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冬阳 ‖ 险些弃年号：雍正皇帝的疑虑、迷信与边疆压力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1662-1795），是中国帝制时代君主专制强化达到新高度的时期。其标志有二：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毋论人事权、财权、兵权，还是立法和司法权，甚至文化、教育和知识的权力，都须听从皇帝的乾纲独断；二是权力高度稳定，什么权臣、外戚、阉竖、强贼、逆党，天子一纸敕书可定。照常理，拥有如此专制且稳定权力的皇帝，是不是就高枕无忧，睡到日上三竿，享人间至福，直到天荒地老呢？但其实不然。所谓“为君难”，才是皇帝们需要直面的境地。

一

朝鲜使臣记录了雍正皇帝在这种境地中生出的一件囧事。
利用出使北京的机会搜集情报，是朝鲜使臣的重要任务。他们回国后须向国王报告所见所闻，因此形成了《燕行录》、使臣别单、闻见录、译官手本等系统文献。朝鲜使臣是当时清朝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记述，也属一手史料，利用得当，可以补充和佐证国内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时光回溯到雍正六年（1728）五月，朝鲜以“缉扑逆党”移咨（一种外交文书）清廷，遣“赍咨行”使团赴北京。此行使臣留下的译官手本记载了一段雍正皇帝君臣对话和一首谶语。里面记载：
序班金超得圆明宫（园）说话一张，誊示曰：
[A][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三王（怡亲王允祥，1686-1730）、十六王（庄亲王允禄，1695-1767）同内府总管（应为兵部尚书。查弼纳任内务府总管在雍正四年五月到七月间）大人查弼纳（？-1731）在圆明苑（园）内宫门上，……皇上（雍正皇帝）云：“……至于刑罚，皆人自惹，不得已而行诛戮，亦必着诸王大臣详议真情。即如年羹尧、隆科多辈，朕贷（待）他殊恩，尔等之所共知。孰意他欺君罔上，最（罪）大莫逭，即朕不诛，天亦不赦。就如查弼纳，你为两江总督时，犯罪来京，在朕面前自改前非，朕即宥罪擢用。皆由你自知前愆，自勉自励，小心供职，朕亦优待。若诸臣中能如此者，岂肯舍之而不用乎？”
查大人叩头回奏：“臣蒙主子洪恩，赦罪擢用，虽粉身碎骨，莫报隆恩。愿求皇上寿登千百，臣子子孙孙生生世世，永报不尽而已。”
    这段文字开始处的序班，是清朝前期会同四译馆的属官，六品或七品，一共两人。会同四译馆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语言文字翻译以及相应的外国语言教学。这份情报记录的是“圆明园官话”，亦即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和诸王、大臣们的谈话。其原始来源，应是清朝的“内起居注”，一种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史书原始稿，正式的《起居注》稿本在此基础上增删润色而成。正稿《起居注》纂成，原始稿就被销毁。序班的职务，并不能直接接触到“内起居注”，但因会同四译馆是翰林院的下属衙门，则金超有可能通过贿买翰林院起居注官，抄录到相关记载。
    记载中提到的兵部尚书查弼纳，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在雍正皇帝继位后，出任两江总督，雍正四年四月，受召回京。很明显，他是雍正皇帝所信任的人。当时雍正皇帝正追究“舅舅”隆科多结党之事，曾屡次向查弼纳询问，让他检举揭发。但查弼纳是忠厚老实人，一个字也未揭发。这让雍正皇帝很郁闷。到京后，皇帝又当面询问，他仍然不入主题。皇帝于是将他革职审问，他只好屈招。审讯的诸王大臣们给他拟了个死罪。皇帝看他“认罪”态度良好，顾念康熙皇帝的栽培之恩，愿意为爱新觉罗的江山竭尽犬马之力，“尚有良心”，而且两江总督任上，“居官尚好”，就免他一死，重新启用。因此，当皇帝把他当做知错能改、改能彻底的正面典型时，他便感恩戴德，誓粉身碎骨以报（后在雍正九年六月的和通淖尔[今蒙古国西部和通湖，靠近新疆阿勒泰地区]战役中殉国）。
对于查弼纳“寿登千百”的祝福，雍正皇帝虽然乐意听，但他很清醒：古往今来，那是不可能的。
“说话”接着记述：
[B]皇上大笑云：“人岂有千百岁在生之理。今年仓（昌）平州掘碑一座，碑上诗语，朕甚不解，未知是何应兆。欲将明年七月起，不必写出年号，只写己酉、庚戌、辛亥。尔等详议，传示各衙门知之。”钦此。
十三王等回奏：“皇上以孝治天下，仁德化民心，虽古圣贤君，无以复加。况我朝定鼎以来，四民咸服，五谷丰登，皆天赋久祚于大清。碑文解语，何足凭信。若据碑上之诗，不写年号，一若外扬，反为惶惑。若有借俸一二年者，可只写年分，不写年号。其现年历日文书稿案，仍照旧例。至于各衙门启奏事内有字眼不好者，请为改正。即如‘年终尽数’四字，以臣愚见，改为‘岁底全数’，未知可否，伏乞圣裁。”
奉旨：“甚是。‘年终’改为‘岁底’，‘尽数’改为‘全数’，传示各衙门知道。”钦此。(后略)

二

弃年号用干支可不是件小事。自汉武帝用年号以来，年号就是皇帝统治正统性的象征。所以，还是十三阿哥怡亲王头脑清醒，阻止了皇帝的胡来。
    那么，朝鲜人的记载靠谱吗？
    在朝鲜文献里，乾隆中叶以前，经常可以见到“丑化”清朝的文字。这种“丑化”出自朝鲜以小中华自居而以蛮夷看清朝统治者的民族主义心理，是否扭曲甚至捏造了历史事实呢？
    其实，朝鲜人没有必要捏造，这与手本等文书是为了获取真实情报有关。
    那么，是否有可能属于假情报呢？
翻检《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的记载，并无相同内容。再细查，发现该书雍正六年六月初九日戊子有这么一条记事：
内阁奉谕旨：“朕从前曾降谕旨，不必写雍正七、八、九年，缮写己酉、庚戌、辛亥年。此旨下于何人之处，着查明。”[ii]

清朝文献里的相关记载，目前就找到这么一条。在该起居注册内也找不到此谕旨的执行情况。但是，《雍正朝起居注册》这条简单记事已经足以证明朝鲜使臣手本的记载并非凭空捏造或者出于序班金超图谋贿赂的杜撰。
如果再仔细研读《起居注册》所记谕旨中的“从前曾降谕旨”，可以推知，在下达弃年号谕旨前，雍正皇帝没有跟怡亲王等诸王大臣商议。事后说到此事时，才听了怡亲王的话，将谕旨追回。
那么，弃年号谕旨有无可能已经产生影响呢？
检索部分雍正六七年的朱批奏折后，发现可能已造成影响，但非常有限。其中两淮盐政噶尔泰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的奏折纪年写成“雍正己酉”，到同年四月初二日的奏折则改为“雍正七年”。（见截图）“雍正己酉”并未将雍正的年号去掉，而只是将“七年”改成了干支“己酉”。之所以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年号既为皇帝统治正统性的象征，遵循已达一千八百余年，则具有神圣性，早已成为政治文化共识和规范，突然遇到皇帝下旨命令弃年号用干支，官员们的普遍反应并不是唯皇帝意旨是瞻，而是遵行既有共识与规范，置皇帝的荒唐谕旨而不顾。只有个别官员，困惑于上谕与规范的矛盾，于是弄出个不伦不类的“雍正己酉”。

图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

与清朝文献过于简单的记载相比较，朝鲜使臣的手本还提供了雍正皇帝弃年号用干支的详细背景和动机。
“说话”接下来还有这么一段，记述昌平碑上“诗语”的具体内容：
[C]更问其仓（昌）平州碑上诗语，则金超又誊示一张，曰：皇上筑万年吉地，差官到仓（昌）平州取土，掘至丈余，见碑一座，长一丈六尺，宽七尺，厚四尺，明刘伯温所立。有句八联，曰：红花落尽放黄花，遍地胡儿乱似麻。东来西去归藏土，南上北下返牛家。七九之年虎哺兔，一人骑马踢双猢。八六家鸡夜宿粮，十个孩儿九哭娘。[iii]
所谓“筑万年吉地”，指雍正皇帝为自己的寿陵选址一事。该事始于雍正三四年间的冬春之交，先查看了昌平、遵化等地，直到雍正七年冬，方才选定直隶易县境内太平山的太平峪（今河北易县清西陵之泰陵）。刘伯温指明朝开国功臣诚意伯刘基（1311-1375），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张良式谋臣。在他身后，假托他为作者的“烧饼歌”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烧饼歌”延续的是先秦秦汉以来的谶纬神学传统，以神秘预言的形式，在政治与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徒劳地追求着确定性，或者企图影响不确定性的走向。至于昌平碑上八联句的确切意义，在不同境况下，则有不同的解释。

三

考虑到雍正皇帝面临的境况，则放弃年号、改用干支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避免八联句预言的应验。该八联句的寓意，据手本的记载，雍正皇帝说“甚不解”。但实际上他还是做了自己的解释。
从回避“雍正”年号以及改“年终”为‘岁底’、“尽数”为“全数”来看，雍正皇帝将昌平碑上所刻八联句与“国祚长久”做了联系，这反映了他内心对“国祚长久”所怀有的紧张和疑虑，也从另一侧面解释了他在位期间大搞祥瑞、宣扬“天人感应”的原因。
对“国祚长久”所怀的紧张心态，并非雍正皇帝的虚幻感觉，而是其面临的现实状态。卫拉特蒙古（即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在康熙年间变得严重，从北、西、西南三面对清政权构成压力。早在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朝鲜使臣在北京就听到过类似的童谣：
白塔一身孝，四塔都修到。西㺚子若要来，东㺚子就跪倒。[iv]
这首童谣寓意清朝将亡于准噶尔蒙古，虽不能排除其中含有某种内地人民的反清情绪，但所传递的准噶尔威胁信号却无疑义。经过康熙年间三征噶尔丹、驱准安藏以及雍正二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廷在与准部的博弈中变得主动，然而准部一日不亡，青藏与喀尔喀甚至内地就难以长久安宁。因此，雍正五年二月始，雍正皇帝接受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做直捣准部的秘密备战。这一备战，到六年六月已是一年有半，西征大计已定。从后来公布的计划看，七年是北西两路出征之期，八年直捣伊犁，九年就是善后之期。[v]那么，将七、八、九三年改用干支纪年，目的就不外是祈求西征奏凯。
   

    总之，追求确定性，消除不确定性，是传统帝制时代皇权运作的永恒主题。在皇帝官僚制（传统表述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权力构造中，这一永恒追求造成了清代盛世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但是，不确定性充满世界，且为世界生生不息的源泉，而皇帝尽管可以装扮为神（天子），但归根结底是人，其权力至尊、至大、至聚，却并不能保障其任何意志皆属至全、至宜、至当，并不能将不确定性去除尽净，且过于膨胀恣意的皇权甚或造成新的不确定性，故有如雍正皇帝之雄英，仍须遵循共识和规范，听从臣下的规劝。而为臣者，亦须尊崇共识与规范，方能不彰君过而成君之美。

注释：
见《同文汇考》补编卷七《使行录》，第12册第979页；《清世宗实录》卷七四，雍正六年十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
[ii]《雍正朝起居注册》第3册第20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iii]《同文汇考》补编卷四《使臣别单（四）》，第12册第700-704页。
[iv]《同文汇考》补编卷二《使臣别单（二）》，第11册第531页。
[v]参见岳钟琪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220-22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参考文献：

罗冬阳《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2期。

扩展参考文献：

[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100卷），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朝鲜]郑昌顺等纂《同文汇考》（96册），台北：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注：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东阳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