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维度

来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王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史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也是一种记录在史料中和重建在史著中的历史事实。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共党史的史实、史料和史著，在史实比较中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在史料收集中深化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认识，在史著评价中增强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中共党史；史实；史料；史论；国际视野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取得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以历史本体论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历史认识论看，客观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不管是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事实的史料，还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历史事实的著述，都是一种主观认识的“历史认识事实”。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在国际视野下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实、史料和史著，在国际比较中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清楚认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共党史；在国际范围内收集中共党史的史料，深化对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在国际范围内追踪和研究中共党史的论著，了解和掌握中共党史的域外研究动态，在学术交流中牢牢把握中共党史研究的话语权。

一

我们要研究国际视野下的中共党史，就要了解和认识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事实，这是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客观历史事实。
（一）作为客观存在的中共党史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评价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1922年党的二大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正因为这种特殊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1923年，党的三大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但是“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党的三大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这就难以避免在大革命失败时遭遇被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等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经济包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经验基础上做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成就的决策，这对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十分必要。但是，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是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苏共“二十大”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影响，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结合当时国情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了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道路，创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奇迹，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秩序。20世纪30年代斯诺访问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在世界面临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与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进行“围剿”的背景下，斯诺访问陕北并首次对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方针，对于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改变中国的抗战局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诺也把对中国共产党的采访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认为“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毛泽东高度评价斯诺访问陕北的重要意义：“斯诺到这里调查研究我们的情况，而当时没有别人这样做。他向外界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以此来帮助我们。即使斯诺以后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我们也永远铭记他对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是第一个为统一战线间建立必要的友好关系而铺平道路的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等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的重要举措。对外开放，一方面是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也推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时，必须看到当前合作共赢已经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作为负责任务大国的中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局限于中国国内的因素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利于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世界意义
以国际视野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可供世界各国借鉴的发展道路。不论是与发生历史剧变的东欧各国和苏联相比，还是与美国、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美国学者李侃如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开发出了把自己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能量，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可能成为在国际地位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将象征性地代表着这个国家将要完成的完整循环：从清代的顶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难，回到拥有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力和地位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总结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即“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为世界上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革开放时期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费正清在论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所表示，“我们还得回到那一句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表明，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成功，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就可能遭遇挫折。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创造出的勃勃生机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失败教训做比较，可以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过程的独特意义。“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
（三）向国际社会阐释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事实
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是宏伟壮观的，其本身就是需要被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关于这些客观历史事实的记录是片段和零散地存在于历史的文献之中，尚不能形成一种集中系统的历史表述，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事实。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当前，中国学者在阐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制度优势时，要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将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转化为认识的历史事实，给予其解释，赋予其意义，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关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事实。这是阐释好包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事实，客观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成就的重要前提。
加强中共党史的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仅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在没有发动战争和侵略的情况下探索出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给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带来发展的成果。这与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几次局部战争转移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和矛盾，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伤害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的方法，可以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整体格局中的战略决策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人员，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而同时，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疫情还在不断扩散蔓延，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中国学者向国内外讲述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用中外比较的方法，用鲜活生动的历史事实，更有利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

史料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客观历史事实向认识历史事实转变的重要载体。没有史料，就无从谈及治史。中共党史工作者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发掘、搜集、考订、编纂、解释中共党史史料，用新史料补充已知史料的不足，才能深化和拓展对某些客观历史事实的认识，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加全面和客观。
（一）作为史料的中共党史
作为史料的中共党史，是指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文献档案、口述资料以及历史遗迹等的历史记录，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图景，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搜集整理中共党史的史料。
作为史料的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件、各项决议、汇报请示和各类会议或活动的原始记录以及经过分类整理而成的档案，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一手史料。国外一些国家的档案馆保存有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稀有档案文献，比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提供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详细文献档案，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及部分学校图书馆也保留有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问题的相关档案。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介绍，日本档案馆保留有一大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活动的相关文献档案，如《外秘乙第721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1921年5月25日）》，收录“施存统在5月8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后来，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在法庭审查时，有很多他所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早期情况的证言记录”。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中共东京支部”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那些收藏在日本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档案史料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证据。例如，《中共东京支部考论》利用日本收藏的相关档案史料，使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作为史料的报刊杂志。报刊杂志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传播信息或时事评论的文字记录，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的报刊杂志资料既包括国外收集整理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出版发行过的报刊资料和国内其他党派出版的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也包括国外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版发行的《红旗》周刊、《向导周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革命与战争》等，载有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革命活动、政治态度、党内生活的重要信息，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这些报纸杂志在国外被收集整理，通过复制微显胶片为研究者所利用，而且还有人为革命期刊编了篇名目录。至于国外出版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如《中国季刊》刊载有翻译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件，《东方学报》曾刊载留法勤工俭学的文章，以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的报纸，都对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进行了报道。1944年，赴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就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记者，他们客观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的朋友和国际同情，这些史料也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视角下的中共党史。
作为史料的见闻录和回忆录。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他们关于历史事件的即时见闻录，是还原历史现场的一种重要途径。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有部分西方记者和传教士结合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见闻录，他们以局外人的视角写下的见闻录，例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红军长征秘闻录》、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载体。而事后的记录，尤其是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录，其可靠性与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例如，李德的《中国札记》、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陈公博的《苦笑录》、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等相关回忆录，由于受作者的写作动机、身份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在史实上存在一些谬误。尽管如此，这些个人回忆录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历史背景，便于我们在比较中认清史实的真相。
（二）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搜集整理收藏在国外的中共党史史料，不仅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史料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扩大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
新史料的发现可以弥补因资料不足而无法开展的研究，扩展党史研究的范围，使人们更能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党的历史。在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许多研究者不清楚1938年3月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情况之后，共产国际经过怎样的研究才作出了指示，认为要挖掘材料才能最终说明任弼时、王稼祥的作用。《邓小平时代》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时期党史、国史研究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出版时不仅引起了国内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普通读者的极大阅读兴趣。究其原因，大量运用鲜见的国外史料是其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傅高义在分析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美国访问一章时，采用的史料绝大多数都是英语文献，既有对美方当事人的访谈，也有相关的美国档案文件，以及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全方位展现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作的种种努力。广泛发掘和使用国内外的中共党史史料，不断提升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当前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
新史料的使用可以纠正以前因史料不完整、不准确而得出的不完全正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党的真实历史。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准确考证出了党的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邵维正凭借的一条重要史料证据即为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史料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邵维正将这个时间与其他史料中的日期进行印证，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中国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档案时发现蒋介石与宋子文关于皖南事变的密电，密电显示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反应强烈，认为蒋介石要打内战，以至不能积极抗日。美国的反应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特别担心美方因此会大大减少援华军事和民用物资。为此，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找罗斯福说明解决新四军是为了整肃军纪，绝非内战，实际上骗取美国的信任。
用新史料补充已知史料的不足，可以使史料更加完整，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编写过程中多处采用了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的资料，以与国内史料的相互印证中增强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在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英勇抗战时，《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引用曾经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工作过的英国人林迈可的回忆录《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的部分内容：“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我从我的工作接触中体验到，中共的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在将延安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状况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局面进行对比时，《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引用《驻华外交官员备忘录（1941-1945）》中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内容：“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这种利用国外史料和局外视角分析问题的方式，更加客观地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真实政治形象以及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三）广泛搜集整理收藏在国外的中共党史史料
积极有序地开展收集整理国外中共党史史料的工作，以丰富的史料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随着二战结束和冷战的结束，美国、苏联等国解密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资料，如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英国公布的《英国外交档案》《英国议会档案》等。这些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密切关注，他们广泛收录和翻译这些收藏在国外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史料，并在中共党史研究使用这些新近发现的史料。随着以史料为基础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创新发展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收集整理散落在国外的中共党史史料日益成为国家相关部门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加大对史料收集整理课题的支持力度，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研究方向中，仅涉及收集整理与中共党史史料研究相关的课题方向就有6项，分别为《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哈佛大学馆藏近代黑龙江历史资料整理研究（1906—1945）》《美国藏孔祥熙个人档案的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整理与研究》《法国收藏中国西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840-1949）》《近现代日本对“满蒙”的社会文化调查书写暨文化殖民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1905-1945）》。当前，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去搜集整理国外的相关史料，以新史料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正确认识史料的二重性，认真甄别国外史料的真伪和确定史料的价值。虽然史料一旦和物质媒介结合用文字形式表述出来后，便获得了一种和一般物质实体相类似的物质存在的客观性，但史料毕竟是一种精神产品，是记录者主体意识的产物，有记录者的主观意念渗透其中。那些保存在国外的中共党史史料，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搜集整理的，因而这些史料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选择性。我们在使用国外中共党史史料时，应当对国外的史料与国内的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找出国外史料中的不实不准内容。美国驻华领事馆档案保存了大量美国对华观察和处理涉华事务的使馆报告、月度政治报告以及使馆的军事报告和形势报告，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既有相对可靠的内容，如汉口领事馆在1934年5月写给北平使馆的报告中说:“这个月底的情形表明，提早消灭红军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了，甚至可以看得出来很难把红军从四川境内驱逐出去。红军虽然因政府军的全面围剿而损失惨重，但仍然没有退缩”，呈现了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气概；又包含大量失实和错误的报道，如“汉口领事馆1934年1月份的政治报告写道，红军在资溪、得胜关等处接连失败，江西的苏维埃政府也被占领，有3名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成员被杀，主席和10名政府官员被俘”。实际上，这些人员并没有政府成员，美国领事馆得出这些结论，在于他们采用的材料来自于国民党的片面报道。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在使用国外的史料时，务必要保持警惕性、提高鉴别力。

三

国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概念，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史著主要是关于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作为国外学术著作的中共党史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物的研究。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研究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党史人物尤为重要和复杂。在国外中国共产党人物研究中，作为党的重要领袖的毛泽东被研究最多。1934年11月，苏联学者爱伦堡在苏联杂志《国外》第31期“当代人物肖像”栏发表题为《毛泽东——概论》的人物小传，对毛泽东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进行了简要记述，称毛泽东“苏维埃中国的这位领袖，是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手持大油纸伞的革命家”。该文虽然短小，但从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苏联(莫斯科)掌握的关于毛泽东的相关信息以及对他的评价，具有重要史料意义。此后，西方学术界开始了对毛泽东系统的学术研究，从人物生平、思想理论、文章诗词、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诸如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1951年）、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1980年）、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一个政治和知识的肖像》（2007年），等等。国外学者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物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诸如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姬田光义《瞿秋白研究》、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在这些研究著作中，既有集中于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思想演变等长时段的问题研究，也有侧重历史人物在某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史实考证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向西方世界呈现中共党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关于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原因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与教训，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研判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未来走向，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重点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马克·赛尔登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双重打压下依然能够存在并发展壮大，主要原因在于严密的组织网络使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与国民党的夹击中得以生存发展，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组织本身，而在于组织与那些解决农村问题的社会经济纲领之间的紧密联系。不把握国共两党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就无法最终解释两党何以一盛一衰”。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创新。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实践中主动推动治国理政方略和理念不断发展完善，“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确实，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三是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唐文坊（Tang Wenfang）认为，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支持在不同方面都能体现出来，包括在主要政治场合中的自信，民族认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某一政治制度的支持，或者对尽职领导的支持。从可以获得到调查数据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坚定支持率是最高的。……在中国，民众的总体政治支持度明显比民主自由国家高出很多。”
（二）关注和追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追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态，掌握国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机和重点。2018年1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陆德芙（Jennifer Rudolph）和哈佛大学宋怡明（Michael Szonyi）联袂主编的《中国的问题》（The China Questions）一书，该书汇集了傅高义、裴宜理、麦克法夸尔、欧立德等多位当代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对美国民众关注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展开论述。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极，让西方公众了解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因为“当前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在一定程度讲也是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并且正在增长的经济体，而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增长，到海事安全，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美两国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不只是在于两国的贸易量，更是因为上述所说的现实情况”，但是由于信息的纷繁复杂和真假难辨，尽管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在增多，但要了解中国仍然是很困难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如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一样，两国之间也存在理解逆差”。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的经验“无论是不可否认的成功经验，还是有所裨益的失败教训，都会为其他社会提供了一种对策，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老年和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在教育改革还是能源生产方面。”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学者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的相关问题,研判中国逐渐走向复兴的历史原因、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以及全世界提供关于中国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注和追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态，掌握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以《中国的问题》一书所收录的文章为例，一方面，部分作者基于中国的客观现实状况与历史事实，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实践给予客观分析和和事实评价。在《中国的减贫工作能教给我们什么？》一文中，作者温奈良（Nara Dillon）认为中国政府在测算贫困、制定标准、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减贫方法时下了很大功夫，从中得出的数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政府的减贫政策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帮助贫困的家庭，根据情况的变化制定出有针对性解决贫困问题的经济发展项目；中国政府在减贫过程中实施福利计划，把避免极度贫困和增加人力资本作为长期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福利项目。上述三种经验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可用适用于当前面临着贫困问题的亚洲和非洲7.84亿人口中;在《中国研究在过去六十年间发生怎样的变化？》一文中，作者柯文（Paul A.Cohen）认为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在过去六十年间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不仅建立了庞大的中文数据库，涵盖了上千种的期刊、新闻和其他杂志，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能从中轻松获得大量数据，这个数据库也成为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基本工具，而且中国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也日益宽松，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转变，非中国学者除了可以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外，还可以对中国各地的省县档案馆的资料进行研究。此外，中国人也开始出版他们收藏的档案馆中的大量文件，使中国以外的人也很容易取得这些文件。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因为社会背景、价值观念、研究资料等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误读。同时由于该书定位于向美国及西方公众介绍中国的相关问题，并非专门的学术著作，因而未能从学理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和阐释，所以并不能真正起到帮助西方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作用，但是这些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创新发展。学术研究是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发展进步的，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是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是西方学者在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中提出来的，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与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如同一面镜子，提供给我们认识自我的一个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相关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引入了社会史、概念史、文化史等概念和理论，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较大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和误读性等问题，一方面要构建起具有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范式，把我们的国情说明好，把我们的主张阐释好，引导他们准确理解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声音和立场，另一方面通过海外内外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的机会，让海外学者更多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前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表示，“每次从中国回来，我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很多信息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如果真正想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及时批判和回应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史料。提升中共党史研究国际话语权，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国学者要针对西方部分学者的错误观点，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客观事实和真实形象。美国学者邹谠在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中，虽然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导致其最终丢失了大陆的政权，承认共产党的胜利是因为深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他捍卫美国利益的政治立场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充满了偏见和敌意，如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不促使与国民党发生公开决裂和不招致大规模的国民党进攻的情况下，更加有效地和尽快地发展他的党和军队”，指责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两党的摩擦和之后的内战负有责任，称“马歇尔将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努力，也受到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的阻挠”，等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但是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同时进行民主革命，调动全国民众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革命和反抗本国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提出来的，西方学者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内涵与重大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以国际视野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历史事实，在国际范围内挖掘与整理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史料，追踪与评析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著述，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为学习中共党史提供学术支撑的基础工作，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活动，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创新发展，牢牢掌握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转自党史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