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作者：杨奎松 历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 主要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革命》 (四卷) 等。
本文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3期；转自友朋会、历史学参考


提要：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颇多风雨，但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却是1941年初的事。在此之前，两党纵有磨擦冲突，仍属局部问题。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驽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如同国共关系走到皖南事变的情况一样，皖南事变之发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或侧重于在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前提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条件下新四军政委项英与中共中央有着怎样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对新四军在事变中的损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这种讨论的前提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问题。由于多数大陆学者缺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关系及其决策过程的深入研究，简单地认定皖南事变乃蒋介石之“蓄谋”，“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的袭击”，[1]因此，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蒋介石这时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目的有限，也忽视了苏联方面坚持维持国共关系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事变前和事变后政策的影响程度。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把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态度与蒋介石的态度混为一谈，或者不注意共产党人当时条件下政策策略的复杂变化及其原因，似与以往资料尚不充分和研究者过多侧重于对一方资料之研究有关。鉴于今天大陆中共相关档案、国民党去台前留置南京的相关档案，以及台湾所藏大溪档案和国民党党史会相关档案均已开放，一些亲历者的日记或回忆录业已出版，今人理当可以依据多方资料，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对此一事变及其善后问题重加梳理。本文即试从两党关系的角度对此再做探讨，以期使今人对事变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当时之情势与善后之结果的了解，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一些。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国民党方面，皖南事变是其无法容忍共产党力量无限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相信“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的结果。[2]其不惜用军事方法驱除要害地区共产党武装，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包含着敢于与共产党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全面破裂两党关系的某种准备。但是，蒋介石1940年和1941年是否对此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却颇可置疑。
国民党内以武力清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不少国民党军政领导人都开始要求蒋介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即所谓皓电），限期一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11月9日发出佳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3]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蒋介石批准“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电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去，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作为这个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显然无法简单地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或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军事上的需要，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毕竟，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相当多的磨擦与冲突，但大都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且规模有限，共产党并没有根本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打算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异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意虽不在向中共宣战，然一旦具体实施，难免会让中共认为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抗战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种计划亦未必能够达到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明确认为这一计划只能以“游击战”来施行，[4]且在注意到日汪协定签订在即，为避免被中共指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对军令部呈文更拖着未签。
然而久拖不决毕竟不是办法。最后通牒既已发出，政府颜面必须顾及。因此，拖到12月7日，蒋终究不能不做出正式批复，但他仍旧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惟须“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之后，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前令，蒋亦于9日亲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5]
由于这一要求与命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时间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同时并将皖南新四军也列入了剿灭计划。称：“观察江南N4A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N4A立予解决”。[6]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为章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7]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
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急于一战，主要是因为自恃军力雄厚。在他们眼中，八路军、新四军不过“裹胁成军”，对前此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处与中共军队冲突惨遭败绩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在其将中共军队全部限制于冀察地区的要求被拒，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又复与国民党韩德勤部猛烈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想要在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威胁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何应钦这时就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4Ａ予以解决”。[8]徐永昌则在提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之后，更进一步迅速拟就了针对黄河以北八路军的《华北作战计划》，提出应立即在华北地区做好应战部署，必要时亦取攻势作战。胡宗南这时也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便“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应付非常事变”。[9]白崇禧则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其甚至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10]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11]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
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因为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意志影响甚大。注意到苏联与日本这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12]但“不致扩大叛变”的推测毕竟没有十分的把握，为此他不能不尽力限制作战形式和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不仅如此，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事情万一闹大。他不能不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13]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于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14]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规定：“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15]
但实事求是地说，蒋批复军令部的计划已很晚，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27日才在徽州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剿计划，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出《进剿匪军计划》，这之后再发布指令调动部队进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已经不可能了。[1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军令部的命令下达过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即对蒋唯命是从的顾祝同等这时其实也揣摸到蒋的心理，寄希望于皖南新四军能够切实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条件要高点，也可以商量。
在11月底顾祝同在给蒋的电报中，就详细说明了他力图“切实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这种态度。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照发欠发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军为目的的，并无想要乘机消灭皖南新四军的意图。[17]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蒋介石、何应钦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再走东线前后，顾祝同及其所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也还是力图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12月8日，顾祝同即转电称，新四军皖南部队已开始北移，要求“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18]11日，上官云相也曾电告皖南行署称：新四军叶挺军长有电报称，新四军军部驻地国民党政工人员到处散布新四军即日将被驱逐的谣言，且对新四军士兵家属威胁百出，上官为此明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扰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密饬所属，俟该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19]据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和时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武之芬回忆，即使召开了徽州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也还是建立在新四军抗命不移的情况之下。按照顾祝同的说法，还是“希望他们能遵令渡江”，新四军如果北撤，部署各军则转而负责掩护。[20]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明明这时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

12月27日，即以部署剿灭皖南新四军为要旨的徽州军事会议召开当日，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等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北移。对叶项所提各项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泸江县境为职部临时集结境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的提议，[21]顾祝同当时就表示可以商量。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随即再派参谋人员前往新四军军部与叶挺续商。在顾祝同的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来电承诺：“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
12月30日，叶挺又进一步受命要求展期北移。[22]对此，清楚地知道蒋有“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即解决，勿再宽容”密令[23]的顾祝同，仍无坚决反对的表示。相反，在1月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里，他还在替叶挺说好话。其不仅转电称：“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而且明确提出：“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元，既包括一月份经费在内，似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饬分批具领。惟丙项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转请核示。”[24]
1941年1月2日，叶挺又来电报提出：决定“先派一个团于虞（七）日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顾祝同接电后也还是表示同情。其次日即指示上官云相“饬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形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25]他在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解释其同意叶挺要求的原因说：“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许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26]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当他得知叶、项已决定北移，虽然时限已经超过，也还是明显地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抱以某种期望。当然，他不同意顾祝同先发饷弹再走的意见，认为时间上不宜再拖，但他同意，经费和弹药等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且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要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27]
由上不难看出，说皖南新四军1月4日南下茂林是蒋介石、顾祝同指定的路线，[28]或说蒋、顾有意逼诱新四军南行，未必是准确的。[29]事实上，当1月4日皖南新四军已经秘密南下之后，无论顾、蒋，都没有意识到会在茂林地区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30]他们甚至还曾不同程度上考虑过要不要同意新四军部分走苏南，和要不要适当再度展期的问题。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态度游移，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其实也有颇多相似处。皖南新四军直拖到蒋手令所限最后期限，仍不能具体实施北移行动，不得不与中共中央、第三战区以及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此种种军事磨擦和冲突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充满了疑惧心理。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应北移”。[31]这也就是说，皖南新四军北移已成定局。因此，从11月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方案问题了。而当时情况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即向东经苏南然后北渡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扩大其在江北的根据地，而是想要让新四军军部过长江后，下一步与江北的新四军按照前令，于1月底全部从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发动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军打的又不是中央军，故他对黄桥战役没有做出强烈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32]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33]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

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34]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间也确曾有密电给李品仙，李部这期间也确曾做过防堵新四军北渡的军事部署。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及第三战区指定的北移路线是走苏南去苏北，而非走铜繁去皖北。桂系军队害怕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与其境内新四军合股，造成类似黄桥事件那样强弱易手的严峻局面，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35]，亦可想而知。问题在于，12月10日蒋下令改变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之后，这种部署即未再出现。根据蒋、顾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团军“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暂取守势”的命令，李品仙不仅开始通知各师：“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而且明令相关各师做出相应部署了。[36]当然，“暂取守势”，并非不做进剿准备。依据蒋令，李品仙亦于28日，即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第二天，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37]
事实上，即使深恐部队遭受围歼的项英，在得到蒋下令改走北线的消息时，虽猜来猜去，也没有怀疑过蒋、顾有所谓“诱歼”的阴谋，只是怀疑李品仙会否放弃过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让新四军渡江。他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后，先是担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则不能渡，（届时）势将进返两难”。而后则怀疑国民党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其后则猜测“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且顾虑由云岭军部驻地到江边，必须穿过日军封锁线，部队“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总之都还没有想到会遭遇国民党军诱歼或伏击的可能。[38]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开始时也深信蒋、顾不会阻碍。他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明确讲：“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直到12月中旬以后，他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催促叶、项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虽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缓移一个月来要挟国民党，但在得到周恩来26日关于与蒋谈话的通报之后，已不再迟移，而是严令叶、项迅速北移了。[39]不过，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也并非就是项英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到1940年12月底，新四军领导人中对北移路线仍有争论。实际上叶挺就仍然认为部队分别走铜繁和苏南北渡更稳妥，因为只要能够争取到顾祝同同意部分队伍，如一个团经苏南北渡，万一铜繁北渡遭遇日军拦截，即可名正言顺地要求分批走苏南。这也是叶挺1月2日还在致电顾祝同，商量分地北渡，并强调原地北渡“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的一个原因。[40]
正因为存在争论，中共中央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确定的意见。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电报中就肯定过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强调叶、项在渡江时“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41]故28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也仍旧做出了基本依照蒋令走北线，即大部队直接渡江去皖东北的决定。对此，毛泽东在次日的复电中更是明确表示同意。电称：“（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即叶挺－引者注）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42]然而，重庆的周恩来对此颇感担忧，认为“分地北渡有危险性”，而寄希望于蒋桂皖北让路，恐做不到，因据情报“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故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显然认可了周恩来的意见，并于30日再电叶、项要其考虑。鉴于这种情况，也考虑到蒋介石和顾祝同有明令禁止直接走苏南，重新申请时间上也来不及，项英等最终不能不决定改走南线，即经茂林绕道三溪，转至天目山脚下，避过堵在东去苏南路线上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向南绕道经苏南北渡。[43]
走南线并非没有危险。尤其走南线明显地违反了蒋、顾的命令，且是向第三战区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何况到12月底和1月初，项英等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第三战区正在加紧调动部队，在茂林以南构筑包围圈。但在项英等人看来，第三战区构筑的防线毕竟距离云岭较远，新四军尚有回旋余地。且迅速南下茂林，绕道三溪，经天目山脚下之宁国、郎溪到达溧阳，然后再伺机北渡，应为出其不意之一着。只要能够突破并控制住三溪镇，就能达成转进之目的。而根据他们的情报，上官云相正在将由税警部队改编的第四十师调来向三溪镇一带填防，未必能够赶在新四军前面完成防御部署。即使四十师抢得先机，将部队部署完毕，以新四军现有兵力，突破一个刚刚调防上来，尚未完成防御体系，又是由非正规部队改编的师的防线，到底比原地北渡遭遇日军和李品仙部拦截，或直接东去苏南突破五十二和一0八两个师的防线，安全系数要大得多。正是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项英等研究再三，才于1941年1月1日做出了冒险走南线的最后决定。

项英和叶挺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对此举的危险性讲得很清楚。电报称：“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0以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其后，项英还有专电报告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他们的意图，“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44]在这里，项英等人的态度非常明白，就是已经做好了与国民党军正面冲突的准备，“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中共中央对此显然也是同意的。它于1月3日，即皖南部队开始北移的前一天，明确答复项英等称：“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45]
注意到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1月4日皖南新四军的北渡，不仅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其最终决定也是在部队出动前三天才确定的。[46]部队行动前，已经知道顾祝同允许一个团走苏南，但仍决定坚决全部南下茂林。因此，第三战区，乃至负责围赶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是不可能针对皖南新四军在茂林以南预设陷阱的。实际上，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南线的部署，是按照前述江北新四军贸然攻击兴化，或皖南新四军不能遵命北移的情况下，准备向云岭新四军军部进剿而设计的。它并不含有在茂林一带围歼新四军的内容。因此，直到6日晨，新四军先头部队在攻击前进的命令下，与已经进驻三溪，且前伸至高岭的国民党军四十师搜索部队交火后，第三战区才得知新四军南下的消息。[47]根据台北保存的大溪档案及中研院近史所刊布的《徐永昌日记》（影印），可知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令部得到皖南冲突的具体报告，已经又是两天之后的事情了。当然，蒋介石对此时发生战斗，也并非毫无准备。因为，恰在这一天，蒋介石也已经向顾祝同、李品仙等下达了以游击战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指示。其电称：“（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48]
多半是根据蒋此一电令之精神，顾祝同及上官云相当天就下令从7日凌晨开始对茂林地区的新四军进行围剿。顾祝同则直到8日才正式通过电话通知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他在电话中说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而是准备南下然后东去天目山一带再行北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新四军“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49]当日，他并通过密电向总参谋长何应钦通报了上官云相的作战部署。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皖南事变发生数天后，其8日晚和9日才有和白崇禧等具体讨论应付办法的记述。他的态度自然是当即批准“积极肃清”。其内心里则估计战事不会过于严重，即所谓“中共决不敢在此时有所叛乱也”。[50]
自8日顾祝同来电话后，第三战区不断有捷报传来，重庆军事高层中许多人兴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进剿。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因为蒋最担心的就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会全面破裂。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共借机“扩大叛乱”。他深知国民党此时并无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对白崇禧扩大剿共范围的提议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见，而且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批评白称：“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他再三表示：“对中共决以消灭其组织为主，而对其武力次之。”[51]包括对已经被包围的皖南新四军，蒋依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也没有对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围剿作战抱以多大的期望，反而担心围剿不成不仅会根本破坏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移过黄河的划界方案，而且会逼其分股流窜后方，留无穷祸患。故蒋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虽赞成“积极清剿”，但目的却还在以此来达到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意图。他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且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52]直到顾祝同随后来电说明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不再有其他表示。惟在军委会开会时，蒋对善后处置的态度仍与多数与会者的强硬态度不尽相同。与会者这时大都赞同白崇禧的意见，主张“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53]蒋却因顾虑中共的反应而相当犹豫和慎重。
据徐永昌日记，1月15日上午在军委会会议上，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外，余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张。下午3时再度讨论时，多数人的意见仍坚持强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称：只要不是军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表态，会毕仍表示：“再考虑一夜”再说。[54]
又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斟酌，蒋介石到16日晚才最终下定决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见行事。他对自己改变态度的解释是：“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因此时“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55]
1月17日，国民党以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故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56]由上可知，皖南事变及其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事到临头，蒋介石为安抚强硬派军人，和刻意表现强势的一种应变措施罢了，并不是蒋有计划的步骤。对此，亦可以证之这时与蒋态度相近的张治中1945年11月7日的回忆。张在给蒋的上书中劝蒋不宜对中共动武时特别提到几年前的皖南事变，称：“三十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之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57]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

说蒋介石没有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精心计划，事变后亦不曾想扩大事态，破裂两党关系，这时的毛泽东自然不会相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其实就已经对强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怀疑了。但基于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还多少存有一些幻想。1940年10－11月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毛泽东甚至一度怀疑蒋之北移命令包含有与日本勾结，两面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大阴谋，准备破釜沉舟与蒋死拼。但与共产国际反复交换意见的结果，他最后还是认定国民党的“剿共”只能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断定“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58]正是由于一直相信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国民党在抗战中就不会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突然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刺激之大亦可想而知。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目的何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事变之初必须要做出准确判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新四军选择南下，事先显然报请过中共中央批准。部队秘密潜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报过具体位置，而后即失去联络。11日经中原局接通电讯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聚歼计划已部署完毕，次日即发起了总攻，新四军无论粮弹和地形均已难以坚持抵抗。鉴于此，中共中央迅速于12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要其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以证明国民党并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刘少奇等也曾气愤地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停止围攻皖南新四军）”。[59]毛泽东显然认为这是解围皖南新四军一个可行的办法，故13日即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60]
13日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紧急找到刘为章，说明皖南事变情况，说明华北、华中中共部队“气愤填膺，几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围攻，才能免危机于万一。”刘答复周、叶称：蒋昨夜已要贺耀祖用电话告诉顾祝同，“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你们应予帮助，不应为难。”对周提北渡只能走苏南，不能走皖北问题，蒋且通过刘表示可以走苏南，只是“部队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且过江后不得盘踞，须遵命继续到河北去。”[61]次日，周恩来又再度通过张冲向蒋抗议，张报告蒋后即转告周、叶说：蒋特别要求周、叶转电中共中央，“勿将事件扩大”。而蒋的态度很明确：“（一）新四军北开中央决不留难，此次冲突，听说是新四军先开枪。（二）希望新四军继续向北开。（三）如此路不通，转向皖北开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难。（四）我已下令新四军过江后发弹十万并饷。”周因此颇感乐观，要求马上询问叶、项：“采取那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作更具体的交涉”。[62]
但至14日，已有消息称：“上官云相十三日未时解决我七千余人，另有千余人已命坚决解决。”毛泽东深知情势危急，因而致电周恩来称：“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63]时至于此，毛泽东等对事变性质的估计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当天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曾有电要求除苏北、山东部队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还特别提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64]
15日晨，周恩来再找张冲催问停火令事，张以电话向蒋报告，蒋答复称：12、13日已有两令给顾，或许下达迟延，但顾不会不听命。周可电告叶项放心东进，他可再发一电给顾要他停战解围。叶剑英当日询问刘为章，刘也是同样说法。但周这时已得知上官云相和何应钦关于皖南战况的电报内容，知道国民党军并未停止作战，因而愤然电告毛称：“恐蒋、刘等所说的是鬼话。”[65]

得知国民党并无停战解围意图，进而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会上，他痛斥项英“在政治上早已成为俘虏”，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的代表，“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接到周恩来电转述蒋已数令解围和要叶项放心东进电报，又得知孙科、冯玉祥力劝中共中央顾大局勿施报复的意见，他更加愤然，复电周、叶称：“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66]
据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新四军上万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却受到蒋部署的7万军队的围攻，双方已血战八个昼夜。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0万军队，包围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集中了20多个师对我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67]
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破裂两党关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这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如何办”？[68]总不能听之任之，忍下这口气。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时显然比毛泽东更冷静一些。15日当天，刘致电毛泽东等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大举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据此，他的意见是：“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因为“一、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几着：1、打韩德勤、沈鸿烈。2、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3、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4、华北部队向河南或向绥远出击。5、全国各地党部实行武装起义。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如果再遇挫折，则对我更有极大不利，那时，反共高潮更难压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而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项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破裂等。[69]
周恩来不反对报复作战，但他基于曹甸战役的教训[70]，认为不宜打韩、沈，而应打李品仙和李仙洲。他在16日的电中说明：“打韩、沈，在政治上为报复，在军事上为攻坚，易于持久，消耗弹药，为敌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报复的藉口。”“如准备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则政治上为自卫，军事上为以逸待劳，易于求得速决的运动战，且可获得补充，使韩、沈更孤单，使顽固派军队更胆寒，更可教训蒋、白。”因为“我们一出手，以能打得响、打得快，而仍争取抗战继续为有利。如拖和延长，消耗大，陷于被动，而造成不得不扩大局面，是不利的。”[71]
然而，1月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举措，再度使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大破裂的信号。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朱、彭佳电仍不能转变其态度，“就证明了（其）决心反共。”“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一网打尽大捕共党，捕杀各办事处，因此我办事处必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中间派让我让步，顾全大局，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我们”的。[72]书记处据此密电周恩来等，“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有准备破裂之决心。而重庆谈判中证明蒋纯以鬼话欺骗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渝办干部设法分批回延，仅留三数人敷衍门面”即可。[73]
20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白崇禧已下令对华中决以4个师扫荡，另以138师和173师扫荡淮南路以东。如八路军南下增援，仍以新四军看待，惟战术上应避开其主力，专门消耗其弹药，以游击战对游击战。战斗后对上级报告，则说他们打我们。周分析：蒋的策略是要分区剿共，各个击破。[74]毛泽东因此更加印证了自己的估计，他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考虑”国共关系问题。“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党的谈话，不取消这种文件，我们决不能与蒋及军事委员会有公文来往。自蒋十七日发表公开破裂文件后，表示蒋首先破裂，因此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皖南失败的代价是值得的。”据此，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称：“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75]中央书记处并再度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76]
又经过几天的慎密观察，中共中央于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进一步得出结论称：一周以来的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在当天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更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事变性质和后果的看法。他写道：“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77]
中共中央的形势估计和应对方针，这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与莫斯科方面认识不同。
莫斯科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亦深感不安。尽管国民党方面及时地通知了苏联大使，皖南事变仅为地方性事件，不会影响到国共两党关系，但仅据蒋介石日记，从1月17日军委会发言人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取消其番号之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驻华大使，就频频造访，对国民党的做法提出种种批评，弄得蒋不胜其烦。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更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宴会的方式，显示了苏方的强烈不满。[78]据周恩来报告称，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刚一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就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提议“皖南主力应坚持北上，另在江南地区视情况约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伏在民间。如国民党质问时，（可）作为此次被包围攻击后的散兵。”“到江北后国民党将继续迫你们北上，那时可以答复他，鉴于皖南事件，如要继续北上，必须先将江苏境内国军全数离开江苏，应求得安全北上的保障。这样仍能拖延。”考虑到国共内战可能爆发，他特地请中共中央“迅速调查兰州到延安间各种情况（道路、碉堡、驻军、民众、粮食等）”，包括西北五马及傅作义部的情况，以备万一援助之需。并称：“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余有权暂时停止援华军火于哈密途中。”[79]
但是，莫斯科并不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还在事变爆发前夕，即1941年1月4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曾针对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在电报中提醒过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80]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计和态度并没有错，错的其实是莫斯科。再加上他15日给共产国际去电后，莫斯科方面一直没有回复，因此，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故一再向党内各领导人强烈地表示对莫斯科的不满。刚一得知新四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他就愤然致电周恩来，要周质问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但苏联大使和武官都表示，目前局势须有全局的观察和布置，尤其要从各方面探查，蒋介石是不是与日本有秘密联络，或有新的谈判。要判断蒋是否有意破裂，不仅要注意华中国民党军，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的动向。虽然必须积极加强军事准备，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81]但毛泽东仍坚持蒋就是蓄意破裂。20日，他在电报中干脆告诉各方领导人说：现在的“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82]23日政治局会后，毛泽东更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继续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做法。他明确地告诉周恩来：“朋友们的意见是错误的，请对朋友们说，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要他们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83]25日，看到周恩来转达的苏联大使等各方的意见，强调蒋并非真要破裂，认为延安的估计有些过激等，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84]
然而，毛泽东不满归不满，莫斯科的态度仍旧不能不重视。这是因为，毛泽东对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他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或及早准备反攻的问题。可是中共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国民党军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彭的答复显然不能令毛满意。毛随后明确告诉军事领导人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要同时对付蒋日两个敌人，就会极其困难。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反感苏联继续援助国民党，明确讲：“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因为“蒋介石反革命是确定了的。”当然，毛泽东不能不同意苏联武官关于应当尽可能延长蒋介石抗日时间的说法，称：“苏武官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问题是“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五月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85]
莫斯科的态度显然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的反攻计划。而恰好在毛泽东反复考虑军事反击可能性的这个时候，即1月下旬，日本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乘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机会，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毛泽东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在这种情况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方面固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要做好与蒋介石分裂的准备，称：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走到反革命，国共破裂的前途已经确定了，“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日蒋尚未公开妥协，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国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86]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并不了解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政治反攻，还是军事政治同时反攻所展开的上述讨论过程，但是，中共中央的激烈反应和对国民政府的公开抵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民党内部的意见纷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还是让本以为自己的处置一定能够“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响”的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87]
自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等就以重庆为基地组织宣传攻势，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内战行径。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压制下，此种宣传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但却在国民党内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中。因此，包括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也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更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也转告中共代表，暗约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国民党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会发生重大的负面影响。[88]
为争取社会及国际舆论，国民党中宣部还在事变发生前，就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责新四军不听命令，擅自行动。一些报纸为生存计，或措辞含混，或公开遵命批评，私下里再向中共表示歉然。国内各小党派更是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表示反感。据周恩来报告说，基于对国民党的严重不满，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第三党亦因当局压力日渐左倾，提出了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与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议。[89]
最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上的舆论。在华苏、英、美等国外交人员的倾向性不用说了，光是封锁事变消息一事，就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中间引起了极大不满，纷纷向负责国际新闻宣传的董显光提出质问。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消息，声称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其他中共军队亦将被国民党所解决。美国记者斯诺和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前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也先后在美国报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会爆发严重内战。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甚至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这时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甚至告诉蒋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国援款及其他财政帮助，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事实上难以有任何进展。驻美大使胡适也报告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90]事实上，事变后的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一个半月左右，仅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就在数十通以上，其间充满惋惜激愤之词。

自1月17日军委会发言人宣布国民党处置新四军事件的决定之后，蒋介石就试图就事论事，尽快息事宁人，故强调要“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91]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大胆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白崇禧专门为此事打电话给刘为章，要其转呈蒋，坚决封闭《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商震亦专门上书蒋介石，要求给《新华日报》停刊五至七天的严厉处分。据此，宪兵队抓去了新华日报营业主任。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批复白崇禧和商震的呈文，而且下令特别机关一律不准以武力进入新华日报社。在周恩来跑去向张冲大吵要求放人后，蒋还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结果，不仅新华日报的营业主任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
正是根据蒋的意见，国民党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25日，蒋在接见苏联大使潘友新时，也明确表态说：“这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八路军如能遵照政府令如期北调至冀察地区，则中央仍将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一视同仁。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92]
但是，不管蒋介石做何解释，中共中央也无法接受国民党军委会发言人1月17日宣布的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1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已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撤退华中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十七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及交还全部被俘人枪等。[93]至25日，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扩充了这十二条的要求，要求周恩来将此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经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其内容为：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94]
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95]不过，注意到毛泽东20日至23日反对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公文往来，声称对蒋已无话可说，25日又正式提出十二条办法，通过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并说明在蒋不准备全面破裂的情况下，我之策略仅限于“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不断绝和他们来往”，不公开反对蒋及整个国民党，这说明中共的态度其实也存在着适时调整的某种可能性。
当然，十二条的核心要求是废除17日令，围绕着这个问题，国共双方一时都难以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妥协。因此，即使在25日以后，毛泽东也反复强调：“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就连谈判的余地也“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不仅不能转弯，而且还应该“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以示强硬。仅仅是由于周恩来权衡利害，力主撤退也要采取逐步的办法，不好一下子走光，弄成破裂的样子，中共的主要代表才在事变后得以继续在重庆留了下来。[96]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此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弱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它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97]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2月5日发来电报，强调与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避免破裂[98]后，毛泽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过去对蒋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判断有误。他明确讲：“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进而他又估计：“蒋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内敌人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样”。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因此，他又开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以发挥，说明中共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且相信“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蒋）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99]

面对即将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采取何种态度，对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甚大。但周恩来显然不认为立即妥协是一个好办法。他接连给毛泽东去电，除同意毛泽东的形势分析外，并不赞成马上与国民党求得妥协。接周电后，毛泽东亦复电周称：“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因“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此次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对付我们”，且陕甘宁边区五道封锁线，国民党集中了8个师加两个旅，随时有进攻的危险，但他依旧还是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至于善后十二条要求，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100]
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周恩来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101]19日，周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王接函后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对此更是十分担心，从19日晚开始，反复通过电话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来暂行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周谈话。他明白告诉周说：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均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他也从未转交给蒋，“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对此，周严词拒绝，指出：“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在请示延安后，周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102]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坚持十二条，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因为国民党局部地区仍有加强反共的趋势。当然，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3]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104]

但张冲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强烈担忧，仍旧再三找周恩来做工作。25、26、27接连三天，张冲向周“苦苦哀求”，甚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为他认为：“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他并告诉周说，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但中共中央26日已明确指示周恩来：“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105]
面对中共中央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他开始告诫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倍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并强调说蒋已同意成立各方面委员会以讨论各项有争议之问题。[106]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107]
鉴于撤回十二条绝无可能，而对中共友好之各小党派态度恳切至极，为表示“仁至义尽”，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不提取消蒋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以周或董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在以上各点见之明令及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108]
周恩来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电报，一早就和董必武往见张冲，示以中共新条件，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张冲当时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在电话中要求张转告周，无论如何先请董必武、邓颖超先出席当天的参政会，参加选举主席团。周再见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说明必须延期之理由，但黄等表示无法做到。随后张冲、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后奉蒋之命前来曾家岩请董、邓出席，均被董、邓所拒。如此这般劝说一早，当天的参政会开幕式也被迫拖后一小时。据事后黄炎培说，蒋到会讲话“无精打彩”，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一返常态地“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结果，各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以待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但对中共的临时办法十二条，张冲诚恳表示，多数都可设法，但扩编军队为两集团军六军难以做到；维持防地问题基本精神仍须遵守“中央提示案”，敌后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等。[109]
注意到这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周恩来兴奋地报告说：“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鹊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一切胜过我们的万千言语。”“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周恩来等显然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如硬到底，“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的一着。”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其3月1日再电周恩来等，明确指示：“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并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110]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111]当然，在公开场合，蒋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12]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113]
对于蒋之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则称其为“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然而，蒋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114]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了，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至4月26日，毛更明确指示周恩来说：可以向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115]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116]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八路军最终是否进行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117]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权衡利弊还是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不过，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党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两党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消灭了7000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118]等事实看，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形势许可时必欲“剿灭”。同样，从前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仍旧是受着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的。即不论国共两党利害关系有多大的不同，国民党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装，中共如何看不上国民党，它们最终还是要暂时将自身的利益服从抗日的利益需要。因此，即使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早就心存“剿灭”中共的想法，但无论事变前，还是事变后，他们最终都不能不在权衡利弊后，把自己的行动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样，中共在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它本可采取更加激烈的对策，其党内领导人总还是不能不顾及到国民党继续抗日这个事实，因而极力地限制自己实施报复政策的烈度和实行对抗政策的范围。由此可知，在抗战期间，民族矛盾终究是高于两党之间的矛盾的。国共两党不论闹到何种地步，终归还是要走向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