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共建党前后的列宁主义接受史——以1920年前后毛泽...

作者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抗战中后期，毛泽东习惯于把中共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谈论经验教训问题。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他视为党的“幼年时期”，并认为幼年时期党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各方面都缺少经验，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是党的理论水平“很低”，因而，“政治上还非常幼稚”。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评论说：那时，“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因此，尽管毛泽东当时并不认同莫斯科的一些作法，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热忱，和在党内大力强调和推崇列宁的政略策略思想。他对于共产国际所起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中共建党问题上作用的看法也是一样。在发动整风运动初期，他曾几度亲自开列各地高级干部学习文件，第一次列出的学习文件，排在第一的就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接下来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然后才是《六大以来》等中共中央自己选编的文件。即使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他也特别强调称：共产国际，“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作为过来人，和后来程式化的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党史工作者不同，毛泽东对中共早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多抱理解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的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从不懂到一步一步懂得的，“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何况，“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比如，“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我（就）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

对于中共建党前和建党初期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很少有建立在史实考证基础上的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当年史料方面的局限很大，另一方面也是以人划线的研究思路决定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改变了以人划线的路线斗争思维，再加上共产国际档案的开放和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关系史研究解禁，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不过，这种注重史料、史实和历史渐进性的研究至今似乎还未能深入。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热潮就对中共早期史的研究发展造成了不小冲击。这是因为，不少年轻研究者在还没有对那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亦或“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化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情况下，就纷纷开始论证他们当年各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做出怎样的贡献了。这也是笔者以为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尝试着从史料出发来梳理一下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列宁主义——接受史问题的一个原因所在。

当然，关于中共建党期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接受史的问题，远不是一篇小论文可以论证清楚的。因此本文主要就毛泽东在中共建党过程中思想的渐变及其原因与条件问题，做一初步的梳理和考析。其中有和人们习惯说法不一致之处，也欢迎持有不同看法者同样在史料考据和史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商榷。

一


毛泽东对中共建党的历史背景及其主客观条件，曾多次以回忆的方式谈到过。但最系统、最概括的说法，体现在1949年建国前夕，基于总结中共建党28年主要经验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文章在说明新中国只能向苏联“一边倒”时，着重指出了中共建立与苏俄的关系，即：“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的情况，无疑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经历的记忆和感受。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人的确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俄国二月革命后中文报刊上也曾转载过欧美通讯社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临时政府意见冲突的消息，其中个别处或提到过列宁的行踪，但因转译及译名混乱等问题，国人不知道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比较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听说的人就比较多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已经陆续出现在当时各种中文报刊上了。他们的个别重要著述，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也陆续有片断的译文或介绍被发表出来。毛泽东“不知道”，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较封闭的内陆省份湖南乡下度过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才得以进到省城长沙就学，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也没有离开过湖南。直到1919年前，在湖南，包括在长沙所能获得的国际政治资讯，也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类新的思想资料，相对都是比较有限的。毛泽东首度走出湖南，来到信息发达、思想活跃，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及上海，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当时国内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学生结识并交往，已经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个月后，即1918年8月以后的事情了。

毛泽东这一次北京、上海之行长达半年多时间，他是否接触到了“俄国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了呢？没有。此行只是让他了解并接受了许多新概念和新知识，使他在思想上迅速认同了陈独秀和胡适等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主张。因而当他1919年4月回到长沙，特别是在全国范围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后，他很快就借助自己在北京、上海发展的人脉和获得信息的管道，成了创办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的主要推手。从他作为主编撰写的创刊宣言和20余篇长短文可以看出，他这时在思想上确实和北京、上海正在风行的新思潮密切接轨了。他开始频繁使用过去几乎不曾用过的许多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词，如“世界革命”“阶级战争”“平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家”“劳农”“民众”等等，他还提到了“马克斯”“克鲁泡特金”，甚至列宁等人的名字。但是，因为只能读中文，并且只能转经《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来获取新知，他这时既不了解列宁，也不认同马克思。

在五四学生运动后，毛泽东明显接受了“平民主义”的概念和口号，反映出他的思想进一步受到了京沪思想界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热潮兴起的影响。但和他对“世界革命”“阶级战争”“帝国主义”等概念的了解一样，他这时对“平民主义”含义的了解更多地还着眼于对他之前所理解的“民主主义”的一种修正。他在文章中解释说，所谓“平民主义”，就是人们常说的“兑（德）莫克拉西”，但它既可译成“民主主义”，也可译成“民本主义”或“庶民主义”。由此也不难了解，为什么他这时一面肯定俄国革命用了“平民主义”的“民众大联合”，“忽然就将鹫旗易了红旗”；一面却又明确表示，他不赞成俄国式的“流血革命”和马克思一派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激烈”办法。因此，从讲互助重道德的角度，他更认同克鲁泡特金一派人的主张，认为他们“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的态度才是比较稳健的。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经过1918年夏至1919年春的北上之行后，毛泽东不仅受到了京沪流行的新文化的启蒙，而且打通了与当时国内新思想代表人物的联络渠道，因而思想倾向明显趋向开放与激进了。但面对纷至沓来的新思潮、新主义，和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这时也同样处于一种“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混沌状态，“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1919年9月，受胡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见的启发，毛泽东曾一气列出过一百五六十个他认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和“主义”，除了报刊上多有讨论的孔子、国语、教育、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司法、民族、人种、劳动、裁兵、废督、东西文明、新旧国会、妇女及婚姻，以及中国边疆民族和世界各国问题等等外，还包括“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以及该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俄国革命的赤潮等“亟待研究的问题”。仅此即不难看出毛泽东这时思想上既焦虑又茫然的状况。


二


对于毛泽东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时间，目前研究专家们普遍认同的，是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这一史实的认定，仍是基于毛泽东自己的回忆。

关于这次北京之行影响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他自己至少讲过两次。第一次回忆的文字出现在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第二次回忆出现在几年后他人记述的他一次公开讲话的记录稿中。

斯诺所记述的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说法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毛泽东谈及农村调查问题的讲话中的说法是：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因此“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了。

20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者发现，毛泽东这一次北京之行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到1920年4月11日，而这三本书首版发行的时间，最早是1920年8月，最晚是1921年1月。换言之，此次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是看不到这三本书的。

对此，长年研究毛泽东阅读史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陈晋也同意说：“毛泽东关于读这3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不过，和多数注意到这一情况的研究者一样，他更关注的，是毛泽东在北京时是否可能读到《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毕竟，从个别当事人的回忆看，1920年春毛泽东在北京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刘仁静（或罗章龙）等人可能油印过他们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的是自己一气看了这三本书，思想发生了变化，并不是只读了《共产党宣言》一本书。因此，只就其中一种推测毛泽东是否能读到油印本，还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时间差误的问题。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或许应考虑到斯诺的记述是否准确的问题。1936年为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担任翻译的吴黎平早就指出：斯诺发表的文字，“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毛泽东记忆上若出现差错，经过斯诺不准确记述发表出来后，也是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他1941年重提三本书的影响的。

本来，就像李锐说的，毛泽东回忆中出现“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但问题在于，围绕着“这点时间差异”有两个史实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第一，毛泽东提到的这三本书，无论出版早晚，以其内容和译本的情况，在毛泽东此前并无相关知识积累和理论阅读的基础上，它们是否能够使他一举在思想上发生那样大的转变呢？第二，1920年夏天回到湖南后，毛泽东的言论和实践活动能否印证他已经改变了他此前的思想主张，转而“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了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考查一下这三本书是否突出论证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或是否能够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给毛泽东以强烈的思想刺激。

先看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一书。这本书恐怕起不到宣传阶级斗争的作用，而且还可能会强化原本就对马克思的学说和主张持批评态度的读者的既有印象。因为，该书除了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方面有所贡献，并对马克思的人格和精神有所肯定外，作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论，几乎都是否定和批评的。该书开篇即宣称：传播社会主义而使用激烈的言论和武断的意见，“这是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规则不相容的”；主张社会主义而“有革命的骚动，甚至于发生流血、兵燹、长期的纷扰和猜忌等事”，就更“是大家所痛惜的”。因为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理应是主张“和平的、渐进的”，能够“使人民的知识、品行和组织设法改进，达于更高一等的程度”的高尚学说。基于此，谈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作者上来就指明：“大家对于这一派都认为[是]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和最可怕的新派”。称马克思的问题就在于太过看重“革命的灾祸”、“破坏”和“激变”所产生社会改造的“效能”，并且强调说，其“宿命论”的和“暴力”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尤甚”。

比较《社会主义史》，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所著《阶级争斗》的小册子，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原理的阐释上，理应与《共产党宣言》大体一致。考茨基为撰写此书所做的说明，也明白讲是想要为众多无法系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述，包括读不懂《资本论》和不大容易理解高度概括性的《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提供一种有助于他们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世界观的通俗读物。但此书形成于19世纪末德国社会的重要发展期，鉴于后发工业国德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都使考茨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述与半个世纪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上有所区别。这一复杂情况，自然也影响到原本就不了解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译者，即恽代英的翻译水平。恽代英当年就承认，自己的英文不好，很多时候要找弟弟恽代贤帮忙校正，但这个译本如毛泽东所说：还是“译得很不好”。尤其开始两章，译者对原著使用的基本概念，包括原文的表述，存在大量误译、漏译，以及许多不加说明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简化的情况。后面的译文稍好，但漏译和简化之处却更多。

比如，译者把原文提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译成“工人”，又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译为“劳动家”，把“无产者”译为泛指的“劳动阶级”；把“这一类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译成“这部分劳动阶级的人”……都混淆了原著想要突出强调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进到资本主义时代过程中，社会阶级关系因生产力发展存在重大变动的情况。至于把“人们谋取生活资料和创造（生产）生活必需的财富的方式，取决于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原料的性质，总而言之，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用来创造（生产）这些财富的那些手段，即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资料”，简译成“人的生活方法，靠着他生产的工具——靠他的用具与原料”；把“人们从来不是单独地进行生产的，而一直是在或大或小的社会中进行生产的；这些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决定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硬译成“人总不能独立的生产，常有大些或小些的社会然后能从事生产。这种社会的各种形式，依生产的态度而不同”，等等，怕是只会让那些完全不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中国读者不知所云。

比较而言，如果毛泽东读的确实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话，那么这个译本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准确和流畅的，内中虽然也有个别错译之处，但基本不影响宣言整体意思的表达。特别是一些高度浓缩的论断译句，如“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都是“社会的这一部分掠夺那一部分”；被掠夺的“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共产党的革命”就是领导劳动家“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劳动者手里”，最终废除有产阶级用来掠夺劳动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从而彻底消灭人掠夺人的阶级制度，等等，应该很容易给不熟悉马克思阶级斗争说的当年中国年轻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的回忆虽然提到是1920年年初一气读了这三本书，讲到具体触动他的关键点时，介绍的其实主要只是《共产党宣言》给他的重要提示，即读了之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此我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了。

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者，应该都了解，“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宣言1848年版第一节第一句表述的意思，依据这句话和原文接下来所称“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等，确实很容易使读者得出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印象。

但是，1888年恩格斯在宣言的英文版中，对这句话做了修订。他专门加了一个注，强调“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他并在英文版序言中进一步说明这个“全部历史”，具体是指“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因为，1847年他和马克思写这个宣言的时候，还不知道社会的史前史，以及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是怎样一种情况。直到人类学界后来发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形式，私有制、阶级及国家的由来问题才得以揭示出来。如此，再简单地说“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不准确的了。同样，简单地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就不准确了。

事实上，毛泽东以后也修正了他的说法。因为在他读了更多的马恩著作之后，他也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论述是多层次的，阶级矛盾的作用只是包含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下的社会矛盾的一种表现。因此，他后来的说法是：“人们生活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这个情况提醒我们，仅仅阅读马恩的个别著述其实是无法马上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更何况，毛泽东早年读到的这三本书，都是针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提出的研究分析或解决方案，它们都没有涉及落后国家，特别是在缺少大工厂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产生无产阶级政党并领导那里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问题。身处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社会条件下，缺少这方面学习和阅读经历的中国读者，初读之下连准确把握原著使用的种种概念都很难，更不用说这三本书不仅观点不同，翻译质量也参差不齐，阅读和理解它们的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资料，1920年以前毛泽东对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有多深理解和掌握尚不易下断语，并且他对马克思的阶级革命主张也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即使他在1920年春真的读到这三部观点抵牾、读懂不易，且翻译质量不一的译本，能否马上就会转向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理当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仅以《共产党宣言》而言，直到延安整风开始布置各地干部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还特别提醒过，说这本书不宜拿来做老干部的政治文化读本，因为“太深读不懂”。这也正是考茨基所说的，理解《共产党宣言》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著述为基础的，因其论述具有高度概括性，没有读过马恩关于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相关论述的读者，并不容易弄懂其论述内在的逻辑。何况1919—1920年间毛泽东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改良的“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以及工读互助和新村运动上面，三本书所谈的欧洲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显然也与毛泽东这时关注的问题相去甚远。

三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7月上旬，他离开上海回到长沙。在此期间及回长沙后，毛泽东都在做什么，又在写什么呢？他是否“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了呢？

为节省篇幅起见，以下主要摘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整理记述的他这段时间主要活动与言论的相关文字，供读者了解大概。

5月8日，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邀，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表示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6月中下旬，毛泽东一年以来，特别是在京期间一直在极力推动的“驱张运动”意外实现，湖南督军张敬尧被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率部赶走了。毛泽东随即在上海参与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并撰文提出：“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他公开发表“‘湖南改造’之主张”，号召“湖南人再进一步”：“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总之，“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对新的省政府全用湖南籍，并有意推行自治，长沙教育界同仁已组织起来的消息颇感振奋。次日即去信胡适，告以“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20日，毛泽东参与创办了，“湘潭教育促进会”，想乘机推动家乡的教育事业，并负责撰写了促进会的宣言书。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创办了，“文化书社”并撰文说明，“缘起”，宣称要“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找新材料，做新研究，树新思想。

从9月3日至10月7日，乘新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通电呼吁各省自治之机，毛泽东一气在长沙《大公报》发文12篇，宣传“湖南自治”。文章及建议书等的主要题目有：《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从“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设》《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

10月8日，毛泽东等因不满省政府与省议会包办制宪，参与公开发起“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建签名活动，进而发动了上万人示威游行，强烈表达诉求。

10月10日，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就自治问题发表署名文章的日子。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更加鲜明：《反对统一》。他的理由很简单，痛恨各省之“不进化”，认为唯有湖南人有可能“自立为国”，且能够“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他决绝地宣称：“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就在这篇文章刊出一天后，因各团体在制宪问题上意见分歧，毛泽东等所代表的教育界和新闻界被迫退出了制宪请愿活动。一个半月后，多少开明一点的谭延闿被赵恒惕逼退，毛泽东从此不得不放弃了湖南自治的梦想。他在11月25日给友人的一封信里首度承认：“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湖南人也是一样，“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由上可知，从1920年4月，至少到10月中旬初，即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再回到长沙的半年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社会活动与言论发表，都还是放在用政治的和教育的改良方法，来解决他认为最应重视和最值得解决的中国问题。而由于两度北京、上海之行，让他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央政权和军阀政治的丑陋之处，因而越来越对中国社会整体改造的前景丧失信心。故1920年夏天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已经从1919年夏天写《民众大联合》时的“根本解决”的主张，转变到“反对统一”，反对一体解决，主张分地区、分人群、分步骤，各尽责任，由小及大的分散解决的思路上去了。显而易见，毛泽东这时的政治主张和变革思路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影响的痕迹还不彰显。

四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里还有两股力量在努力影响毛泽东。一股力量来自他在法国的新民学会的朋友们，最直接的就是他的好友蔡和森。另一股力量则来自上海，尤其是他称之为当今中国唯一有着“至坚至高精神”，代表着“科学”和“民主”方向的“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蔡和森及萧旭东等在法新民学会会友，早在1920年8月初就已经把他们围绕，“中国与世界之改造方法”研究讨论情形的信件发寄给毛泽东了。蔡和森自己还接连写了两封说明自己看法的长信，一封8月13日发出，一封9月16日发出。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讨论阶级政治的长文，也是在9月也就刊出了。这之后，《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月刊等陈独秀主办或撰文的杂志，也陆续开始或邮寄或托人送给了毛泽东和他主持的文化书社。但是，这时身处湖南自治运动风暴中心的毛泽东，却几乎没时间读书、看报、写回信。直到11月中下旬，当他彻底从自治运动中退出来，我们这才能够读到毛泽东在细读了蔡和森、陈独秀等人的文字后发出的回应文字，并发现他思想上发生的变化。

蔡和森1920年年初赴法，到蒙达尼后即“蛮看报章杂志”，决心“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8月13日，即“蛮看报章杂志”两个多月后，他自信已经弄清了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俄国革命之详情和无产阶级革命之方法，因而撰长信告诉毛泽东称：数月来了解研究各种主义后，“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纪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的结论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即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实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和森同时认为，三五年内中国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必为一干旧军阀政阀财阀。鉴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经验，他提出：“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因为要想“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据此，他在信尾还特别提醒道：“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无产阶级专政；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在毛泽东7月上旬离开上海前还是改良的。比如他在5月间发表的多篇文章及讲演文中，都还在强调中国的国情不同于欧美，还需要实行民主政治＋职业政治；说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主张中国的资本家要未雨绸缪，用合股的办法，把职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的地位”，以免重蹈欧美劳资冲突的覆辙。

然而，9月1日以后，陈独秀的文字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转向了。他开始强调：世界上最不平最痛苦的事，就是少数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压迫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做牛做马。劳动阶级非造成新的强力，进行阶级战争，推翻压迫的资产阶级，断不能将不平等的状况除去；非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的强权，像俄罗斯那样实行“列宁的劳动专政”，否则不能阻止资产阶级的复辟运动和维持有效率的经济生产。他开始断然否定自己此前对民主政治的肯定态度，公开站到俄国布尔什维克一边，声言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修正派社会主义”。他称：“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因此，“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陈独秀与蔡和森得到的有关俄国革命的信息源有所不同，两人的阅历、经验及知识程度不同，他们这时的言论主张也存在一些明显区别。比如，蔡和森从书本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离开工业界不行”，靠“乌合之众不行”，故强调各级革命机关“只有工人能参与”，但他对国内工厂及工人状况不了解，想到的办法明显不那么切合实际。陈独秀已有两三年涉足工厂和工人问题的经验，这时虽有心走俄国人的路，内心里还是认定中国的工人运动尚处在最基本的争取建立工会和改良工人生活的阶段，因此他这时给出的社会改造的意见仍是循序渐进的。他提出：中国知识界现在的责任，“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也因此，对中国革命的阶段性问题，两人的意见也不大相同。蔡和森8月13日还不了解列宁有关落后国家需要分阶段革命的思想，因而力主毛泽东不能参与所谓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应该直接准备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陈独秀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因此他这个时候还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绕不过去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再来进行社会革命。他这时的说法是：“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目的在实现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当然，出于要站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一边，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的需要，他也不能不表态称：吾党“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五

熟悉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者都知道，蔡和森对俄国革命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知识，是在法国花几个月时间，埋头“猛看猛译”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左派的报章杂志得来的。陈独秀所得信息的渠道，比蔡和森要来得正统些，他是直接从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所派来华代表维经斯基等人那里得到的。而且因为自1920年5月以后，他可以经常和来到上海的俄共人员见面和会议，因此不仅有阅读，有听讲，有相当时间面对面的深人交流，甚至还有俄国人手把手地讲解和指导。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两人这时所接受和表达的新观点、新知识和新主张，明显都来自于俄国，而非来自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故乡。从两人这时公开宜传无产阶级专政和主张必须与修正派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坚持阶级革命等主张，不难看出他们这时所推崇的，“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明显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

为什么列宁主义更容易得到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欢迎呢？除了列宁坚持马克思世界革命的观点，十月革命后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大力输出革命的影响作用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19世纪产生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通向20世纪前资本主义落后民族和国家革命运动唯一的桥梁。因为，只有它才成功地把马克思阶级革命和阶级专政的理论与落后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夺取了政权，也只有它才会基于巩固和扩大自身的胜利的强烈愿望，不惜以国家之力，创建共产国际，从而大胆地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广到更加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和国家中来。

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全面尖锐化为前提。因而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相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场阶级斗争，将是一场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及其一切剥削制度，能够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革命。它的研究重心当然会放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并会把在资产阶级统治中心爆发革命看成是结束现代世界一切不平等的关键所在。因此，包括在《共产党宜言》及其后来起着补充和修订宜言中不足之处的各个序言在内，马克思、恩格斯都很少真正重视并研究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问题，甚至对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俄国等国的社会革命及其前景问题，也依旧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就不能不突破马克思关于落后民族只能被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带人共产主义的观点；同时也不能不针对俄国封建专制势力强大而资本主义欠发达的情况，制订出先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的阶段性革命方针，以及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赞助农民革命运动等适用于俄国实际的斗争策略；更不能不基于俄国一国革命胜利后国内外力量对比悬殊，欧洲革命响应者寥寥的严酷现实，大力强化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简言之，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落后俄国的一种大胆尝试，面对欧洲革命难以指望的不利形势，进一步把这种尝试输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落后民族国家中去，也就成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种必然选择了。

1920年，正是在列宁抱以极大期望的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相继失败后，他即开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把革命引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民族中去的方针和计划。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专门用于推动落后民族革命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及其“补充提纲”，同时通过了也是列宁起草的可用于在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进行农村阶级分析和推助阶级革命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他这时已经公开宣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先后派人来到中国，包括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接连帮助陈独秀等发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上海革命局，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资助成立了可用于印刷中文宣传品的又新印刷所等，开办了教授俄文的外国语学社，同时在主要城市发行多种针对工人的宣传刊物并举办工人夜校、推动成立工会等等。自然，他们最为看重的，还是要把俄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俄国革命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催生一个中国的共产党。

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1920年年底，随着陈独秀等正式以《共产党》为刊名发行“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统一分散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织，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就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很显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并完成了他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六

从可证实的史料看，陈独秀这一段始终与毛泽东保持着通信关系。10月中旬初毛泽东已收到陈独秀“主张各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一个月后，他又收到了陈独秀寄送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段时间还处于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从前文提及的他11月25、26日给新民学会几个在法会友的回信内容可知，他这时首度对此前“驱张”“自治”等运动表示失望，甚至开始提出：“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但他这时设想的“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仍未脱办教育之法。即他所谓“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包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设想，也仍局限于“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之说。显然，他这几天虽看破“驱张”“自治”等“政治改良”运动，却尚未考虑到其他“根本解决”之策，仍旧在他所熟悉的教育运动、文化运动的范围内，设想改良的办法。

之所以会如此，无疑与他尚未来得及阅读蔡和森、肖旭东等人来信的情况有关。这时他刚刚痛下决心退出了连续奋斗了几个月的省自治运动，离开长沙，躲去江西萍乡放松和休息。25、26两日，他先回复的是拖了几个月未回复的较短的一些来信。随后几天，他才认真阅读了蔡和森、肖旭东等人的长信。正是蔡、肖等人的长信，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也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他在一些问题上几乎是突然发生的认识转变。

12月1日，经过认真阅读和思考后，毛泽东给肖旭东和蔡和森及在法诸友回复了一封很长的信。他首先表示，绝对赞成蔡和森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立足国际，“不能带爱国的色彩”这一主张。他称：“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就可以知道了。”他提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也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一直以来就主张，“做事并不限定在中国”。

其次，他开始表示不认同肖旭东等主张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认为事实上做不到。他解释说：“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这一观点的提出，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他已经放弃了几天前还主张的，埋头几年做教育、打基础、造环境的改良设想。

再次，他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关于“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换言之，他首度明白表示自己放弃了一直以来反对流血革命的态度。他说：“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当然，上述几方面的思想转变，主要还只是读了蔡和森等人的来信后，联系到平日思考和两年来改良实践受挫所触发的较为感性的认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毛泽东这时还没有确定的意见。他同意肖子升的提议，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先要做“准备人才”“准备经济”“创造特别环境”的工作，但他认为肖提议这个准备时间还不够长，他主张至少要以20年“为纯粹预备时期”。至于“进行方法”，因为他这时还不知道陈独秀已经在上海组党，因此他主张新民学会会员们可以分为已出国的和未出国的来做务实的考虑。已出国的可按照个人意愿一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基于他所熟悉的范围，他甚至提出还可以考虑从事某些政治运动。“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当然，他也没忘了提醒说：助力政治运动，“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12月初，毛泽东返回长沙，进一步收到了蔡和森9月16日来信。而特别重要的是，他开始读到了陈独秀从上海托人带来的《共产党》月刊等杂志和宣传苏俄及其革命主张的政治读物。于是，一个月后，我们才可以从1921年1月初新民学会长沙会友集会的发言纪要中发现，毛泽东在思想上已开始彻底转向列宁主义了。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现在国内知识界中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而陈独秀（也包括蔡和森）等人的主张，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他表示：我的意见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扼要地回复了蔡和森9月16日来信。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自认是陈独秀正在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对于蔡和森再度介绍的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种种情况，以及列宁主义理论的种种意义，还缺少这方面阅读和研究的毛泽东尚不能一一表示自己的意见。

比如，对蔡信中解释说，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是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将议院工作与工兵工作相结合的“一种有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他就没有做出回应。

对蔡称“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其实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无二致”，但“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惟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毛泽东只从“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的角度，表示同意“在手段上”握得政权确“有十分必要的理由”。

对蔡强调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与有产阶级的惟理观相反，“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惟物史观”，因为只有以唯物史观才能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之说，毛泽东表示，对此“我固无研究”，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因为它不像惟理观和无政府主义的原理等“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而对蔡信介绍布尔什维克改名俄国共产党后，和共产国际二大，都在按照列宁的主张，严格加人条件；强调共产党就应当实行“铁的纪律”“极集权的组织”，以“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等等，毛泽东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最后告诉蔡称：“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应该说，像多数中共早期参加者一样，毛泽东这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固无多少阅读和了解，但确已完成了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在政治上接受了列宁主义的观点，其加人正在诞生中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通过上述考察，笔者想要指出的一点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陈独秀等人当年的思想转变，都不是系统阅读马列理论著述而得以实现的。因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他们这时的思想转变，与他们这时掌握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相等同，应当着眼于他们是否放弃了此前各种改良思想或无政府主义思想，转而成为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即列宁主义主张的拥护者。事实上，真要实现这一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一方面，它需要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发生直接的影响作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创立，特别是1920年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方针的提出，和同一年俄共开始派遣大批人员来华进行理论、经验、组织、宣传方法的介绍传授，以及在经费等方面的援助，无疑加速了陈独秀等人的思想转变和中共组织的创立。另一方面，不论是陈独秀，还是毛泽东，多数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也大都和他们之前社会实践的失败经历有关。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经历尤为典型。换言之，成长于相对封闭的内陆湖南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只靠几个月京沪之行和读了两三本论述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的小册子，就一举发生思想转变的。毛泽东1920年年底到1921年年初思想变化的经过表明，他的转变既需要有蔡和森和陈独秀等新的思想资源提供者的推动与帮助，更需要自身社会政治实践的经验才可能实现。这一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1936年毛泽东初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论的重要观点，最终写出一篇《实践论》来，不是偶然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7期，注释从略。
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