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茫和痛苦中，19世纪中叶起，黑人群体中出现了第一代业余黑人史书写者，如詹姆斯·C.潘宁顿（James.C.Pennington）、罗伯特·本雅明·里维斯（Robert.Benjamin.Lewis）、威廉·威尔斯·布朗恩（William We11s Brown）、威廉·库珀·内尔（William Cooper Nell）等。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黑人史写作改变传统的负面黑人形象，证明黑人同美国生活的相容性。例如，潘宁顿在1841年最早出版美国黑人史的综合著作，使用《圣经》作为主要资料，驳斥盛行的种族劣等理论，证明黑人也属于人类大家庭。他解释说，美洲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既是非洲人的多神信仰惹上帝不高兴的结果，也源于美洲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非种族低劣。其他早期黑人业余历史学家与潘宁顿的方法相似，但是更强调黑人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以提升其平等。里维斯使用《圣经》和其他古典资料，描述埃及人对世界文学、音乐、科学、建筑、数学等方面的贡献。布郎恩使用传记资料，展示黑人若有机会就能够取得成就。内尔以黑人参与独立战争来说明黑人具有成为忠诚公民的能力。这些美国黑人史的早期作品，强调黑人在非洲、美洲，在已知世界的贡献。通过展示黑人的成就，他们希望能够激励黑人朝向典范的生活，并因此消除来自白人的批评的理由，进而改变美国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得到白人的接纳。然而，他们的历史编纂学受到了资料和架构的限制，可信度并不高，影响也十分有限。
不久之后，被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Hope.Franklin）视为现代美国黑人史编纂学之父的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通过系统使用原始资料，如报纸、黑人组织的记录、统计数据、档案资料、访谈等，写作了美国黑人第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即《1619—1880年美国黑人种族的历史：作为奴隶、士兵和公民的黑人》（History of the Negro Race in America from 1619 to 1880：Negroes as Slaves，as Soldiers，and as Citizens，1882），促使美国黑人史有了革命性的发展。虽然没有很强的分析性和批判性，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神谕色彩（他说，在历史的解释中，必要明辨上帝的计划），这部作品却是在努力地记录事实。威廉姆斯在“前言”中说：“我的全部渴望一直是撰写一部确实值得信任的、可靠的历史著作。”同时，他的作品也是要促使重建后“充满恐惧的时期里黑人大众尽最大努力为公民权和人之为人而战”。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少数几位受过专业训练的黑人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作为第二代黑人历史学家，他们与诋毁黑人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取得成就的种族氛围进行了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杜波伊斯和卡特·伍德森（Carter G.Woodson）。杜波伊斯189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第二年，他的博士论文《1638—1870年间非洲到美国的奴隶贸易中的压迫》（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38—1870，1896）作为哈佛历史研究丛书之一出版。之后，杜波伊斯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和文学等领域游弋，成为那时“为数不多的、在广泛的美国黑人研究领域被认为是真正合格的几个人之一”。他的作品，如《费城的黑人：一项社会研究》（The Philadelphia Negro：A Social Study，1899）、《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03）和《黑人》（The Negro，1915）等，连同他所主编的《危机》（Crisis）杂志，激发起公众对于美国黑人史的兴趣。1935年，他的经典著作《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出版，为保持黑人史和黑人自由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贡献良多。在“历史的宣传”那一章中，杜波伊斯揭示了美国历史如何被滥用以压迫黑人。他写道，对重建时期的处理，反映了美国历史学家缺乏科学家的声誉。他一方面强调奴隶在自身解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反抗主流美国史否认或歪曲内战后黑人在创建民主美国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还把自己的著作视为在更大范围内黑人斗争、反抗美国现实社会的一种贡献和武器。当他快要完成该书时写道：“这些美国黑人都了解，他在这里的战斗是终极之战。或者死亡，或者胜利。要么斩草除根，要么绝对平等。没有妥协。这是西方最后一个伟大的战役。”
“若不想黑人在世界思想史中成为无足轻重者，就应当书写黑人史。”卡特·伍德森（Carter G.Woodson）1912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不仅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破解黑人史神话，而且精力充沛地在学术研究、激情演讲和出版著作等活动中穿梭，致力于黑人史的组织化发展和大众化传播。1915年，他创建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ASNLH），次年《黑人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创刊。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又创办了黑人历史周（Negro History Week），30年代创办了《黑人历史公报》（Negro History Bulletin）。这些工作不仅为黑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且使得存在于学者之中的历史资源传播到广大黑人民众当中，转变了社区内、学校内很多普通人对黑人史的看法。因此，伍德森被视为“黑人史运动”的创始人。1926年，由杜波伊斯提名，他获得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的斯平加恩奖章（Spingarn Medal）。
例如，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Frederic.Bancroft）的单卷本著作《旧南方的奴隶贸易》（Slave Trading in the Old South，1931），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向菲利普斯提出了质疑；弗朗西斯·B.西姆金斯（Francis B.Simkins）和罗伯特·H.伍迪（Robert.H.Woody）的《重建时期的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 during Reconstruction，1932），揭露了黑人遭受的胁迫和暴行，指出南方重建的公认解释，对该州造成的伤害比重建本身还要大；C.凡·伍德沃德（C.VannWoodward）的《汤姆·沃特森：农村造反者》（Tom Watson：Agrarian Rebel，1938），对种族隔离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同时，这一时期对黑人史书写有重大影响的白人历史学家，还有激进的左派和自由派人士，如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Aptheker）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等。
阿普特克的《美国黑奴起义》（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1943）、《美国黑人文献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7卷本1951—1994）等著作，站在奴隶抵抗的立场上书写、记录黑人史，强调自非洲海岸被奴役时就存在的黑人激进传统，赞颂不屈服的黑人抵抗精神。霍夫斯塔特1944年发表了《U.B.菲利普斯与种植园神话》，对菲利普斯有关奴隶制的书写，从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系统性批判，并呼吁从奴隶的视角写作。尽管这些白人历史学家人数较少，其著作和观点也受到主流的忽视，但却为二战后黑人历史学家进行新综合做了准备工作。
托马斯·C.霍尔特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多数美国白人对黑人历史的了解，可能得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即《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1944）。该书由瑞典社会科学家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应卡内基基金会之邀主持写作，其中强调：“战争使美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了美国信条与种族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其“结果之一必将是对黑人地位的重新定位”。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次反种族主义的圣战，它使得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暴露到世界面前，令其深感尴尬和耻辱。同时，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复苏、黑人向城市迁移和再就业，促使新的希望燃起，黑人也许终究会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
在黑人史上影响极大的《从奴隶制到自由》（From Slavery to Freedom，1947年第一版，以后陆续出了八版，发行350多万册，至今仍在美国大学中作为教材使用）一书中，富兰克林首先将目的设定为“展示一个群体的特征，而不是研究个体”。尽管个别的黑人成就出色，但却并非是他的书的主要内容。《从奴隶制到自由》是“一部黑人人民的历史”，“主要是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大众为了努力适应一个新的、往往对他们怀有敌意的世界而奋斗的历史”。其次，虽然自身经历了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痛苦，富兰克林仍然坚定地拥护美国主流价值观，努力在主流美国史的框架之内强调黑人与美国文明的互动和适应。他要叙述的是“黑人力图把自己的命运和不断演变的美国文明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的历史”，因此必须“认清美国历史的主流以及黑人同这个主流的关系”；“如果我们对美国文明产生过程中的主要潮流不保持敏感性的话，那就没有可能去追溯美国黑人的历史”；“黑人在美国得以生存下来，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适应、实际上是顺应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的能力，而他们所遇到的障碍往往非常之大，使他们难以取得通常所说的重大成就”。
大体上，富兰克林对美国社会朝向种族公正和宽容的方向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抱有信心，认为通过努力奋斗、文化适应，黑人可以融入美国社会。因此，在大多数黑人历史学家认为“在更广阔的职业世界中几乎没有机会、明显地缺席主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时，他的策略明确而坚定：“这就是你前进的地方，是你发现大门是否敞开的地方，这就是你进入职场的方式。”同样，夸尔斯在《内战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1953）、《美国革命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1）、《美国建设中的黑人》（The Negro on the Making of America，1964）等作品中，讨论了奴隶反叛和重建的建设性，不仅将黑人置于美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是追求自身自由斗争中的主要演员，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学家默达尔在《美国的困境》中提出的问题，即强调压迫黑人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是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黑人的行动为推动白人进一步完善美国的民主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白人历史学家对种族关系和黑人经历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布朗案”和马丁·路德·金崛起的十年里，他们为黑人史领域的进展和法律上、制度上种族隔离的废除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史著作也是由他们书写的，如C.凡·伍德沃德的《吉姆·克劳奇怪的一生》（The.Strange.Career.of.Jim.Crow，1955）、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Stampp）的《奇特的制度：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The Peculiar Institution：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1956）、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的《奴隶制：美国制度和知识生活中的问题》等。他们倾向于种族平等的观点，对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做出了负面的道德评估，表现出开明的、后新政自由主义的左倾激进色彩，以致被充满敌意的白人评论家称为“新废奴主义者”（“neo-abolitionists”）。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白人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黑人思想史、教育中的种族歧视以及城市中的黑人。有些白人教授还参加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的年会，向《黑人历史杂志》投稿，并开始将黑人史主题的论文分配给白人和黑人学生。
20世纪60年代期间，民权斗争、城市暴动、黑人意识运动等汇聚在一起，极大加强了美国社会对黑人史的兴趣。首先，黑人社区和黑人教师学生动员起来，要求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1963年8月，芝加哥一个黑人史组织（“Amistad”）号召教师和学生到芝加哥教育委员会，要求教授黑人史，其标语写道，“我们不要再被洗脑”“教我们认识自己”。1964年，底特律的有色人种协进会迫使教育委员会为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出版了一套材料，名为“为自由和民权而战——美国黑人史的一些基本史实”。那时，为黑人史所做的斗争已经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有人断定，理解自己历史是所有权利中最关键珍贵的权利之一；这个为自由而战的新阶段强调黑人应该要了解自己，要关注自己的历史。1966年12月，1500名教师、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题是“教育中的种族主义”（Racism in Education），副标题分别是：“变化中的美国过去的形象”（Changing America’s Image of the Past）和“黑人史大会”（The Negro History Conference）。1967年在新泽西纽瓦克召开的第一届黑人权力大会、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黑人权力大会和1970年第一届非洲人民大会（Conference of African Peoples）等，都重申了对黑人史的兴趣。而且，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校园激进运动爆发，黑人大学生进一步要求在白人为主的大学开设黑人历史文化课程。他们希望以此重建美国学院和大学，进而重建美国社会。
随之，美国主流社会也焦虑地想要了解，为何从前顺从的黑人现在会要求平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The.Columbia.Broadcasting.System）制作了美国第一部关于黑人史的系列电视片《黑人的美国》（“Of Black America”，共7集），其中第一集是“黑人史：被忘却的、走入歧途的，还是被偷窃的？”（“Black History，Lost，Strayed or Stolen”）。埃德加·A.托庇（Adgar A.Toppin）策划了30集的演讲系列——“来自非洲的美国人：一部历史”（Americans from Africa：A History），并在公众电视台播出。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也为《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连续四期撰写文章《搜寻黑人的过去》（“Search for a Black Past”）。之后，联邦中央和地方各层次的政府也开始要更多地重估黑人经验。1968年8月，国家人文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全国资助了7个大学的研究团队，用以探讨那些有关美国黑人及其对美国历史所做贡献的课程材料。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建立全国性黑人历史和文化委员会的议案。为此，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小组委员会多次举行听证会。
大约在同时，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出现了一些肯定非裔美国人文化存在的作品。如勒罗伊·琼斯（Leroi.Jones，后改名阿米瑞·巴拉卡Amiri Baraka）的《布鲁斯人：美国白人中的黑人音乐》（Blues.People：Negro Music in White American，1963）、白人音乐学家查尔斯·凯尔（Charles Keil）的《城市蓝调》（Urban Blues，1966）、约瑟夫·R.华盛顿（Joseph R.Washington）的《黑人宗教》（Black Religion，1964）等。1964年，勒罗伊·琼斯通过独幕剧《荷兰人》向黑人发出警告：由于黑人纷纷仿效白人文化，黑人文化正受到严重威胁；
文学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发表了20年前撰写的《评估冈纳·默达尔的<美国的困境>》，批评以默达尔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把黑人文化和个性的独特方面视为社会病理学的产物，忽视了黑人文化的自主发展。埃利森观察到：默达尔除了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及“卑鄙伎俩”作了详细论述外，剩下的就是“社会学上的黑人”或“人类的干瘪形象”。他指出：黑人的生活内容肯定远不止受白人压迫这一点，“如果一个民族单单靠反抗，能生存并发展300年以上吗？难道美国黑人简单地只是靠白人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说，他们至少是在他们所发现的周围的环境的帮助下创造了他们自己”？“许多黑人文化可能是负面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价值，是丰富的，因为它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1965年，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St.Clair Drake）注意到黑人亚文化的独特精神。1967年，黑人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哈罗德·克鲁斯（Harold Cruse）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更是明确提出：非裔美国人知识分子需要从黑人的视角建立一种有自主权的文化身份……当前重要的是更深入地理解非裔美国人的历史，非此则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行动理论，非裔美国人还将遭受历史上的命运。
随之，第四代黑人历史学家日益与他们的白人盟友和修正主义决裂，许多人集中在各大学新成立的黑人研究部门中，坚持唯有黑人才有资格书写黑人史，“讲述自己的故事”，推动黑人史书写朝向新的、激进的方向前进。在南方历史协会（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25周年之际的年度会议上，黑人历史学家小约翰·H.布瑞斯（John H.Bracey，Jr.）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困境：民族主义批判》（An American Dilemma：a Nationalist critical，1969）的文章，大量使用埃利森的评论，将默达尔的观点称为“含蓄的种族主义”，强烈反对关于黑人文化是白人文化病态变体的描述。文森特·哈丁1966年首次发表并于1969年出版的《内战前黑人中的宗教与反抗》（Religion and Resistance among Antebellum Negroes：1800—1860）指出：在几乎所有广为人知的奴隶阴谋与叛乱中，奴隶布道者和劝诫者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灵歌（spirituals）经常以一种超凡脱俗的方式发挥作用。他写道：“音乐和它的表达——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让奴隶们充满了一种上帝对他们当下的召唤，并为他们在这里奋斗、建设和反抗提供了新的决心。”哈丁敏锐地意识到黑人民间传说的重要性，并认同黑人有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但他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统地探讨过黑人文化以及黑人文化如何表现和使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能的主题。另一位黑人史学家斯特林·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的文章《透过民俗的棱镜：奴隶制时期的黑人精神》，更明确地发展了这一论题。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多维度的奴隶民间传说上，认为黑人灵歌中的证据表明，“奴隶们的人性可以通过公开和广泛的反抗之外的其他方式得到维护”。透过民间传说的视角，可以看到奴隶们“与压迫者的视角对立，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解读，形成自己的防御和进攻技术”，因此，“奴隶民间传说，总的来说，果断地否定了黑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内化了桑波人的特点”，奴隶们当中“存在着大量充满活力、意志坚强的人，他们虽然受到奴隶制的严重限制和虐待，但在面临巨大的困难时找到了忍耐和保持其人性的方法”，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价值观——一种民族精神——它阻止了人们完全被大社会试图强加的定义所禁锢。
那时，关于奴隶共同体及其文化主题的关注，除了上述黑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更深厚的学术动力源自底层历史研究、社会文化史、计量史学、人口史学、口述史等新型研究方法的兴起。其中，有些白人历史学家、特别是新左派人士，还对黑人史影响下的美国未来发展寄予厚望。
因此，面对激进黑人的挑衅和排斥，他们并未放弃这一新领域。1969年，伍德沃德在历史学家组织大会上做了主席发言。他承认：现代白人历史学家被一种负罪感所驱使，经常把黑人历史写成白人所认为的黑人信仰、思想和行为的记录；黑人史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将因黑人这个新灵魂的加入而获益；那些有黑人经历的人比其他人更能理解这种经历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所有美国历史学家必须包括在黑人史研究之内，或者它是不必要的，可以被隔离，留给黑人历史学家。奥格斯特·迈耶和埃立特·路德维克的著作中，曾提到那个时期的学术动力：1969年至1974年是特别富有成果和令人兴奋的交流时期；所有人都对定量研究感兴趣，马里兰殖民地的档案尤其丰富，包括税务记录、房地产清单、可转让名册和手稿普查报告等，这使他们对底层从未发声的人有了研究。研究这些材料的学者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奴隶制度的研究中来，兴趣集中在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上，研究主题包括奴隶价格、对白人契约仆役和黑人奴隶的迁移、生育能力的比较分析，以及奴隶的亲属结构等。出版前奴隶自传选集《论奥莱·马萨））（Puttin’on Ole Massa，1969）的吉尔伯特·奥索夫斯基（Gilbert Osofsky）也曾说道：任何对工人阶级的历史或群众的态度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设计出技巧来分析那些很少留下书面记录的人们的行动和制度。如果要了解他们（奴隶们）的愿景、追求和思想，显然有必要求助于口头记录：音乐、灵歌和民间故事。这些材料将提供一种重要的历史视角，来考察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黑人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和影响——那对维系其成员的作用不可小觑。
20世纪70年代，从黑人视角研究奴隶共同体及其文化的专著大量出版，被广泛认为标志着新时代学术共识（包括黑人和白人）的达成。乔治·拉威克（George.P.Rawick）的《从日落到日出：黑人共同体的形成》（From Sundown to Sunup：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和约翰·布拉辛佳姆（John.Blassingame）的《奴隶共同体》（The Slave Community）都在1972年出版。
拉威克将20世纪30年代联邦著作计划管理局（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of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和菲斯克大学的学生们对前奴隶进行的超过2000次的原始访谈，整理编辑19卷出版，并以一卷总括说明，即成此书。
布拉辛佳姆的著作使用了自由民局的统计记录，指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奴隶都生活在有父有母的双亲家庭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二人都从奴隶的视角看待奴隶制，看到了奴隶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种自我意识。接下来的六年里，一系列奴隶视角的研究著作出版，包括：尤金·D.吉诺维斯（Eugene D.Genovese）的《奔流吧，约旦河，奔流吧：奴隶们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1974）、彼得·伍德（Peter Wood）的《黑人多数派》（Black Majority，1974）、莱斯利·欧文斯（Leslie H.Owens）的《这类财产：旧南方的奴隶生活和文化》（This Species of Property：Slave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old South，1976）、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Gutman）的《奴隶制与自由时期的黑人家庭》（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976）、劳伦斯·列文（Lawrence.Levine）的《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1977）、阿尔伯特·拉博托（Albert Raboteau）的《奴隶宗教》（Slave Religion，1978）、托马斯·L.W韦伯（Thomas.L.Webber）的《深似河流：1831—1865年奴隶社区人的教育》（Deep.Like.the.Rivers：Education in the Slave Quarter Community，1831—1865，1978）等。这些学者搜寻、研究奴隶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展现了其在家庭纽带、组织生活、宗教价值和世界观方面发展的、一种与非洲相联系的、混合的文化，在其独特的家庭和宗教习俗、歌曲、舞蹈、民间传说和口头传承中，揭示了奴隶们如何通过加强群体团结、构建自我自尊、支持秘密或公开的对奴役的反抗，来应对残酷的奴隶制并保存自己族群的完整性。约翰·布拉辛佳姆说：“无论种植园是多么的压迫人、非人性化，生存的斗争还没有严重到足以摧毁所有的奴隶的创造性直觉。”列文写道：“面对种族、社会、经济上的剥削压迫和不公正待遇，美国黑人创造和保持下来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建立并保持了亲属间的网络，做爱，养育子女并成为社会的一员，建立宗教，创造一种丰富的、具有表现形式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他们的感觉、希望和梦想都连成一体了。”
到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们通过增加新的编年的、区域的、主题的维度，包括从黑人的宗教、妇女、解放的进程，南北战争时北方共同体的形成，19世纪自由黑人社区和黑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新的成果，继续从黑人共同体和文化的角度详细研究。例如，利昂·F.利特维克（Leon F Litwack）的《在暴风雨中呆了那么久》（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1980）重点关注前奴隶的所为所感，把早期南部黑人重建经历描绘成为真正的黑人共同体的基础，驳斥了那种认为其缺乏文化和凝聚力的说法。詹姆斯·博彻特（James Borchert）的《华盛顿的小巷生活：1850—1970年城市中的家庭、社区、宗教和民俗》（Alley Life in Washington：Family，Community，Religion，and Folklife in the City，1850—1970，1980）指出，尽管大批移居到北部城市中的黑人都是最为贫苦的小巷居民，面对着灾难充斥的城市病，他们却建成了能使黑人生活下去的社区；不仅家庭没有被拆散，生活的艰苦还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合作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从南部移居来的黑人把原来的乡土文化改造成为适合新环境需要的文化。道格拉斯·H.丹尼尔的《都市先驱者：黑人旧金山的社会与文化历史》（Pioneer.Urbanites：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San Francisco，1980）的重点，也是黑人城市社区生活方式中的丰富和活力。
毫无疑问，此种黑人共同体—文化视角很容易导向非洲背景的重要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新兴的黑人研究部门（现通常称为“非裔美国人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强烈的非洲文化热和非洲中心论思潮。这一思潮在70年代中期学生运动平息后，一度有所消退，但80年代以后得到复兴。天普大学黑人研究中心主任莫莱菲·阿桑特（Molefi Asante）将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city）定义为“非洲人在后现代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信念。它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创作主题和我们的精神，例证了我们的集体意志”。强调非洲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有约翰·G.杰克逊（John.G.Jackson）的《非洲文明导论》（Introduction to African Civilizations，1970），约塞夫·本约科纳（Yosef ben-Jochannan）的起源三部曲：《西方主要宗教的非洲起源））（African Origins of the Major Westem Religions，1970）、《尼罗河的黑人及其家庭》（Black Man of the Nik and His Family，1978）和《非洲：西方文明之母》（Africa：Moth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1978），圣·克莱尔·德雷克（St. Clair Drake）的《到处都是黑人》（Black Folk Here and There，1987）；阿桑特的《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1980）等。
为福特基金会撰写黑人研究报告的黑人妇女史学家达琳·克拉克·海恩（Darlene Clark Hine）认为，持非洲中心论的学者人数很多，在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文化民族主义者、泛非主义者、非洲中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但是，其作品也有着统一的主题，即一种知性的、通常是公开的政治承诺，致力于让黑人摆脱欧洲人（或者白人）的思想和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非洲方法论，让非洲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知识，反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群体中的学者，无论他们的著作还是学者身份，都还没有进入主流当中。当然，黑人研究者并不都是黑人，如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犹太裔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从1987年到1991年推出了多卷本长篇巨著《黑人雅典娜》（Black Athena），断言欧洲文明源出于非洲，而且明确宣称：“政治目的……当然是为了减少欧洲文化的傲慢。”同时，黑人学者内部关于非洲中心论也存在争议。
当然，呼吁研究黑人共同体并非是要低毁杰出人物的贡献，而是要认识到，理解大多数黑人领袖所诞生于其中的黑人大众的经历更为重要。南北战争之前，并非是道格拉斯的力量维系了黑人共同体，而是黑人共同体的力量塑造支持了道格拉斯。1895年，威廉姆·莫罗·特若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的、全美优等生协会会员的黑人。知道这个杰出人物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也要知道当时美国40%~50%的黑人是十足的文盲，70%的黑人是实质上的文盲。如果说许多黑人领袖的职业说明了美国神话，普通美国黑人民众的经历则，表明了美国制度的失败。
随后，其他少数群体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从“反诽谤联盟"（The.Anti-Defamation.League，ADL）到新成立的跨种族儿童书籍委员会（The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CIBC），十几个组织都在研究带有种族、民族和宗教偏见的课本，并为书写新课本提出建议。一开始是针对个别书籍的一系列独立抗议，后来变成一个普遍命题：原来所有的课本都把美国当作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社会，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