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

作者：熊玉文，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来源：《民国档案》. 2012年04期、转自历史学参考

巴黎和会期间, 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和中国南北政府及各种力量围绕和会展开的争斗催生出众多谣言。它们所制造出来的紧张和压力, 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在此信息环境下, 梁启超一封平常的电报激起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参加巴黎和会是中国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国际舞台, 国人对在和会上能收回多少利权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然而,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谁来代表中国收回这些利权?南北政府之间的猜疑和争斗给和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青岛是直接归还还是间接归还?日本的盛气凌人又给和会带来了不祥之兆。于是, 在巴黎和会过程中, 谣言四起, 人心恐慌, 梁启超一封普通的电报遂能激起五四之变。以往关于五四运动发生的研究, 经典的结论是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可是仔细梳理五四运动爆发前从巴黎传回的信息, 梁启超的电报并未言中国外交失败, 威尔逊对“欣然同意”的指责国内无人知晓, 巴黎和会满足日本要求的有关山东条款的消息还未传到。因此, 本文从谣言这一角度出发, 探讨巴黎和会期间由外交引发的谣言所构建的信息环境对五四运动发生的刺激作用, 试图能够合理解读在真正的外交失败消息到达之前五四运动突然发生的逻辑。
谣言之一:日本派兵来京
在和会上收回山东利权既是中国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中国代表团最核心的任务。为此, 1919年1月2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巴黎发生舌战。理屈词穷的日本为了改变被动境地和达到青岛由其间接归还的目的, 试图从北京打开外交局面, 不顾中国正值春节放假, 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于2月2日 (正月初二) 强行要求访问中国代理外长陈箓。在会谈中, 小幡首先指责顾维钧“漠视日本之体面”, 在未征求日本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和会承诺中国政府可以随时宣布中日密约, “殊与日本以不快之感”;然后故意把中国唯一可以依赖的国家由美国说成是英国, 而“英国势力, 已不可靠。该国爱尔兰现已独立, 改为共和国, 且尚有多数人之罢工”, 暗示中国仍然需要服从日本意志;进而明确向中国发出威胁, 如果中国不按日本的意愿行事, 在发表各项密约之前得到日本同意, 则日本“亦有相当之体面, 不能不极力维持”。1小幡访问陈箓时, 国内媒体都处于休假之中。等假期结束, 小幡恫吓事件成了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由于真相扑朔迷离, 各种猜测和虚构也见诸报端。有关此次会见的新闻, 与事实相左的报道有三种。第一种报道:“ (小幡日使) 当晤陈次长时, 即以告诫顾王二君为要求, 谓嗣后中国代表在和会有所建议, 均当秉承日本代表之意旨, 否则取消退还青岛之宣言, 并占据山东, 所有以前尚未交清之参战借款一千七百万, 亦不交付, 且中国将蒙其他之不利益。”2第二种报道:“驻京日使小幡氏昨晤代理外交总长, 告以如中国于欧洲和会事愿尊重日本志愿, 则去年九月间段祺瑞为参战处缔结日人借款二千万元合同中迄未缴付之款一千七百万元可以照缴, 如中国不欲承认, 此项借款合同则中国将已付之款三百万元交还日本, 即可取销[消]合同。……小幡氏又谓英国方有内乱, 对于中国未能援助而日本则近在咫尺, 且有精锐未用之海陆军。”3第三种报道:“日使小幡氏昨访外交陈代长, ……旋请中政府谕令巴黎代表改变态度, 与日本协谋进行。……苟不如是, 日本将不得已而有武力表示之意, 谓各国之能友中国者莫日本, 若他国相距甚远, 日本则近在咫尺, 有陆军百万人, 海军五十万吨。……又小幡氏询问中政府对于参战处借款合同作何办法一层亦含有恫吓之意。”4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 谣言是在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虚假不确切的信息。有关谣言的研究权威当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 他们不仅指出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 而且提出了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三种基本机制——省略、突出和同化。5在小幡恫吓事件中, 许多信息都被省略, 只剩下小幡与陈箓会见及小幡禁止中国单方面公布密约的基本素材, 然而在信息再造的过程中, 传播者根据近代中日交往的经历, 尤其是日本占领山东的过程, 突出了日本蛮横霸道的形象, 把对日本乘机要挟和武力恐吓的想像嵌入到信息中去。所以, 不难发现在小幡恫吓事件传播过程中, 明显多了两处添加的内容:参战借款问题和日本炫耀武力。在此信息刺激之下, 日本“派兵来京”的谣言不胫而走, 弄得春节期间京城百姓“连日以来人心惶惶”。6警讯传来, 国人怒不可遏, 不仅纷纷通电谴责日本的强权行为, 支持政府和代表直接收回山东利权, 而且追根溯源, 强烈要求政府宣布和取消中日密约, 清除青岛直接归还的障碍。如上海和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闻知消息后, 主张“取消参战之协约, 凡现有之中日秘密协约, 请交与和议会。”7国民外交协会致电中国专使:“欧战后, 中日所订各约及各合同, 皆由日本用武力阴谋强迫, 应全取消。”8公民调和会致电全国, 敦请政府和各机关团体“速电欧洲和会各代表将从前所订一切密约, 公议宣布, 概行废止。”9山东省议会要求政府将中日密约“电促顾王两使逐件提交和平会议, 请付公决, 力主取销[消]”。10这些通电刊登在媒体上, 形成一股强大的全国性舆论压力, 迫使政府自3月14日起将一战期间与外国所签订的各种密约“交各报馆披露”11, 由此暴露了中日密约签字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身份, 把他们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事后追忆说, 密约公布之后, “大家看到又是曹汝霖、章宗祥所经手, ……青年怨愤, 悉集于曹、章、陆, 是可以想见的。”12“当时的心情, 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 因为他们是中国人!”13小幡对中国政府的威胁, 本想得到在巴黎得不到的东西, 但此时深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影响的国人在日本出兵中国谣言的作用下, 被广泛动员起来, 奋起抗争, 这是小幡未曾预料的。更使日人始料不及的是通过对中日密约的追问, 经手中日密约的曹、章、陆被媒体曝光, 成为民众憎恨的对象。
谣言之二:梁启超卖国
刚刚得到一战结束的消息,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就各自着手组建代表团, 准备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12月12日,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正式讨论“派遣欧洲和平会议代表案”, 决定以孙中山、伍廷芳、王宠惠、王正廷、伍朝枢为欧洲和平会议代表14, 在未与北京政府协商的情况下, 企图单独派使。后经美国斡旋, 南北双方成立了一个以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代表北方和王正廷代表南方的混合代表团, 对外以示“举国一致”。虽然陆征祥在和会初期电告国内专使之间相处“极融洽”, 外国舆论也“颇赞我之容纳两方出于一致”15, 但南北之间的鸿沟很难泯灭。王正廷在去巴黎的途中给南方政府非常国会写信, 道明自己与会的目的就在于监视北方代表, “得与闻提议之内容, 谈判之颠末, 与其影响于国利民福者, 奚若庶使邦人君子, 咸晓然于当轴者之所为, 于以昭示大公, 慰我民望。”16王正廷虽在代表团内名列第二, 但在代表南方政府使命的感召下, 曾演出逼宫之戏。1919年2月初, 中国代表团内部召开会议, 王正廷授意秘书在会议桌主席的位置上安排两把坐椅, 然后与陆征祥并排就座, “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 并且要求听取汇报”, 还得寸进尺地用肘部向陆挤去, 直至陆“最后离开桌子”。17陆遭王逼宫之后, 以生病为由, 请政府“另派声望素孚之大员在欧参与议会, 祥愿从旁襄助, 不拘地位”18, 辞职远走瑞士。王刚挤走陆, 谁知受总统徐世昌委派以个人身份赞助中国代表团的梁启超恰巧此时赶到巴黎。对于梁的到来, 王充满担忧, 唯恐梁接替陆的位置, 其在给广州军政府的电报中不无担心地认为陆辞职后的继任人“即为段氏豢饵驻此伺隙而动之某氏”19, 对梁的嫉恨之情溢于言表。为了赶走梁, 造谣成为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3月6日王致电南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我国和会提案注重废廿一款及诸密约。日本非胁即诱, 固背公理, 而国人竟有受诱济私者, 事同串卖, □□大逆。望激率全国舆论, 一致聚诛, 则废约较易措词。”20在电报中, 王暗指梁是阻碍中国代表团宣布中日密约的“大逆”之人, 由此揭开了声讨“卖国贼”的序幕。23个已消失的社会主义国家名单一览表4月2日, 王正廷的来电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21, 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梁, “请速离欧回国, 方可辩明心迹”22, 吴景濂认为“梁启超助恶长乱, 为国罪人”。23非常国会要求南北政府下令将梁逮捕, “交由司法员讯办, 没收其国内产业并请法使引渡”。24邵力子则乘机扩大声讨对象, 认为阻碍密约公布的人是“卖国贼”, 订结密约的人更是“卖国贼”, 因此“今之卖国者非独梁氏也。段祺瑞、徐树铮辈, 则甘以军权奉人, 曹汝霖、陆宗舆辈, 则甘以财权奉人”25, 凡是“卖国贼”都应声讨。声讨“卖国贼”一时成了强势话语。旧国会议员居正、彭养光等人把“卖国贼”分为首从, “徐世昌、段祺瑞, 其户魁也, 曹汝霖、陆宗舆、徐树铮、靳云鹏、章宗祥, 其爪牙心腹也。”26叶楚伧认为除梁启超之外, “今卖国贰臣, 密布于北廷。曹、陆而外, 文官汪大燮、林长民, 武官段祺瑞、徐树铮等”。27当攻击梁启超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时, 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社会名流蔡元培和王宠惠及范源濂、和会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随梁出访的蒋百里和张君劢等挺身为梁辩诬。28从攻与护的双方力量来分析, 攻击方的吴、邵、居、彭、叶是国民党人, 非常国会主要由国民党议员构成,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是国民党的“政治战友”29, 维护方的力量不是研究系分子及其控制的机构, 就是研究系的同情者或北京政府官员, 党派政争隐然可见。国民党这一方将北京政府的首要人物、新交通系骨干分子和研究系重要成员统统贴上“卖国”的标签, 其中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研究系人员身上。国民党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 (其前身为梁的进步党)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自诞生之日起为争夺国会资源就形成了冤家对头的关系, 在张勋复辟失败后, 梁帮助段祺瑞设计出以临时参议院代替国会的方案, 两者之间在旧仇之上又添新恨。而梁在中国对德宣战时机上, “再度显示他的机智, 于同年8月14日即广州军政府成立前夕, 说服段祺瑞抢先以中国合法政府名义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对德奥宣战的布告。……从而使广州政府难以获得列强承认”。30国民党与梁及其领导下的研究系势如冰碳。梁启超“卖国”的谣言之所以产生和被迅速传播, 除政争因素外, 还有其他两个方面不可忽视:一是梁过去的亲日立场。戊戌维新失败后, 梁流亡日本14年, 曾发出日本是其“第二故乡”31的感叹, 在日本吞并朝鲜问题上“认为朝鲜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在日本侵略东三省问题上“采取默认态度”32, 在其财政总长任内的管理措施“导致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33尽管梁在护国战争之后逐渐走上反日道路, 在谣言产生前报纸也刊登过梁不承认和要求废除中日密约的电报34, 但在危机时刻, 任何荒诞不经的“事实”都是可信的, 而梁的亲日背景增加了“事实”的可信度。二是梁来巴黎的动机模糊。在政府正式派使之外, 徐世昌听从研究系分子林长民的游说, 委派梁以个人名义赴法, 这种反常的做法, 连顾维钧的判断也与王正廷一样, 认为“梁启超的到来意味着代表团人员有变动”, 他“是来取代陆的”。35虽然梁启超“卖国”的谣言最终灰飞烟灭, 但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外交问责, 却在寻找“卖国贼”的话语之下, 将国人的目光转移到中日密约的订结之人身上。国人对密约签字人的称呼由原先的“一二私人”36“一二奸人”37, 到4月末变成了“二三卖国贼”。38这与由日本“派兵来京”的谣言引起的曹、章、陆身份的曝光, 共同使卖国之贼在五四运动前夕已在国人心目中得到确认。
谣言之三:顾维钧投靠曹汝霖
巴黎和会期间最荒诞最能触动国人神经的谣言莫过于顾维钧与曹汝霖之女订婚之说。顾在妻子 (唐绍仪之女) 于一战尾声时病逝后曾“认真考虑过辞职, 并且提出了辞呈”, 但在政府多次力劝之下还是参加了巴黎和会。39在1月28日的和会辩论上, 顾词锋犀利, 力挫日本代表, 赢得“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表示, 现于颜色”。40而王正廷空拥次席代表的名衔, 自失代表发言的机会, 与顾维钧在会议上的表现相形见绌, “遂于顾维钧生妒嫉”41, “妒其辞令优美, 骤得令名”, 而又“欲攘他人之功”42, 于是又捏造出顾曹联姻的谣言来。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牺牲始末4月底, 国内报纸译载《大陆报》《字林西报》等外报消息, 报道一则“中国代表顾维钧已附曹党而受曹指挥”的“近中国所未见最大政治黑幕”, 即顾维钧在其妻去世后, “近由驻巴黎北京代表为冰人, 已与曹汝霖之女订婚”43, “甘做曹汝霖之快婿”。44对于这则谣言的来源,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留下了详细记录, 其在招待李石曾的午宴上曾当面质问王正廷的造谣, 王正廷也如实予以承认。45王的造谣对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经人调解, 虽然冰释, 但二公此后一生, 避而远之”。46不仅如此, 王、顾失和后, “终王之世, 未能回复”。47
顾维钧投靠曹汝霖的消息对国人打击太大, 使国人对政治几乎丧失信心。西方记者观察到无数华人“咸陷于极深极黑之悲观境”。48有人投书媒体, 对中国政界失望之至, 要求国人“急起直追”。文章说:“顾维钧忽变节投入卖国派, 真梦想不到之事, 果传闻非虚, 则中国在和会之要求, 殆已全功尽弃, 满盘全输, 而中国政界人才, 亦对世界宣告破产矣。”49余斐山在获知消息的当日抑止不住灰心的情绪告诉胡适:“现在有一个怪消息, 就是顾维钧投了卖国党了。这件事确不确, 虽然不能就断, 但我现在对于我国这般卑鄙龌龊的官僚, 我是永远不信任他们的”。50尽管顾维钧投靠曹汝霖的谣言很快不攻自破, 但国人受此惊吓, 对本国外交已经产生出强烈的悲观心理。《申报》主笔陈景韩认为各国都在和会为自己的利益奋斗, “然而反观我国, 王使则有辞职之说, 顾使则有缔婚之谣, 内外上下, 不于此时共勉, 而于此时共毁, 胜负之数, 亦可知矣。”51署名“无射”的作者认为:“吾人须知顾氏不变节, 非即中国在和会不失败之谓, 况卖国派丧心病狂, 绝无觉悟, 顾氏即不堕其彀中, 奸谋岂因是而停顿?”52
余 论
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鼓舞,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仅要直接收回山东利权, 而且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七点《希望条件》。可是, 在和会期间, 谣言一波未平, 另波又起, 从日本“派兵来京”, 到梁启超“卖国”, 再到顾维钧投靠曹汝霖, 每一个谣言都使国人对和会的期望受到冲击, 信心逐渐丧失。然而谣言犹如空穴来风, 自有其背景和根源。日本“派兵来京”的谣言来自小幡恫吓的事实和国人对近代中日外交“凡日本许与中国者, 无一件可望诸实行, 而日本欲要求于中国者, 则无故强迫之”53结局的集体记忆;梁启超“卖国”谣言的出笼除了政争与过去梁有亲日的经历之外, 它与顾维钧投靠曹汝霖的谣言一样, 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外交从和会开始时的胜利在望转变到后来的每况愈下和噩耗频传。谣言毕竟是谣言, 迟早有破灭的时候。可是在其产生和传播之时, 人们对之真假难辨, 它们与真正的危机信息互相激荡, 营造出危机四伏和危在旦夕的氛围, 引起人们心理的极度紧张、混乱和恐慌。4月25日巴黎和会关于青岛五国共管的方案开始传到国内54, 5月1日日本于1917年初与英法意俄分别签定的各国保证战后满足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利权要求的密约首次公开。55谣言和这些真实的消息将国人心理推到崩溃的边缘。国人此时再也不能满足于以口头舆论来释放心中压力的形式, 付诸行为舆论即直接行动的愿望被迫生成。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还在顾维钧投靠曹汝霖谣言甚嚣尘上时, 有人就表示“北廷辩明并未致电陆征祥对日让步, 梁启超自白不卖国, 今观于顾事, 此曹所能辩, 尚足信耶?”对如何处置卖国奸党和挽回危局, 倡议国人应“急起直追, 毋再因循泄沓以自误”。56当国人知道和会对青岛作出五国共管的决定时, 对内讧不断的本国代表已失去信任, 敦促同胞“急起力求, 督促政府, 严令各委员协力进行”, 否则“山东之为山东, 恐终为日本所得”。57北京国民外交协会鉴于事态严重, 纯粹口头抗议已无法引起政府重视, 决定派交际部干事梁家义南下上海串联, 要求上海各团体“克日特开大会, 表示与本会主张同一之态度”。58日英法意俄五国密约公开后, 全国各大媒体呼吁“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 则此次外交之失败, 即足以亡国”。59在行为舆论呼之欲出的情况下, 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关于4月22日和会英法袒护日本的电报在5月2日的报纸上登出60, 两天后五四运动便以直接行动的方式爆发了。今天来看梁启超的这封电报, 其实很平常, 既未说明英法“为所动”的结果, 也未报告威尔逊对“欣然同意”的指责, 但由于有前述谣言的铺垫, 当时国人的解读就不平常了。林长民收到梁的来电后, 向全国发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的警报。61媒体在刊登梁电的同时警告国人“时至今日, 国民犹不自图补救, 则真不知死所也。”62从五四运动前夕媒体在报道山东问题时所用“最后五分钟”“生死呼吸之顷”63“危急万分”64等语词来看, 国人对形势的恐惧达到极点, 甚至出现“政府如让步屈服, 则吾人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的激烈言词。65出于对和会的失望和对政府的绝望, 在和会满足日本对山东利权要求的三个条款传回国内的一周前66, 国人被迫提前采取了行动。如果说梁启超的一封电报引发了五四运动, 梁因此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点火人”67, 那么谣言则为五四运动能够燃烧起来榨干了空气中所有的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