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83集 张居正改革

解说词：
　　公元1573年，刚做首辅不久的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揭》很有感悟，当时就发下誓愿，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与此同时，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拉开大幕。张居正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昌盛的十年，被史家成为耀眼的暮光，无论是改革前的残酷斗争，还是改革中的力挽狂澜，改革后的不测命运，张居正本人都与改革的成败紧紧勾连，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改革符号，吸引着世人不断解读。
　　公元1554年，30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突然辞职，离开锦绣之地，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翰林院虽然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但称得上是明王朝最为清贵的地方，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官员都来自翰林院。张居正年龄不大，极受内阁大学士徐阶等人的器重，正是前途无量，然而，张居正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返回南方的老家江陵，理由是健康不佳，其实只有徐阶最清楚，张居正正是对朝政的不满，失望和无奈而离开的。此时坐在皇帝宝座的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当政早期还能勤修政事，整顿朝纲，后期却痴迷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他非常重视青词，青词是喜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奉献给玉皇大帝的奏章表文，许多大臣正是以撰写青瓷博得皇帝的欢心，但也有大臣因没写好青瓷而遭到皇帝的冷落。
　　《明史》记载，内阁首辅夏言因进青词往往不合皇帝旨意，引起皇帝的不满，另一位大臣严嵩却因精治其事，获得皇帝的信任，此后严嵩更是以收复河套一事，攻击夏言与陕西总督曾铣互相勾结，结交近侍，家靖皇帝竟将夏言斩首示众，夏言死后，严嵩如愿以偿成了首辅。为了潜心修炼，嘉靖皇帝将朝政事务委托给了严嵩，严嵩媚上欺下、贪赃枉法，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弊政百出，内忧外患日甚一日。
　　商传：严嵩得到了这个嘉靖皇帝的喜欢，是他会写青瓷，是吧，但是严嵩不仅仅是自己会写青词，字也写的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人家的苦读那么多年的书，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丞相，严嵩专权那么长时间，20年的时间专权，那大家都简直烦死了，都想把他搞掉，但搞不掉。
　　公元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提议交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此举惹怒了严嵩，也惹恼了正宠信严嵩的皇帝，弹劾严嵩的官员不是被充军，就是被借故处死。如此一来，严嵩很难垮台，而严嵩不垮台，整个官场作风、社会风气都无法好转，张居正感受到深深的无奈。离京前，张居正给他的恩师徐阶写了一封长信，在称颂徐阶崇高声誉的同时，也指出徐阶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向皇帝直言，也不敢于权臣斗争，秉持公道。张居正刚入翰林不久，就写了《论时政疏》，指出当时政治有五种臃肿痿痹之病，它们分别是宗室骄滋、庶官骄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就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仅有的一道奏疏，他已洞察到当时的政治的贞洁，敏锐地指出朝政弊病，希望引起皇帝的主意。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建议，犹如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怀着抑郁的心情，张居正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回乡之路。
　　商传：《论时政疏》是他对当时的看法，一个让上方对他的一个了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当然这个《论时政疏》后来成为他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里是位于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此，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誉，十六岁中了举人，23岁时被选为进士，此后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他始终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官场腐败，使他无用武之地，回到家乡后，张居正表面上过着闲适的生活，其实时时关注时局，更加意识到国家的危难。再给朋友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流露出对政治危机的深深忧患，他说，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时之隙，则不可胜纬矣。这样的局面是非常糟糕的，但糟糕的局面需要磊落奇伟之士打破常格，扫除廓清，以弥天下之大患，张居正具有担当天下重任的雄心壮志，所以在家乡居住几年后，他仍然回到京城，暂时委蛇于官场，耐心的等待时机。
　　公元1561年的一个深夜，时机来临，一把大火将皇帝潜修学道的西苑永寿宫烧毁，如何善后，嘉靖皇帝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建议皇帝暂居南院重华宫，不小心触犯了嘉靖皇帝的禁忌，南苑重华宫曾是景泰帝幽禁明英宗的地方，严嵩是何居心，嘉靖皇帝对严嵩起了疑心，其不就是倒严的最好时机，张居正的恩师徐阶乘机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永寿宫，让嘉靖，皇帝搬回自己喜欢的地方，改名万寿宫，此后嘉靖皇帝将大权从严嵩手里转移给徐进，严嵩的境况急转直下，种种罪行迅速浮出水面，很快被格为平民，悲惨的死去。公元1564年，张居正4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徐阶的安排下，张居正充任了裕王朱载后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裕王在顺序上将继承皇位，做裕王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两年以后，嘉靖皇帝死去。临死时，主持朝政的正是内阁首辅徐阶，时间非常紧急，徐阶连夜召见张居正，两人一起谋划，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裕王朱载垕顺利继位，改年号为隆庆，徐阶和张居正趁机把自己的政见加入遗诏中，强调了已故皇帝对痴迷道教的反省，从而拨乱反正，惩处了主持玄修的道士，为以前因反对玄修而受罚的官员恢复官职和名誉，朝中气象为之一新。
　　新上台的隆庆皇帝重用藩邸旧臣，张居正因此平步青云，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职内阁，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于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层。公元1568年，44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饰武备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相比于十五年前的改革建议，这一次不仅指出朝政的弊病，而且提出想对应的药方。
　　毛佩琦：他从嘉靖末年执政，到了万历初年，实际上已经有执政十几年，将近20年的历史，所以他对国家的情况了解了如指掌，他知道边防的问题，知道财政的问题，知道赋税的问题，所以从哪里着手，他会在他的上疏当中切中时弊。
　　政坛纷争仍然禁锢着张居正，隆庆元年，内阁辅臣的名单排位依次是徐阶、李春芳、郭璞、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这六人当中，张居正资历最浅，权力斗争在徐阶高拱之间很激烈，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被迫隐退之后，张居正也逐渐被推到前台。隆庆六年，隆庆皇帝病逝，遗命高拱、张居正、高益共同辅助太子朱翊钧，朱翊钧即历史上有名的万历皇帝，此时只有十岁，无法处理朝政。一时间身为内阁首辅的高拱炙手可热，但深得太后和小皇帝信任的司礼监太监冯保也同样手握重权。
　　商传：这个明朝啊他最后因为皇帝他不去管理国家了，国家外廷就靠内阁，那个内廷里边就靠司礼监，太监，那么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如果不结合，他们就斗，如果结合了就变成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合体。
　　同样是朝廷重臣，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这个权力天平上的最具决定性的砝码，他究竟会偏向哪一方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看谁能更有助于他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高拱以为是驱逐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利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张居正终于成为了内阁首辅，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成牢固的权力联盟，得到了皇太后、皇帝的大力支持，牢固控制政权十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位处心积虑上位的人，将会给大明王朝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官场是张居正最熟悉的，也是张居正最亲近和最痛恨的，已经从政将近30年的张居正非常清楚，长期以来官场习气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非常可怕，到了万历年间，明朝官员们只求专营、但求无事，一件本来几小时可以办好的事，一拖能拖上数年，最终不了了之，如此下来，朝廷还能做成什么事，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为此，张居正上疏万历皇帝，他说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在张居正看来，制定法规不难，难的是有法必行，所以要想改革，张居正首先必须整顿吏治，要想整顿吏治，就必须先改变官场的拖沓风气。
　　商传：我们去看那个《万历实录》，你不要看后面，就看前十年，张居正在位子上，这十年的实录里面，那稀奇古怪的事儿简直让你就没法理解，这生员就敢打老师，学生就敢闹事，站朝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不上朝，然后呢在上朝的时候可以打架，官员之间可以打架，互相骂互相打，然后呢来迟到的官员，就可以穿过这个站班的队伍，找自己的那位置，随便乱找，它已经无序了，以至于纠班的御史，三个纠班御史，两个人不报道，就是该管这个事的人都不来，你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的管理，公务员的管理到这种地步，涣散到这种地步，而且当时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首先要重新整顿这个公务员队伍，那怎么整顿，就是考核。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提出考成法，雷厉风行地建立起一套随事考成的制度，为了保证各衙门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程限，张居正要求各衙门逐日将奏章登记，分别将内容和处理期限分别登记在三份文簿上，除一份为衙门的底册外，另外一份送到六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为了切实执行考成法，张居正采取由上而下、缓缓紧扣的措施，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按，各省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几个环节中，六科十分重要，六科是明代秩轻权重的监察机构，六科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但可以稽查二三品的六部官员，因此是以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还规定六科隐蔽则阁臣纠之，以内阁控制六科，于是大权集中到了内阁，而内阁的权利又集中于首辅张居正。他总揽全局，各级官吏不再敢敷衍，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
　　毛佩琦：张居正他执政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六个字，叫做尊主权、苛吏治，所谓尊主权，实际上就是加强中央的控制，苛吏治就是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他通过严格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促成了他的所有政令能够不折不扣地来实现，这就使得万历年间出现了明朝的中兴。
　　考成法推行后受到了很好的成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上奏，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从积之政渐次修举，在学者看来，从1572年到1582年的十年中，明朝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
　　毛佩琦：当时有一话叫做中央有令，朝下虽万里之外而夕奉行，什么意思呢，说皇宫要发布命令，哪怕是再远的地方，命令早晨发布，晚上的地方就已开始执行，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张居正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方法。
　　然而即便如此，张居正仍要承受重重压力，言官余懋学提出，崇惇大以反对考成法，他认为设立考生法以后，上下官员虽然恪尽职守，但对国家而言，不能培养元气。张居正予以反击，在他的影响下，小皇帝指责余懋学，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将余懋学革职为民，张居正继续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以霹雳手段裁汰冗官，这一举动必然会受到汹涌而来的非难，在反对张居正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在滥用他的权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被保守势力视为离经叛道。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上疏，把张居正与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相连起来，在他眼中，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天变不足畏，宗族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贻误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现在他认为万历皇帝应该敬畏天变、效法祖先，体恤人言，而张居正就像王安石一样贻误皇帝。
　　傅应祯的奏疏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极大不满，将其充军，小皇帝要以酷刑处置傅应祯，倒是张居正出面劝阻了。张居正希望以缓和的方式平息反对浪潮，但刚过一个月，更激烈的浪潮汹涌而起。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写了5000字的奏疏，猛烈抨击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制胁六科，独揽大权的手段，认为张居正完全忘了君臣大义，权势比皇帝还要高，刘台的奏疏不仅言语犀利，更为致命的是，刘台式张居正的门生，这种弹劾使张居正真正的尝到了厉害，一向以刚健自诩的张居正心头沉重，他伤心地提出辞职申请，称国朝200余年来，从没有门生诬告师长的先例，如今竟然发生了。此时的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再三挽留，并表态一定严惩刘台，张居正这才不再辞职，刘台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言辞更加激烈，最终被削籍为民，四年后旧账重翻，留戍浔州，在那里凄凉地死去。
　　毛佩琦：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在于加固皇权，在于控制舆论，比如说他限制思想的随便表述，他反对自由讲学，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一切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控制，加强中央的集权的强化。
　　商传：任何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张居正他特别注意抓舆论，他很强势镇压住了，但这些人反弹性相当强。
　　刘台的死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对张居正的声浪在1577年达到最高潮，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张居正应该回家乡为父亲服丧三年， 这势必会耽误张居正的改革大业，在张居正的默许下，皇帝下诏，命令张居正继续担任官职，处理政务，而不用回家守制，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件事违背了正统的伦理道德，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弹劾，要求张居正离京。
　　毛佩琦：实际上张居正在演了一个双簧戏，别人上疏皇帝，说朝廷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张居正你这样做不符合礼法，以孝来治天下，说天下之大以孝为先，你自己作为首相怎么不做呢。
　　商传：正派的人，没有这种鬼心思的人，也觉得这张居正做的不对，这是应该的，这从来就是惯例，怎么你为了你这点权力，这你都不能做到，你实在太不孝了，你太不像样了，就产生了这种想法，所以这一下子对张居正的影响非常不好。
　　这里是故宫的午门，历史上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但只有一件是因为是守孝而引起的，万历五年10月24日，翰林院官员吴中行、赵用贤率先弹劾张居正夺情，各自遭到了廷杖60的处分，被革职为民，永不续用。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联名上疏，各自被廷杖80，发配边疆充军，永不赦免，当吴中行等人遭受酷刑时，新科进士邹元标正带着抨击张居正的奏疏上朝，他目睹了现场，却没有被廷杖吓倒，反而更加怒不怒，他担心自己的奏疏无法正常上呈，所以谎称这是告假的奏疏，还塞给太监一些银子，太监这才代为提交，结果可想而知，邹元标花钱买重刑，也被廷杖80，打个半残，被发配到边疆充军。面对巨大的压力，张居正试图用严酷的手段回击，没想到引来更强烈的舆论攻击，最终张居正成功的留在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上，但人们对张居正品行的评价却因为夺情一事而大打折扣。
　　商传：我们过去叫礼法，法大家得遵循，礼仪你也得遵循，礼同样有法的作用，它是法的补充，你不遵循了这个东西，别人要是打你，那一打一个准呢。
　　张居正此举虽然严酷，但改革大事因而能更加深入，张居正将改革向财政方向推进，嘉靖和隆庆两朝，国库长期入不敷出，张居正执政后，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他裁剪冗官冗费，抑制国家财政及宫廷财政支出，加强对边镇钱粮的管理工作，以减轻军费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在节流的同时，张居正要求地方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逮赋，以求开源，不过这样的节流和开源还只是表层的，要想彻底改变明王朝国匮民穷的现实，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林信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是一个民间收藏爱好者，1993年开始收藏各类钱币和旧票证，在他的收藏品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几件明代的老物件。林信春收藏的这些清丈归户单，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土地凭证，明代的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属公田，国家所有，民田属私田，业户所有。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是一方面国匮民穷，另一方面却是豪强兼并土地，贪吏盘剥农民。长期以来勋戚、权贵享受着许多免除赋税的特权，等他们兼并土地后，这种特权不断的被扩大，严重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要想改变这种弊端，清丈田粮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万历六年，张居正首先在福建进行清丈田粮的试点工作，选择福建是因为福建巡抚是张居正的同乡耿定向，也是张居正的得力助手，在给耿定向的《答福建巡抚耿楚东言致理安民》中，张居正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显然张居正看到国匱民乏，豪强权贵敛积财富的危害，并把它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财政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改革的成败在此一举，在给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同时详细的阐述了治国与安民的关系。他提出，治理之道，莫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在他看来，只有全面清丈土地，使土地归于农民，才能得民心而国富民强，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到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结束，取得很好的成效。
　　福建的成功给了张居正很好的决心，万历九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决定将福建清丈之法推行到全国，然而此举将损害特权阶层的直接利益，风险很大，张居正虽然早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信念，但要想获得成功，仍需稳妥的展开。在张居正的严厉督办下，清丈后的全国田亩面积比清丈前的万历六年，多出了180多万顷，万历清丈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
　　商传：他给整个的这个国家经济的土地改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强有力的基础，从我们传统的政治观念来看，他是要解决这个土地兼并、土地的占有、要解决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而不能够到豪强手里面，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什么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我要改革了，我要把这个变成一条鞭，我连有多少土地，什么家底我都不知道，怎么一条鞭呢，我怎么改啊，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国家的政策的推行。
　　推广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在财政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之前，赋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税和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里甲、均瑶、杂泛三种，实施一条鞭法以后，化繁为简，赋役合二为一，一律折算成白银征收，并将徭役从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田亩、户丁两项分摊，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稅银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代役。
　　商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是相对的解决了人的束缚关系，他是放宽了这个，等到那个雍正皇帝摊丁入亩，人头税没有了，全都在田里面收了，这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东西在税收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是凭空而来，嘉靖年间，南方各地已陆续有推行一条鞭法的记载，在这段时间里，明朝的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市镇星罗棋布，白银的货币地位已经确立。这些社会条件的成熟，使得一条鞭法得以推行，张居正的贡献，则是排除干扰，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以及还未实施的地区，山东的官员却极力反对一条鞭法，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在南方适用，在北方却未必合适。此时的张居正已有至高的权威，一条鞭法最终在全国实施，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京师储量达七百万石，是隆庆年间的三倍，足足可以供京营官军消费六年之久。
　　万明：张居正的改革实际上到清朝也是承认的，而他的改革确实比王安石要成功得多，因为王安石主要是顶层设计，那么于实践中就会遇到种种的阻力，可是张居正是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商传：我认为改革家，不一定发明什么制度，他发现了一个局部的东西，把它推广到全国去，对整个国家有一个改造，这点是没有人能取代的，张居正恰恰是起了这个作用，我们今天对张居正的有些看法呀，不是很好的主要是集中在张居正这个人的人品上。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真正成功之时，他内心的危机感越来越强，无论是清丈田亩还是一条鞭法，表面上并没有遇到像夺情那样的弹劾，其实张居正心里明白，他已得罪了太多的权势，为了改革大业，张居正已经身心俱疲。
　　商传：最主要的他得罪了地方的，我们叫缙绅的势力，他们把土地都弄到家里边了，然后你现在丈量，你不允许我侵吞这个老百姓的土地，当然这是这就是一个矛盾，激烈的矛盾，另外一个矛盾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在朝廷里面都有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往往是一些地方涌现出来的官员，那么这些人在朝廷里面，就要不断地反对你的政策。
　　万历八年，一向无所顾忌的铁腕人物张居正，突然间正式提出退休的请求，当改革成功之后，张居正希望自己和家人有个好的结果，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小培养起来的，为了王朝大业，张居正对小皇帝严厉督促，小皇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如今皇帝已经成人，张居正觉得自己该离开了，避免与皇帝产生矛盾。然而在皇太后的反对下，张居正未能如愿，他虽然有意识的让皇帝亲手处理一些政务，以展示皇帝独立行事的能力，然而万历皇帝仍觉得自己被笼罩在张居正的权势当中，这对张居正非常不利。万历十年6月20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为之辍朝数日，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荫一子为尚宝司丞。然而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的宣泄出来，皇帝在感恩之余，怨积之情也在寻找宣泄的通道。
　　万历12年，湖光荆州府的辽王府次妃王氏，声称张居正生前曾强夺了辽王府的产业，绝情寡义的万历皇帝派宦官张诚及侍郎邱顺前往荆州查抄张府，查抄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抵刑不过，最终以自杀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抗议，对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在政治上打倒张居正，也就是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然而，接任的大学士们都以张居正为戒，一味软熟，明神宗在短暂的勤政后，开始在明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怠政，二十年不上朝，于是纲纪废弛、百弊丛生。
　　商传：其实一个改革家、政治家，你需要的不是对你的态度，而是你的改革，你的政治主张会延续下去，小平同志，我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他做了一件事，让这个改革不可逆，我不管你是谁呢，骂我也好，你恨我也好，你都得推着这个改革向前走，这才叫伟大的改革家。
　　当年因弹劾张居正被打得半残的邹元标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张居正死后，邹元标两次担任要职，然而，当他看到吏治败坏，国势衰微时，不由得回想起张居正改革时的生机勃勃，提议为张居正平反，他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著名的清官海瑞则给了张居正八个字的评语，工于谋国，挫于谋身，当明王朝国将不国的时候，万历皇帝的后人明熹宗、明思宗想起了昔日的功臣张居正，给张居正和他的家人平反，以勉励臣民，力挽狂澜，可惜已为时过晚，明王朝在耀眼的暮光之后，沿着衰亡的轨迹一路下滑，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