运动，既是傅斯年的恩师，也曾支持过胡适。

钱穆说此时的胡适“门庭若市，而向不答访”，在传统社会，不回访是不礼貌的事情，由此足见胡适等人当日之风光与傲慢。蒋梦麟等人之所以有能力大权独揽，盖因他们掌握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款项(为美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用傅斯年在1945年给胡适信中的话说：“先生当年曾有一妙计，以中基会助北大。”掌握了庚款基金，就掌握了在北大发工资的权力，各类教员岂能不俯首帖耳？

记得当初胡适在批评刘掞藜时说：“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傅斯年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灵感可能就来自于胡适。在胡适、傅斯年的改造下，“不带立场”、“不以致用”似乎成为历史学的天经地义，但是很明显，这也未必就可以将“主观的意见”排除在外。毕竟史学家同样身处在历史情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他所处时代的烙印。如何肩负起时代的责任，才应当是史学家首要考虑的问题。

结 语

马克思曾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不是任何过去发生的事实都有资格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学只关注对于今天有意义的过去的事实。只有站在人体解剖的高度才能理解猴体解剖的价值，同理，只有站在今天的角度才能理解过往历史的意义。真正的历史研究讨论过去，却注目当下。

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批评中国旧史“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他们开创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初衷就是要把渺远的过去拉回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群众写历史。例如张舜徽结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梁启超等人“民史”学说，撰写《中华人民通史》，但这样的史学作品今天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一部“不以致用”的历史，也完全可能是一部“双重标准”的历史。凡此种种，不是像极了今天一边靠痛骂体制自我标榜，另一边却独占体制资源的“两面人”吗？与其挥舞“客观中立”、“不以致用”的道德大棒，严于待人，宽于律己，倒不如大大方方地坦承，自己没有上帝视角，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特定的立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道路本来就不追求这样的上帝视角，它追求的是更加进步的、向着人民的立场。现代史学和传统史学一样强调以史为鉴，只不过在前者，历史这面镜子照映的是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而在后者，却是古代帝王。“人民”既是史学现代化的起点，也将是它的归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