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党的实践及其对现实的...

摘  要：中国共产党一贯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自身组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高度看待巩固党的工作，通过审查党员成分、强化党内教育、团结新老干部、提高党的纪律等路径，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努力巩固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发展，其经验至今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巩固党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自身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P6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使命任务，进行了巩固党的伟大实践。深入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党的历史背景

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革命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对于完成党的政治任务都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巩固党的文件，主要涉及党员干部教育、审查、党性修养等多个方面。中央当时之所以如此重视巩固党组织的问题，主要有以下考量。
（一）主观因素：新党员大量加入，成分十分复杂
抗战以来，尤其是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发布以来，党组织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就各地方而言，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两年来在进行抗日的各种斗争中，吸收了一批群众中新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共发展了18674个党员，比过去增加了三分之一强，占原有党员百分之三十以上”[2]P340。以广东省为例，1938年4月广东省委成立之初全省有党员600多人，“到6月，广东省委已有党员1900人（其中琼崖特委党员1000）”，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广东省委共有党员7500人（其中琼崖特委党员5000人）”，到1939年11月，广东全省“共拥有党员2.2万多人（含琼崖特委9000名党员、赣南特委3000多名党员，潮梅地区约4000名党员）”[3]P123-124。就全国而言，经过抗战以来和几年的统一战线工作，“截止到1938年9月，中国南部13个省拥有近七万党员；北方先后开创了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也迅猛发展到五十余万”[4]P91。到建党20周年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在全国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
党员数量突飞猛进的增长，既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得在统一战线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党的成分变得异常复杂，使得党的组织很不巩固，“这八十万党员里面有七十五万是新加入的，而且是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的，成分相当复杂”[5]P366-36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决议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央在决议中尽管有着关于“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6]P187的具体规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各地在具体执行决议时的严重错误与缺点——“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行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这种突击发展党员的结果，就是使得许多普通的抗日分子或者党的暂时同路人，甚至于“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7]P579。这从之后各地党员审查的结果看得就更加清楚了，以冀中区为例，“在九万党员中，洗刷的异己、投机、太落后分子共二千七百三十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多一点，其中叛变者一百三十八名，逃跑脱党者四百零六名”[8]P158-159。党内成分的复杂，使得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受到了削弱，使得党与普通群众抗日团体的区别模糊起来，使得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得以有机会来破坏党的组织，因而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巩固性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二）客观因素：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危险的存在与发展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新的侵华方针的实施，使得中国抗战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便是汪精卫的公开叛国投敌和其国民党内党羽的遥相呼应。顽固分子汪精卫变成汉奸分子汪精卫之后，但其党羽依旧在国民党内，并时刻准备酝酿和平空气，进行亲日反蒋反共。当日寇加紧诱降活动，并将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时，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分子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7]P360。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内主和的空气笼罩一时，国民党控制的许多刊物将宣传的重心放在了依赖英、美制裁日本上，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对此，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切指出：“‘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9]P208-209。
如果说汪精卫及其在国民党内的党羽是对日投降的实际操作者，那么“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摩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7]P360。这些国民党内部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作为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动摇分子，为其所从事的投降活动做足了文章。一方面在舆论上，国民党准备了各种投降的借口和假消息。比如，“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不惜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大动干戈。国民党反共活动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7]P373。这些汪精卫和潜藏的汪精卫们的阴谋在于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摩擦、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这就使得国共合作面临着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倡导并长期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因此深受影响。
（三）历史因素：党的历史上党内还存在一些弱点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一天天强大起来了。但从党的历史上来说，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当属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直至叛党的行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拒不执行中央“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0]P516的战略方针和中革军委松潘战役的计划，而是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直至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回党工作后，他仍然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11]P492。尽管中央对张国焘分裂党叛党的事件在党内已经进行了及时教育，但是更加注意这些弱点和错误倾向，防患于未然，仍然非常必要。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中还出现了诸如“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12]P241等情况。比如，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未作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主张。比如，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13]P31。特别是在此时发生的皖南事变，使得中央极为震惊，促使中共中央思考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
由此可见，主观的、客观的、历史的原因都表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7]P579。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党的政策措施

在严重的困难和任务面前，为了解决党在大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适应抗战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通过审查党员成分、强化党内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党的纪律、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等路径形成了一整套切实有效的巩固党的措施。其中，许多举措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新时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要借鉴。
（一）审查党员成分，纯洁组织队伍
在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中，“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们，都在用各种方法设法打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14]P433。因此，详细审查党员的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对于巩固党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在审查过程中，主要围绕审查干部、整理支部和健全领导三个环节加以展开。
对干部的审查。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否恰当，对于确保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具体而言：首先，设立干部审查的专门机构。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组织部门之下成立统一领导干部审查的干部科。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干部科由分委、县委书记或组织部长兼任。分委干部科可设三个到四个干事；县委干部科在目前审查工作紧张时，可设两个干事”[15]P333。其次，制定干部审查的程序。首先是全面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然后对干部进行鉴定，并对他们的历史及社会出身进行考察。在审查的时候，“不仅是填表和问问本人就算完事，必须从别处搜集材料；尽可能的利用开训练班来往经过的、上来工作及下去巡视的同志进行审查……并必须把有问题的人予以适当的处理”[2]P309。再次，明确干部审查的重点。干部审查过程中要着重对来历不明及混入党内的可疑分子、参加过其他党派与封建迷信团体、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社会出身不好的分子、脱离过党的关系重新入党或恢复的及被敌人逮捕而情形不明的等等。
对支部的整理审查。支部作为党的下层基本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在干部整理清楚之后，支部的整理就提上了议程。就是说，要切实而深入的审查支部的组织，“审查的对象不仅是一般的党员，干部亦同样需要审查，并且要从各方面审查，纠正任何敷衍塞责的现象，特别要注意成分问题，把真正的坏分子洗刷出去”[2]P268。晋察冀边区是这样进行对支部的整理审查工作的：首先，支部的整理和党员的审查，依靠区委和各部门配合进行，一般是分期分批进行，每期约十天；其次，支部整理审查的方法，先要作好充分的政治动员，说明整理支部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质量，提高党的战斗力；再次，说明所要洗刷的，只是阶级异己分子、敌探、奸细、投机分子和太落后分子，并“号召一切忠实的党员，对党坦白自己应该向党报告的一切”[8]P158。
对领导的健全。在对干部审查和整理过程中，发现许多干部不称职，还不能按期的改选各级领导机关，而有些干部又要提拔。与此同时，在审查党员、干部过程中，党内民主有些缩小，在党员中产生了一切似乎都是由上级决定的模糊认识，发生了上下级脱节的倾向。一方面，把党内的民主当成经常的工作。为了充实各级领导，“按期的进行选举各级领导机关，保持领导机关是好的、积极的、有信仰的同志”[2]P310，以有助于发挥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经常注意党内民主的教育，“使他们适当的运用民主，克服民主运用中的不良倾向”[2]P352。必须进一步发展党内自我批评，注意倾听下层意见，还要“发动下级对上级党的必要批评与党员对领导者的必要批评”[15]P293。健全领导是审查工作的一个连带环节，这一工作完成的好坏，对巩固党有着极大的意义。
（二）强化党内教育，纠正错误观点
早在1938年5月，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书面报告大纲中就曾提出，在党内成分主要是农民，尤其是新党员大量加入的情况下，“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6]P337，对于防止敌人和奸细对党的破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延安时期，根据党员及干部不同的政治文化水平，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各种党内教育工作。
首先，开展文化识字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作为基础的文化识字教育。这是因为，“文化识字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7]P666。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因为社会的文化落后的蛊传，并因过去处在战争环境中，我们不能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文化教育工作，所以边区人民极大部分仍为文盲”[2]P25。受此影响，根据边区党委组织部1939年10月的统计数据，边区各分区、县、区乡在职干部中，具有小学以上学历的仅占在职干部总数的13.14%，能够识字看看报的有45.6%，而文盲则占有在职干部总数的41.26%[2]P326。对此，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有计划的进行文化识字教育，在使每个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及党员充分了解识字重要性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训练班及识字组，“每个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每天认两个字，党员每天认一个字，切实执行，能够超过这个规定当然更好”，而且明确“各级会议及小组会议应经常检查每个同志的识字工作”[15]P103。文化识字教育工作的开展，目的是使过去不识字的干部大都能够识字，使不能读报的干部可以读报，使不能写报告的可以写简单的报告，使没有社会常识的干部可以掌握初步的社会常识。
其次，开办各级党校与各级不定期训练班，强化对新老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党中央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其中，在党校及训练班的承办方面，训练中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训练初级干部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在训练时间安排方面，“中级党校训练期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14]P139。在课程设置方面，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主要以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为主要课程；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主要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为主；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14]P222-223。在教学的原则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14]P140。党中央希望通过这种轮流教育与训练的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对党、对马列主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再次，进行各个时期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及各个重要问题的传达与讨论。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发出指示，“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6]P232。《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14]P223。基于此，各级党组织会经常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地方工作、抗战动员、整理土地、提高阶级警觉性的教育、开除张国焘的决定以及六中全会决议与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进行传达。此外，各级党组织还通过组织研究会的方式，讨论时事政治问题与党的各种文件以及党的重要报刊《团结》、《新中华报》、《解放》中各种理论问题，目的在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加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主张、策略路线。
最后，进行经验教训、工作方式与方法等教育，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观点。纠正党内的不正确思想，是从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步骤。一方面，体现于对知识分子与学生出身的新干部新党员的教育。具体而言，教育他们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清洗头脑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切实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加强对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教育，纠正他们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劳动群众，纠正他们轻视农工的错误思想等等。另一方面体现于站在教育党员干部的立场进行思想斗争、自我批评，以便克服党内的一些诸如自由行动、农民意识、男女关系马虎、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私情观念、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不守秘密、不愿学习等不良倾向，以便有助于锻炼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与工作能力。
（三）团结新老干部，协调新老干部关系
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没有团结的干部队伍，党的事业同样不能得到发展，党的组织也就不能巩固。对此，中央特别指出，“团结新老干部，提拔和教育新干部，建立新老干部间和协的相互歇息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于巩固党有一等重要的意义”[7]P580-581。
一方面，提拔与培养新干部。随着新的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军队的不断扩大，党在全国的组织就不断需要新干部的充实。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大批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党的组织会因为缺少新鲜血液而难以巩固，党的革命事业也会因此而停顿不前。以华北为例，“如果都要有八年以上党龄的人才能做县委、区委的工作，那末，在整个的华北就没有几个能担负县委、区委工作的同志”，因为那里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1936年、1937年参加工作的学生。也正是依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相当好。如果没有新干部，华北的根据地就建立不起来”[16]P179。为此，抗战开始以后，总政治部和党中央先后发出训令和指示，要求“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7]P403，“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的工作。”[7]P763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战以来，提拔的新干部包括“军（队）排长以上，党、政、群区级以上，总共有1000多人。……并供给了中央不少的陕北干部（100多人），同时吸收了一批有文化水平的外来干部，这是过去没有过的”[2]P343。
另一方面，努力协调新老干部的关系。这里提到的老干部，其实就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培养的干部。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这就必然产生一个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这种不团结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新老干部之间存在互相“瞧不起”的情况。老干部中的一些人，认为新干部太年轻，“你才参加革命几天，有什么了不起”。有些新干部也看不起老干部，他们把老干部看成是“土包子”，“我和你谈一谈马列主义，你懂吗？”[16]P181这种现象不仅过去在军队和党政部门中出现过，在抗战的环境中这一问题仍然存在。新干部和老干部，一个是会写没有经验，一个是有经验不会写。这就说明，新老干部非常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学习，共同提高。对此，中央明确指出，“老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去教育新干部，去领导与巩固新干部。新干部必须虚心的向老干部学习，重视实际经验，接近工农群众，锻炼自己的组织性与纪律性”[7]P581。只有新老干部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才能推动党的事业、抗战的任务顺利完成。
（四）提高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
党内生活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原则，决不能因为党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使党内生活有所弱化、有所损害。就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言，党内生活集中地体现为对党的铁的纪律的维护和遵循、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与思想斗争两个方面。
党的铁的纪律的严格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并不能因为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有所松懈，相反，正因为统一战线的环境，党内纪律更应严格的维持。这既是因为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又是因为只有纪律才能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纪律是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16]P196。为此，“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党员坚定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党员的义务，党员不仅要积极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7]P342。与此同时，中央也明确，党的纪律又是统一的，所有党员必须无条件遵守，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能的出党。这也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手段。                                    
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开展。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习气更容易侵入到党内来。因此，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与思想斗争，非但不能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取消，相反，应该纠正以往党内反倾向斗争中的错误，确保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中心内容在于注意党员的各种思想上的问题，纠正其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意识。比如，贪污腐化、袒护地主豪绅、不愿做革命工作、被人家收买、受人家训练、变节逃跑等等。因此，为了正确的开展反倾向斗争，就需要“在政治上理论上提高他们，使他们对革命的前途有个清楚的认识”；对那些经过教育仍坚持错误的，“必须开展正确的严厉的思想斗争，从思想斗争中去教育”；对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应给以纪律的制裁”[2]P355。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党的主要成效

巩固党的工作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化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学说与理论运用于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并认真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对纯洁党的组织、强化党内教育、协调干部关系、维护党的纪律，进而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整理了党的组织，纯洁了党的肌体
各根据地通过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使得那些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得以清洗，不作为的党员得以清除，保证了党的肌体纯洁。从整理的结果来看，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自1938年1月边区干部审查委员会成立以来，两年来，“党的组织经过了五、六次的审查，在整理与审查的过程中共洗刷了3180个阶级异己分子”。其中，边区中开除洗刷的叛徒26人、自首308人、勾匪67人、来历不明27人、逃跑90人、哥老会99人、宗教41人、贪污204人、烟赌93人、不工作301人、地主15人、其他112人；统战区开除洗刷的异己分子为1495人，而且自首者占到了60%以上；在军队中，开除洗刷264人，其中开小差的占80%，民团土匪占26%；在机关学校中，被开除的人数相对较少，只有38人，且大多数是由于贪污的原因。经过整理审查，使党内的隐患得以消除，提高了党的质量，使党的成分日益纯洁，也使党逐渐走向巩固的道路，这对于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革命斗争长期坚持是有极大裨益的。
（二）加强了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巩固了党的队伍
经过全党有计划的进行各种教育工作，不仅党员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党员对党、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还增强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具体而言，首先，经过识字教育，过去不识字的干部大都能识字，过去不能读报的干部大都能读报了，过去不能写报告的也可以写简单的报告了。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也给政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其次，通过党校与不定期训练班的开办，使党的新老干部都轮流接受了教育和培训。就陕甘宁边区而言，各级各类党校和培训班共培训4741人。其中，边校培训1259人，边区训练班培训2313人，各分区、县级训练班培训1169人。此外，还有送往中央党校和中训、陕公、抗大、女大、马列学院、工人学校、边中和鲁师等其他学校的872人[2]P345。再次，通过不定期的政治形势、党的任务以及重要问题的讨论，使党员干部对政治形势、党的任务及策略和路线都有了较好的了解，还使自身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提升。最后，通过经验教训总结、思想斗争的方式，使得党内的许多不良倾向得以克服，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得以纠正，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得以锻炼等等。
（三）提拔了大批新干部，促进了干部间的团结互助
在中央巩固党的指示下，在中央新的干部政策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一方面，干部构成发生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新干部比重大大增加。以一二九师为例，新老干部的比例是：“在工作人员中，老干部占百分之十七点二，新干部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七四；在政治人员中，老干部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新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一；在指导员中，老干部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四，新干部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四六。一二〇师也大致相同，新干部占全数的百分之五十六”[8]P163。由于新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也使得部队的文化水平得以大大提升，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军事素质以及工作能力，也都向前提高了一步。另一方面，推动了干部间的团结互助。通过配备与调剂各级干部，这就使得“有文化水平与没有文化水平的、新的与老的、当地的与外来的、内部边区的与统一战线区域的，使干部彼此得到帮助”[2]P343，极大地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四）维护了党的铁的纪律，确保了党的团结
严厉查处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是延安时期党为维护铁的纪律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所取得的重要成绩。基于新党员刘力功在安排工作时所表现出的和组织讨价还价、甚至拒绝执行党的决定，后经组织多次谈话教育仍不悔改的行为，中央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在全党范围予以通报。中央的这一决定，在党内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深刻反思。此外，党在这一时期还对黄克功、刘振球、肖玉璧等的违法乱纪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对于黄克功事件，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7]P565。对于肖玉璧案，《解放日报》曾给以专门评论，“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18]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开展，那些由于商业资本和富农经济发展，“而反映在党内所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克服”[15]P277。一些同志身上的毛病也被克服了，挽救了一些人，并使他们免于继续犯错，体现了党在思想上的进步。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党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巩固党的工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在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建立、党员教育方式创新、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内政治生活强化等方面为新时代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以切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进一步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确保党员队伍更加纯洁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19]P12。这一方面明确了除了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规定的个人利益和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难免受到各种不良思潮、不良习惯的影响，难免出现不合格的党员。那么，对于这些不合格的党员、对于这些“徒有虚名”党员，是纵容他们滞留党内，还是坚决予以清除，是党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延安时期，陈云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16]P129。对于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危害过党的事业的人，“应该严肃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如果他硬要那样做而不肯改正，就只有开除，以至法办了”[16]P185。
同样，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应对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必须同时做好严管“入口”和疏通“出口”的工作，需要在制度建设层面下功夫。党员之于党，犹如细胞之于肌体。建立健全常态化的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强化不合格党员的处置工作，及时果断地切除“病变细胞”，是党为保持队伍的干净纯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步骤。如何“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20]P65，从而制定规范、确立制度、形成常态，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明确界定标准。什么样的党员属于不合格党员，这需要一个界定的标准，而这个依据便是党章和相应的党内法规。其次，要明确处置原则。“对于一个普通党员，入党或被党开除出党，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15]P54，因而在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置上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和关心。再次，要严格处置程序。处置不合格党员，要经过支部认定、会议表决、党委审批、谈心谈话后再由组织作出处理决定。某个党员在组织还未做最后决定之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其他党员和群众中乱讲。对决心改正的不合格党员，在限期改正期间，其党员权利不受影响等等。只有这样，“党的肌体才会更健康，党的队伍才会焕发生机，党的力量才会更加强大”[21]P47。
（二）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着力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先进性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主线题中应有之义。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依旧存在。经受考验、面临危险，最根本的还是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靠的党员的先进性来保证，而党员的先进性则源于对党员的教育。延安时期，党内教育是被作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来抓的。党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在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教育工作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比如，《共产党人<发刊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和理论文章，对于党组织的巩固和扩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先进性亦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22]P616。新时代，面对深刻复杂的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应对影响自身先进性的复杂因素，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也是党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见，当下，加强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建设任务的紧迫性和意义仍旧十分重大。因而，各级党组织要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具体而言，首先，就是要通过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引导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科学思想入耳、入脑、入心，着力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并自觉做科学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积极传播者、示范带动者。其次，认真完成党员教育的七项基本任务，争做理想信念坚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遵守党章党规党纪、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弘扬优良传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着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好党员。再次，不断丰富党员教育管理的方式，既要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又要组织党员积极参加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既要及时汇报思想、交流心得，又要立足实际不断强化自身的理论修养。
（三）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形势的能力
干部是执行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而干部能力水平的提升则离不开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重视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每当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党总是号召大家加强学习。而每次的学习，又能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9]P178。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那就要增加知识，就要学习，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新的本领。此后，全党掀起了学习的热潮，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各级干部的政治水准和工作能力，还有效地巩固了党的组织。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如何营造新气象、开展新作为，如何切实开展“四个伟大”的光辉实践，如何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23]P109。为此，为了实现新时代党的奋斗目标，党员干部“必须更加崇尚学习、积极改造学习、持续深化学习，不断增强适应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的能力”[24]。诚然，领导干部要干好工作，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应该有侧重，有重点。具体而言，一方面，继续深化对党的理论的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为了更好地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就必须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共产党员的党性的突出表现便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为此，党性教育的重点就是要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并付诸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既要注重对先进模范人物的典型作用，又要将那些违法乱纪的事例予以及时通报，以便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党内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确保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要保障。延安时期，为了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便应对相持阶段到来后严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审查党员成分、强化党内教育、团结新老干部的同时，又明确提出了规范党内生活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使党内生活有所损害”[25]P259。意在向全党表明，对纪律的遵循和对思想斗争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重要举措，决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松懈。
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同样需要继承这个优良传统，并将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切实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腐蚀和冲击，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始终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纪律严明是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重要保障。政治纪律作为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对于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意义则更为深远和重大。这是因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所规定的“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机密”[26]等内容，对于从政治上巩固党是有着极大意义。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能不断前进。领导干部要首先开展实事求是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能够带头做到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便打消党员、干部的思想顾虑。工作出了问题，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的巩固党的工作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步骤。在此过程中，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在商品交换原则的大环境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继续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今后强化党员教育管理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是今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课题，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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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海龙：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6期；转自党史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