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龙：个体灾害史：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从...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发端已近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以灾为主体仍然是灾害史研究的主流。所谓灾害中的“灾”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害”则是“灾”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这是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以灾为主体的灾害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淡化了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内容和面相。呼应“灾害人文学”的旨趣，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有关记述为基础，从个体角度描述毒品、瘟疫这样的“日常之灾”与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可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关键词：灾害史研究；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毒品；瘟疫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作为一个回顾以往、展望未来的特殊年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瞻前顾后”的小热潮，各个学科均不甘人后，争相登场。笔者在近两年来翻阅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书中多有对灾害的记载，由此联系到如今的灾害史研究现状，不免有一些想法。既有成果大多从区域、灾情出发，是以灾为主体的研究。然而，我们在整体上、客观上深入理解和记述灾害的同时，却有可能与历史当事人的切身感受渐行渐远。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以为，转换视角从个体和家庭出发，以“人”为主体来拓宽灾害史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从《退想斋日记》中摘取毒品、瘟疫两种灾害，以刘大鹏所见所闻所历所思为依据，描述刘氏及其家庭半个世纪所经历的“日常之灾”，进而提出一点拙见，以供深入讨论。
一、毒品
中国近代史上对民众生活为害最大的毒品是鸦片。西方侵略者以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虎门销烟”以毁禁来抵抗鸦片流毒的努力终未竟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内地合法化，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民众吸食鸦片者随之渐增。清末“新政”时再次颁布禁烟令，至民国以后仍是屡禁屡废。从鸦片到金丹、泡泡、料料，名目虽异，而毒害则一。可以说，鸦片既是缠绕在晚清政府老迈身躯上的一条绳索，也是潜入民众肌体中的一条毒流。富可敌国的晋中商人很可能是鸦片进入山西的始作俑者。为专门吸食烟土服务的“太谷灯”，早在乾嘉时期已闻名全国。鸦片战争前夕，上谕中已有“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罂粟的记录。时至光绪初年那场大旱灾时，吸食者“家家效尤”；种植者“几于无县无之”。晚清举人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山西太原赤桥村人。在其记忆里，光绪初年大灾中的人口亡失与种植鸦片大有关系：种植鸦片烟之地，因种烟利润高而舍弃种粮，“一旦遭荒，家无余粮，欲不饿死，亦不得矣”。灾后短暂几年稍有收敛。再过十年，政府对此“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至刘氏开始写日记的19世纪末期，因吸食鸦片而日不聊生、家破人亡者，多有耳闻。《退想斋日记》中的此类记载好似现代电影里的“连续蒙太奇”：
王郭村。遇卖黄土父子二人，其父40余岁，“面目薰黑，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褴褛，神气沮丧”。时近中午，父子二人因无午饭之资，乃出卖黄土以饱饥腹。仔细询问，夫妻二人均吸食鸦片，“致使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赤桥村。村人抓获一入室偷盗者，此人本为“良民”，只因吸食鸦片穷困无聊，烟瘾来后“概不能稍缓须臾，计无所出，不得已而为此”，也就是入室偷盗以为吸烟之资。邻村。有人因吸食鸦片烟，虽有心娶妻生子而不得。族兄家一“造饭老妇”。年70余岁，其子30余岁。邻人问其为何如此年老还要受雇为人造饭，老妇言，家中儿子、儿媳“日卧家中吸烟，将衣物等件尽售于人，目下莫能糊口，无奈出门事人，求几文钱以养儿与媳”。说话间，儿子因烟瘾所逼，“莫能缓须臾”，跑来讨钱而去。某“娶妇之家”。见许多客人和助忙人等皆开灯吸食鸦片。瘾君子饭后必吸，无瘾之人也多偃卧床上吸之，“皆以为此是合时之物”。赤桥剃头铺。清光绪十九年腊月二十七（1894年2月2日），刘大鹏前往剃头铺去剃头，理发师傅无奈地说道，往年一过腊月二十三小年，来剃头准备过年者接踵而至，四五个师傅忙里忙外，“自朝至夕，无一刻暇隙”，今年来客甚少，只因贫不聊生，“吸食鸦片烟故耳”。晋祠武老先生家。在武老先生家坐席，一位70余岁老者言，每日必吸六文钱鸦片烟，不吸则不能吃饭行动。赤桥一带。闻小偷甚多，昼伏夜行，皆因吸食鸦片，“贫困无聊不得已而为之也”。太谷南席村。富家子弟童稚之时多吸食鸦片，到十七八岁，“遂至面目薰黑，形容枯槁”。东家（郝济卿）家中则无一吸食鸦片烟者，当为罕有。太谷城中。生意之家，无一户不备鸦片烟待客，无一掌柜不吸食鸦片。……
清末“新政”，禁食鸦片。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限十年禁绝，然期限未到，清室覆亡。民国初，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亦力行禁烟。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六政三事”，其中最为严厉者莫过于禁烟、剪辫、放足。然而在社会动荡混乱的年代，禁者自禁，吸者自吸，禁食与吸食成为当时社会混乱的真实写照。迨至1920年代，又有新名目的毒品——金丹在民间流行。1921年4月1日《退想斋日记》记载：“金丹之害，甚于洋烟，而人多迷恋，日费巨赀，每日用钱数千或十数千钱，至于倾家败产而不悟此，近年之大灾也。”紧随金丹之后的吗啡及自“日本而来”的机制泡泡、料料，1920年代后期开始在山西一带流行开来。
1929年11月12日《退想斋日记》载：今年洋烟势衰，而专害人民之物较胜于洋烟千百倍者，则有泡泡、料料等毒盛行于斯时，无论男女老少者莫不嗜好，而沾染其毒者十分之三四矣。此为人民之大害，抑亦为人民之大劫数也。此毒系有日本而来者。1930年代，阎锡山仍在山西厉行禁烟，对贩卖泡泡、料料者律行枪决，而犯罪之人却接踵不绝：洋烟之害甚于洪水猛兽，近又加以泡泡、料料，较洋烟而更为酷虐，虽处以枪决之刑，人犹不怕，犯此罪人接踵不断，此晋人之浩劫也。在一个混乱不堪、战乱不断的年代，在一个穷困不堪、民不聊生的年代，民不畏死、铤而走险当为一种常态，常态的事物在一个变态的时代，变态亦为常态。待到刘大鹏接近寿终正寝的1940年代，其三子刘琎、四子刘珦都成了瘾君子。这是一生痛恨毒品的刘大鹏万万意想不到的，而意想不到之事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却常常是司空见惯的。刘明、刘大鹏父子两代人不仅没有吸食鸦片，而且都痛恨鸦片，甚或规劝邻人戒烟，以致购买戒烟药而施散邻人，解救数人。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大鹏得到林则徐退鸦片烟瘾的药方，遂将此方抄录散发村中吸食鸦片烟者。据说，该方“大有奇效，退了数人的瘾”。在太谷作木材生意的刘明曾购得一瓶重半斤的“解救烟毒之药”，名曰“洋药粉”，不收分文施舍乡里数年，解救瘾君子数人。刘大鹏痛恨鸦片，或许受其启蒙老师刘丽中的影响。刘大鹏所著《晋祠志》中特为其师立传，又特记老师对鸦片烟的先见之明：“尝言鸦片烟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吾晋田畴栽种罂粟，迩来并不禁止，其害尤烈。一遇荒旱，生民死亡必多。此同治中之言也。洎乎光绪丁丑、戊寅（三、四年）大旱，晋民大饥，死亡枕藉，果如先生之言。”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1892年10月4日），时在省城崇修书院就读的刘大鹏曾作一长篇《鸦片烟说》。在笔者看来，该文是一篇现时标准的论说文，又似一篇不太标准的八股文：破题：“稽昔日，有害于人者，不过博弈好饮酒数端而已，然此尚未为大害也。若夫鸦片烟为害，不可胜言矣。”承题：“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起讲：“试历言其害”。收结：“甚矣，鸦片烟为害亦大矣哉！”“吾愿世人同心协力，革除此习，永不沾染，以绝其根株。尤愿上天不生此物，即有种罂粟者，俾不能获利，则人自不栽种，而鸦片烟即可断绝矣！”刘大鹏痛恨毒品，不仅劝人戒食毒品，而且曾向太原县县长建言严禁，可谓一生“无日忘之”。民国30年12月，即刘氏临终的前一年，在梦中对戒烟仍念念不忘：料面之毒为害酷虐，现在吸食料面者多成乞丐。予前呈请常县长命各村公所设戒毒所，俾村长、副令本村之吸食料面者严戒，限一月之期，常知事见予所言恐办不到，遂置不理，大拂予年老再生之本心，此系今年正月之事，已届一年，予之救济吸食料面之祸患心终未释。则于昨日夜间竟得一梦，予与本村之村长、村副会商戒料面之法，以赤桥村名义呈请山西省特务机关实行戒吸料面之政，村长、村副与予同心合议，协力进行，无论特务机关俯准与否，必须呈请。予不禁欣欣然有喜色之际，突然梦醒，则梦中之事尚在目前未曾忘却。时过三更已到五更，晨鸡初唱，老妻史竹楼亦醒，予以梦告竹楼曰：“此之心病也，无日忘之矣。”
二、瘟疫
《退想斋日记》中有关瘟疫的记载不少，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当为1918年的肺鼠疫。有关此次瘟疫的流行及其防疫工作，翌年即有王承基所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详述之。曹树基从国家与地方的角度对此次瘟疫及其防疫作了很好的研究，《退想斋日记》则向我们提供了此次瘟疫更加具体的过程，可谓是一个更加直观的过程。
1917年8月，归绥属境五原爆发肺鼠疫，并迅速向外传播。1918年1月5日，山西疫情首先在右玉县爆发。2月20日，《退想斋日记》首次出现有关此次瘟疫的记载：省城太原戒严甚急，出城者一听其便，入城者十分费难，“借名防疫，实则防乱党也”。其实，省城戒严，确为防疫。赤桥距省城50里，省城戒严后，百姓不得往来，人心莫不惶恐。3月底，有在赤桥造纸做工的五台县工人于年后上工，得知太原通往忻州一带的石岭关因为防疫已“不便往来”。而年前去五台县的赤桥王某，因为五台“禁此村之人不能到彼村，如是者半月”，在石岭关被扣一日，幸而放归。刘大鹏认为，晋祠一带“瘟疫不见流行，乃竟禁绝行人不使往来，亦殊可怪”。在及时有效的军事、行政和民众动员下，1918年春季的瘟疫在山西迅速得到控制。瘟疫未得传播，有关传言却在蔓延。对刘大鹏来说，这种传言比瘟疫更加“可畏”：防疫已罢，传言晋北防疫之时，官延洋医为民治疫，乃洋医借治病而取病人之眼睛与心，民有觉之者。大同杀二洋医，不知何处又杀一洋医，官不敢究，未知确否。果有此事，而洋医借防疫杀人，民受其毒，至于剜人之心，取人之目睛，此等惨事，必至上干天怒，有义和拳之祸矣，殊觉可畏。洋医剜心取目，这类传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那场义和团世变中，民间已多闻而久闻，事过近20年后，旧闻成为新闻，令人不寒而栗！实际上，这场瘟疫最早是由美国医生发现的，在防疫过程中西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8年6月初，《退想斋日记》又出现了时疫流行的记载。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此时的瘟疫是春季瘟疫的延续，但《退想斋日记》提供的信息确系刘大鹏的亲历。6月9日记：“现有时疫病者甚多，家中染时（疫）三四人，均经服药数剂。到处皆有，非止吾乡也。”此时，刘大鹏之妻史竹楼、长女刘红萸及三儿媳妇皆已染病数日，他请友人医师胡海峰多次来家中看病。也许是家人的病情没有好转，他在20日的日记中罹骂庸医非但不能治病，而且“借医牟利”：“瘟疫流行，医家甚忙，而目前皆庸医，不能治病，且借医牟利，无钱即不往医，何尝有济世活人之念哉？”时序到了10月，瘟疫比四个月前更加严重。1918年10月19日记载：“现时瘟疫又行”，晋祠西面的明仙峪有多人被瘟，挖煤的“窑黑子”因病已五六日不能下窑。平川地带也不时传来瘟疫的消息，幸亏此时还没有死人。其实，此时瘟疫“全省皆有”，并不限于晋祠一带。但似乎病情并不严重，一旦用药即可痊愈。1918年10月21日又记载：“病人甚多，所在皆有，医药甚快，幸病不甚危险，一经医药，即可告愈。”然“幸而”很快在刘大鹏家中转为不幸。此时，长子刘玠之妻及哺乳期的小孙子均染瘟疫，他又请胡海峰来家诊视，而胡海峰因其家中也有病人“立方即去”；“染疫之人纷纷，有一家至十数口之多者”；邻人有自榆次来者，半路中车夫“染疫病卧，不能行走”，可怜的坐车人变成拉车人，又拉车送车夫回到榆次。此日全篇日记所言就是瘟疫。在刘家庭院内，刘大鹏彻夜不眠，因为刘玠妻子染疫无乳，小孙子整夜哭泣不已，害得刘玠不得不“通宵代妻照料”；长女刘红萸归宁在家，因其婆家也有多人染疫急忙赶回。10月25日，瘟疫已“到处皆有，家无病人者十不获一，且闻有因疫而毙命者”。10月28日夜间，刘玠之妻张氏病重而亡！刘大鹏“心中哀恸不能自已”，一则为长媳张氏之亡而哀，一则为所遗四岁孙女、一岁稚孙而恸。一听到小孙子呱呱而啼，刘大鹏更觉“五内崩裂”。在刘家门外，只见得“道上往来之人带孝帽者络绎不绝，则因疫而亡者想必不少”。太原县城内“家家有病人，亦未免死亡”。胡海峰医师亦自顾不暇，其妻于10月30日也染疫而亡。亡者既多，棺材店的棺材全行卖光，彻夜赶工仍不敷使用，许多亡者“无棺可敛”。长媳张氏亡后五天家人才匆匆将其“厝于兰若寺北”。“厝”，即停尸待葬。刘大鹏心痛难忍，命儿辈办理此事，并未亲到现场，而是前往县城住了两日，以解悲伤烦闷。瘟疫的流行，看似天降灾害，但在刘大鹏看来却“由人不善所招”。他在10月24日日记中再次道出了对瘟疫、疾病之类灾难的看法：疾病灾害，人所不免，然只可听天由命，岂敢怨天尤人。现时瘟疫流行，由人不善所招，凡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仁不义、寡廉鲜耻之人，呵成戾气，上干天怒，遂降此瘟疫严以示警，俾人悚然恐惧，回心向善耳。
1918年瘟疫过后，1926年冬、1927年春、1937年冬、1940年春夏之交，《退想斋日记》皆有“瘟疫”的记载，也有“牛皆被瘟”，“看守所中起瘟，已伤数命”之记载。对刘家而言，1926年冬天的瘟疫可谓灭顶之灾，一下子夺去刘大鹏三个孙辈幼小的生命！1926年，刘大鹏年已70岁。入冬后的十月廿五日夜，他奇怪地梦见与一人相谈，此人说他寿算将尽，死期就在今年终。刘大鹏泰然答曰：“年已七十，死复何憾？”言谈之间，院子里的狗叫声将其惊醒。此梦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十一月初七夜，三子刘珦突然发病，浑身发汗，气喘吁吁，家人急忙请来邻人为其针刺手足，又灌下参药。第二天，赶紧请来古寨村崔医生为其治病。十六日，四子刘琎、次孙精忠“亦染时疫，待人而医”。崔医生几乎每天上午必到刘家行医，刘大鹏有点儿不耐烦地写道：“日来延医多次，每日支应午餐。”廿一日，四孙刘赓忠也病。廿二日，妻子史竹楼、三孙刘恕忠及刘琎之长女刘喜楣“皆病”。至此，短短十余天时间，刘家已有七人身染瘟疫。廿五日，刘大鹏记家中染疫者病情曰：“家中染疫者两孙男，二孙女，而赓忠最重，次孙精忠初愈出门，两儿尚卧床榻，内人史竹楼病势轻而减退。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天降灾异，徒唤奈何？更为残酷的现实发生在1926年11月30日。是日晨，七岁的孙子刘赓忠因瘟而殇；晚间，六岁的孙女刘喜楣亦殇。“一日亡二孙”，令刘大鹏痛苦万分，他将此归咎于“予之不德甚矣，获罪于天”。连日来，不断地请来医生为家人治病，今殇其一男一女二孙，五孙女刘喜龄又染瘟疫，刘大鹏决定不再延医，只购得六神丸让病者服用，“听其自愈”。家在北大寺的内弟郭赓武十多天来在刘家照料病人，劝其继续延医治疗，刘大鹏也“坚持否认”。在他看来：“疾病原系天灾，非能有人自为扫除，即使延医疗治，不过尽些人力而已。天降瘟疫，由人不德之所致，岂能乎上天哉？死亡疾病，人家不能免，亦上天显以示警，俾人改恶从善也。”1927年1月6日，小寒，一场大雪厚积三四寸，刘大鹏找来三四邻人清扫屋顶积雪，但雪不止瘟。1月9日，赤桥村人在兴化洞延僧诵经例行“祭白雨”，因瘟疫盛行，特在晚间“行祭瘟之礼”——“周行里中，兼放路灯，意取驱逐瘟疫远去，以祈村中平安耳”。1月13日，刚吃过早餐，刘大鹏五孙女（刘琎次女）刘喜龄病殇。此女年方四岁，尚有一条跛腿，一指不能捉针，身体发育不全。天夺其命，令人唏嘘！转眼间进入年关。瘟疫夺去三个孙辈的生命，两个儿子刘珦、刘琎尚卧病不起，大儿子刘玠在代州任教未归，次子刘瑄早已疯癫不理人事，加之石门窑的生意“损失甚巨”，天寒地冻，刘大鹏心绪烦乱地归结年来家事：“予家今冬遭瘟疫之灾，医药之费甚多，致令败财甚多，入不敷出，抑亦命也。”民国16年农历大年初一（1927年2月2日），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记载：“自除夕至今朝，通宵寂静，幸无噪闹之声。”昔日鞭炮齐鸣的景象，此时不复得见。儿孙为刘大鹏拜年，膝下叩头人徒然少了三孙，刘大鹏“不禁心殊哀痛，眼中流泪”。初二日，当互为拜年，刘家人均未出门。初三日，仅刘全忠、刘精忠二孙相偕出门拜年，唯因“珦、琎两儿病后未便出门”。年前的瘟疫，对刘家和晋水流域一带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家住北大寺的内弟郭赓武告诉刘大鹏，北大寺瘟疫流行两个多月，“染瘟疫而死者五六十人，现又有牛染疫者死数头”。
三、讨论
中国传统史书对灾害的记载，代不乏书，灾害种类多种多样，但灾害史之研究却长期缺位。直到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始问世。“可惜这部开拓性的著作几乎成了绝响，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这个领域里继续耕耘，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收获。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一点有关自然灾害的年表、图表一类的资料书，但或失之于过分简略，或仅反映局部地区的情形，就总体上看，灾荒史研究领域虽不能说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但说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片空白或薄弱环节，大概不算过分。”
1980年代，以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先生为带头人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中国灾荒史研究首先在近代史领域发力。《中国近代灾荒纪年》（1990年）、《灾荒与饥馑》（1991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93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1994年）、《中国荒政全书》（2002年、2004年）等系统性、成规模的灾害史研究和资料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新时期研究灾害史的必读书目。将灾害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打破了以往近代史研究只有骨架而缺乏血肉的固有模式，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拜读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后曾在一篇读后感中写道：“文海先生虽不声言社会史，但视野所及、论域所涉却多为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长期被忽略却又非常重要的课题”，“文海老师是恢复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最早的、身体力行的开拓者之一”。
世纪交替，薪火相继。夏明方等后辈学人继承李文海先生的学术传统，在灾害史研究领域深耕拓展，更加注重灾害史与环境史等学科的交融互通，更加注重灾害史研究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在夏明方看来，“所谓自然灾害，顾名思义，即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如果只有自然力量的变化（成灾体）而没有人类和人类社会（承灾体），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他批评中国灾害史研究中潜在的“非人文化倾向”，认为人与自然恰似泥捏的“冤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实在难解难分。“灾害人文学”呼之欲出。笔者对倡导开展“灾害人文学”深表赞同。自然灾害有水、旱、洪、涝、风、霜、疫、地震等不同表象，灾害的承载体——人有惊愕、害怕、恐惧、痛苦、死亡等不同感受，“成灾体”和“承载体”互为表里，互为作用，二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灾害链。没有灾害的灾害史，不成其灾害史；没有人的灾害史，同样无法称之为完整的灾害史。问题是，日渐科学化的历史学往往聚焦于宏大事件和宏大主题，以此展现一般性的社会历史，而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日常体验却往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同样，以往的灾害史研究过多地注重对灾害本身的研究，而过少地关注到灾害过程中人的研究。灾害有多种多样，它给社会和个体带来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灾害有着不同的体认和应对，甚至对同样的灾害也有不同的体认和应对，如此等等，纷繁复杂。100多年前，面对1918年的那场瘟疫，刘大鹏将其视为“上天干怒”，归咎于自己不德不孝；而外国医生却认为，这是一场肺鼠疫的传染病；阎锡山则采取各种社会动员手段防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应对措施，更可以看到刘大鹏从急忙请医服药，到不信任医生、詈骂庸医、儿媳死亡、悲伤哀恸、无棺可殓、停尸待葬、上天干怒等一系列交织复杂的心路历程。毒品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与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相始终，也给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危害。对于灾害，绝不能只论其“灾”而不论其“害”，刘大鹏将毒品视为“祸患”“大灾”“大害”“洪水猛兽”，此即亲身体认，也是那个时代活生生的现实写照。以人为主体，从个体、家庭出发的灾害史，可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灾害及其全过程的认识，增强“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意识，也可以更加凸显以人为本的历史学本义。人生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也会面临多少不等轻重缓急的各种灾害，每个不同区域、不同个体和家庭莫不如此。在以灾为主体的灾害史研究中，水旱洪涝等灾害何以发生、灾情严重程度如何、灾后的政府和民间以何种方式赈济、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怎样等等，这些问题均以灾害为主体展开。当然，这样的研究是灾害史研究的重要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如此可以更人性化地看到自国家到地方、自个体到家庭面对灾害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恐惧、痛苦、死亡、忧虑、消解、反省等等，类似面对灾害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细节及面相，在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中可以得到丰富呈现，这也是灾害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面。笔者相信，将以灾为主体的灾害史与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结合起来，必将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新绛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注：转自“河北学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