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祥雨 | 海外清史研究:历史、趋势与问题

海外清史研究:历史、趋势与问题

胡祥雨

自1644年清军入关伊始,清朝以及清史研究就一直吸引着世界的眼光。清朝灭亡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启动“百年清史学术史”项目,对百余年来清史研究予以回顾、反思和展望。鉴于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清史研究所特邀请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学者撰写相关国家或地区百余年来的清史研究学术史。虽然未能邀请到所有域外国家的清史学者,但海外研究清史的重镇,如日本、美国、法国等,都全部在列。如此大规模地由各自国家的专家撰写本国(地区)百年来的清史研究学术史,尚属首次。各位作者和译者费时六年,历经无数推敲,终于将海外主要国家百年来的清史研究呈现给读者。各位作者基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论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清史研究,但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机械式地将不同主题进行拼盘,而是凭借各位学者对学术发展脉络的充分理解,归纳出每个时期清史研究的时代特征,分析清史研究与学术发展的内在机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之间虽然存在学术思路和研究选题上的不同,但各国清史学者相互影响、学术思潮也经常跨越国界,可以说,百年来海外和中国的清史研究始终是一个整体。


一、清朝时期海外的清史研究:异与同的交织


尽管“百年清史学术史”指代的是1912年清朝灭亡以来的清史研究,但不管是东方的朝鲜、日本,还是西方的英法等国,都在1912年之前对清朝有所了解和研究。许多作者均不约而同地叙述这些研究,将其视作本国清史研究的底色。由于不同国家与清朝的关系不同、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截然不同,他们了解和研究清朝的动机、方式也大不相同。


对东邻朝鲜来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了解清朝始终是至关紧要的任务。中朝之间一直存在频繁的交流。时至今日,朝贡使臣和随行人员留下的“燕行录”,依然是中、韩两国学者大量使用的文献。参加过朝贡使团的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等学者,向朝鲜介绍清朝的新学风以及西学,甚至形成了“北学派”。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朝鲜朝廷出版了不少满语教材。不过,金成修认为,尽管朝鲜对清朝的关注和知识的积累,是“韩国清史研究中不能遗漏的底色”,但朝鲜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清学”。在金成修看来,与朝中两国频繁的交流相比,除了官方外交文书外,朝鲜留下的有关清朝的资料或记录,相对有限。1


东邻日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与清朝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德川幕府(1603—1868)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却非清朝的属国。1644年之前,德川幕府就制定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依然积极搜集海外情报。中国的明清易代很快就吸引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十八世纪上半期,日本的清史研究已经正式起步。在幕府的鼓励下,“寄合儒者”(属于幕府的儒者)开始翻译康熙《大清会典》等清朝官政书,并留下了《明朝清朝异同》等研究成果。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远不止于政治方面,他们将很多从中国输入的书籍加以翻刻(“和刻本”)。日本学界重视田野调查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显露端倪。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因为俄国南下,日本关注北方问题。幕府官员间宫林藏(1780—1844)前往东北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东鞑纪行》。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清史研究都是基于对时局的关心,但学术水准很高。江户时代汉学、儒学和国学的深厚传统都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学术。近代日本著名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就出自盛冈藩(今岩手县)汉学者的家族。


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交往频繁。这一时期,日本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全面研究中国政府和社会。晚清时期大量的调查报告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清朝灭亡前夕,被视作近代学术一部分的日本清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分别于1907年和1910年成立东洋史学讲座,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1865—1942)。后来被誉为日本清朝政治、社会之研究始祖的内藤湖南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即通过《清朝的过去及现在》这一演讲阐述了他的清史观。内藤认为,清朝的崩溃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清中期以来一系列变化的结果。3内藤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清代的考证学尤为推崇。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曾经在欧洲留学两年,高度评价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以赶上和超越欧洲东洋学为目标。不难看出,日本近代清史研究从一起步就糅合了东、西学术传统。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汉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欧洲史学方法等不同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中国研究的特色,也奠定了后来日本清史研究在海外学界的领先地位。


与朝鲜、日本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了解和研究清朝的急先锋和主将是传教士。毋庸置疑,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传教,但也向欧洲和美国传递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时很多传教士也是清朝(清史)研究者。巴德妮(Paola Paderni)、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不约而同地提到意大利(其时,意大利只是地理名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他撰写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是欧洲第一部讲述满洲征服中国的著作,被翻译成法、德、英、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是当时的畅销书。在欧洲汉学中心法国,政府还专门资助传教士前往中国。从1685年法国国王决定资助开始,到1755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为止,有114名耶稣会士得到资助来到中国。专门保存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官方或私人报告、信件、教会文档的克莱蒙学院(Collège de Clermont,即现在索邦大学旁边的路易大帝中学)成为法国研究清朝的重镇之一。1735年,耶稣会神父让-巴蒂斯特·迪阿尔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利用来自北京的文献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4在欧洲引发巨大反响。步入近代,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甚至引发大量教案。他们在中国研究领域依然举足轻重。比如在英国,大部分中国学的岗位由回国后的传教士占据。流行一时的《中国总论》作者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12—1884)也是一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5


除了传教士外,不少政府官员也对清朝研究起到重要作用。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曾作为马戛尔尼的侍从一同出访中国。他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并且是英国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创始会员。清末对美国人认识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曾任海关税务司。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使用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等一手资料,至今依然被学界广泛征引。6他在《中朝制度考》中如此描述清朝皇帝:清朝有“伟大的康熙”、“全能的乾隆”,嘉庆朝开始衰败,道光虽然不懈努力但回天乏力,到他在清朝任职的时候,清朝的失败已经无可挽回。7这一描述在英语学术界奠定了清朝失败的叙事基调。


在诸多西方国家中,法国的汉学和清史研究独树一帜。早在19世纪初,清史研究就开始进入法国大学体系。1814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汉语、鞑靼语-满语语言文学教席,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成为首位教授。雷慕沙的继任者们也多为国际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后来,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设立“通俗汉语”教席。鸦片战争之后,法国的清史研究涉及清朝对外关系、政治、军事、法律和经济等方方面面。法国学者对清朝统治区域里人种(民族)的多样性极为关注。19世纪晚期法国在华的学术考察有很多都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巴斯蒂坦言,这种学术思路同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有关——中国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与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民族类型相同,了解中国这些民族的具体情况,有利于法国进行殖民统治。


为现实服务恐怕是晚清时期日本和西方列强(欧洲和美国)清史研究的共性。对于当时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关注和了解清朝本身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巴斯蒂和日本学者都提及晚清时期各自国家对清朝时事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清朝制度和对外关系是多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从研究方式来看,各国均重视现场考察。在清朝藩属国越南、朝鲜相继陷入欧洲或日本控制之后,清朝时期的海外清史研究专家很多就是政府官员或者传教士,他们的研究很多带有强烈的政治或者宗教动机,有些研究甚至直接为侵略中国服务。尽管如此,不应忽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贡献。


清朝时期的各国家和地区的清史研究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在西方民族国家尚未完全成型的时候,很多欧洲传教士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到中国。他们传递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在欧洲并无明显的国界限制。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低地国家(今比利时和荷兰)招募了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传教士前往中国。美国人马士退休后在英国居住。欧洲汉学的喉舌《通报》(T’oung-pao)就由法国的高第(Henri Cordier,又译作考迪埃,1849-1925)与荷兰学者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于1890年共同创立。


从学术传承来看,清朝时期东(朝鲜、日本)西方(欧洲和美国)对清朝的研究了解就已经出现很大不同。日本和朝鲜因为处于汉字文化圈,中国本土的学术已经是他们学术传统根基的一部分;对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始终是异域,尽管他们都和中国有文化交往,但受到的影响无法同朝鲜和日本相比。这种不同传统下的清史研究,到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日本学者对史料的研读以及鉴别能力依然享誉国际学术界。


二、断裂、传承、联系与范式称雄的二十世纪


1912年清朝的灭亡对很多国家来说,意味着清史研究不再是对“时事”的关注。巧合的是,清朝灭亡前后,海外很多国家的清史研究经历了断裂。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清史研究,甚至在20世纪上半期直接中断。由于政权更替等方面的影响,各国清史研究的横向联系也出现过断裂。当然,海外清史研究依然充满跨越国界的关联。在整个20世纪,清史研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起伏,研究中心不停地转换,研究范式和主题也不断转换,但各个国家的学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在某国兴起的潮流,经常很快就扩散到他国。源自欧洲的各种思想的渗入,恐怕是20世纪清史研究最大的特征。不管是在中国的近邻日本,还是在欧洲的亲戚美国,清史研究无不受欧洲思想的影响。


很多国家的清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了断裂。东邻朝鲜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很快失去独立国家的地位,一同失去的是朝鲜王朝对清朝的关注这一历史传统。在日占时期,朝鲜学术丧失了独立。金成修指出,在日本学者的主导下,朝鲜境内的东洋史专业逐渐形成中国史和满(洲)(朝)鲜史两大研究方向,而且,朝鲜东洋史的目的在于建立和中国史分离的东洋史,即满鲜史。8这种学术完全服从并服务于日本的东亚政策,同朝鲜王朝对清朝的关注迥然有异。钟鸣旦在论述了清晚期低地国家对清朝历史和时事的研究之后,立即跳到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9在这几乎横跨20世纪的数十年,低地国家的清史研究即便不是完全空白,在回顾者钟鸣旦看来,也至少是乏善可陈。类似地,巴斯蒂指出,一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很少有法国学者在法国本土从事清史研究。有的断裂可能是局部的。在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在华俄罗斯传教团的历史作用很长时间得不到客观评价。直到1990年代初,俄罗斯学界才能全面客观地研究俄罗斯在北京的传教团。


清史研究在各国之间的横向关联也在20世纪出现了断裂。二战后不久,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独立国家。两国的清史研究,也因为政治上的分裂而各走各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中西学术交流也随之中断。这种中断直接终止了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查阅,进而影响了这些国家清史研究的史料、内容和旨趣。由于无法前往北京查阅档案,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2016)撰写《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0时不得不依靠地方志等史料。在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笔下,冷战和越南战争使得清史研究者们分化为“左”和“右”两派,他们要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亲近,要么同失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亲近。11反之,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大陆新开放的清朝档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诸多海外清史学者的选题。


尽管遭遇到了种种断裂和中断,但20世纪海外清史研究依然是一个充满联系的整体。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深刻影响了诸多国家的清史研究,由此导致各国学者在回顾过去百年来的清史研究时采用的分期节点展示出高度的近似。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年自然成为清史研究的新开端。岸本美绪(日本)、H.A.萨莫伊洛夫(Н.А.Самойлов,苏联)、何娜(Hannah Theaker,英国)、巴斯蒂(法国)均将二战结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视作本国清史研究的一个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转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等大事件息息相关。与此一致,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均将20世纪末期视作各自国家清史研究转向的关键节点。


在不同国家之间,既有清史学者的跨国研究,也有学术潮流的跨国传播。就前者而言,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学者或许可以视作典范。在民国时期,传教士依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少人在传教的同时从事清史研究。由于历史原因,英美两国的清史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内的诸多美国学者曾经在英国读书,英国出身的著名清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长期在美国任教,而英国清史研究的专业化又可归结到一个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身上。巴斯蒂指出,20世纪前半期,法国清史研究最优秀的作品都出自在华法国学者之手。


费正清的成长经历,可以视作国际学界密切联系的最佳例证。费正清出生在美国,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但研究生期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他花了很长时间陪同退休后在英国居住的马士。马士深深影响了费正清的治学,成为费正清的“精神之父”。正是在英国,费正清通过英国人的视角了解近代中国。1932年,费正清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1895—1965)的指导下阅读清朝档案。蒋廷黻来自湖南,中学以后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蒋廷黻不仅为费正清训练语言和文献基础,还以其“现代化”史观深深影响了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除了学者之间有着跨越国界的联系外,学术思潮的流动也是跨国界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欧洲汉学中心法国,清史研究题材很丰富,不少选题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法国学者这一时期对清朝医学、法律、宗教、艺术等进行了研究,很多课题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是学界热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传教士、数学家和哲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1889—1975)在民国时期就认为,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欧洲科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而不是发端于戊戌变法或者19世纪中国对西学的引进,更不是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换言之,中国的决定性转变不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是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在同一时期。巴斯蒂高度评价了裴化行的研究。仔细审阅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将清朝前期视作“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等视角,裴化行的研究给人一种似曾相识而又未卜先知的感觉。


日本的清史研究学术影响力巨大。且不说朝鲜曾是其殖民地,韩国的清史研究就带有深厚的日本烙印,对美国等国的清史研究来说,日本学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自1920年代以来,日本的满鲜史研究,影响了韩国史学家对东亚的认知。韩国学界起步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可以说紧跟日本学界的步伐。日本清史研究不仅研究选题广泛,在深度和精细度方面也为他国所不及。以八旗研究为例,日本学者非常注重使用满文文献和实地调查。在视野上或许出于政治原因,多研究满蒙等边疆地区的历史。日本的八旗(或满洲)研究直接影响了美国“新清史”,也对韩国等国的满蒙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二战后,日本学者严厉批判了日本学界过去将中国传统社会视作停滞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将清代视作中国内部解体的时代。1948年,北村敬直(1919-1990)发文指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并非停滞的,而是自晚明实施一条鞭法就开始变化,从内部解体。日本学者的这一视角极具前瞻性,到1970年代,美国学界才出现柯文(Paul A.Cohen)概括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社会史革命转向:美国清史学界不再坚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不再认为清朝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是停滞的,进而强调中国内部自身的变化。罗威廉指出,日本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东京学派的研究,是美国社会史革命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12


整个20世纪的史学研究多笼罩在欧洲人创造的各种范式之下,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也是20世纪史学研究中范式称雄的表征之一。除实证研究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或者说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研究,是20世纪海外清史学界中影响力最大的史学流派。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在西欧,但苏联和新中国因为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在清史研究中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1949年以前,苏联历史学界因为过于关注中国的革命,清史研究可以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少量的有关清史的研究也多注重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事件。13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清史研究开始深入。就研究主题而言,主要是农民起义、革命、改良、清代社会结构和对外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社会发展论可以说贯穿整个苏联时期的清史研究。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对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叶菲莫夫(Г.В.Ефимов)教授所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被翻译成了波兰语等东欧文字并部分节译为汉语。14此书甚至被翻译成日文,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一定影响。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清史也是20世纪日本清史研究的显著特征。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在20世纪,尤其是1980年代以前,以其开放的学习态度和多年来对中国尤其是清朝历史知识的积累,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大批高质量的成果,是潮流的主要引领者之一。二战之前,日本学界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到宗族和村落等共同体的研究上。1930年代,森谷克己(1904—1964)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中国的同行郭沫若、吕振羽等人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同时,日本学者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应用到满洲研究中,开始探索满洲社会的发展历程。自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日本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高潮。虽然自二战起,尤其是1949年以后,日本同中苏两国的学术交流一度受到影响,但在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学者关注的内容(如经济、赋役、社会阶层、土地制度、农民起义等)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阶级分析、社会发展阶段论等),均同苏联、中国展示出高度的近似。总的看来,日本和中国、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清史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日本学者的回顾中,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没有苏联式刻板的说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又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清史学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三、新趋势: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的清史研究


很多国家的清史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到二十年产生巨大转变,这些转变一直延续至今。有些变化对清史研究而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问题。例如,在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的缘故,汉学家的数量大为减少,清史研究的成果与之前相比出现下降。何时可以再次复兴俄罗斯的清史研究,恐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情况都难以乐观。二战后,由于国力的上升,美国清史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到20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同日本一样,成为海外清史研究的领跑者。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明显转向民国研究。尽管有“新清史”等引人注目的清史研究潮流,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重心还是无可避免地后移了。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停止,甚至还有加速的迹象。


当然,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海外清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日、美两国这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都对过去源自欧洲的普遍经验进行了批判。自1980年代起,日本的清史研究不再以围绕社会结构和八旗组织等几个重点问题展开,研究选题趋向分散化。与之一致的是,日本学界对用欧洲标准来评价中国历史的作法进行根本性的批判,源自欧洲经验的各种“基本规律”,也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美国。1990年代初,美国清史学界也开始受到“文化史革命”的影响。1993年,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和何伟亚(James M.Hevia)撰文不仅批评哈佛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还批评“从中国发现历史”的社会史学者,认为二者均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强加于中国历史。15此文成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宣言书。罗威廉认为,文化史研究的视角至少受到三种思想的影响。一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想动摇了“现代主义者”建立在档案等历史学文献基础以及价值中立认识上的自信。第二种与文化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从史料中发现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表述”方式。三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认为,除了经济和军事武器外,还存在文化武器,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民族可以利用文化武器维持或复制其主导地位。文化史研究对美国清史研究最大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为女性和性别,二为民族和种族。二者均产生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成果。16


日美两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转变均导致清史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清史研究都不再有定于一尊的范式,研究选题多样化,分析视角也出现显著变化。不过,选题多样化的背后,日美两国的研究热点却存在很多近似之处。首先,日美两国学者以清代满洲研究为起点,对清朝国家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两国学者都深入探讨了清朝核心制度——八旗制,都将清朝置于“北亚国家”(或者“内陆亚洲”)的源流中,都不再将清朝视作“最后的中国王朝”,都不再同意“满族汉化”的历史叙述,都不再简单地将蒙古等藩部视作被统治者,而是作为统治中枢的构成者。对于清朝的国家特征,日本学者超越了清朝作为“最后的中国王朝”和“满族征服王朝”这一二元论。石桥崇雄就认为清朝是一个“统一(复合)多民族国家”,统治机构包括“旗、汉、藩”三重结构。类似地,美国清史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认为,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统治者采用了多样化的方式统治不同区域(如中原地区的天子和东北地区的可汗)。17


在全球视野下研究清史是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的共同趋势。1980年代起,日本学界开始反思甚至批判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论,从周边(尤其是西藏、蒙古等地区)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和东亚。海域史研究的兴起,虽然仍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但也将明清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下,关注白银流入等与全球史密切相关的现象。二十世纪末开始,美国清史研究的一个主导趋势是全球化。这首先表现为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复兴。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黄宗智(Philip C.C.Huang)等人将中国同欧洲尤其是西欧进行对比时,不再片面地以欧洲为中心,追问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而是将中国和欧洲同等对待,分析二者为何在近代出现不同走向。美国清史研究全球化的另一表现是“欧亚转向”。濮德培(Peter C.Perdue)等学者认为清朝与明朝共性较少,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则存在很多类似。18


这一时期清史研究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各国学者的联系加强和研究主题与思路的同质化。尽管欧洲经验已经遭到史学界的质疑,日美等国的研究主题出现多样化,但罗威廉在回顾美国的清史研究的结尾依然写道:“在研究者培养和研究主题方面,清史研究已极大地全球化了。”19罗威廉指的是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去海外留学,研究清史;同时,清史研究选题和研究思路也全球化了。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和日本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英国、韩国等国的满族研究均受到美国“新清史”的影响。日美两国自1980年代兴起的清代法律史研究,对中国、韩国等国的法律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时至今日,日美以外的众多清代法律史研究者在史料运用、选题和研究思路上都步日美两国学者的后尘。


四、问题与思考


在海外清史研究学术史的研究成果即将付梓之际,很多问题依然摆在众多清史学者面前。首先是清史研究能否作为独立研究领域。与中国其他朝代不同,清朝因为西方的入侵而使得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这使得清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这样一种割裂:清前期属于传统中国(古代史),清后期属于近代史。这种割裂使得有些国家或地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清史”研究领域。20在马克思主义等欧洲思想的视野下,中国王朝的更替同社会发展的进程未必一致。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日本,尽管清朝统治的独特性一直是“清史固有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战后并非日本清史研究的中心。岸本美绪等学者认为,从时代特征来看,明末清初更为接近;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民国构成了近代,故清朝并不能展示中国历史的时代特征。她在回顾日本清史研究学术史时,开篇即言“清史研究未必可称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传统—现代对立的思想框架下,“清朝”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费正清的研究中也没有多少比重。稍后在美国流行的“帝制中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近代早期”的时段概括都不将清朝视作独立的历史单元。


其次是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关联。海外清史研究一开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众所周知,西方很多清史研究成果出自传教士之手,二战之前日本学者的研究很多都受到日本侵华政策的影响。同样,冷战不仅影响了美国的清史研究,也让苏联的清史研究出现思路上的停滞。很多受到政治左右的学术研究,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但也使有些成果因为政治偏见失去了客观性。如何正确评价这些受到政治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何在研究中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恐怕是学者们一直需要考量的问题。


再次是话语权势问题。由于历史传承和现实国力等多种原因,不同语言撰写的清史研究成果在世界的地位并不相同。显而易见,这种不同地位的差异不完全是学术质量导致的。就海外学术成果发表来看,二战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用英文发表的成果地位显著上升。日美两国学者几乎同时对八旗制度和清代国家的性质开展了深入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近年来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新清史”的影响都更大。反之,有些语言写就的清史研究成果,可能因为影响力有限而低估其研究水平。时至今日,用朝鲜、越南等语言写就的清史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依然影响甚微。即便法国曾经是海外汉学的中心,今日法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已经不如从前。


最后是如何看待清史研究的全球化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的清史学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当然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是,清史研究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的同质化。占有话语优势的国家,很快将其问题意识和选题转化为世界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侵蚀话语弱势国家在清史研究上的主体性。这种状况并非近年来所独有,但最近由于互联网革命和交通的便捷,强势话语国家的研究潮流比过去传播得更快,影响也更大。日美等国的清史研究成果和潮流很快就传到其他国家。近些年,有些海外国家的清史研究,在问题意识和选题等方面深受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影响,以致看不出有任何自己国家的特色。


海外清史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的清史研究来说,亦是挑战。对多数中国学者而言,清史可以视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依然有人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朝分为前后两段,人为割裂清朝历史的整体性。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也深受西方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史甚至被视作最具国际性的研究领域,清史亦不例外。这种“国际性”表明,中国本土的清史学者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掌握相应的话语权。可以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的清史研究,在很多领域都还不能称之为领跑者。从近几年“新清史”在中国引发的激烈争论来看,中国清史学界的话语权还有待提升。近年来学界开展的中国学术外译工程,固然有助于提升中国学术的影响力,但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中文话语权的相对弱势。而近四十年来,海外清史论著中译稿在国内受到的热捧,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海外清史研究的优点和长处,当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但如何在吸收他人长处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进而提高研究水平,让中国的清史研究成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是中国清史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注释
1金成修:《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按:本文未引文献来源的内容,均出自胡祥雨主编:《百年清史学术史·海外研究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待出版。
2一个例子是,织田万主持撰写的《清国行政法》,很快就被翻译为中文(广智书局,1906年)。今日,该书依然被中国学界广泛征引,并有中文新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3该演讲后以《清朝衰亡论》出版。可参见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下册,夏应元等译,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721-775页。
4其全称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风物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又译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自然之描述》。参见巴斯蒂:《1949年以前法国的清史研究》,王文婧译,《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
5卫三畏:《中国总论》(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2 volumes,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可参见陈俱的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0-1918 )。可参见张汇文等人的合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7马士:《中朝制度考》(Hosea Ballou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revised edition, 1913),第12-31页。引自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8金成修:《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9钟鸣旦:《低地国家的清史研究》,王学深译,《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0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可参见谢亮生等人翻译的中文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1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2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3H.A. 萨莫伊洛夫:《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荆宇航译,《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4H.A. 萨莫伊洛夫:《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5冯珠娣和何伟亚:《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载 《立场:东亚文化评论》(Judith Farquhar and James M. Hevia,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 Vol. 1, No. 2 [Fall 1993])。中文版见《文史哲》1996年第6期。
16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7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Pamela Kyle Crossley, “Review Article: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No. 5 [December 1992])。中文版可参见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70页。
18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9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0作为联络人,笔者曾邀请某国著名学者撰写该国百年来的清史研究,得到的答复是该国不存在清史这一研究领域。

作者简介： 胡祥雨(1977—),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文章原刊《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