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词：
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在景泰二年（公元1451）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十八次重新加修。 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长，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讯、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它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起了极大的威胁。
在16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纪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它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
赵现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而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湮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持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宁波东面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的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地带，是实力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
据学者考证，双屿岛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相关的历史印迹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岛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朝的官方文献，双屿港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乱。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武装侵略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被朱元璋击败后，余部亡命海上。为了防倭寇侵犯以及昔日政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百姓私通倭寇。早在洪武四年（公元1381），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濒海百姓私自出海，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和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
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研究员）：海禁政策当时产生是有时代背景的，今天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责备。因为国家的安全问题，我们今天也都知道，比如现在的马六甲。这个海盗问题，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安全确实是很大的危险隐患。
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双屿岛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地的变化，推动着双屿岛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的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和市场。在民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8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堪合，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循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和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在靠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岛。“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尚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两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有贸易港—双屿港。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当时双屿岛非常繁盛，船只大概有一千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人口也相当的多，而且成份比较复杂，语言各种各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
双屿港繁盛自由的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子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即将降临双屿岛。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责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使朱纨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纨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纨还下令，用木石堵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四月七日双屿港被攻破到五月十日，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为的指挥官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纨，出身进士，属于铁腕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纨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纨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纨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世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弹劾朱纨专权滥杀。不久，朱纨被革职，朱纨不愿意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福建，浙江沿海的世家大族他们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所以，朱纨实行严格的禁倭政策之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收到影响。
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索多汗封号。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四月，年仅二十八岁的俺答汗，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因为贡市是一体的，他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后，向皇帝缴纳贡品后，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
俺答汗所在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十万人，几乎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与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贡市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侵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拿到的却不是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
彭勇（中国民族大学 教授）：明朝是取代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政权的延续性，还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对于这样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一直视为最大的敌人
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向塞北的蒙古政权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贡，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贡，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互市，明朝君臣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冠履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看来，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坐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允许通贡，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的请求通贡的使节石天爵处死。俺答汗求贡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距离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十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和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关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能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原瓦刺诸部。他门时时刻刻觊觎着士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一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贡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
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强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给构，唯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一两白银。可以想像，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麻靡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陆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是逼明朝就范。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八月，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俺答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蓟州，入北古口，围顺义，长驱直入，直逼北京。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剽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意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予我市，通我贡，即解围”。俺等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之后，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四月二十八日,俺答汗期待以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复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俺答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制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指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俺答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羊毛、兽皮交易栗豆、麦等粮食，这一要求对双方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但却遭到了的明朝政府的拒绝。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 教援）：这下明朝皇帝就我不干了，他说我答应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
同时，马市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权汉人头目的追害，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俺答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俺答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致于马市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刻借口蒙古乞请无厌，而且在互市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互市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一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俺答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俺答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一般被称为板升，对板升的经营，是俺答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升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牧民的生活需求，板升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俺答汗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升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
16世纪中期 ，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住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本斯，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十六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企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表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使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训。双屿港的覆灭，也下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真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的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生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 但频繁出入平户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
彭勇（中央民族大学 教援）：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宏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一些商人，在加上这时期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冒险家，也就是由于这个时期，它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发展起来了。它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供应地。
王直的崛起引起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海禁政策。王直徽州老乡，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姑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巡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与祖宗成法不合，开明派认为，处死王直，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请求赦免王直。开明派和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
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沼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妙。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
任军峰（浙江省临海市 市民）：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就是从我们这个常山蛇阵上演变而来的，它最大一个特点或优点就是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有头无尾。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大捷。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至四十三年（公元1564），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除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厉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他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倭寇它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禁绝起来就比较容易，实行海禁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倭寇他们主体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势力，而且这种走私势力他具有这样一个海外市场。所以，禁绝倭寇完全用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种强硬手段是没有办法禁绝的。
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俺答汗统治下的板升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俺答汗一筹莫展,板开农业的歉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政府取得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俺答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件戏剧性事件，正当俺答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矛盾，于隆庆四年，率妻子与奴仆投奔明朝，这让六十四岁的俺答汗心急如焚。但是，俺答汗没有想到的是把汉那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借机与俺答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战争。
曹永年（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授）：明朝方面，因为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高拱、张居正、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这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个，从蒙古方面来说，俺答汗经过多年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板升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以把汉那告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贡市。
隆庆五年五月(元1571)，在大同得胜堡边外的晾马台，广设黄帷兰帐，俺答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子、弟和各级头目均授以都督 、指挥、千户等官。俺答汗宣布了十三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代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商定了宣府至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六十五岁的俺答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板升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它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三年(公元1575),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朝应俺答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归化，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资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北方的这种商业的中心，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这个商业贸易地点已经推进到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还有和明朝北方这样一个沙漠地带，他这个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所以说整个草原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核心地带。
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平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嘉靖打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要彻底平息倭患，政府必须反思，必须面对现实，作出收策调整。隆庆元年（公元1567 )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月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政策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他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序的开放。
不过明朝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有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郎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
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它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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