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 | “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周良书

内容提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由观念而成为现实。但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说，它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以强化国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而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文艺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它对“新中国”故事的形象化书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治宣传中简单化的痕迹。此外，国家仪式和历史话语也以一种特殊方式加入了想象、创造和记忆国家的过程。新政权在建国初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并赢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正是上述“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和形象开始成为国人不断书写和强化的集体记忆。对这个新生政权和它的民众来说，“新中国”既是一个象征，更是一种无形力量，始终参与着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形塑。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提“新中国”国家观念的生成，考察它究竟以怎样形象成功融入民众生活，这对于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新型大国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新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识。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抒发过对未来国家的政治想象：“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友邦来庆，同商“万国协盟”；“大祝典”期间，国民还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 [1]。这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讲述的时间和事件。
这部小说预言60年后，即1962年“新中国”的壮盛繁荣。梁氏在书中还精心设计两个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关于“君主立宪”与“法兰西式革命”的激烈辩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有关“革命”与“改良”的“内心独白”。及至1912年民国初立，梁启超才开始转而赞誉“共和”，声称《新中国未来记》验证了 “中华民国”之诞生，并坦言小说人物的寓意：“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2]

但不届一年，“共和”失败，革命狼烟四起。梁氏复又痛陈“革命相续”之恶——“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3]。对此，民国创立者孙中山则有更为切身的感受。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国民愈不聊生矣！”[4]这也是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把目光转向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是以主义治国，二是“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5]。

这与中共创立者的思路完全一致。早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就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活跃，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日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6]事实上，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多少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另一种延续。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曾公开表示，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党治”[7]；然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8]，所以“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9]。

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宣告失败。中共被迫独立担负起创立新中国的任务。1931年中共在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即为当时建设新型民主主义政权的一种尝试。此后党又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10]。于是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共正式提出了“新的民主共和国”的概念。

这个新的国家观念，既坚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又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对此，毛泽东在1940年2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有过系统论述。他指出：中共革命之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

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共和国“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要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由此，毛泽东认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2]。
关于“新中国”的构想，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中还有更具体的论述。只是在1946年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情况下，新中国的国体必然要与原先设想的国共联合政府有重大不同。对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予以明确回答。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要“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尽可能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保证国家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4]。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最终体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从1947年7月起，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口号，这标志建立新中国任务已提上现实议事日程[15]。次年4月30日，党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议“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6]。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是那个历史条件下“全国人民的大宪章”[17]。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以“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8]。总之，要“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由观念而成为现实。它表明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这比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预计提前了13年。新中国的成立，也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时代已经到来，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二、“新中国”形象在实践中强化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完成、影响波及全国各地的重大庆典仪式。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新政权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与动员，使开国大典成为宣扬“新中国”观念的重要场域。并且在大庆典中，“新中国”的标志——五星红旗、北京天安门、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等核心元素所构成的国家形象符号体系，也在仪式的操演中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

但国家形象毕竟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它的建构是一个主动塑造的动态过程。因为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和评价，并非“永久地固定在某一个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处于不断的历史、文化与权力的游戏之中”[20]。因此，对于新生政权而言，它更需要在“新”“旧”中国之间划出明晰界线，让它的国民结束“过去”、认同“当下”，并带领他们一道开创“未来”。这当然不能单靠某一次庆典、公告或命令来完成。新政权还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不断强化国民对它的政治认同，以形成强烈“归属感”和持久“向心力”。

（一）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他们强行推行一种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权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21]。到1951年9月，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市直到2000多个县、数十万个乡，均在民选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政府，初步形成上下贯通、集中统一，便于发挥高效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国家权力有效地深入城乡社会的最基层，这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一大特点。

但新政权的建立并不足以保证它的长治久安。为此，中共又先后发布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1950年3月）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这场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威慑力，而且对广大民众也起到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教育作用。在运动中，中共一再要求通过“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22]。于是在“镇反”之后，明显形成了群众向共产党一边倒的状况。人民欢呼“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23]；许多地方甚至出现连反革命家属也不愿为被枪毙者戴孝，村民不让反革命分子尸体进村及下葬等情况[24]。由此可见，新政权和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已被牢固树立起来。

（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1949年中共在经济上最紧迫任务，就是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如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应该好一些”；但“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25]。新政权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历朝历代都扮演过的“征税者”的角色。它要重新改组“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以“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26]。事实上，中共在建政6个月内即有效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财税制度。这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重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群众运动再次被有效地加以运用。1951年、1952年的“三反”和“五反”即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三反”的目标是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作风。它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腐败分子清理出党政机关。“五反”则是在私营工商业中针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它包括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实质是要迫使整个工商业阶层服从于国家法令。通过这种大规模运动，“打老虎”、除“五毒”，新政权不仅在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且也有效塑造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

（三）推行新的社会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即加大社会改革力度。比如，实行企业民主改革，严禁烟毒娼赌恶习，废止封建婚姻制度等。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这“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27]。土改“斗争大会”上，人民群众以“算细账”、“挖苦根”、“倒苦水”的方式倾诉痛苦。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把苦难的一切根源归结为“万恶的旧社会”而建立“消极国家形象”，地主阶级则是这种消极国家的罪恶总代表；另一方面，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毛主席、共产党是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大救星”[28]。

中共鉴于以往的经历，对土改运动充满信心。毛泽东甚至鼓励“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29]。因为在中共看来，土改就像一个“革命的大熔炉”，能熔化来自不同方面的原料，铸造出一种和谐一致的共同信念。正如艾中信教授指出：“在掀天动地的土改浪潮中，谁也不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们或者是被诉苦所感动，引起了阶级仇恨；或者从清算封建剥削启发了斗争情绪；或者看到了农民的高度觉悟而兴奋；或者从老干部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热爱。这一切新的事物跑进我们的头脑里，挤走了旧的观念。”[30]

（四）塑造新的国际形象。国家形象既是一种主动塑造的过程性对象，也是一种被动认知的结果性对象。但在当时西方舆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新中国被“他塑”为专制国家、集权国家，中国形象的负面性被放大。为此，新政权制定并执行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项外交方针。它拒绝“继承”旧中国一切外交“遗产”，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从而“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31]。1949年底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并以此作为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起点。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缔结同盟条约和相关协定，使“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32]。这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不仅继续在政治上孤立中国，而且在军事上威胁中国。1950年9月美军悍然入侵朝鲜，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10月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这场战争也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国民众中，“亲美思想一般已被摧毁，崇美心理有极大扫除，恐美心理基本上已被打破”[33]。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望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34]

三、“新中国”故事的形象化书写

   在“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文艺被赋予特殊使命。早在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示文艺工作者，“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35]。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36]。也就是说，作为未来“国家想象”的重要载体，文艺必须承担政治认同的角色和功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除了立即筹备新政协会议组建中央政府外，还于7月2日至19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其主要议程就是把毛泽东1942年的《讲话》，转变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主张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和“新的语言”，书写“新的人民的文艺”[37]。对此，文艺工作者大多心悦诚服。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38]。于是“在多少年的梦想变成现实之后，中国人民中间还有哪一个能够不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而且用全部力量为它工作！”[39]面对新政权，许多人甚至产生了“一种欠了债急需还债的感受”[40]。

（一）小说诗歌的“集体化”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家和诗人们大都怀着激动和感恩的心情，开始寻找新的叙事资源。他们决心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写出歌颂英雄、歌颂时代、具有史诗意义的革命颂歌。在这些作品中，有刻画革命事件和英雄故事的小说，如刘白羽的《火光在前》（1950）、孙犁的《风云初记》（1951）、柳青的《铜墙铁壁》（1951）等；有书写新中国建设和民众生活的小说，如孙犁的《村歌》（1949）、草明的《火车头》（1950）、赵树理的《登记》（1950）等。它们均站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上，为那一段光辉的历史作了大体相应的记录。

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一向以抒情为主的诗歌界，也积极参与到对国家记忆的修复和建构中。胡风的《时间开始了》（1949）、郭沫若的《新华颂》（1949）、田间的《赶车传》（1949）、阮章竞的《漳河水》（1949）、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等，均为传诵一时的名篇。这些作品紧扣“翻身”和“解放”主题，咏叹人民生活的新旧变迁。尤其是在《漳河水》中，作者通过《往日》、《解放》和《长青树》三个篇章，展现三个性格迥异女性获得新生的过程，以表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权建立对于解除几千年来农民精神重荷的历史意义。

在“集体化”写作中，小说诗歌开掘出了一条重构国家记忆的有效途径。因为它们完全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在情感上争取到人们的认同，从而使其逐渐把这种历史记忆过渡到理性上的坚守。在那个时代的小说和诗歌文本中，人民始终是以集体的面目出场并作为个人赖以保存自我的强大后盾[41]。而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和新政权“正义”、“高大”和“光辉”形象，则在小说和诗歌的生动叙述中跃然纸上。

（二）电影话剧的“情境式”表达。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话剧因其直观化特征和便于广泛传播的优势，自然被赋予宣传教化的重要功能。电影《钢铁战士》（1950）、《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上饶集中营》（1951）、《新儿女英雄传》（1951）、《南征北战》（1952）等，均在当时产生过强烈反响。上述影片均取材于“现实”，它们既形象地记录着“历史”，同时又很巧妙地以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主题贯穿其中，这就是对国民党旧政权的颠覆和对共产党新政权的认同。这一历史主题决定了影片中时常会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无论它所表现的是“大历史”还是“小事件”都与对这两个国家形象的“书写”紧密相关。
与电影一样，话剧也会产生类似的表达效果，它可以让观众如同隔着透明的“墙”阅读“真实”的生活。刘沧浪的《红旗歌》（1949）、胡可的《战斗里成长》（1949）、柯夫的《堤》（1950）、杜印的《在新事物面前》（1951）等话剧，均对那个时代作出过真诚的回应。在这些作品中，老舍的《方珍珠》（1950）和《龙须沟》（1950）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尤其在《龙须沟》中，作者有效地避开了对生活及人物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现。它真实地记录新旧时代北京龙须沟一带劳动人民生活、命运的巨大变化，并通过这种变化来热情讴歌“新政府的真正的人民的性质”[42]。
在这一时期，一些群众自编、自演的话剧作品，如《不是蝉》、《六号门》等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是“人民”在挣脱历史遏抑之后，获得主动“言说”权力的一个证明。这种“个人的记忆在有形与无形的方面维系着个人的认同”，而“借历史保存鲜活的国家记忆也同样赋予一个族群团体的认同，使交往联系变成团结精神，使政府的强制权威成为合法化”[43]。因此，这种普泛化的书写，实质上既是一次权力本身的应用，亦是一次对于本阶级权力系统的巩固。

（三）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特写”。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报告文学一直扮演着“轻骑兵”的角色。于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仪式——开国大典，便在第一时间进入了它的叙写中心。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杨刚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和司马文森的《新中国的十月》，均展现了那场盛世庆典的宏大场面，留下了令人激动自豪的珍贵记忆。正是它们向全国民众，率先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44]，生动刻画一个“初诞生的新国家”，“伟大”、“庄严”、“团结”、“民主”的“气象和本质”[45]。

报告文学以文艺形式、以形象化手法揭示历史与现实。纪实性是它的立命之本。但这种纪实性并不等同于人物和事件的事实本身，而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和本质研判的真实。因此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报告文学能超越一般文艺作品，充当历史教科书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关于朝鲜战争的一系列纪实性“特写”便是一个例证。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陈柱国的《中华男儿》、杨朔的《万古青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均向人们展示了志愿军的“正义”、“英勇”和“爱国”精神。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出于“难忘”的感动，极为自觉地履行了对共有记忆的维护。在他们看来，志愿军之所以勇于牺牲，是源自于他们对“祖国的爱”[46]；而支撑这些英雄行为的精神动力，则是新中国所代表的“共同理想”[47]。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有效承担了国家形象建构者的角色。它对“新中国”故事的形象化书写，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治宣传中简单化的痕迹。虽然，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一些作家急于获得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选择标语口号式的“急就章”，从而暴露出对历史的“过度解读”之弊；但对于一个新生政权和它的民众来说，坚持“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48]，促进文艺在政治立场、文学想象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体化”，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四、“新中国”记忆的历史性塑造

在叙说“新中国”故事中，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当它在1949年宣告成立时，全国仍有大片国土未获解放[49]。对于这些地区的民众来说，“1949”本不具备历史性的界碑意义。此外，即便是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内，倘若深入1949年，细察某一工厂、学校或乡村的发展变化时，也会找到许多连续性大于中断性的事实。因为对它们来说，“1949”不仅不意味着历史的中断，相反却标志其模式、经验和制度的推广。

“1949”之所以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和特定的历史事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符号。而这种符号又是“新中国”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它不仅关系着新政权的溯源和历史地位的建构，而且还牵涉到民众对它的理解和政治认同。于是我们再次看到像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描述那样，国家仪式和历史话语似乎是以一种“共谋”的方式来加入想象、创造和记忆国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将各类符号进行编码和再编码，使其融入民众的内心体验之中，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与民族或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

（一）国家仪式对“新中国”的再塑造。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即通过国家仪式这一有效形式，动员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以形成对新中国认同的政治和社会心理。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从1950年起，每年的这一天被确定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它是由国家制定的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节日。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建构这个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功能。

每逢国庆纪念日，国家均要举行大规模庆典活动。而在这些庆典活动中，新政权无疑都会“从头说起”——以“1949”为起点来追忆国家历史、展示建设成就、诠释未来目标。比如，1950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大会上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50]；1951年的国庆节，中共更是把建设成就列为第一宣传要点，要求利用对“成绩的宣传，来提高人民对于战胜一切敌人及建设光明幸福的新中国的胜利信心”，并指示“各报应在国庆节及其前后发表各种庆祝文字及宣传材料，例如约请各界代表人物和普通老百姓写文叙述他们两年来生活变化思想变化和前途希望等”[51]；1952年的国庆节，中共不仅把成就宣传列为中心内容，而且还要求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制订自己的宣传计划”，“务使全国人民真正了解我们祖国三年来的重大变化，认清国家大势，并懂得我们所面临的新的伟大任务”[52]。

国庆纪念仪式并不仅限于首都北京，而是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民众在这种全国统一的规范仪式中，感受到了国家的“在场”。第一，在庆祝仪式中，“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如下：第一排面向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二，“国庆节日一律悬挂国旗”，“各游行队伍可携带各种各色的旗帜，但国旗应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其他旗帜不要与国旗交叉”；第三，统一“发布纪念口号”，“各地应广为张贴散发”，“各地在集会和游行时，可将全国委员会口号加以改编，使其适合于群众呼喊”[53]。这种统一规制的国家仪式，可使民众对新中国形成超越时空局限的集体记忆。而民众参与这一仪式的过程，也正是获得、理解、接受新的国家形象的过程[54]。

（二）“新中国”进入历史学议事日程。一般说来，记忆向着认同，而历史向着真实。因此，并非每一种记忆都能成为“历史”，只有当它超越了某个体或群体的“此在”界限，才被称为历史的记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也就是一门将人类记忆系统化符号化的学科。它将过去的事件按照书写者的立场进行编排与解释，并打通“此在”的界限赋之以新的生命和意义，从而变成集体记忆储存起来以供人们经常回味。而对这种记忆的每次回味又都是对它的强化以致产生更深一层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正是以这种特殊身份加入了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因为在《共同纲领》中，新政权已明确要求“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55]。1949年9月，中共创办了全国性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希望如毛主席所说的‘以马列主义观点，说明一个二个实际问题’”[56]。于是在这种“学习”背景下，“历史”被作为“批判的武器”出场。正如在《学习》创刊号上，艾思奇指出：在这个“从头学起的时期”，并“不是为着简单的在头脑中装满各种知识”，而“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较有系统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57]。

对此，史学工作者予以了积极回应。著名史家翦伯赞1950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被普遍视为史学界学习和改造的纲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58]。这意味着新的意识形态在史学界的确立，它要求按照一种新的方式对历史加以重新改写。正如赵俪生教授指出：“我的政治敏锐性在这时候一变而为学术敏锐性，它使我对旧日的史学著作（那都是自己当初认为非常得意的作品）看出了百孔千疮，无一当意，而觉得必须从头改写”[59]。

历史的重新书写，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对记忆的重新建构。在新的历史话语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地位被合法地确立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著述中，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1950）、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具有更为重要的典范意义。它们均发挥过历史教科书的作用[60]。这两本著作一面把1949年书写为旧中国的中断和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面又通过对1949年以前中共领导的“革命”和“战争”的追忆，让旧中国存活在新的叙事之中，从而在新与旧的对比冲突中加固了人们关于“新中国”的印象。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很快完成了对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对此，季羡林曾回忆说：“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61]季羡林的回忆，再次说明“新中国”形象已深入民心。

[注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之“绪言”，《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3页。
[3]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57页。
[4]孙文：《建国方略》自序，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版，第1页。
[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6] 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出版。
[7]《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8]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随即作出上述回答。参见《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9]《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一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70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1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20]Jonathan Rutherford (ed)，Identity: 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awrence ＆ Wishart，1990，225．乔纳森·卢瑟福在《身份：社区、文化和差异》一书中探讨当代社会多样化的社区和文化差异问题，其关于历史文化和国家权力影响民众“伦理生活”和“身份认同”的论述，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2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家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03页。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按照全球观点而编写的世界历史。书中认定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及其成效的分析大体符合历史事实。
[2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24]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25]《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6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0页。
[2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28]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个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2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30]艾中信：《土改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
[31]《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87页。
[32]《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33]《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3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871页。
[37]《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发行，第69-70页。
[38]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39]巴金：《巴金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40]吴强：《写作<红日>的几点感受》，《文艺报》1958 年第19期。
[41]路文彬：《重写历史：民族/国家认同的权力实践》，《东方论坛》2005年第1期。
[42]张健主编：《新中国文学史》下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43]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该书强调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单纯是史学的背景，史学乃是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书中关于历史记忆和政治认同之间互动关系的表述颇有见地。
[44]林韦：《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45]杨刚：《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大公报》1949年10月6日。
[46]巴金：《巴金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47]《朝鲜通讯报告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83页。
[4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49]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未解放地区有：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全部，华东浙江、福建两省的一部分，中南广东、广西两省全部和湖北、湖南两省的一部分，西北陕西甘肃两省的南部地区，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
[5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51]《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5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428-429页。
[5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54]陈金龙：《新中国初期的纪念活动与国家形象建构》，《新视野》2012年第4期。
[5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56]参见“编者的话”，《学习》第1卷第1期（1949 年9月）。
[57]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学习》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
[58]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
[59]赵俪生：《政治学习与学术研究》，《光明日报》1953年3月5日。
[60]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初由海燕书店1950年5月出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选为高中二年级代用课本，书名改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本是1951年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为中央领导人起草的讲话稿，后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署名发表；该书被誉为党史中的《史记》，高校《中共党史》教科书曾以此作为教学大纲。
[61]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转自党史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