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从汉代画像石看汉代的牛耕技术

作者：徐燕来源：《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推动这一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铁犁和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乃至基本上普及于全国。铁犁和牛耕技术结合形成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生产力是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了两汉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汉代重视葬俗，视死如生，所以，汉代画像石题材丰富，多为表现人们生前活动的画面，其中，牛耕图在农业生产活动画面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汉代人们田间耕作场景和牛耕技术，本文拟就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的牛耕图来探讨两汉的牛耕技术。


一、汉代牛耕画像石的分布地域和牛耕方式


牛耕起源很早，关于牛耕何时出现，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中国牛耕西来说”，有始于春秋说，还有始于西汉武帝说。我认为，关于牛耕的起源问题，要参照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资料，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才能得出较正确合理的结论。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牛耕的最早记载是在四千多年前已有牛耕，如《山海经·海内经》曰:周族的祖先，“后稷播百谷。翟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晋)郭璞注日:“始作牛耕”，虽然袁珂校注日:“《大荒西经》作，‘叔均始作耕’，无‘牛’字，《御览》卷八二二引此经亦无‘牛’字。”但是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此时已出现耕作技术，至于是否用牛作牵引动力，还不确定。再从考古材料来看，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和商周的石犁都很多，在河南、山西、江苏、浙江、上海、广西、内蒙古、吉林等省市均有发现，其分布面积之广也足以说明当时耕作技术较成熟。确切记载牛耕的文献是《国语·晋语》、《论语》，说明春秋已有牛耕，但并不能证明牛耕始于春秋。所以牛耕的起源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战国时期，铁犁出现，牛耕技术进一步发展。到汉代，牛耕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从各地出土的牛耕图画像石可以清楚地看到。

目前出土的汉代牛耕图画像石，都是东汉时期的，共有十三幅，其中包括两幅壁画。这些牛耕图画像石大分布在北方地区，有内蒙、山东、陕西、山西，南方地区只有江苏境内出土两幅。具体材料如下表。   

                                         

由这些画像石的分布地域可知北方的牛耕较南方普遍。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上官府对牛耕的重视程度有轻重之别外，地理条件制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北方地区土壤较干，农作翻土靠人力效率低下，只好用畜力作牵引动力，以犁耕作。南方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火耕水褥”足以生活，就别无他求了。《史记·货殖列传》日:楚越之地，“‘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寙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南方地区土壤肥沃湿润，易于耕耘，用传统的翻土农具锸、铲、攫即可，无需牛耕。再者，牛耕是以水牛拉犁，北方多水牛而南方少水牛。
汉代牛耕使用的是长直辕犁，曲辕犁要到唐代才出现。由以上十三幅图分析，根据所用犁具的不同将其分为五种牛耕方式：第一种包括有山西平陆出土的东汉牛耕壁画、江苏泗洪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陕西米脂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和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属于二牛抬杠单直辕犁（图1）；

图1  二牛抬杠直辕犁（陕西米脂出土）

第二种类型是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属于犁梢与犁底一体的二牛抬杠单直辕犁（图2）；

图2 二牛抬杠单直辕犁（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

第三种类型是陕西绥德王德元墓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属于一牛牵引的单直辕犁（图3）；

图3 一牛牵引单直辕犁（陕西绥德王德元墓出土）

第四种类型是江苏睢宁汉沟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属于二牛牵引的双直辕犁（图4）；

图4 二牛牵引双直辕犁（江苏睢宁汉沟出土）

第五种类型是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属一牛牵引的双直辕犁（图5）。

图5 一牛牵引双直辕犁（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

如从畜力种类和数量来看，又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牛拉犁，一人扶犁式，如陕西绥德王德元墓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见图3）；第二种是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式，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图6）；

图6 东汉牛画像石（拓片）陕西绥德出土

第三种是二牛抬杠，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式，如江苏泗洪重岗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第四种是一牛一马抬杠，一人扶犁式，如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见图2），其中以二牛抬杠、一人扶犁这种耕作方式最为普遍，并且延用至唐宋以后。
汉代的耕作，以二牛抬杠最为典型，应用最为普遍。当然，有时也以一牛一马抬杠耦耕，这只不过是二牛抬杠的一个变种而已。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作情况，是我们研究汉代农业的极其珍贵的材料。1933年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耕耱画像石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此石纵55厘米，横187厘米。画面分为二层，上层为迎谒和锻造兵器场面。下层为耕作场面：中间有一男子扶犁耦耕，一牛一马拉犁，其后有一男子操耙耱地。藕耕者前方有三人持锄耘地，一人端着水罐似在浇水。画面左侧有一妇女挑着担子，带着两个小孩朝田间走，似为送饭而来。值得注意的是，画像右侧大树下有一人持杖而坐，当为监督农民劳动的监工。这幅画像石反映了汉代地主庄园依附农民集体耕作的真实情景，也是最早反映以畜力引耙耱地的具体形象，是反映汉代整地情形的珍贵资料。汉代庄园经济的支柱是农民，农民辛勤劳动，可谓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小孩和妇女都来帮忙，可见其辛苦程度。画面从左至右表现的依次是耘地、耕地、耱地，这三道工序一次完成，有利于保墒，可见汉代的农业生产效率还是很高的。

二、汉代牛耕技术的发展


西汉初年，由于经过秦末的暴政和后来的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刘邦建立西汉以后，实行“重农抑商”、“轻徭薄赋”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社会秩序较快地稳定下来，社会经济也恢复发展，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当时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国家实行冶铁私营政策，社会上以铁冶为业的人很多。富商大贾有冶铁者，小商小贩有冶铁者，诸侯王侯靠其政治权力冶铁的都很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冶铁业的兴盛给牛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制作强韧耐用的铁犁成为可能。
但是，西汉初年铁犁和牛耕的使用面仍然很狭窄，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地区；淮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仍不曾使用过铁犁和牛耕。《汉书·地理志》（下）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这里的耕作方式不用牛耕，而是用铲、攫、锸等。北方此时也并未普遍使用牛耕。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可以确认出有西汉前期铁犁的遗址只有一处，即山东滕县古薛城遗址。接近于这一时期的铁犁，发现也不多。这说明了此时的铁犁和牛耕技术未怎样推广。
汉代较大规模的推广牛耕技术有两次：第一次是武帝末年，具体主持此事的是搜粟都尉赵过。第三次是东汉前中期刘秀及明帝、章帝等。
赵过推广牛耕，《汉书·食货志》（上）曰：“率十二夫为田一牛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十二夫为一千二百亩，合汉亩五顷。“耦犁”，有人释为“二牛抬杠”，三人的分工是一人在前边牵牛，一人在后边扶犁，第三人是在辕头的一侧掌握犁辕，以控制犁头入土的深度。也有人认为“耦犁”是二犁并耕，一牛一犁。赵过推广牛耕，在全国相当大的范围内实行，“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这里所说的范围，至少已包括了今陕西、山西、河南和内蒙古的大地区。所谓“边郡”、“边城”，可能范围不限于居延一地。可是尽管这样，直到西汉末年，铁犁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还很有限。其范围虽已超出黄河中下游，但仍限于中国的北部，东达山东，西达甘肃中部，北达内蒙古和辽宁，南达河南中部。此时，牛耕在南方似仍是空白。
东汉前中期是牛耕技术的大推广时期。这次的推广和刘秀及其子孙即明帝、章帝等任用了一批“循吏”分不开。这些地方官勤于政事，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掀起了第二个推广牛耕技术的高潮，这对牛耕技术在北方普及并大力向南方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汉书》记载：庐江郡“百姓不知牛耕”，王景为太守，首先修复了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九真民也是：“不知牛耕”，任延为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
关于铁犁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到目前为止，属于东汉的铁犁和牛耕图，己在全国五十余处被发现，分布在河南、陕西、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苏、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十五个省区。估计未被发现的还相当多。这已足以和文献记载相对照，说明铁犁和牛耕技术推广所达到的程度。简单说，在北方已基本普及，这可以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边远省份有铁犁出土为标志，在南方已有很大的推广，还可以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省有铁犁出土为标志。
所以，汉代是我国牛耕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其发展的区域是由北方逐步向南方推广。

三、牛耕图画像石出现的时代背景


前文已经提到至少在春秋时期，牛耕已经出现，发展到汉代，牛耕技术应该己经很成熟了。虽然西汉时，牛耕的应用地域有限，多集中在北方，但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推广应用了。东汉的牛耕图画像石反映的耕作技术显然很成熟，发展到如此程度绝不是一日之功，由东汉画像石推之，西汉的牛耕技术也应该较为成熟，在一定区域内应用。为何唯独不见西汉石室墓出土牛耕图，东汉却广出牛耕图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由丧葬习俗的变化引起的。两汉虽然都实行厚葬，但西汉承秦之弊，在埋葬习俗方面，汉初的个别帝王，还能采纳人臣的意见，主张薄葬。《史记·孝文帝纪》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也，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身，无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当然统治阶级所主张的节俭是有限的、相对的。但是也对当时的厚葬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及至东汉，地主庄园经济日趋成熟，他们世代相传，成为地方一霸。这种经济反映在埋葬习俗上，就是：绵延数百年，持续几世代的大家族墓和一墓内埋葬几代人的墓地兴起了。同时，由于东汉官仕的渠道之一是郡国荐举，许多地方豪强为了获得荐举的机会，首先就要“求名”，而最能“求名”的则是“孝悌”，最能表现“孝悌”的又是厚葬。因此，东汉时期的地土阶级厚葬之风非常盛行。从墓葬形制来看，此时流行画像石墓，这是由西汉晚年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发展而来的。墓室的结构布局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画像的题材很广泛，主要是表现地主官僚阶级的生活和事迹。这些地主官僚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庄园经济，庄园是他们值得炫耀的财富，所以庄园农民集体劳作的场景便成为画像石的重要题材之一。
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集团长期交替掌权，政治越来越黑暗，封建剥削压迫也越来越沉重。与此同时，封建豪强割据势力大大加强，庄园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每个庄园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同时也是武装割据的军事堡垒。依附于庄园经济而产生的画像石墓继续流行，牛耕等农业题材的画面仍是主题之一。
综上所述，汉代牛耕画像石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物，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牛耕技术的发展程度和应用情况。

作者徐燕，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注释从略，转自中国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