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华：“四史”文献基本目录及其研读

作者：仝华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5年第1期
原标题：研读党的文献，坚实学科建设根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设置和建设已历8年。进一步加强该学科建设，需要继续从多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而认真研读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是带有强根固基性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研读综合反映党的各个时期历史的系列文件选集或文献选编；充分重视研读其他多种形式的党的文献及相关权威研究成果；充分重视以科学的态度研读党的文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学科建设

自2008年4月2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发布至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已历8年。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需要继续从多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而认真研读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以下简称“党的文献”），是带有强根固基性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即对此进行以下探讨。

一、党在各个时期历史的系列文件选集和文献选编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今，在175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历程中，有94年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其间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已近88年，建立新中国已经66年。而党的文献是与党的历史相随相伴的，它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记录党的历史的“党书”。其中综合反映党的各个时期历史的系列文件选集或文献选编，则为我们从纵横交错的多向度系统了解和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系统的和最基本的依据之一。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发行的相关文献看，截至目前，可资我们研读和运用的党的这类文献，最重要的当属以下所列：
1. 反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册）。该文件选集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公开出版的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于1989年8月至1992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正式出版。分别收入各册“目录”的文献，起自1921年7月，终至1949年9月30日；分别收入各册“附录”的文献，起自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终至1949年9月29日（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
该文件选集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内部本的基础上编辑的，各册篇目都有所增加，编者广泛收集了每个文件的各种版本，经考证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刊印，是相关学者研读和运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该文献集共26册，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发行。其收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文献，包括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电报等。全书约1 350万字，收入各类文献3 600多篇，其中300余篇为首次公开发表。
这部文献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其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源于由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选集、文集、专题文集、历史资料集等，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公布的文献版本刊印的。
首次公开发表的文献，主要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各册分别收录的文献，起自1921年7月，终至1949年9月30日。其中第1册设有“附编”，所收文献为“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文献”15篇。起篇为1919年5月和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末篇为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第八节《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2011年6月16日，该书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在会上讲话指出，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力量弱小，但有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理想，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无数革命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历经艰辛和曲折，成功来之不易。这个历史进程本身，成为中国人民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最好教科书。要通过学习这部文献选编，了解党的奋斗历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2. 反映党在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历史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0册）。该文献集是“为了便于各级干部和有关专业人员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这十七年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系统地学习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2年5月至1998年5月陆续出版的。其含文献1 232篇，780万字；以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卷，以1965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转地质部《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收卷。所收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最基本的文件及批转的所属部门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些部门负责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以及通过报刊传达中央精神的重要社论等；还收入一部分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非正式文件和讲话记录。其所收的文献，大部分依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公布的版本刊印；一部分后来被收入领导人选集、文集的，依据选集、文集版本刊印。2011年6月，该文献选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共50册。该文件选集由中央档案馆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组织人员编辑完成，并由编审小组组织审定；2013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按照文件形成时间编排，共选收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重要文件4 569件，约1 600万字。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等作出的决议、决定、指示、通知、电文等，以及中共中央与其他机构联合发出的文件，部分与中央文件有直接关系的文电作为附件一并收入。这些档案文献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该文件选集把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于卷首，“作为全书的总说明，以帮助广大读者准确地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及其涉及的历史事件”。
3. 反映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的系列重要文献选编
该系列文献选编，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截至2015年9月，已出版的重要文献选编包括：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其收入了从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至1982年8月的中央决议、决定、指示、通知，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谈话、书信和文章等共104篇，79万字，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真实记录。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1988年5月出版。其收入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至1987年10月十二届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要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等共128篇，88.5万字。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 1991年10月、1993年12月出版。其收入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至1992年10月十三届九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共186篇，133.3万字。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1999年10月出版。其收入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至1997年9月十五大前夕的重要文献共212篇，158.2万字。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的文件、法律、条例93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报告、讲话119篇。
（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2003年9月出版。其收入从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11月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期间的重要文献共211篇，157万字。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发出的文件、条例、规划82篇，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和文章129篇。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2008年4月出版。共收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至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前的重要文献243篇，231.5万字。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作出的决议、决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等90篇，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和文稿等153篇。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2011年4月、2013年6月出版。共收入自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重要文献245篇，215万字，其中58篇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约55万字。其收入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至2014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的重要文献共70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决议、决定等25篇，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等45篇。其中17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上述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研究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分别以胡锦涛、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历史阶段，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接续奋斗情况的最基本的依据之一。

二、党的文献及反映党的文献内容的权威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伴随党的历史的发展，反映党在各个时期和各方面历史的文献种类繁多，形式纷呈。在此，主要列举以下几类文献。
1. 以李大钊为杰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基本著作。如《李大钊全集》、《独秀文存》、《蔡和森文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还有文学编）、《邓中夏文集》、《恽代英文集》等。
以《李大钊全集》（1—5卷，最新注释本）为例。该书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这5卷本所收李大钊文章的时间段分别是：第一卷为1912年6月至1917年2月；第二卷为1917年3月至1919年7月；第三卷为1919年8月至1920年下半年；第四卷为1920年下半年至1924年6月；第五卷为1924年7月至1927年4月，诗歌、书信、联合署名文章及译文也编入第五卷。
这部文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以及了解和研究与李大钊相关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或参考。
2. 分别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基本著作和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论述。如《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文集》（1—8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周恩来选集》（上、下）、《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1—4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7册）；《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任弼时选集》；《董必武选集》；《邓小平文选》（1—3卷）、《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中卷、下卷）；《陈云文选》（1—3卷）、《陈云文集》（1—3卷）；《江泽民文选》（1—3卷）；等等。
其中，党的十八大后，2014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中卷、下卷），共收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关于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民族、统战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特别是集中反映了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充。其中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正式公开发表。
需要说明的是，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文章、讲话及其他形式的重要论述，主要收入了《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3. 与上述党的文献密切相关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日记、书信、诗集、回忆录、年谱、传记等。如《杨尚昆日记》（上、下）、《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朱德诗词集》（新编本）、《董必武诗选》（新编本）；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杨尚昆回忆录》；等等。另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卷、下卷）、《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6卷）、《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卷、下卷）、《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下）；《刘少奇年谱》（上卷、下卷）、《刘少奇传》（上、下）；《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中、下）、《朱德传》（修订本）；《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邓小平传（1904—1974）》（上、下）；《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卷、下卷）、《陈云传》（上、下）；等等。
其中，《毛泽东年谱（1949—1976）》（6卷本），是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12月22日起在全国发行的，全书近300万字。该书主编为逄先知、冯蕙，副主编为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这部年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20位同志，花了10多年时间集体攻关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7年历程的年谱。其出版说明写道：“《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一探索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年谱如实地反映这一探索过程，既记述了毛泽东正确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决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也记述了他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害和教训。从这部年谱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这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到几乎是每一天的情况。”这部年谱的编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的统一，采用客观记述方法，编写者不做评论。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它所承载的大量的、多方面文献资料，值得我们充分研读和利用。
《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卷、下卷），是为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在全国发行。该书在2000年6月出版的《陈云年谱》（上卷、中卷、下卷）（全书127万字）的基础上，增补了近年来发现的有关陈云思想生平的许多新史料、新文献，全面反映了陈云的革命生涯、历史贡献、重要思想观点和崇高风范。修订本新增加了26万字，内容更加丰富、翔实，融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传记性于一体，是研究陈云的基础著作，也是研究党史国史特别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历程的重要参考书籍。
固然，年谱和传记并不等同于一手文献或其他层级的原始文献，但是，上述年谱和传记都是由党的权威研究部门依据档案材料和其他可靠资料编撰的，都程度不同地记载或反映了党的若干一手文献或其他相关文献。这些年谱和传记，均以多种形式公开发表，只要我们留心，都是可以充分研读和利用的。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重要著作和其他一系列重要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从时代和全局高度，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和阐发了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前夕，2014年9月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其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更好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为帮助各国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该书作了必要注释；为帮助读者了解习近平的工作和生活，收入了其各个时期的照片45幅。
5.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若干历史资料集。如《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1）。其由黄修荣先生主编，包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两个系列。第1—2、3—6，分别于1997年、1998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7—12，于2002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3—17、18—21，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宝贵资料，我们同样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的文献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认真研读和充分、恰当地利用这些文献，对坚实“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根基大有裨益。

三、以科学的态度研读党的文献

以科学的态度研读党的文献，这是从党的文献中汲取坚实学科建设根基宝贵资源的重要前提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分别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若干重要论述，同样适用于指导我们研读党的文献。其中特别是他们所强调的“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研读的重要思想。没有这一条，很难达到坚实学科建设根基所要求的研读党的文献之目的。不仅如此，研读党的文献还应重视遵循以下重要原则：一是重视尽可能完整地而不是片段地研读各个文献，以利了解各个文献的全貌，避免对其理解的片面性、随意性。二是要把党的历史文献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而不能脱离历史实际，要求其达到后来才可能达到的水平。三是要重视了解各相关文献的联系与区别，避免孤立地评价某个历史文献或其某些内容；要重视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鉴别，对误写的内容应准确地加以说明。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学风），曲解党的文献的原意。
党的文献蕴含了包括坚实“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根基的多方面的宝贵资源，值得我们潜心发现和汲取。在此，主要列举以下几方面。
一是汲取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从党的历史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这一反映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心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气壮山河的文告，表明了党“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坚定态度。也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作出了重大的导引性的贡献。在此后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众多革命英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贯长虹之气，感天动地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其培育的长征精神，无不蕴含着丰厚的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共七大所写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阐发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丰厚思想和践行成效，都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到永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和“革命理想高于天”思想的深刻阐发，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也为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级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更强大的思想支持。
二是汲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评价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提高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自觉性的宝贵资源。从党的历史看，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传播，对催动全党以此为指导进行伟大的事业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和抗日战争的锻造，在以延安整风为代表的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为全党树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指导下，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以及公正地评价“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三条“总的要求”。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一决议的科学性及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定力愈加彰显。
继此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分别阐发的相关思想，都对丰富和深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如何看待历史和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继往开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也为我们加强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级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托。
三是汲取党的文献中所记载、所展现的既错综复杂又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宝贵资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90多年的时间里，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做了三件大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所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谱写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接续奋斗的新篇章。这也为我们加强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级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实践依据。
总之，研读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是坚实“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根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让我们以更昂扬的开拓创新精神，以更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级学科建设，立足本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仝华 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