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84集 耶稣会士来华

解说词：
　　他是最早对中国儒学深入钻研的欧洲学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住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到来，在中欧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澳门经肇庆、韶州，再到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就是耶稣会士利玛窦。
　　与邻近的香港相比，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然而，公元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澳门是连接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东亚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幻想着对方，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香料堆积如山的神奇国度。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以晒晾货物为借口，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于是，一个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欧文明接触，交流，相融的时代开始了。
　　林金水：因为葡萄牙吧，他一直想跟中国要做生意，那么一直想利用澳门这块地的，我们讲的桥头堡，怎么样踏上中国。一个方面跟中国要经商，一个方面他们念念不忘，就是怎么样把信仰带到中国。
　　对于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无疑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安东尼大教堂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建成的教堂之一，经过多次修建和改建，一直保留至今，现在，一项古老的弥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种仪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当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大概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作为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致力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他们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与其它天主教会一样，把澳门当作东方的传教中心，向亚洲各地，派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利玛窦即使其中的一位。        利玛窦十九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他告别的父母和老师，离开了家乡，几经辗转后，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利玛窦先在澳门学习中文，方块汉字令利玛窦倍感困难，但他决心掌握这门语言，他给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写信，介绍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情形。您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字，中国文字的构造实在难以形容，除非亲眼去见，亲手去写，正如我们今天学的，真不知从何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利玛窦的中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问题出在哪里呢。
　　汤开建：明朝对外的这个政策，随着有海上势力的，郑和下西洋以后出现这个状况，就就是中国本来在这个永乐、宣德这一段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形势比较大，但到了后来，由于海上的这个民间走私特别强大，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再加上这个倭寇的势力，海上海患强大以后，海禁逐渐逐渐加严。
　　由于当时的明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外的传教士一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1552年，也就是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先驱沙勿略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未能等到中国内地向他敞开大门。1583夏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突然来临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会说汉语，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广总督答允了罗明坚的请求，批允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这意味着，沙勿略的梦想在三十年后即将变成现实。利玛窦跟随罗明坚迫不及待的准备乘船前往中国内地，为了被中国人接受，利玛窦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希望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于是，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他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以免被立即驱逐出境。
　　这是一段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旅程，这也是利玛窦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他将要把他的一生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经过一番辗转，利玛窦终于踏上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林金水：他为什么要选择肇庆，这就是一个，我来这里要传教，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我要走什么路线，最佳的途径，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广东的最高当局接触，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我想，如果那时候两广总督所在地不在肇庆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但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景色，足以给利玛窦惊喜。从踏上前往肇庆的旅程那一刻起，利玛窦就明白，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1608年8月23日，利玛窦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可敬的神父，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所以，可爱的神父，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肇庆知府当地官员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利玛窦向知府王泮赠送礼物，但多被退回。不过，包括知府在内的中国人，对安放在他们住所内的自鸣钟都很感兴趣，因为这种钟表与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完全不同。知府希望自己出钱，请罗明坚到澳门定制一座同样的西洋钟表，传教士们前往澳门，将一个外国钟表匠带到肇庆，在两名中国匠人的帮助下，他们制成了一座自鸣钟，利玛窦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大概派上了用场。利玛窦他们带来的西方器物，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
　　汤开建：进入中国，这应该说是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梦想，做了几十年的梦想啊，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不管是耶稣会好，方济各会也好，他们都是想在中国找的一块能够给他们定居的地方啊。所以他在澳门，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但是澳门毕竟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当时的澳门是借出去的一块地方啊，所以，如果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他们的一个天主堂，能在中国的内地建立他们的一个基地，那他们在表明了天主教在中国已经立下了足。
　　官员们准许他们选一块地方建屋居住，罗明坚和利玛窦选中了西江边上的一块空地，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作为教堂，教堂建成后，知府给它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仙花寺。这座内部装饰迥异的寺庙，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往参观，人们争相在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像前跪拜祈祷，利玛窦起初不知道人们的热情从何而来，很是惊喜。但他随即了解到，原来中国人误认为那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常见的送子观音，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就是上帝，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使利玛窦意识到，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天主教信仰远比预想的要困难。
　　利玛窦将眼光转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中，有一些是文人儒士，通过与儒家士人交往，他发现，中国知识阶层与他这样的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更容易引起共鸣。于是，他将传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文人儒士身上，在中国，儒士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位，而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匠则地位不高，靠制作钟表，虽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显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士大夫，相反还会使人们误当成钟表工匠。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深入交流呢。利玛窦接下来要呈现给中国儒家士大夫的这件礼物，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是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
　　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索，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满足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地理认知，而世界地图使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第一次直观的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为了迎合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巧妙地移动了本初子午线，使中国看起来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
　　宋黎明：我们当时中国的图，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什么，天下全图什么的，那我们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首先中国是绝对的中心，就是中央的左边，另外就是旁边放几个岛，日本啊，什么高丽啊，就完了。世界就是那样子，中国差不多就是整个世界，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的，所以他贴在这个肇庆寓所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首先中国在哪儿，那么一点点大的地方，而且偏向这个，所以中国人就是很不习惯，所以利玛窦就作了一个妥协，就是把中国整个移到中间来。
　　中国人由此发现，天下原来如此之大，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圆地方，地球原来是圆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士人的重要媒介。
　　林金水：文明它总是有先进落后，但如果先进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比他所在的地方更先进的时候，那必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中国士大夫愚蠢到，人家很好的知识我们去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地理大发现，在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来博得他们的认可。
　　从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有中文注解的世界地图，到《山海舆地全图》，再到后来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利玛窦世界地图出了各种刻本和绘本，陆续传播到中国各地，正是这些地图，使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迥异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人，在科技层面上发生了共鸣。利玛窦兴喜的向耶稣会总会汇报了这一成果，您应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任何人，只把它当作贵重礼物，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自鸣钟和世界地图使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间获得了声誉，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从1583年到1589年，他们在肇庆发展而来大约80名信徒，这六年间，利玛窦更近一步了解了中国，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也尽力向中国人靠拢，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却惹来了麻烦。
　　在亚洲其它国家，信众在仪式及服饰方面，都要模仿葡萄牙神父，建造的教堂，也要模仿欧洲的风格。利玛窦他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在天主教的内部引发了强烈质疑。罗明坚返回欧洲，试图向教廷说明他们在中国特殊的传教策略，此时的欧洲风云变幻。罗马教廷连续有四位教皇辞世，罗明坚在摇摇无期的等待中心力交瘁，后来逝世于萨勒诺城，利玛窦只能独自在中国撑开局面，等待机会。然而，祸不单行，1589年，新任总督突然下令，要求他离开肇庆，六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利玛窦被迫由肇庆移居韶州。
　　陈时龙：过去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利玛窦离开肇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官场的人事变动。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利玛窦给西方的书信，但是新发现的资料却表明，利玛窦的离开也许另有隐情，这是当时一位韶州官员的家谱，一直流传至今，家谱内记载的一则材料，给利玛窦离开肇庆提供的另一种解释。
　　刘明强：就是族谱里边，有专门有一篇这个文章，题目就叫做《利玛传》，写这个《利玛传》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的第14世先祖，叫做刘承范，他呢他当时就是韶关的同知。
　　在这部家谱中，有刘承范与利玛窦交往的三千多字的记录，当时刘承范受两广总督委派，详查外国人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因为当时广东沿海受到倭寇的侵扰，一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即将展开。显然当时的中国官员不可能告诉了利玛窦这个重大的秘密，但刘承范也认为利玛窦不会对中国沿海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劝他离开肇庆，转往相对偏沅的韶州，利玛窦被迫移居韶州，接下来他该怎么推进他的事业，利玛窦开始实施他的新的计划。首先，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放弃而来僧袍，蓄发溜须，该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得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利玛窦成了第一个穿上中国儒服的洋教士，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1595年夏天，利玛窦几经曲折，来到了南昌，将这里当作自己新的安身之处，在距离南昌100多公里的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它名列北宋时期四大书院，是宋明理学的摇篮之一。在与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等中国学者的交往中，利玛窦更深切的了解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萌生将其介绍到西方的想法。在南昌，利玛窦目睹了一次约有四千人参加的科举考试的盛况，这让他打开眼界，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文武官吏的制度，在明代，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于当时的欧洲相比，科举考试提倡以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比较先进的，利玛窦将这次考试的种种细节记录下来，写信告诉欧洲友人，这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选官制度的倾羡。
　　史芬娜（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科举考试制度使欧洲人特备惊讶，尤其是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儒家所管理的国家，欧洲的耶稣会士最早地发现了这种制度，当时的中国信息完全依托耶稣会士传播到17世纪的欧洲。当时的耶稣会士特别有文化，也特别尊重中国文化。
　　此时的中国儒士们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利玛窦的作品，利玛窦写下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引用了一百句与友谊相关的西方格言，这本书大受欢迎。利玛窦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给他带来而来声誉，人们称他是一个有天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道德的贤人。这位原本带着传教使命而来的意大利人，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万明：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南昌，他的这个易服啊，实际上就开始，他是跟这个儒，儒士这一层开始有一个交流，那就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就是说比较深一层的一个交融了，一个那么像《交友论》就非常清楚，《交友论以后，写出来以后，实际上就为许多的文人学者所了解。
　　这时期，利玛窦被任命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决心加快觐见中国皇帝的步伐。1599年初，居住在南京的老百姓正准备过初年，但利玛窦都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进京的希望破灭了。之前，利玛窦跟随一位官员朋友已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不巧的是，赶上日本侵犯朝鲜，京城戒备森严，外国人根本无法获得入城许可，利玛窦智只得抱憾而归，回到南京住下来。这是他来到中国内地已有15个年头了，年华渐逝，更使他感到时不我待，新的职位，也让他深感肩负的使命重大，他渴望尽早见到中国皇帝以完成使命。
　　1600年，历史即将进入17世纪，就在这个时候，利玛窦再次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良机，他满怀信心和希望，携带了许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乘坐押送丝绸贡品的船只，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然而，这一次行程更加充满磨难，利玛窦随身带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木雕像，就在他临近北京时，这件普通的天主教圣物却引起了一个太监的怀疑，认为这将对皇帝不利，太监将他和助手关了起来。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使意志顽强的利玛窦也不禁产生而来绝望情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利玛窦被囚禁了大约两个月之后，好消息突然传来，宫廷里收到了他的礼品清单，万历皇帝要求利玛窦将礼品清单及其礼品送到京城。此时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在忙着准备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这是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节，苦苦等待了十七年之后，利玛窦终于踏上了北京的街道，这座规划严整的帝国都城，曾经遥不可及，如今却近在眼前。利玛窦在礼部大臣的陪同下，步入皇极殿，但他惊讶地发现，宝座上没有皇帝，他们只能对一张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礼。
　　陈时龙：当时的万历皇帝是属于怠政期间，就是非常懒惰的一个皇帝，他根本是不上朝，不接见任何大臣。
　　见不到皇帝，又怎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来传教呢，利玛窦再一次陷入绝境，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带来的西方科技器物再一次帮助了他。万历皇帝对宗教器物毫无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鸣钟，利玛窦送上一大一小两件自鸣钟，万历下令，在宫中专门建一座钟楼安放大钟，小钟则放在自己面前玩赏。他特别喜欢这种新奇之物，担心皇太后夺他所爱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做了手脚，一段时间后，皇太后对不能自鸣的报时钟失去而来兴趣，于是，它又回到了皇帝身边，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不时响起西洋钟表报时的声音。
　　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中国皇宫和民间就有了收藏自鸣钟的嗜好，但在很多收藏着眼里，它们并非准确的计时工具，而是精致的玩物，精美的外观，好听的报时声音，以及复杂的活动部件。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则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换的光影，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多少关注，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漠视之下，地图上边缘地区的欧洲却正悄然发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进入17世纪后，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小小的三棱镜，折射出欧洲即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在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看出这一切，他们对西方器物，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陈时龙：中国士大夫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如果讲究实的话，他可能会去考虑的是经史之类的东西，他未必会钻研到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上去。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也许才是利玛窦的最爱，显然，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根本无从实现，利玛窦向欧洲的好友坦承，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拔除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的留在了北京，自鸣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
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五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南堂始建于1601年，利玛窦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但规模很小，直到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余三乐：皇帝默许他在北京长城长久居住之后呢，他们的地位就跟原来明显不同了，就等于是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呢，官员们当然是，即使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通常一天就有三四次，利玛窦在北京过的非常忙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就有被称作为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庭筠。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同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译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著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便，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四书五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它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史芬娜：这些被翻译的书籍对欧洲影响很大，这些书籍不只是利玛窦翻译的，还有其他的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书籍的翻译，这些书籍对启蒙时期的欧洲非常重要，让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圣贤和哲学家所管理的一个国家。
　　1609年2月17日，已经五十七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十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做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这是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锶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