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英：清末商界“第一伟人”曾铸与中美工约风潮

摘要：为抗议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歧视和虐待华人的“禁约”，曾铸作为一介商董而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倡议者、联络者乃至领导者，以非凡勇气发起抵制美货运动，获得全国商界和学界积极响应，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随后又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联络人，与美国公使和总领事进行面对面交涉，开启近代商人外交之先河。曾铸在遭受生命威胁时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天下同胞书，赢得海内外人士普遍尊敬与赞誉，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他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而名垂青史。以往诸多论著对曾铸在中美工约风潮中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忽略以及有失偏颇的评价，均值得商榷。关键词：曾铸；商会；中美工约风潮；反帝爱国运动

爆发于1905年的中美工约风潮，又称“抵制禁约”或“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的方式，抗议美国强迫清政府续订虐待华人苛约的一场斗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从外交史视角看，以抵制美货的斗争方式，抗议美国强迫中国续订华工禁约，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商民外交的发韧。这场运动历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除发表了许多专题论文之外，相关论著和教材也都会有所论及，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著《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旅美学者王冠华著《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分别是不同时期研究这场爱国运动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报章以及时人编辑的相关书籍，都以大量篇幅提及曾铸，并且充满了钦佩赞誉之词。但以往的论著，尤其是论述近代商会的著作和论文，几乎都会强调上海商务总会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然而对上海商务总会如何发起并领导这场运动的具体史实却语焉不详，尤其是严重忽略了曾铸在这一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乃至对曾铸的评价也不无偏颇。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相关史实考察和分析曾铸在中美工约风潮中的表现与作用，对一些传统的观点与结论略予辨析。
一、曾铸“第一伟人”之称的由来及其生平
1906年，东吴人士王大纶为苏绍柄辑《山钟集》题写“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曾公少卿象赞”。曾少卿何许人也？身为一介商董竟然享有“伟人”之称，并且还冠为“第一”，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的至高荣誉。之所以如此，与其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密切相关。曾铸，字少卿，原籍福建同安，享年60。曾铸出生于商人世家。其父系“贸迁来沪”，因“秉性仁爱，旅沪同乡有事，恒乐赞助。乡人德之，公举董事沪南泉漳会馆”。曾铸之母则“治家有道，训子有方，恭俭慈爱，敦睦邻里”[1]。由于恰逢乱世，少年时代的曾铸未能入塾就读，14岁即开始学习经商。尽管他“幼而歧嶷”，且家境较好，无奈“值洪杨之乱，奔走避难，无暇读书，年十四从苏太翁子明公学贾”。不过，曾铸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终日勤劳，黎明即起，习字日以千计，笔法苍劲，自成一家，兼嗜画芦雁，栩栩如生。商余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若宿儒焉”[1]。19岁的曾铸出任祥泰商行经理，20岁成婚，生有一女一子。但几年之后，却“经商失败，备历艰辛”。后“适有乡人集资经商，聘府君理其事”，遂又步入商场[1]。重返商场的曾铸不久又遭遇家庭不幸，在接连经历了丧妻之痛后，才逐渐转入正轨，与此同时，曾铸也经商致富，“于嘉定购良田千亩，建瑞芝义庄”[1]。庚子年，“初定襄吕海寰、盛宣怀仿行西人红十字会，旋往南洋群岛运米平粜”，在沪上商界声名渐起，成为著名南洋贸易大商家福裕南号（后改名为德发行）的经理。除从事南洋贸易外，曾铸还相继投资上海的保险业、江苏镇江的造纸业和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甲辰年间，“南市总工程局向由官办，巡警道袁树勋改归绅办，铸多所规划，实树地方自治先声，尤以鸦片不除，中国无由争存，乃创设振武宗社，劝导自禁，一时支社踵起，报戒者达数万人”。另还“设商团公会，保卫地方，捐资三万金创办贫儿院，奉旨嘉奖并颁御书广学流慈额”。此时的曾铸，已成为旅沪福建商帮的领袖和上海知名商董。因乐善好施，“历年各处水灾，慨捐巨款，叠奖一品封典花翎候选道”[1]。此外，曾铸还具备一个明显特点，即“声带宏亮，有演说才。前清末叶风气虽开，各地皆有演说，然聚众数千人，而能全体一致鼓掌如雷者，要推府君之演说为最”[1]。正因如此，其在抵制美货运动集会上屡次发表演说，都受到与会者欢迎和称赞，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曾铸成为寓沪福建商帮领袖和知名商董后，一直热心于地方慈善与公益事业，尤为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为此积极参与各项相关活动，多方奔走，不辞辛劳，其晚年“商业虽发达，然绝对不营投机事业，故所入有限。生平除捐助施与之外，一不求书画古董，二不置金珠钻石，三不御轻裘肥马，四不喜赌博游戏”[1]。但对于慈善公益和地方公共事务却积极参与，并慷慨捐助，为人称道。不过，曾铸一生所从事的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并流传青史的活动，无疑是在1905年发起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
二、曾铸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
以往的相关论著之所以普遍认为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动者，主要因为发起这场运动的首次会议是在上海商务总会的会所举行的，并且误以为是上海商务总会主动召集各业商董举行了这次重要会议。据1905年5月11日《申报》报道：1905年5月10日沪上各业商董于午后“在美租界靶子路商会互筹抵制之法，由曾君少卿、戈君朋云登坛演说，大致美如坚持此约，则中国商民均相戒不用美货，以为抵制。继而公拟电致外务部……又电至各口商务局”“至致商部一电，则由杨杏诚（士琦）参议主稿，参议当时以为宜秘，盖犹循向来中国官场轨范也”。这篇报道的内容较为简略，只说明曾、弋两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以及向清政府外务部和各省商务局发出通电，但并未介绍两人演说的详细内容，也没有指明通电系由何人领衔发出，而且所说致电各省商务局和密电商部等与实际情况不无出入，实际上并未致电各省商务局，致商部电也并非密电，而是公开通电。苏绍柄汇编的抵制禁约史料《山钟集》对这次会议有较详细记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上海各帮商董因美禁华工事，特开商务总会集议对付之策。未刻，到会者源源不绝。迨座客已满，由曾君登坛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曾铸在演说中“提议抵制之法，大旨谓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其陈说办法甚为中肯，时在座绅商无一人不举手赞成。随后公议电稿，禀请外务部坚拒签约，并请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电部抗阻。又遍电各省商会，请为传谕各商，协力举行抵制办法。”[2]（P11）该记载未提及戈朋云也曾登坛演说，只说明曾铸在会上发表演说，具体提出以两月为期，如果美国不允删改虐待华工的苛约，即“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得到全体与会者大力支持，更为突出地体现了曾铸个人的重要作用。另外，本次会议议定向外务部、南北洋大臣发出通电，同时还通电各省商会请予响应。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个记载是较为可信的。正是因为这次发起抵制美货的重要会议在上海商务总会会所举行，而且在当时为数众多的商人团体中，也只有商务总会具有号召各业商董的影响力，故而在当时即有“经沪总商会集议，禁约不改，相戒不用美货，众论佥同”[3]，以及“此议创于上海商会，各省风从响应”之说[4]（P59）。对于这些说法，上海商务总会也未曾予以否认，而且该会后来也曾经多次召集各业商董商议抵制美货的具体事宜，并且与美国领事和公使进行交涉。另外，上海商务总会还曾表示愿与学界紧密合作，共同开展抵制行动，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却并非如以往论著所说“：上海商务总会作为运动的实际领导机构，最早行动起来，于5月10日召开各帮商董参加的特别大会。”[5]（P60）细加考察不难发现，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人在最先发起抵制美货的集会上并未起主导作用，并因此而受到外界批评和指责，相反是曾铸个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赢得社会各界普遍称誉：“公此次首倡义举，抵制美约，凡属同胞，莫不钦仰。”[4]（P39）当时，担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一届总理的是宁波帮著名商董严信厚，担任第一届协理的是粤藉著名买办商人徐润，宁波帮的另一商董周晋镳担任坐办。绝大多数论著称曾铸是上海商务总会第一届议董，但由于上海商会档案中并未保存第一届议董名单，其他史籍也均无记载，所以无从查考。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历任上海商会要职的赵晋卿，后来在回忆中谈及商务总会第一任议董名单，有祝兰舫、干兰坪、郁屏翰、朱志尧、谢纶辉、周舜卿等11人，其中并无曾铸[6]（P96）。另有论著也认为“在1905年抵制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曾少卿，这时只是上海商务总会中一名普通的成员”[7]（P112）。按照惯例，商务总会召集的会议一般都是由总理或协理主持，并且先由主持者阐明召集此会的缘由与目的，但查检各种记录本次会议的史料，均未记载商务总会的总理或协理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发言。因此，这次重要会议是否由上海商务总会主动发起并邀集各业商董出席，抑或是各业商董自行联合发起而假借上海商务总会会所举行，尚需仔细斟酌。就可见史料看，认为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举行这次会议的说法显得比较勉强。曾铸在上外务部书中曾说明约集各业商董召开本次会议的缘由：“窃铸等前因美定新约，禁止华工，波及士商，苛虐情形，惨无人理。梁使拒不签约，美遣专使直与宪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铸等不忍恝视，又恐力不能争，为此邀集各帮商董，于四月初七日特开大会，议定不用美货以相抵制。”[2]（P29）显然，其中并未提及是由上海商务总会邀请各业商董举行这次会议，而是曾铸等商董鉴于当时各方面情形，决心起而抗争，但又担心人少力薄，遂邀集各帮商董共同在商务总会聚议，希望得到各业支持采取一致行动。尽管此系曾铸个人之言，但各方面记载这次会议的史料均未提及商务总会是主动发起者，其领导人也未在会上发表过任何言论，与曾铸所说并无矛盾之处，从而表明曾铸之说应非虚言。如果上海商务总会并不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那么长期以来相关论著所说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动者这一结论也就难以成立。进而言之，这种长期沿袭的结论不仅夸大了上海商务总会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作用，也抹煞了曾铸个人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影响。确切而言，曾铸应该是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而且时人也普遍认为曾铸是这场运动的首倡者，认为：“吾公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凡有血气，义愤同深。”[8]（第7版）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系由一介商董所发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正是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以及后来一直广受称赞，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也可从另一方面佐证上海商务总会并非召集这次会议以及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并证明曾铸个人的重要作用。在清末，上海商务总会无论是发起召开商法讨论会，还是号召商人参加国会请愿运动，都是由该会署名向全国商会发出通告，而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通电却并非由上海商务总会署名。在本次会议之后向外务部、商部、南北洋大臣和各埠商会发出之各通电，全部都是由曾铸个人领衔。禀外务部、商部的公电全文如下：“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使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以舆情不服，众商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美念通商利益，必能就我范围。务乞坚持，大局幸甚。沪商曾铸等公禀。”禀南北洋大臣的公电内容相似，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其内容为：“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闻美使要外部续约，事关国体民生，切恳电部劝阻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大局幸甚。沪商曾铸等公禀。”致全国21埠商会的公电则主要是发布通告，请各商会积极响应：“商会鉴：美例苛禁华工，波及士商游历，现梁使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外部交涉，现沪商已合词吁恳外部暂缓签约，并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祈传谕各商知之。沪商曾铸等公启。”[2]（P27-28）由上可知，以往许多相关论著认为上述各电均由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的说法并不确切。也有论者意识到商务总会领导人未领衔发电，这种现象不合常理。但如通过考察之后，知道这次会议并非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召集，也就不难理解商会领导人何以未领衔发电。当时的商界人士曾对上海商务总会的这种表现提出过批评：“查四月初七日商会决议办法，传电各处，理应署上海商会四字，乃既问领衔，众有难色，曾少卿义愤激发，遂慨然独当发起之任，于是海内外函电交驰，皆知有少卿而不知有诸公。”[9]（第11版）实际上曾铸并非想出风头争当领衔之人，而是在商务总会总、协理和议董疑虑重重的情形之下，才主动“独当发起之任”，从而使电文得以顺利发出，由此进一步体现了曾铸的作用与影响。不过，由曾铸领衔发出的各电，经由与会商董讨论通过，除说明“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之外，还特别强调了商界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是“伸国权而保商利”，表明当时的商人已经意识到国家权益的保全与商家个人利益的得失紧密相联，商人能否生存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存亡不可分离，从而将维护国家主权和维持个人生计密切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增强。“伸国权而保商利”，既是此次抵制美货运动的目标，同时也可以说是近代商民外交的响亮口号。如果说抵制美货运动开启了近代商民外交之先河，那么曾铸则称得上是肇始近代商民外交的第一人。他不仅在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首次会议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随后也在许多重要环节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1905年5月14日沪上福建帮商董在泉漳会馆集议，仍主要由曾铸发表演说，阐明“婉曲告知寓华美商，此次华商与美停交，实出万不得已，请其电达政府，挽回定例。如其不听，二个月后一律不买美货。演说毕，众皆拍手赞成，当即传电通商二十一埠，一律照办。”[10]（第8版）很显然，曾铸已注意到当时美国实施的虐待华工之策，主要系由工党推动，其实际后果是害人害己，而抵制美货实乃迫不得已的应对之策。曾铸还在演说中提出五条具体抵制办法，分别为：美来各货一概不用，机器等一应在内；美船揽载，华人不应装货，各埠一律；美人所设学堂，华人子弟不应入堂读书；美人所开之行，华人不应聘为买办及通译等；美人住宅所雇佣工，劝令停歇，疱御等人一概在内[11]（第3版）。不仅如此，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全国各大小城镇与运动发起地上海之间，函电纷驰，遥相呼应，而担当联络人这一重要角色者也主要是曾铸。自从抵制美货的通电发出之后，各地商会和商人纷纷复电表示响应。值得注意的另一细节是，这些回电注明的“启者”多是上海商会曾铸。也即回电虽然大多是发给上海商务总会，但具体接收人却不是商会的总协理，而是曾铸，这种情况也极其少见。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发起抵制美货的通电是由曾铸领衔，而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总、协理具名，各地回电自然也致送曾铸，只是在前面加上了上海商会之名。甚至连同乡京官也致电曾铸，告知“各埠聚争美约，极为政府及各国重视，办法宜截清界限，议约归官，抵制在商。美使如不践约改良，实行前议，弗懈众志”[12]（第2版）。实际上当时的曾铸并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重要领导人物，这种情况不仅在此前而且在后来均属例外，因为外埠商会发给上海商务总会的函电，接收人都是上海商会的主要领导人，不会是普通商董，这个细节也进一步体现出曾铸个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此外，各地商会和商人向上海方面了解运动进展和协同进行办法，大多也是向曾铸致电咨询。如汉口商会电：“商会曾少翁电悉。不定美货，各帮许允，详细章程，乞函示。”庐州商会公电：“总商会曾君少卿等鉴：庐州商会成于廿六日，开第一次大会，抵制美约事，由会员提议，全体赞成，诸希详告遵行。”[4]（P25，26）作为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联络人，曾铸也不断复函复电各地商会商人。据民国《上海县续志》人物录有关曾铸的记载：“甲辰之岁，美虐华工，倡议抵制，全国响应，往来函牍多至二十万言。”在抵制美货运动期间，曾铸还与清政府外务部等衙门以及地方官府也多有沟通联络，曾经数次上书外务部禀告与美国领事和公使的交涉经过。这期间可谓曾铸一生中最为紧张繁忙的阶段，乃至因此而积劳成疾。因此，国内社会各界无不视曾铸为抵制禁约运动的领袖，认为“执事于禁约一事，领袖其间，爱国之忱，尤为士民所钦仰”[13]（第2版）。另外，海外华商中的有识之士也均视曾铸为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领袖，不仅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主动寄来经费以表支持。但曾铸多次明确表示所需经费自行承担，请海内外志士无庸汇款，并将收到的款项予以退还。他曾在致檀香山会馆函中说明：“顷接赛会公司方郡守六交到电洋三千元，以为抵制办事之用，祇聆传示，钦佩不胜。惟兹事所需，鄙人前已声叙，不烦二人，故不敢照收。除将原洋三千元仍交方君电还外，登报鸣谢，并志海外同胞公谊。”[14]（第7版）同时，曾铸还在报上刊登致海外各埠函，说明“叠承海外各埠汇寄款项，以为拒约办事之用，但敝处一切用费，皆系自备，故来款悉交由原人汇回，特此鸣谢，以志高谊。”[14]（第7版）可知曾铸担当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人和联络人，不仅付出了大量时间与精力，而且还自行承担相关费用，谢绝热心人士的捐款，确实令人尊重与敬佩。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之所以没有积极主动地承担发起抵制美货运动重任，也没有勇气公开署名向外务部、商部以及全国各埠发布抵制通电，主要是因为商务总会的不少议董长期以经营美货业务为主，而抵制美货将使其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虽然在当时工商各界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高涨的氛围下，商务总会的这些议董对抵制美货不仅未予反对而且表示赞成，但其内心仍一直充满民族大义与自身经济利益得失的纠结，直至两月限期届临在商务总会讨论正式实施“不用美货”行动的会议上，依然反复纠缠于所谓“不用美货”与“不定美货”的争论，无非是想使此前已经购进之美货能够得以继续销售，从而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受此影响，上海商务总会自然很难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由勇于担当的曾铸一人义无反顾地肩负了重任。难能可贵的是，曾铸本人却并不认为抵制美货运动系由其一己之力所能发起，反复强调是商务总会及其众多议董之鼎力所为。他曾针对外间各种批评商务总会的议论与说法公开发布一函，解释抵制运动的具体发起情况。全文如下：赐书诸君鉴：工约问题发起以来，接奉本埠外埠来书，日必一二十起。毁者固不乏人，而誉者实居多数，功归一人，仆实耻之。日来有多数来函，指摘宁帮商董，不遗余力，仆之过也。市名掠美，君子不为。仆诚不肖，亦尝奉教。君子乃掠美不彰，如奉教何。按此事发起，厥维商会，而商会商董，宁人又居多数，如严君筱舫、周君金箴、朱君葆三、苏君葆笙、李君云书等是也。当发起时，仆与诸君商而后行，所以领衔发电，仆居首名者，不过为人所举耳，初无彼此之意存乎其间，外间不察，遽加訾议，仆实愧之。愧名实不副，有负奉教也。闻之居名求实，实则如此，而名竟如彼，若不亟为声叙，以告同胞，仆将得罪名教。阅某某来书，旁敲侧击，八面盘旋，万一我不登报，而本人送登，是则仆不特得罪名教，且恐或有人从而播弄，仆一人不足惜，其如合群公事何？严君等素明大义，事不为嫌，而空穴来风，或有影响，敬告同胞，畴昔之事，仆不过因人成事，誉固不敢，当毁亦有所不受。事已大定，此后为所当为，人人各行其是，尽其天职，即所以符人格，如此可也。[4]（P36-37）此函表明，由于宁波帮商董控制的上海商务总会在最初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引起外界许多批评和指责，而对曾铸则赞誉有加，由此也导致部分宁波帮商董对曾铸心存不满。因此，曾铸在公开函中竭力说明抵制运动非其一人所能发动，“此事发起，厥维商会”，且其个人之所作所为，事前均与主持商会的宁波帮商董“商而后行”。至于领衔发电，则不过是受人推举，不能掠众意之美，并为引起外间对宁帮商董的批评深感愧疚。可以说，这封公开函体现了曾铸谦虚磊落的人格与品行。其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领衔发电是需要勇气的，曾铸后来曾描述：“当四月初七之在商会集议也，决议相戒不用美货，众议既同，传电各埠。杨京卿谓传电必需领衔，请问谁愿领衔者。各董逡巡却顾，重有难色。仆激于义愤，挺身捶胸而前，谓杨京卿曰：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众皆拍手赞成。”[15]（第3版）如此勇气与精神，不能不令人赞叹。
三、曾铸及沪商与美国公使、总领事的交锋
曾铸个人以及和沪上商董一起与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驻沪总领事的直接交锋，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无先例，可以反映近代早期商人外交的具体情况。而在此过程中，曾铸同样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自上海商人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报章舆论也大加赞扬，很快就产生了显著影响。《申报》1905年5月17日发表的文章阐明：“商会各董已于前日集议，力筹抵制之法，次日广帮各商又会议于广肇公所，未几建帮各商又集议于泉漳会馆，此外如公忠会、人镜社亦皆定期演说，以谋抵制之法……记者观于此事，不禁深喜吾中国之民气尚能如此固结，如此发达，当亦通商互市以来，绝无仅有之伟大举动也。”而民气之发扬光大，足使外人知晓：我国“政府可欺而吾民不可欺，政府可诱而吾民不可诱，政府可胁而吾民不可胁。压力愈深，则反动力愈大。倘逼迫过甚，其起而反对者，必于彼有大不利”。美国新任驻沪总领事也深知其影响，为了防止抵制美货运动蔓延，匆忙照会上海道，“大略谓：在沪华商集约抵制敝国禁止华工续约一事，多有误会，望贵道约日传集各帮领袖至洋务局，本代总领事当亲莅明白区示，如有函禀，亦愿代达本国政府，万勿徒事纷扰，致碍大局。”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也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设法禁阻商人抵制美货行动。1905年5月21日，美总领事劳治思邀请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徐润、周晋镳、李云书、曾少卿、邵琴涛等商董在总领事署洽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也到场。这是上海商务总会商董与美国公使和总领事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柔克义首先假惺惺地表示：“外间近日颇有敝国续定苛约，腾为口实者，然其实并无此事。本政府拟定续约，极欲改良，务使两国均沾利益，外间所说似有误会。按续约须由下议院议准，然后签允，为时当在六个月后。今议抵制，殊非其时，且敝国与贵国睦谊最敦，商情亦素所最洽，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面对这种说词，曾铸当即予以反驳：“续约改良，众所愿闻，然旧约有苛待明文，而流弊如此。至两国交谊，则诚如贵公使所云，久为敝国上下所公认，然贵国所以不以平等相待者，盖非本意，工党为之。仆于书肆购得华工禁约记，特专呈阅，所有历届约章，以及种种苛待，言之极详，窃愿贵公使一为流览。”对于曾铸的当面诘问，柔克义不得不再次表示：“禁约改良，容当商榷，不过稍待时日，而不用美货之说，贵商董当体两国政府平日交谊，劝谕众人千万不可纷扰。”洋布业商董苏葆森指出：“贵国洋布，仆销最多，各货有定至年底者，贵公使顷言签约尚待六个月后，当非虚语。然贵国一日不定约，即华人一日不定心，不必不用美货，即此逐步减销，于仆即大有不便，何能待至六个月？”上海商务总会座办周晋镳最后阐明：“贵国本文明国，所以不满人意，授人口实者，不过偏护工党耳，诚如公使所云，完全文明贵国，当为天下公认。”[16]（第3-4版）相比较而言，曾铸的言词最激烈，态度也最坚决。外国公使和总领事与中国商董像这样直接面谈交涉中美两国续约的外交事宜，可谓前无先例，体现了商人影响力的极大增强。近代中国的商民外交也由此而发端。当日下午，针对与美国公使的交涉，上海商务总会“集本埠绅董再议美国华工禁约，到者约二百人”。先由方守六演说在美了解之相关情形，痛陈“美例日苛，我让一步，彼即进一步，此约原为限制华工而设，今乃波及一切华人，若此次不争，后果不堪设想，望同志诸公坚持到底，不可错过机会”。继由曾铸演说，除报告上午与美国公使交涉经过外，特别阐明“中国向来与外国交涉，均不令民间与知，此约无论迟早，倘我政府贸然遽行画押，则民间必实受其害。故吾人必须向此层留意，设法预为防备”。这番演说揭示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在外交上长期存在的弊端，并阐明需对美国公使所说预加防范。张少塘随后在演说中提出：“美约关涉工商，政府当将此事始末宣布，各工商同筹抵制之策，提议宜电美国询悉此届续约实在办法情形。”曾铸遂又再次登台，“问众意宜否发电，座中无不举手赞成”。最后，与会者纷纷表示一定要“坚持初议，众志成城，万勿虎头蛇尾，使外人此后愈轻我国”[17]（第4版）。不难发现，几乎在所有抵制禁约集会上，曾铸都是最为积极活跃的一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曾铸以及上海商董的上述抵制行动，旅美华商不无感激之情，致电表示：“抵制事请力持到底，美洲十万同胞叩谢！”美国驻沪总领事在与商董会谈之后，又按驻华公使之意，函达上海商务总会并致送有关续约之华文略说，企图采用哄骗手段，阻止中国人民开展抵制美货运动，曾铸等多数商董当然不会受此蒙骗。为使外务部及时了解沪商与美公使和总领事交涉的相关具体情况，不被即将到京的柔克义之言词迷惑，坚持官民合力抵制，曾铸还急忙上书外务部，说明：“查柔克义即日来京，深恐到部晤商，又作权词，转多周折，为特赶将铸等与美使柔克义问答情形，及美使译送华文略说，汇缮清折，连同美领事原函两封，一并呈请俯赐鉴核，以便美使到时，相机对付，若不就我范围，铸等已与所说过二个月后不用美货，万不能候至六月以后，务求据情力争。”曾铸预想到柔克义到京之后，势必会以种种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改约要求，向外务部表示“设或美使与铸等所说到京不认”，需有应对之策，可由“铸等抄送各日报，分别刊登，布告各埠商董，以期合群抵制。美势虽强，当亦稍知转计。至美使到京，务求促令赶紧改良，并明言此次约本必须寄予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美使迫于公论，并经宪部一再磋商，当不至如前梗议。”[2]（P30）从上书内容看，曾铸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外务部支持，达到全国商人抵制禁约的目的。不出曾铸之所料，柔克义到京后即以种种花言巧语要求外务部阻止商人不用美货，但外务部回复照会表示“华商建不购美货之议，诚非无因”，委婉地拒绝了柔克义的要求。但此后不久，报载沪上商董公宴美国新任总领事等人，互议美约。从相关报道中并未看到曾铸参加了这次宴请，但因有商董向美总领事表示：“商董等今惟恪遵贵公使明教，静候二月后改良可也。”[18]（第4版）结果外间生出种种传闻，以至曾铸也受到连累。“有谓受美甘言所饴者，有谓中美缓兵之计者”，曾铸甚至收到“某君来函，竟有苟非受人贿托，当不遽变初心之语，为之错愕”。为此，曾铸不得不登报申明：“工约不改良，士商不优待，铸将何以自明？此问题不能不预为声叙。美使柔君二月以后，如果不践所约，惟有照行前议，专设总会，联络各埠，实行抵制各法。上海应用会费不烦二人，如变初心，有如皦日。”[19]（第2版）稍后，曾铸又在报上发布复杭州士民函，对抵制禁约的相关具体情况予以解释，并重申万众一心，实行抵制的坚决态度。由此可知，曾铸以极大的勇气首倡抵制美货，为之辛劳奔走，与各方斡旋，虽受到广泛赞誉，但同时也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并要面对美方的巨大压力，处境十分艰难。尽管如此，曾铸仍不改初衷，勉力继续坚持。但至1905年7月上旬，报章又登载坊间传闻曾铸已同意展期六个月实行不用美货，称“上海商会诸董有再展四个月，俟六个月期满实行之说，并闻已商之曾少卿，业经定议”。展缓六月实行不用美货，原系美国公使柔克义与上海商董交涉时提出的要求，因而这一传闻再度引发对曾铸的非议，并且沸沸扬扬蔓延至全国各地，外埠士商也不断致电或致函向曾铸提出质疑。面对不实传闻，已经心力交瘁的曾铸不得不再次在报章登载公开函，表示“报载有鄙人已允展期不用美货异闻一则，不胜诧异”，并阐明“二月之约乃鄙人于四月十八日在美署与美使柔君等而订，虽美使有二月不及、缓六月之说，鄙人并未允许。而不用美货之议，风传海内外，众意佥同，正在盼候期届实行抵制。”这封公开函还透露：“上月杪忽有当道电阻开会之事，要知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关涉，然则政府虽欲阻止，恐亦无从措辞。阻止之道，充其量不过阻止开会而已，不能强令人人定用美货也。”面对压力的曾铸最后在公开函中“敬告海内外同胞，六月十八两月期满，鄙人当函致美署，声明期届，一面登报广告实行不用美货之议吁，初心未变，阻力忽来，我同胞有何善策以济吾，穷子日望之”。报章在发表这封公开函时，所附编者按语称：“曾君已允展期不用美货之说，昨已传遍官商，本馆既有所闻，不得不记之于报，以为天下怪诧之事，竟有如是者。兹得曾君来函，始知展缓不用美货限期，曾君未曾允许。窃意曾君当集议此事时激昂慷慨，颇具血诚，想断不致遽易初衷，忽置同胞于不顾，海内志士，幸勿灰心，请随曾君之设施，实行抵拒之政策。”[20]（第2版）屡屡出现的这些有损曾铸声誉的传闻和谣言，再次表明曾铸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与压力，而在各种困难与压力面前坚持不改初衷，更体现了曾铸值得称赞的坚韧品质。因此，这封公开函见报后，本埠外埠人士又纷纷致函曾铸表达敬仰之情，对于当时的曾铸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与鼓励。1905年7月10日曾铸致函美总领事劳治思，说明“改良工约一事，自与贵国公使暨贵总领事面订后，日接各埠函电，多所责备，曾择要钞登日报，想早鉴及。现在二月之约将届，若不开示改良办法，仆又将受各埠士商责备。查买卖交易，本应两相情愿，如果工约不满敝国士商之意，因而不买贵国之货，不独贵国不能过问，即敝国政府亦断不能强令购买，盖买与不买人人自有权……请贵国公使迅示改良办法，以便电传各埠力劝照常交易，如其不然，惟有各行其是。”但劳治思只是答复“即电达柔公使，一俟接到复电即行奉闻”。稍后，上海道在商务总会的催促之下，也向美总领事询问禁约改良之切实证据。劳治思在回复中仍以美国议院正值停议期，需至年底开议，坚持要求以六月为限，并说“彼此立约，本有欲使此后更加亲睦”，如“十八日停用美货之说果确，该会求速而反以致缓，因事既决裂，该约成立之期转未可必。希即……仍照前议，以待新约之成，如必欲强而致之，则非本总领事所敢预知也”[21]（第2版）。美国公使柔克义则仍试图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实施不用美货，“照会外部请电致各省督抚，一体禁阻”。外务部照复：“商民合群抵制并非无因，实非寻常聚众会议者可比，未便压制禁阻，惟有婉为劝导之一法。”[22]（第3版）1905年7月20日，曾铸提出的二月限期届临。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业商董举行大会，“钱业董事谢君谓不用美货可展缓四个月，而不定美货则从今日始，庶几已定之美货仍可销行等语，大众不以此说为然”。见此情形，曾铸即“登台演说开会宗旨及与外人交际之事，并勉诸华人努力合办，以实行抵制”，使大会转为讨论实行不用美货之主题。接着，“由戈君朋云演说美虐华人之可愤，后由叶君浩吾演说不用美货、不定美货宜合力并办”。其间有邬姓商董“演说不定美货之难，未及五六语即为众人所斥退”。最后，“各帮签名毕，即拟定通告全国三十五埠电稿，遂散会”[23]（第2版）。至此，抵制美货的行动正式开始实施。可以看出，在二月限期届临上海商务总会举行的这次大会上，有部分商董对于是否按期实行不用美货持不同态度。在沪学会召集的各界公议实行不用美货特别大会上，并无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全体与会者群情激昂，态度坚决，认为“不用美货，系我人自主之权，无论美人不能干预，政府亦不能禁止，故此为至容易之事，无须商量者。又痛言天下只有自立，决无依赖他人之道……在座一律举手，决议即日不用美货，并助各商业共筹处置现存美货之善后办法，拟稿送由商务总会电致外部、商部及各埠。”[24]（第2版）在上海商务总会举行的大会上则相继有商董提出将不用美货期限再缓四月，或将不定美货与不用美货分开进行，使“已定之美货仍可销行”，只是在曾铸发言以后，得到绝大多数商董支持，大会才通过了即日不用美货决议。就在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业商董举行大会的当日上午，曾铸曾再次与美总领事劳治思当面进行了会晤与交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曾铸的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改变。但有的论著却认为这次面谈是曾铸为了寻求妥协，实乃误解曾铸之意。会谈中劳治思一开始仍然强硬坚持应以六月为限，声称“敝国开会时在十月，刻非其时，奈何强人所难？”曾铸回复：“事有常变，不能概论。即如四月十八日贵署之会，是日适逢礼拜，仆于礼拜向不办公，所以违而应招者，亦以事关重大，不敢不到。譬如贵国属岛有人袭取，必候开会定议乎？抑即遣兵轮乎？”劳治思强词夺理地说：“此乃警事，与和约事不同。”曾铸答曰：“寻常和约，静候开会是也。此次之事，岂寻常乎？政府不能争，民人起争之。按照约满年限，应于上年开议矣，何必今日。”面对曾铸的驳问和坚决态度，劳治思只好转而说明：“此事敝国近已改良，况昨日敝公使来电，亦欲早日定妥。”曾铸遂要求劳治思“写一凭字与我，当为传知”，劳称不便写此凭字，请求曾铸“劝商民弗与敝国为难，静候政府办理”。并说“换约有非他人所能参预者，本领事深恐牵动大局，有碍邦交，故不惮言之谆谆”。所谓“牵动大局、有碍邦交”，是美国公使和总领事一以贯之的恫吓之词，曾铸针锋相对地阐明：“此次之事，办法文明，不愁牵动。此非一人私言，不见各国报章乎，堪称抵制文明，亦既报不一报矣。至于换约静候政府，此言是也。然而不用美货，人各有权，不特贵国不能干预，即敝国政府亦不能勉强，所谓人人自有权也。”此番答词可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曾铸对外交涉的能力与胆量。最后，无可奈何的劳治思只能对曾铸说：“此事君能发起，必能收拾。”曾铸回答：“火点而即扑易也，一经燎原，收拾不易。且近来敝国商民颇饶热力，极讲合群，恐非空泛之言，所能排解。”[25]（第2-3版）从上述面晤交涉的全程显然看不出曾铸有任何妥协之意。综上所述，作为一介商董的曾铸，在与美国公使和驻沪总领事交涉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不断受到美方的威胁，也曾被传闻与谣言中伤，但他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态度坚决地主张“伸国权而保商利”，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删除华工禁约中的虐待华人条款。尽管多次交涉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但仍不乏意义，不仅体现了曾铸个人非凡的能力与影响，也开创了近代中国商民外交的先河。报章刊登了上述曾铸与劳治思会晤交涉的详细情况，有识之士阅后十分感慨，特地致函曾铸表示：“阅报载公与美领事问答，言皆有物，无一不为海内苍生计，有此胆识真无伦矣。”[26]（第3版）还有的称赞曾铸“不辞嫌怨，不避艰险，数与美领事磋商辨难，不激不随，不亢不卑，深合文明办法，早为各国所公许。”[2]（P442）
四、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及时人评价
不用美货自1905年7月20日正式实施之后，整个抵制行动很快即发展至高潮。“海内外通商各埠，内地城乡僻壤，凡商界学界女界工界，闻风兴起，接踵开会，国民合群，于斯为烈。尤难者戒用美货，万众一心，电费会资不惜巨帑，文明抵制，照耀环球。”[2]（P13）8月11日，曾铸突然在上海各大报同时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引起全国舆论高度关注。以往有些论著认为，这是曾铸受到生命威胁而不得不退出抵制美货运动的告别书，体现了商人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其实，这种传统结论也是很值得推敲的。曾铸确实在《留别天下同胞书》中坦陈自己遭遇了生命威胁：“初八日得某某密函，有谓某等闭门私议，已定害公之策。大旨不外运动当道，恐吓政府，有虽糜巨万，在所不惜之语，并引林文忠巳事为证。函凡千二百言，有谓运动各领事，谓华人团体若成，势将不利各国，若不猛予力压，欧西之人窃恐不能安居中土……初九日有素不相识之客二人来一见，请间叩其来意，除大旨与初八函告近似外，详言某等私议图害情形，历历如绘……二君将行力劝暂时走避，若不走避，万难免祸，并谓公一身关系全体，不可轻于一掷。言次泪随声下，仆亦为之酸鼻。”何人在当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欲谋害曾铸，至今我们仍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曾铸并非畏死之人，更未因此而退缩。他坚决地表示自己当初领衔发电时，即已昭告“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既以一死许之，今日从而避之，有此理乎？且仆一人畏死，更惹全球轻视，谓中国人性质不过畏死而已。轻视如故，残贼如故，奴隶如故，牛马如故，固不消说，而仆遂为天下罪人矣”。此时曾铸仍坚定地向国人阐明：“死于美人，死于业美货者，皆仆正当死法，虽死犹生，死无遗憾。所不能无耿耿者，仆死之后，我同胞既畏外人恫吓，又畏政府压制，团体因而解散，此后二万万方里任人分割，四万万同胞听人残贼，既无复成人格之一日，又无挽回国势之一日，此则九泉有知，死有余痛者。”曾铸告诫国人：“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若贻各国以不文明口实，则我死亦不瞑目也。”[27]（第3版）通观留别书全文，丝毫感受不到曾铸有担心自己生命危险之虞，相反处处显露出死而无憾的坚定决心。《留别天下同胞书》发表以后，曾铸的声誉并没有因此受到不良影响。“中国各埠志士，来函慰藉者，日必数百起，皆国民精神热血之所萃。”[4]（P51）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无人批评曾铸临阵退缩，更无人指责曾铸是胆小畏死之人，而是对其赞誉有加。“昨阅日报，得公留别天下同胞一书，觉字字从侠肠流出，笔笔出热血写成，慷慨激昂，竟不觉五体投地。呜呼曾公！人谁无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公为天下公益死，亦复何憾？况乎死生有命，若不当死，虽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不能我害；若其当死，虽处广厦之中，重裀之上，左扁鹊而右和缓，亦难幸免……自留别同胞一书出，而天下之志士愿为公死者有人，愿继公起者有人。”[28]（第7版）随后，报载生挽诗联接连而出，总计多达百余首。例如：“从廿世纪初建立大猷救困扶危勋业直同三不朽，合卅五埠力结成团体舍生取义姓名应播万斯年。”又如：“抵制为华工协力合群与四百兆同胞争成人格，图谋凭若辈甘心待死俾五大洲翘首共仰公名”[2]（P522）。这些评价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却都是对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的高度肯定。众多慰藉来函大都强烈谴责威胁谋害曾铸之人。有的指出：“读留别天下同胞书，为之肃然起敬。夫抵制美约，戒用美货，公以热血苦心，为天下倡。不意事至今日，竟有因此而欲中伤公者。此等人全无心肝，甘心媚外，我辈羞与立于天之下地之上。”[4]（P50）有的正告欲谋害曾铸之人：“即杀尽我四万万同胞，亦不能改变初心，反而思之其尚有一点之天良存乎否乎！”还有的发出警告：“欲祸人者，一旦败露，国人将共死之，不足祸人，而适以祸己也。”显然，对于向曾铸发出死亡威胁者，社会各界均表示愤怒与谴责。其次是对曾铸大加赞扬，高度肯定其言行。有的认为“吾中国何幸，得此磊磊落落，光明俊伟，有生不恋，视死如归之烈士。”[4]（P50）还有的表示：“读阁下留别书，淋漓慷慨，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也。”文明拒约社18位发起人发表《敬告天下同胞》，阐明：“曾公欲牺牲一身，以救同胞，设有不测，我辈誓继公志，不死不休，愿我四万万同胞，宁学曾公死，毋学奸商生。”[29]（第7版）显而易见，这些评价对曾铸发起抵制美货的作用与影响较诸一般人都看得更高更远。再次是对曾铸给予大力支持与声援，表示将坚持斗争到底。绍兴士商致函表示：“读留别书愤甚，抵制美约为吾人固有天职，今公只身犯难，果不测，吾绍誓更坚持，公勉之。”有的阐明：“公死海内外同胞未必尽死，人心一日不死，美约一日不改，则前仆后起，必有继公者。某等虽无公之才望，亦愿牺牲其躯壳，憔悴其笔舌，尽力之所能及，以补公志之未竟。”[4]（P50）还有的则表示：“曾少卿虽死，必有继曾少卿而起者。不用美货，国人皆公认实行矣。曾少卿死，而不用美货者固在；曾少卿死，而国人不用美货之心益坚。”[30]（第3版）这些来函使曾铸深感欣慰，并为此公开发表一份致同胞书，表示：“读赐书为之狂喜，喜同胞进步，近来有如此其速也。仆未必死，即死矣，人人求已，何患国势不张？若如人后所云，仆不愿闻，请观留别书不必与死我者为难语，便知仆意。此两日日接百函，函皆带血，呜呼！曾少卿可以死矣，万一不死，美约改良而后，尚当汇刊来函，以志热诚。”[31]（第7版）需要指出的是，曾铸在《留别天下同胞书》中并未流露出退隐之意，而且在此之后他实际上也并没有完全退出抵制美货运动。紧接着，他又就中外日报馆围绕不用美货提出的诸多质疑在报上予以详细答复，并说明“贵报为不定美货事，予发起人三日限答，仆将就死，尚有何言以答明询乎？然三日未死，则不敢故违雅令。”[32]（第2版）此时的曾铸面临着更多来自美国和清政府的双重压力。美国公使柔克义将曾铸视同眼中钉，称之为“首创抵制”的祸首，一再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将其革惩。外务部一方面迫于美使压力，另一方面也担心抵制美约激成民变，接连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对曾铸予以惩处。周馥深知曾铸当时威望极高，且民众愤激，如对其予以惩处将会产生相反效果，遂致函外务部表示：“查曾少卿为人，急公好义，众望素孚，此次相戒不用美货，众人公共决议，渠不过为发电主名，若遽革惩，恐众怒难犯，转致滋生他变……若如柔使所请，徒用压力革究一二人，于事无济。柔使曾久处华，情形较熟，谅能深悉也。”[33]（第2版）由于周馥并未按照外务部之意革惩曾铸，报章称其“深知大体”。实际上周馥是不愿因惩处曾铸背负骂名，暗中电令上海道袁树勋设法迫使曾铸离开上海。袁则认为曾既不惧死，何患其他。“美领事初欲拿办，嗣以公论所在，未敢肆意。且曾早辨一死，安肯以避祸贻笑于人。若劝令他去以为保全，无论曾少卿不肯行，就令勉承宪意，流言蠭起，转为震动”，唯有“示之镇静，上下相喻于无言，实为两全之策”[34]（P210）。不容否认，此后的曾铸不再像从前那样极其活跃，抵制美货运动也慢慢地趋向于低潮。曾铸后来曾解释说：“抵制美约，由鄙人领衔，振臂一呼，全球震动。迨夫八月，戛然中止。外人不察，有谓虎头蛇尾者，有谓为德不卒者，皆非知我者也。按当时鄙人适为商会总理，商会隶属商部，遵奉谕旨，分所应尔。”[35]（P38）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满意，体现了曾铸存在的某些不足。但也要看到，在此之后他同样每日收到海内外各埠众多函电，并予以回复。直至1905年12月，曾铸仍为抵制美约事致函美总领事劳治思，与此同时，曾铸还致电外务部表示：“工约近将提议，众意菲、檀两岛前未入约，今应不入议内，铸已据情函告美领，如办不到，大部即徇美请，人人亦不公认，相戒不用美货六字，势必坚持到底，恐于政体有关，为亟电禀”[7]（P100），其态度同样比较坚决。1905年11月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换届改选结果，可以说是上海工商界对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突出表现给予的最为客观的高度评价。由于宁波商帮在上海工商界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均最为雄厚，因而上海商务总会自成立之后，在清末历届当选总理者均为宁波帮商董，唯独1905年这一届是例外。11月14日，“商会邀集各帮商董用秘密投票法公举总理、协理，二点钟各董齐集，照式秘密投票，由商部王丞堂丹揆监视开筒。曾君少卿得二十六票，举为总理，朱君葆三得二十票，举为协理。举既定，曾君起而言曰：猥承公举，敢不仰承众意，第才非肆应，识欠明通，近已勉从邑绅雅令，办理总工程局，正虞陨越，何敢再总理商会？力辞不就。王丞堂曰：照章经众举定，不得辞让。”[36]（第2版）曾铸遂不得不遵从众商之意，勉为应允。随后王丹揆禀报商部：“上海商会开第一次特会，实行投票公举候选道曾铸为总理，三品衔候补道朱佩珍为协理，群情悦服，请凭电札委饬遵。”商部很快“准予札委，以资董率”，并强调“上海为通商巨埠，商务甚繁，所有该埠商务总会总、协理等，关系綦重”[6]（P10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身为福建帮商董的曾铸不可能高票当选上海商务总会总理。1905年10月，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重要的商办地方自治机构。曾铸非主要发起人，却当选为4位办事总董之一。该局设领袖总董1人、办事总董4人、议事经董33人。其中常川驻局办事总董2人、常川到局办事总董2人，是具体负责总工程局日常事务的主要领导人。曾铸能够当选为该局办事总董，自然也与其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获得极高社会声誉紧密相关。继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中国人民还曾掀起大规模收回利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已身患疾病的曾铸又为反对英国强行攫取江浙铁路修筑权，向英使提出抵制英货之警告。据记载：“上海曾君少卿以江浙、西江二事，日前致请愿书于英使云：鄙人有疾，静养乡居，忽忽六阅月。医者云肝疾忌触气，勿阅报章，以故不闻外事，亦六阅月。近日肝气略平，稍能起坐，闷坐无聊，命从者购取报章，一为披览，乃知外间有江浙路款勒借事，西江警权争竞事，是非曲直，报章已详载言之，无俟鄙人喋喋。特是鄙人亦中国一分子，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鄙人虽病，一息尚存，何敢放弃？……鄙人请援照前年抵制美约例，传电各埠，内地则相戒不用英货，口岸则相戒不装英载。”请愿书还说明：“今鄙人交卸总理，业已年余，不为公仆，还我国民资格，作文明抵制，不涉国际，不关交涉，敝政府虽专制，其能强令人人必用英货、必装英载乎？”[35]（P37-39）可见曾铸并未因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而不再顾及“伸国权而保商利”之职责。英使深知曾铸发起抵制洋货的号召力，急忙要求清政府外务部予以阻止。外务部也担心抵制英货一发而不可控，要求各级官府严禁抵制行动。1908年，60岁的曾铸因病去世，各地各界均表示哀悼，并再次对曾铸给予极高评价。诸多挽联情深意切，令人十分感慨。上海裕记书庄编辑的《曾少卿》一书“序言”，称该书为各界应阅之书，盖因“曾少卿曾从人读僧，是僧界中不可少之书也；曾少卿商人也，时入官为卿，又为官场中不可少之书也；曾少卿为人乐善好施，创设贫儿院，即号曰悲航道人无不可也；商为国耻，倡议抵约，即尊之医国上卿，亦无不可；其平日清闲一室而劳苦中心，忘情身家而致意民物，诚哉二十世纪商界中一绝大伟人也。”[37]（P1）随后数年逢曾铸忌日，多有纪念活动。如1910年上海贫儿院举办纪念会，来宾千余人，叶惠钧等人发表演说：“曾公创办此院之时，受几多困苦，受几多磨折，维公能百折不回，乃成其志。逢公忌诞纪念以祭之，祭昔日之曾公有穷尽，祭今日之曾公无穷尽也；祭一曾公穷尽，祭数曾公无穷尽也。公一商人，以深远之眼光，具宏大之魄力，为吾辈吐气，作有形之保商不足，更作无形之保商。拒约而后，更创此院，其意将化尽商界之盗贼也……公身虽死，公心其不死。”[38]（P1）1911年举办曾铸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民立中学、幼童学校、南市商团公会、商余学会等均致祭文，上海自治公所、商务分会发表的祭文称：“公之生平，其志愿在宏济万物，造福民生。痌欧氛之日逼，感国事而奋身，溯抵制美货之役，激于义愤，同胞亿兆，一呼百应。乙丙之际，自治草创，维公提倡协助，扶颠济险，而排众喙之狺狺。凡夫鸦片之禁，米价之平，均有赖于擘画。故至今食公之惠者，抚念畴昔，莫不感激而嗟呻。”[39]（P3）言虽简短，却概括了曾铸一生的主要贡献。1909年，上海有识之士还决定集资铸造曾铸铜像。据《图画日报》载：“上海已故商董曾少卿君，因抵制美货一事，得享盛名，而商界及各项慈善事业，亦热心提倡，无役不从。殁后数年，流风未泯，兹由沪上同人纠集巨资，倩沪南求新厂铸就紫铜质之遗像，约长六尺。闻造成后，安置于贫儿院前，以传流后世，永为纪念。”[40]（P12）最终历经坎坷，曾铸铜像于1925年铸成后，其安置仪式在贫儿院举行。
五、余论
通过抵制美货运动可知，随着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商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正如《时报》论说所称：“以美禁华工续约一节，上下内外，群相告语，亟筹所以抵制之策。或议不用美货，或议华人不为美用，于是开演说会者有之，设美货陈列所者有之，是为中国民族主义发达之第三期。凡此结种种之社会，筹种种之方法，发起之人，与表同情之人，大抵皆商界中人也，学界中人也。未尝身经海外而亲受其虐待也，于华工禁约无急切之利害也，而愿云合响应，风起水涌，协力同心，如出一辙者，无他，皆由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渐进而为民族主义之明证也。”[41]（第2版）曾铸在这场反帝爱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倡导者、联络者甚至是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堪称这一时期新兴商人群体最杰出的代表，足以名垂青史。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言行与影响无疑应该值得充分肯定，但当时的中国能够出现曾铸这样的“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如果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社会各阶层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普遍高涨，曾铸的倡导也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响应，更谈不上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实，类似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一位年近六旬的商董承担发起、联络和领导重任，这并非完全合理之历史现象。尤其是当时上海商务总会已经成立，作为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商会，在各方面都具有传统商人组织所不具备的优势与能量，理应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不应由曾铸一人勉为其难。尽管曾铸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与毅力，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何况他还只是一介商人而并非政治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我们无法要求他做到如同有论者所说的那样，在运动中建立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有力的领导机构，避免运动的分散性和自发性缺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当时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并不完全协调一致，以致他只能以个人或连同一批‘沪商’出面发出函电，表示政见主张，而不能名正言顺地使用‘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42]（P84），这常常使曾铸感到无所依靠而力不从心。此外，过分地要求曾铸在整个运动中不管面临何种困难和压力，都应始终如一、态度坚决地全力以赴而不能有任何妥协动摇的表现，这是否对历史人物不切实际的苛求，抑或是一种政治道德和民族道义的绑架？时人即已意识到曾铸的难处，既然时人都能够以惭愧之心对曾铸表示理解，今人又为何要苛求历史人物，而不给予历史的同情？推而论之，对于整个商人群体尤其是一些大商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表现也应予以恰如其分的肯定，而不应只是简单地批评其软弱妥协，一味谴责他们没有将这场运动坚持到底，直至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对于商人的切身利害得失与正常生活的维系，是否也应予以适当考虑？同样，时论对此也有一定认识，认为“各埠商人，群以不卖美货为抵制，而商务总会各大商，且肯以不定美货为抵制，斯诚难之又难者矣。何谓难之又难，盖其受之利害有大小也，虽然抵制禁约，为华人者，人人有应尽之义务也，非可使商务总会诸公独为其难也，非可使签约不定美货诸公，独捐其大利而受大害也，皆当各尽其能力而分任”[43]（第2版）。然而，以往的论著却对此置之不论，只是简单地予以批评和指责，这恐怕也值得再予斟酌。


参考文献[1]曾泽新，曾泽霖. 少卿府君行述（手稿）.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1919.[2]苏绍柄. 山钟集. 上海: 上海鸿文书局，1906.[3]寓沪粤人抵制美禁华工各电. 申报，1905-05-15.[4]民任社主人. 中国抵制禁约记. 上海: 上海民任社，1905.[5]马方方.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近代商人人格特点简析. 史学月刊，2004，(9).[6]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 上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王冠华. 寻求正义：1905-1906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刘甜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银炉代表施子文、杨涣文、殷诗棋、谢廷灿等上曾少卿书. 时报，1905-08-16.[9]上海商务总会书. 申报，1905-08-16.[10]建帮集议抵制工约. 新闻报，1905-05-15.[11]纪闽人在泉漳会馆议抵制美禁华工. 申报，1905-05-15.[12]同乡京官致曾少卿电. 申报，1905-06-03.[13]杭州士民致曾少卿函. 申报，1905-06-24.[14]曾少卿复檀香山会馆函，曾铸复海外各埠函. 时报，1905-08-14.[15]曾少卿留别天下同胞. 时报，1905-08-11.[16]美员邀集华董会议华工禁约. 申报，1905-05-22.[17]商会再议美禁华工事. 申报，1905-05-22.[18]记本埠商董公宴美国官商互议美约. 申报，1905-05-27.[19]曾少卿复本埠外埠函. 申报，1905-06-21.[20]曾少卿声明未允展期不用美货来函. 申报，1905-07-07.[21]美总领事函复沪道声明美约将来必能改良. 申报，1905-07-20.[22]外务部照复美使之得体. 时报，1905-07-13.[23]上海商务总会之大决议. 时报，1905-07-21.[24]公议实行不用美货之特别大会. 申报，1905-07-20.[25]纪曾少卿与美总领事罗志思面商工约事. 申报，1905-07-21.[26]上海有热血同志致曾少卿函. 时报，1905-07-24.[27]曾少卿留别天下同胞. 时报，1905-08-11.[28]何君卓焘上曾少卿书. 时报，1905-08-17.[29]敬告天下同胞. 时报，1905-08-13.[30]玉峰睡狮上曾少卿书. 申报，1905-08-19.[31]曾少卿复本埠同胞书. 时报，1905-08-06.[32]曾少卿遵限答中外日报馆书. 时报，1905-08-12.[33]江督致外务部函稿. 时报，1905-09-12.[34]张存武. 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 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35]曾少卿又倡抵制英货. 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50).[36]商会公举总、协理. 时报，1905-11-15.[37]曾少卿. 上海: 裕记书庄，1908.[38]今日为曾公少卿开第二周年纪念会于上海贫儿院. 上海贫儿院月报，1910，(5).[39]自治公所、商务分会董祭文. 上海贫儿院月报，1911，(17).[40]曾少卿铜像巍巍. 图画日报，1909，(1).[41]论中国民气之可用. 时报，1905-07-15.[42]徐鼎新，钱小明. 上海总商会史（1912-1929）.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43]论十八日商务总会各大商签允不定美货事. 时报，1905-07-23.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注：转自“ 武大文科学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