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笛：社会主义下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

摘要：本文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公共生活的研究进行了一个概括的考察，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下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与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资料的评价与利用等。我们看到，1949年以后的公共生活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再从衰落到繁荣的过程。由国民党到共产党政权的更迭，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改革开放给人们公共生活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在现代城市中，茶馆将会再次寻找一条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并继续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当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公共生活时，对使用的资料需要具体分析，从中发现被隐藏或被扭曲的历史。

就像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公共空间一样，茶馆仍然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持久性象征，它在深远的政治变革、现代化以及全球化之中继续发展。更深入地去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城市社会，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变革之间的广泛联系。对茶馆和社会主义下公共生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种微小的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怎样展示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引言
1949年的最后一天，成都寒冷且阴沉，居民照样在住家附近的茶馆中闲聊和避寒。但12月31日这一天也是成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关于城外战场的新闻纷至沓来，报纸头条宣布了国民党部队的垮台和即将到来的成都政治转型。仅仅几天之前，人们还不断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火声，但在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成都，避免了成都居民所恐惧的巷战。在所有这些政治剧变发生的同时，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茶馆不仅照样开张，并且顾客盈门。日常生活几乎没被影响。茶客们可能注意不到，在这年的最后一天，新政府组建了在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的文教接管委员会，而这一措施将会永远改变茶馆与公共生活。人们仍然去街坊邻居的信息中心——茶馆热切地打听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12月31号这一天，堂倌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擦桌掺水，收拾茶碗，甚至无暇打扫地上的花生壳和烟头。他们所关心的是，共产党与新政府是否带来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政权的更迭是否最终结束内战、剧烈的通货膨胀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普通人们并不太关心新政权的政治理念，只是渴望稳定与安全，在他们的眼里，政权的更迭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当夜幕降临，评书开场，白天谈论的新闻被暂时搁置，茶馆里更拥挤了。说书人很快把听众引入另一个奇幻的世界：《封神》、《三国》、《说岳》……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把听众们带到了一个过去与现实交错、古今悲欢离合、英雄和鬼怪驰骋的梦幻世界，使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压力与忧虑中得到了短暂的释放。评书一般在二更结束，大多数听众散去，但有的老主顾会待到更晚，因为并不感到疲倦，白天已经在竹椅上打了若干个盹。在深夜，附近店铺、饭馆打烊后，师傅和学徒们也要到茶馆里来放松一阵，以便从漫长的一整天的工作中获得解脱，在茶馆里洗脸洗脚，消除疲劳。这些茶馆的常客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不过，对他们来说，一年又一年，又有多大的不同呢?根据他们祖辈传下的箴言，管他天翻地覆，改朝换代，小民还不是要喝茶吃饭？当明天他们再来到这里时，将会是另外一年。在这个时刻，如有任何人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的茶馆，他们可能会发现，茶馆就像成都所有的事物一样，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城市的布局和景观在这段时期内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义和拳乱、八国联军进京，倒没有伤成都多少毫发。但辛亥年改朝换代，兵变中焚烧和抢劫成都的经济中心，然后又是难以回首的1917年和1932年内城巷战。八年艰苦抗战，逃过了日寇铁蹄的践踏，除了那巷战的短暂时间里，在大多数年代中，人们仍然可以继续他们的茶馆生活。茶馆业在半个世纪的惊涛骇浪中，居然安然无恙。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他们的命运是多么凄苦和难以预测，茶馆给了他们以安慰，给了他们以寄托。一切恍如过眼烟云，事过境迁。当堂倌上好最后一块门板，已是午夜之后，喧闹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茶馆又一次安静下来，这不过是它日常周期的一个短暂喘息，历史已不知不觉地溜进了1950年，即多灾多难但又丰富多彩的20世纪的中点。不过对那些日出前即作、日落还不息的堂倌们，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时的瓮子匠也正忙着用炭灰把炉火盖住，以便明天清晨把火捅开，即可开堂烧水。待一切收拾停当，堂倌把汽灯最后捻灭，已经使用电灯的茶馆，则只需要一拉灯索，茶馆顿时像外面的天空一样，变得漆黑。疲劳了一天的堂倌和瓮子匠们回到家后(有些甚至就住在茶馆里)，倒头便进入了梦乡。这是他们一天的黄金时间，只有他们才体会得到身体放松那一刻的快感。他们只有几个小时可睡，便又得挣扎着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开始一天漫长的营生。虽然他们大多数不敢梦想有朝一日会锦衣玉食，但会在梦中祈求一家人粗茶淡饭，平安度日。他们甚至可能梦见，当世道平安，他们或许能积攒几个辛苦钱，有朝一日也能在街面上开一间小茶铺，虽然是小本生意，但也可确保一家人衣食有着。对那些没有当小老板野心的堂倌们，至少在这个晚上可以睡一个安稳觉，因为根据他们祖祖辈辈的经验，不管谁当政，茶馆还不是要照开吗? 只要有茶馆，他们就有生计。虽然我们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脑海，发现到底他们真正梦见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无论如何也梦不到，他们赖以为生的茶馆业，已经好景不长。就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眼睁睁地看着一家家茶馆从成都的街头巷尾消失，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他们记不得已经讨了多少年生活的地方。眼前所熟悉的、活生生的茶馆和茶馆生活的衰落，很快就要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尽管仍然会像五十年前世纪开始的第一天那样，把茶馆的门板一块块卸下，但他们不知道成都和其他中国城市一起，已经踏入虽然是轰轰烈烈但不再属于茶馆和茶客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一、社会主义国家下的公共生活
笔者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成都茶馆作为探索公共生活的对象，是因为如社会学家W.H.怀特(William H. Whyte) 在讨论公共场所时所指出的那样，茶馆类似咖啡馆，是一个“小的城市空间”。笔者于2008年出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曾经强调过，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很少有其他公共设施像茶馆一样，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重要，也没有其他的中国城市像成都一样有那么多的茶馆笔者探索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发生在茶馆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变，提供了一幅作为公共生活基本单位——茶馆的日常文化全景图。那本书的主题是：经久不衰的地方文化不断地对抗着无情的西化大潮、现代化的转型、国家在公众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文化的日趋同一性。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上升与地方文化的衰弱这两个趋势，与城市改革和现代化是并存的，而这两种趋势都可以明显地在日常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茶馆中看到。尽管笔者的新著继续关注成都的茶馆，但它解决的议题与回答的问题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完全是在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今天成都仍然拥有超过其他中国城市的茶馆数量。在20世纪下半叶，茶馆在城市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相比，现在中国城市里有着更多的公共空间，今天的茶馆不得不与其他场所争夺顾客，室外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人行道、自由市场、购物中心、公园等等，室内的公共空间如剧院、电影院、画廊、博物馆、展览馆、拱廊、餐馆、咖啡馆等等。然而，就像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公共空间一样，茶馆仍然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持久性象征，它在深远的政治变革、现代化以及全球化之中继续发展。因此茶馆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课题。深入地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不仅仅是成都，甚至整个中国城市社会，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变革之间的广泛联系。此外，对茶馆和社会主义下公共生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种微小的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是怎样变化的。新著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开始，按照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分期法分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我称之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后毛泽东的改革时代(1977～2000)，我称之为社会主义后期阶段。这个研究聚焦于成都的微观历史，观察这个城市公共生活的进程，探索其中的故事以及变化的程度。从人民解放军接管成都开始，到经历了早期社会主义时期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时甚至带来暴力的、悲惨的结局。这个研究的第二个部分，是后毛泽东的改革时代，我们看到了公共生活令人振奋的复兴。茶馆生活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与这个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在不断的变化。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会看到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最基层的文化单位，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在面临其他各种公共空间挑战的情况下，继续焕发着活力，甚至日趋兴旺发达。此外，以茶馆生活作为着眼点观察政治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改革开放给公共生活的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创造并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在其1950年代早期“五反”运动的研究中指出：“对这个政权来说，中国的资本家似乎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尽管没有关于他们态度的实际分析，但资本家们似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框架里的运作颇为满意。”的确，那个时代的学者很少有人预测到，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会转向市场经济。共产党现在面临着怎样运用政治力量，把市场经济植根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经济上实际已经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我们看到私营企业的发展，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不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更多地称之为“晚期社会主义”(late socialism)或“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一方面，党和政府密切关注着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如主流媒体、教育、出版物等等；另一方面，他们放松了对一些领域，如小商业、大众娱乐和商业文化的直接控制，于是留给茶馆更多的空间，以供人们开展公共生活与社会活动。新著通过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成都茶馆，试图去回答如下问题：国家权力怎样介入小商业的经营？社会主义娱乐是怎样在地方社会中被建立起来的？传统行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怎样走向死亡？政治运动怎样改变了茶馆和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茶馆是如何走向复兴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影响城市形象，国家和人民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等等。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深入对共产党国家机器下的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理解，并通过成都反映出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普遍面貌。笔者在其中贯穿了四个核心论点。第一，在社会主义初期，国家对社会进行了严密的管控，使得个人缺乏发展的空间。国家控制了公共生活的场所以及休闲活动的各种形式与内容。当解放军进入成都后，新政权立即采取行动，开始对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进行控制。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大众文化一直抵制精英和国家的控制。在1949年以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抵制，但是与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对抗时，这种抵制却是软弱无力的。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许多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形式逐渐消失了，因为它们不被“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宣传所认同。第二，改革开放是公共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国家把重心放到发展经济上，弱化了对人们的控制，减少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公共生活也逐渐复苏并变得越来越自由。虽然仍然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但日常生活更多的是被广泛的开放市场和经济改革所支配，很大程度上来说，公共生活与我们过去熟知的社会主义不同。复苏后的公共生活与之前有很大的区别，新兴的商业文化对茶馆和茶馆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本土文化的代表，茶馆在面临全球化的进程中，也需要去寻找一条适应自身发展的道路。第三，笔者想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也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时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延续性，并影响到现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Pickowicz)在他们对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后，人们也开始赞颂1950年代，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后毛泽东改革时代的出版物宣扬1950年代早期的积极记忆，这两个时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并不是巧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成立之后1970年代毛泽东逝世之后都出现了农民进城大潮，私营工厂与国营大公司和平共存，教会和非政府的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运作，资本家和其他无党派人员支持共产党政权并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笔者要指出的是，1950年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是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前者是从少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控制加强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时期。尽管农民能进城务工，但国家强制把一些城市居民送到农村(详见第一章与第二章)。国家后来又设立户口登记制度来防止农民迁入城市。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方向与1950年代是相反的，即从国家紧密控制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减少了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第四，社会主义国家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然力图去施加影响。所以张鹂(Li Zhang)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城市外来工人时，提出人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退出”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的设想。王瑾(Jing Wang)也持有相似的观念，她指出在1989年之后一些年里，国家也积极参与消费和经济文化。她试着去解释“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资本可以被累计的国家，在1990年代中，文化是怎样被重新建构的”。她发现“后社会主义国家”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去维持它的影响力，“国家不仅参与到了文化建设之中，也通过市场提高了其影响大众文化的能力，特别是在话语层面”。因此，“国家重新发现，它能够像运用新兴的科技到经济之中一样，也可以把其作为治国策略之一，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来最富创造性的手段之一”。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不过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与娱乐。尽管新的消费文化无疑比之前更加丰富多彩，但地方文化的特质越来越弱，而更多的是呈现出乏味的同一性，而非充满生气的丰富多彩，这反映了一种统一的国家文化的胜利。当然这种国家文化可能被现代化、商业化以及政府所驱动。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有利于统一文化的形成，但同时地方文化的生存面临挑战，并不断地被削弱。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相较而言，国家的参与已经减少很多，这便是张鹂所称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法”(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管理中国的策略与方式的改变，但国家的影响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虽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公共空间，并享受公共生活，但是国家其实也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
二、公共生活与政治文化
前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公”的概念，它涉及官与私之间的领域，尽管人们利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但学者们还几乎没有进行过关于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学术讨论。但在西方，关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Ｒ.桑内特(Ｒichard Sennett)在其极有影响的《公共人的衰落》(1977年)一书中便指出，如今的“公共生活已经成为一项正式的职责”。这里，他把作为现代概念的“公共生活”视为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指公共服务、政治上的地位以及选举。但是在前现代的欧洲城市中，桑内特认为公共生活是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即“家庭和密友之外的”的“公共领域”，而在家庭和密友领域中的活动经常是看不到的。他还指出要研究“公共生活”，人们得找到谁是“公众”，他们身处何时何地。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与巴黎，资产阶级日趋“较少去掩盖他们的社会身份”，城市也变成了“一个不同社会群体开始互相接触的世界”。Ｒ.特雷克斯勒(Ｒichard Trexler)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1980年)一书中有不同的着眼点，他考察了“古典的公共仪式”。他的“公共仪式生活”的概念包括“边缘群体”的斗争和他们对“传统社会与仪式组织”的挑战。他的研究与桑内特所提出的“公共人衰落”(fall of public man)的观点是不相符合的。简而言之，桑纳特和特雷克斯勒对公共生活的限定可以视为是狭义的，而另一些学者采取的是更广泛的定义。例如，J.福雷斯特(John Forster)在他的《批判理论与公共生活》(1988年)一书中，把“公共生活”一词置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流批判理论(critical communications theory of society)之下，并把其定义为“在工作场所、学校、城市规划过程以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下的日常生活与社交行为”。不过，Y.那瓦若－雅辛(Yael Navaro-Yashin)给予了公共生活最广义的描述。在其《国家的面孔：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公共生活》(2002年)一书中，她把“公共生活”分析为“公共领域”、“公共文化”、“公民社会”以及“国家”，然后讨论这些领域中的“权力”与“抵抗”。她根据这种公共生活的概念，认为“人民和国家并不是相反的范畴，而是在同一个领域”。笔者的这个研究中所说的公共生活更接近桑内特的定义，即人们在家庭和密友以外的生活。与那瓦若－雅辛不同，我认为个人和国家是对立的范畴，特别是在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公共生活与国家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国家机器越强大，公共生活就越衰落，反之亦然。与发生在家中和其他隐匿于公众视野的私人生活相对而言，我把公共生活看作每天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社交、休闲与经济活动。我所讨论的公共生活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人们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的活动；(2)在这些地方，人们对隐私没有期待；(3)人们的活动可由社会、休闲或政治原因所驱动；(4)公共生活中的活动可被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所影响；(5)本研究的着眼点是自发日常公共生活，并不讨论在公共场所中经常发生的由国家主导的各种活动。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成都茶馆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新著展示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转变。G.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G.B.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把“政治文化”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现有政治的一系列态度、信仰与感受”。1971年，政治学家索乐文(Ｒichard H. Solomon)出版了《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他以“政治文化”这个术语去探求“影响政治行为的中国人的社会态度、情感关注与道德规范”。他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运用了政治学的解释，即“关于社会与文化体系的学说”。索乐文的“政治文化”无处不在，例如，它体现于一个“社会的社会化实践”、“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教师对于学生如何应对他们将会步入的成人世界的指导”等之中。相似的，L. W. 派恩(Lucian W. Pye)在其文章《文化与政治科学：政治文化概念的评价问题》(1972年)中把“政治文化”认为是态度、信仰、情感、政治进程、管理行为、政治理想、公众观点、政治意识形态、基本共识、价值观与政治情感。这些研究广泛地描述了什么是政治文化，从“感受”到“道德规范”直至“意识形态”。大概自1980年，另一种关于研究“政治文化”的历史学方法在林·亨特(Lynn Hunt)的著作中已经成形。不同于政治学家的比较广义的定义，亨特的政治文化概念相对狭义。亨特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考察了“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并揭示了“政治行为的规则”，包括“表达和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望与潜在的规则。亨特认为，政治文化吸收了“革命政治行为的逻辑”与“实践的标志”，如语言、想象与姿态等。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看到了政治文化运作的不同范围。他指出这个概念涉及两个范畴：一是“政治态度或不同群体的理念”，二是“表达这些态度或理念的方式”。而在我的这个研究中，我将增加一个领域，即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它运作于具有各种理念的集团之上，并可直接利用其权力把政治文化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个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公共生活的研究中，我们将会对那个激进的、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有更深入的观察。在这个公共生活的研究中，笔者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亨特的研究取向，并没有使用政治学家们的那种广义的概念。亨特发展了“政治文化”这个工具概念去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的政治文化”，而我用它去研究中国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从1950年到1977年以及随后的改革时代(1977～2000年)，观察公共生活是如何被政治所塑造的。我试图表达的是，“政治文化”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化。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考察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文化，探索苏联模式的国家机器是如何利用政治权力管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权力是怎样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是如何渗入广阔的公共生活的。我们还将看到共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前许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关注的是国家政治、政策制定、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精英的活动，但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将进入政治与文化的最底层，去观察在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上，政治与文化的交互作用。
三、1949年以后的城市: 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研究
1949年以后的城市，有三种研究取向。第一种，主要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提供中国城市的一个宏观视角，他们讨论各种与城市政治和社会相关的问题。这种研究更多地强调政府政策而不是社会本身。在1980年代之前有少量的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的研究，政治学家薛理泰(John Wilson Lewis)在1971年编辑出版了关于早期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城市的控制与转变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涵盖了公安局、城市干部、工会、商业、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在1984年，社会学家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与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生活的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它旨在回答政治、经济、安全、服务、婚姻、家庭结构、妇女地位、城市组织、犯罪、社会控制、政治控制、宗教、社会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几年后，怀默霆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5卷写了题为“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在这一章中，他分别描述了中国1949～1956年、1957～1966年、1967～1976年、1977～1980年的城市生活。从怀默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回应、苏联模式与城市发展、城市精英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城市组织与政治运动如“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城市生活的混乱等问题。怀默霆也涉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问题，包括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控制犯罪、对异见的压制等。总之，他并不认为共产党成功解决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怀默霆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生活的学者，他关于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生活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然是最全面的研究。第二种取向则通过实证的、档案资料的分析，更多地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个人的经历。采纳这个取向的学者几乎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中重要的成果是由周杰荣与毕克伟编辑的《胜利后的困境：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不同(后面我将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时，使用的主要是档案资料。在周杰荣与毕克伟著作的导言中，他们讨论了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的困难性：“直至中国大陆对外国研究者的开放，对1950年代早期的研究资料只限于使用报纸和到海外人员的口述。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去世后改变了，对新材料的发掘彻底改变了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改革开放后，随着收集档案渠道的逐渐放开，更多的历史细节被揭示出来，所以我们对共和国史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各地接触档案的渠道和馆藏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对1950年代早期的中文档案与文件、报告等，比以后的时期要更容易看到。”这些地方档案能为“研究共产党接管城市机构与重组城市社会提供多得多的细节”。像西方的汉学家一样，中国大陆的学者基本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尽管受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陆仍然出现了一些重要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成果，特别是新材料的发现和新主题的开拓。但是，大部分新出版的作品都是政治史，很少研究城市史，当然，上海是一个例外。第三种取向代表了近来关于后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多是由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完成的。他们考察了城市人口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到社会契约论。他们关注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以及女性，探索女性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与他们对经济、性别不平等的回应，劳资关系，政治参与，公众对变化的反应，女性的工作机会与女性在城市和农村家庭中的地位，等等。此种取向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他们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最突出的变化是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与城市的拆迁和重建。他们用“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与“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来描述改革的中国，这可以从社会学家戴慧思(Deborah Davis)所编辑的论文集《城市中国的消费革命》中清楚看到。中国的消费革命和快速的商业化带来了许多结果，这些结果都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私有成分的增长、传统生活的改变、婚姻和家庭的构造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的出现。在以上所讨论的一些研究中，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的关注。第一，共产党政权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甚至可以触及城市社会最底层的控制机器。第二，在后毛泽东时代，大量的“流动人口”弱化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制。第三，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城市与商业革命，这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活。第四，从以上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方法的改变。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研究一般是为政治体系、政策、控制和管理提供一个全国层面上的视角。而世纪之交时，关注点转向了城市生活与具体的城市问题，并着重研究人们在城市中的经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城市史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研究文化生活者很少，更多是研究政治、政策和机构。尽管一些研究也涉及以后的时期，但是大都局限在1950年代，因为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有更多的资料。新开放且可靠的资料大大提升了我们对共和国的历史及其城市的了解。他们研究的主题主要是共产党从暴力革命到城市管理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机制是什么，等等。不过，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上海，因此，中国城市史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要对上海以外的城市进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将帮助我们建构中国城市的完整图像。本书是一部城市的微观史，结合了第二与第三种研究取向。依赖档案资料与笔者的田野调查，这样可以进入一个内地城市——比较典型的“中国城市”——的更微观的层面。尽管之前的研究为考察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基础，但笔者的这项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引向新层面的思考。首先，中国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许多社会与文化转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关于中国社会变化的研究，特别是对沿海地区，但历史学家相对来说较少地去考察社会与文化的延续性。而这项研究则同时关注了公共生活的改变与延续以及两者的互动。笔者用具体的证据去判断在中国的一个内陆城市中，其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大众文化，哪些发生了改变，哪些仍保持了原状或者变化非常之小。其次，通过考察1949年以来的公共生活，这项研究揭示了共产党的革命与其他政治运动是怎样影响普通人民、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的。这本书描述了空前历史剧变时期的公共生活，从社会主义早期开始，经历了激进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茶馆一直是街坊交流与社会互动的中心，是社会各阶层的人施加影响和竭力占领的公共空间。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为我们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最后，笔者关注的是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茶馆一直都是街坊邻居间的社交中心，因此是一个政治权力发挥作用的绝佳地点。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的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因此，想要完全了解一个城市如成都，需要我们深入它的最底层，去考察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茶馆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场所。笔者的研究兴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怎样被施加到公共空间特别是茶馆之中的，怎样导致了公共生活的改变。随着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日常生活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革。尽管我们知道这场变革的重要性，但我们对具体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城市社会底层的生活却知之甚少。这项研究便提供了关于日常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层面。
四、文献资料的评价与利用
新资料的再发现与分析是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M.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1969年列举出五种主要的研究共和国史的资料；内地出版物，例如书籍、杂志、报纸；移居国外人士的访谈录；来华人员的记录；小说；中文文档和其他材料。这里，奥克森伯格并没有提及档案，因为在那个时期，学者们还不能接触到中国大陆的档案资料，他承认要接触到这些档案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确定每一种材料所展示的趋向”是很重要的。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学者们相比，我们现在从事研究要有利得多。尽管仍然有所限制，但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档案材料了。然而，资料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与1960年代的档案，但1970年代及以后的却很难接触到。因此，奥克森伯格指出：“研究中国必须在面对着明显的资料中断的情况下进行。”在本书中，读者会发现当笔者在讨论1950年代与1960年代早期的公共生活时，主要依靠的是档案资料。不过，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因为茶馆的数量大量地减少，茶馆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这个时期档案中关于茶馆的资料极少。不过，茶馆在成都幸存下来，笔者仍然从大量的其他记录、日记、回忆录中得到关乎茶馆生活的大量线索，甚至包括一些档案资料中所难以看到的细节。然而，1950年代关于茶馆的资料反映出从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的政权转移对茶馆生活与商业运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涉及国家控制、雇佣、薪资以及茶馆衰落的原因。茶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最低谷，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研究，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时期国家的出版物更多的是宣传而非信息”。本书大量依赖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具体情况，笔者都列于征引资料之中。1990年代后期，笔者从成都市档案馆中所收藏的零散地分布在公安局、各种行业组织、工商局、商业登记、工商联、商会、文化局以及统战部的档案，内容丰富，这些资料很少被历史学家使用。1990年代，档案资料比现在的中国更为开放，所以笔者可以接触到的不仅是1950年代，还有1960年代前期的资料，尽管其数量和质量皆不如以往。本书除了大量使用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还借助于报纸、笔者自己的实地调查，以及其他文献。报纸资料如《成都日报》、《人民日报》等，都是党和政府的官方日报，前者是城市层面，而后者是国家层面的。但这些报纸很少提到茶馆，它们经常起的是宣传作用，但也并非毫无用处。笔者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利用这些资料去考察茶馆、茶馆文化和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关于1950年代茶馆的丰富的资料，为研究从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权转变对茶馆与茶馆生活的影响呈现了详细的过程。档案资料清晰地呈现了茶馆的许多方面，包括国家控制的手段、就业以及它们衰落的原因。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地方报纸很少有关于茶馆的报道，与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茶馆仍然被许可存在，但是它们却被认为是“落后的”，不能被纳入“积极的公共场合”。此外，政府加强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建设工作，而休闲活动却被认为与这样的目标格格不入。因此，人们大大减少了对茶馆的光顾。在本书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茶馆与茶馆生活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样本进行简单的介绍。本书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1970年代后期的改革与开放之后茶馆的复苏与转型。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茶馆与公共生活有有利也有不利的因素。不利的是档案资料的缺乏，例如，甚至连最基本的关于茶馆的数量都不能确切地得知。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查阅档案资料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档案不是作为机密就是不对公众开放。但是有利的是，改革开放后茶馆的复苏和媒体的逐渐开放，地方报纸增加了对茶馆的报道。加上笔者对茶馆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到了许多的一手资料。另外，我们面临着怎样使用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的挑战，因为无论是档案还是媒体报道，它们本身是服务于政治、政治运动以及思想观念的。那些通过报纸保存和传播的信息，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报纸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宣传，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内容的真实性，尽管不同的时期，材料的真实程度有所区别。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党与政府紧密控制着信息的传播，这使得利用这个时代的材料相当困难。例如，我们必须把那些报纸的报道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中去进行分析。有时笔者并不把这些新闻当作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去探明它是怎样并且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进行报道，然后从字里行间筛选出事实。改革后的新闻报道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党和政府仍然控制着媒体，但是许多非党报(例如晚报、早报、商报等)的出版给媒体带来了某些自由，基本能够对日常生活进行准确地反映，它们对休闲生活也有着特殊的关注。因此报纸对茶馆与公共生活的报道频繁了许多，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当然，这些新闻报道与民国时有一些相似之处，经常以精英的角度对茶馆进行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对大众文化怀有偏见。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应当持有怀疑的眼光。但是，这些报道依然为我们通过茶馆去了解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相当丰富与有价值的资料。除了档案资料和报纸媒体，本书第二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考察。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前期，笔者在成都茶馆中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也目睹了成都城市景观、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茶馆，从气派的多层茶楼，到简陋的街角茶铺，笔者与茶馆中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有顾客、老板、员工、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和掏耳朵匠等等。当考察茶馆时，笔者并没有分发调查问卷，做笔记或记录对话，而是更倾向于随意地交谈，谈话的主题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而是随意的。这样，笔者力图得到被调查对象的最真实的表达。每天的考察结束后，笔者把自己当天的所见所闻写入田野调查记录。因此，笔者在茶馆中的所见所闻并非有选择性的：我更容易从平常的对话而非标准化的调查中，收集到现实的故事与真实的信息。在传统的街角茶馆，顾客们并没有什么隐私意识，这对笔者的考察是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对某些问题，笔者却不能得到系统的资料，因为经常我所获得的信息是随机的。再者，在使用这类调查记录的时候，笔者尽力去保持资料的最初风格，希望我讲述的故事，不要太受到我主观意识的干扰，而保存其中最自然的东西。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像人类学家一样开展实地考察，但笔者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对待自己所收集的资料，即不试图去建立一种人们行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经济与政治变化过程中，公共生活是怎样改变的等相关的历史问题。在笔者对成都进行考察的不到十年时间中，旧的城市几乎从我们眼前消失，至少这个城市的外观已经被新城市所取代。在当今中国，古代城市中富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正在快速地消失，城市变得越来越同一化。因此，恢复与重建中国城市的历史，对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学家来说，将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五、新著的结构与要点
除去导言与结论，新著包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共生活的衰落，1950～1976”。这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主要讨论国家对茶馆业的控制、大众娱乐以及茶馆后来的转型。第一章探索1950年代早期地方经济组织的命运。通过考察茶社业公会的改造与终结，我揭示了国家是怎样操纵传统的经济组织来达到全面控制城市小商业的目的。国家一旦重组并利用这些组织得到了对某一个行业的全方位控制，就很容易取消这个组织，犹如它摧毁其他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一样。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权力的扩张，伴随的是社会的一步步萎缩。通过削弱行会的影响，国家防止了任何可能挑战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的形成。茶社业公会1949年以后的命运就是“社会”死亡的一个反映，公共领域在1950年代以后也被摒弃了。在城市中，各个层面的组织，从街道到单位，都成为国家管理的一个部分，社会生活由各级政府官员主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自发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几乎不存在。通过1950年代初期共产党发动的集体化运动，私有的成都茶馆被强制纳入集体所有制。这一章还探索了小商业的经营主是怎样回应这些国家政策的，小商业所有权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每一个社会阶层以及改变了整个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怎样反映了国家的未来走向。第二章描述的是当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后，国家控制文化生活的组织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这些组织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主要的茶馆戏园以及所属的演出班子，其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娱乐”代替传统演艺(特别是打围鼓活动)。这一章还讨论了1950年代中期为了削弱各种形式的传统娱乐和减少民间艺人的演出，地方政府进行了一项关于曲艺的综合调查。这一章也揭示了新政府是怎样试图利用这些传统的公共空间为政治宣传服务的，茶馆是怎样变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共产党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从1950年到1956年，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重要转型。最初，传统与革命的娱乐形式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娱乐日益被改造，社会主义娱乐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过程反映了传统娱乐形式与社会主义娱乐之间的矛盾，而前者在国家主导的革命文化和娱乐全面政治化的趋势下而日渐衰落下去。第三章关注的是茶馆的微观世界，描述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公共生活，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政治与政治运动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公共生活，这段时期是茶馆历史上的最低谷。公共场所的言论和活动会受到政治上的极大影响，茶馆里日常的谈话，也有可能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但茶馆生活还是经常处于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外，人们还是像之前那样在茶馆里闲聊、散播“谣言”。茶馆可能提供给人们一个日常辛劳之外的暂时松弛场所，让他们回味一点先前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剥夺了茶馆的生存空间。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后，那些曾经星罗棋布在街道和小巷里的茶馆被彻底关闭了。成都的茶馆与公共生活，像整个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到达了它们的最低谷。第二部分为“公共生活的恢复，1977～2000”。这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展示了成都茶馆从临近消失到改革开放后空前发展的历程。政治变化也大大改变了经济与公共生活，因为国家放松了对工业与经济私有部分的控制。由此导致私营商业包括茶馆雨后春笋般地开始复苏，深刻改变了公共生活的广度。第四章展示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茶馆并没有完全灭绝，但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对日常生活失去了影响。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都的最后一部分老城墙最终被拆毁了，许多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包括传统大众空间和一些民间娱乐，都永远地消失了。这剥夺了人们所珍惜的传统以及他们的文化认同。如果我们认为茶馆也遭受了相似的被毁灭的命运，那么就完全错了。茶馆走向低谷，但并未消亡，并且一旦条件具备，它们就迅速复苏了，街角茶馆再度流行，与高档茶楼共存。从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初期开始，茶馆重新出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茶馆再次灵活高效地适应并继续服务着各个阶层的人们。第五章关注的是茶馆的各种顾客，在茶馆中营生的人们，以及与茶馆相关的人们，特别是从乡村来的农民工。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减少了国家的控制，茶馆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生存。茶馆为有共同爱好的人们及日常社交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场所，无论社会地位、阶层、性别和年龄情况如何，都可以在茶馆中活动；茶馆尤其是退休者和老年人的天堂。实际上，这种社交互动与娱乐活动公共空间的缺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茶馆作为商业和文化载体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影响力。此外，随着当地市场的发展与管理经验的提升，人们再次开始在茶馆中谋生计。第六章考察茶馆中最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打麻将，从街坊之间由于打麻将发生的冲突开始，考察居民委员会在邻里中扮演的角色，观察市政府与官方媒体对城市形象的回应，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麻将所带来的一系列喧闹和腐败等问题时的困境。本章以打麻将为例，直观地展示了世纪之交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变化。这些改变也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在此过程中，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通过打麻将这种娱乐，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怎样与传统生活方式共存的。此外，本章描述了个人与政府是如何回应“健康生活方式”的新标准以及怎样提升城市形象的问题。结论部分把社会转型、文化延续性与间断性、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冲突、国家权力与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和现代性等这些大的主题交织在一起。茶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是从未经历过像20世纪下半叶那样的剧烈变迁。但它终究幸存下来并得到复兴，促进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发展。观察茶馆从1950年到2000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强大国家与衰弱社会的对立。透过茶馆这个窗户，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对娱乐的控制、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社会主义娱乐的兴起以及国家与地方文化的冲突。公共生活的复苏扩展了社会与政治空间并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活，再次强调了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的生命力。结论部分还展示了传统茶馆和茶馆文化是怎样为商业革命和城市革命所影响的。流动人口为城市注入了活力并给茶馆带来了新的顾客群体。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休闲追求，包括在茶馆打发时间。在过去，人们局限在单位中，但公共生活的回归，重新引入了茶馆这个最基本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单位。中国城市的城市革命与重建对茶馆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成都，以街头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了，同时茶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茶馆所依赖的小巷与街坊几乎都被拆了，这改变了城市面貌，并最终带来从街角茶馆到更精致茶楼的过渡。此外，科技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现代城市中，茶馆将会再次寻找一条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并继续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王笛，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主任。注：转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总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