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期间，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同时有调动，如第一一○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共抽三个师团，移到正面战场。
但是，敌寇在华北所抽出的三个师团的兵力中，其第一一○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在已为新编师团所接替；独立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现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旅团原在晋南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其原第六十九师团所在之临汾、汾阳等地防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及特务旅团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似已调南洋），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地区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这一地带的机动兵力并未减少，而仍保有一个机动旅团（第十五旅团――驻阳泉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
由此可见，敌寇在华北敌后战场，虽然抽走了一批兵力，但其防务同时又为新的兵团所接替。这决不是如外间某些人士所揣测的说是华北敌军抽调以后，已成一空地似的。那里担负在共产党背上的兵力，仍和原来的情况相同。
应该指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地进攻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时期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战局一败涂地〔85〕的原因。此种情况，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使正面战场能够配合敌后战场的作战，以结束过去的那种完全不相配合的局面。
关于敌情的介绍，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伪情。
这里，我先要感到惭愧，因为中国七年抗战，一面是全国绝大多数军民在庄严神圣的抗战与牺牲，一面又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人，卑鄙无耻的投降与作伪，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的耻辱，必须予以洗雪。可是今天的伪军在敌后战场已有七十八万之多（伪警察、伪民团还不在内），成为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敌。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中国伪军在一九三三年冬长城抗战〔86〕的时候，就有所谓李守信、王英两部伪军（李守信是国军骑兵第九旅的团长，王英是绥西地方武装），这是抗战以前的老伪军，现约二万人。
抗战初期，平津沦陷，齐燮元〔87〕起来组织靖安自治军，当时仅四个连，到一九三八年发展到五个团，直到现在，有十二个集团军，辖三十六个步兵团，共约六万余人。
自汪精卫〔20〕投降以后，华中伪军开始大发展，如李长江〔67〕、杨仲华〔88〕两部四万国军，改变旗帜，整个投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89〕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
中国有这样多的伪军，各位也许会惊讶起来，可是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会有这样多的军队投降？原因当然是可以找到的。在找原因时，或者有人要说：一九四二年那时候的形势，有：
（1）日本在南洋正在得势；
（2）苏德战场的红军还未转入进攻；
（3）日本对华采用所谓“新政策”，因为日本正有事于南洋，感觉兵力不足，乃强化汪政权代管敌后，又提倡南北合流及渝宁合流等口号。
是的，这些确是那时的情形，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大批中国军队投降的真正原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我们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在敌后，同样困难，共产党能够坚持，绝无叛军，国民党则不能坚持，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军。
关于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42〕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遭到我们统帅部派遣的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与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布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六十七名之多，其中最著者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90〕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而我们的政府及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布为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命令，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啊！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罚，请问怎能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一九四三年冬，汪逆宣布南北伪军统一指挥，将全国伪军重新编制，并加以整训。经过此次编整以后，全国伪军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
总的说来，全国伪军可分为正规军及地方军。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人，伪地方军约有四十万人，全国共计伪军约有七十八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军投敌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尚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当达九十万人以上。
这许多伪军在敌后起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许多伪军为敌人负担了什么任务呢？大概说来是：
（1）配合“扫荡”；
（2）守备据点；
（3）进行“清乡”；
（4）补充缺额。
前三项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项例如敌第三十七师团自一九四三年春季以来，补充三批伪军：第一批三百余人；第二批由石家庄补充来一千五百人；第三批由介休补充三千人。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对付共产党的。
你们看，昔日的“友军”，现在倒转枪口打自己的同胞了。
根据我们对敌伪斗争的经验，证明投降的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是特别坚决的。例如孙良诚在冀鲁豫，庞炳勋在豫北，吴化文在山东，都是明证。伪军中有许多人是继续领受了我们统帅部的命令，加紧进攻共产党的。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就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91〕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92〕的人员经常联络，授予反共命令。而庞炳勋在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以后，我们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先生，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赞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因此敌后伪军的大量增加，对我们坚持敌后战场及准备反攻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特别需要把敌后伪军情形，作一个简单介绍，唤起大家注意。
所有伪军，几乎全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只有极少数伪军，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例如在南昌附近及杭州附近之伪军，不应算入中共抗击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能算入国民党抗击的范围之内，因为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
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于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磨擦。曾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的一次（胡宗南〔93〕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十万人。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四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45〕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目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西、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四年半（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统帅部及国民党各级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地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国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94〕将军、汤恩伯〔74〕将军与胡宗南将军的数十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七万敌军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几成不可收拾之局，其原因完全在于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95〕及山西阎锡山长官在三个月前才由晋西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三部分总共不过二万至三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被承认四万五千人，被授予三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即开赴华北参加抗战。
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时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四个支队，计有一万二千人，在华中参加抗战。
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
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次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的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地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军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达七年之久。大体说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人就改变了其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进攻共产党。一九四一与一九四二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都在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是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一九四三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仍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了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总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像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七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七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地说一说。
先说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
第一周年，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六百三十八次，毙伤日军三万四千零七名、伪军三千七百零四名，俘获日军一百二十四名、伪军二千零九十四名，伪军反正一千三百六十六名；缴获长短枪六千六百九十九支、轻重机枪一百九十二挺，各种炮二十五门。我军指战员伤八千一百零七名，亡四千四百三十二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三比一。
第二周年，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零五十一次，毙伤日军三万一千零八十三名、伪军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名，俘获日军三百八十五名、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伪军反正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名；缴获长短枪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九支，轻重机枪二百九十一挺，各种炮六十一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一千零三十一名，亡一万五千零四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比一。
第三周年，从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六千九百三十六次，毙伤日军六万四千三百五十五名、伪军二万三千四百七十五名，俘获日军六百八十九名、伪军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八名；日军投诚十九名，伪军反正九千一百八十名；缴获长短枪三万七千六百六十六支，轻重机枪六百七十一挺，各种炮一百一十九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二千一百七十五名，亡一万七千零一十二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八比一。
第四周年，从一九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六千一百五十二次，毙伤日军五万零二百五十七名、伪军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一名，俘获日军三百二十六名、伪军一万五千三百五十五名；日军投诚十二人，伪军反正五千一百七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二万四千零一十七支，轻重机枪五百一十九挺，各种炮一百零四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八千三百八十四名，亡二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二比一。
第五周年，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一次，毙伤日军五万零三百零六名、伪军三万三千五百二十六名，俘获日军二百八十四名、伪军一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名；日军投诚十六名，伪军反正四千三百零六名；缴获长短枪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八支，轻重机枪三百六十二挺，各种炮二十九门。我军指战员伤四万零八百一十三名，亡二万三千零三十四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三比一。
第六周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五次，毙伤日军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三名、伪军六万二千四百零五名，俘获日军二百九十六名、伪军三万一千一百六十一名；日军投诚二十三名，伪军反正四千七百二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二支，轻重机枪四百七十九挺，各种炮四十六门。我军指战员伤一万八千一百零七名，亡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四比一。
第七周年，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七次，毙伤日军六万五千四百三十二名、伪军七万九千八百三十一名；俘获日军三百零三名，伪军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三名；日军投诚四十五名，伪军反正六千九百四十八名；缴获长短枪五万零六百七十七支，轻重机枪六百二十六挺，各种炮一百零五门。我军指战员伤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六名，亡一万零九百三十四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五比一。
七年总计，共进行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毙伤日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名、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名，俘获日军二千四百零七名、伪军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名；日军投诚一百一十五名，伪军反正四万九千六百四十一名；缴获长短枪一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三十挺，各种炮四百八十九门。我军指战员伤一十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名，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比一。
从这一统计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日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而对伪军作战，则恰恰相反，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的事，在抗战最初两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则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至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三比一进至五比一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的数字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四周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七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
下面就是新四军七年来各周年的战绩：
第一周年到第四周年，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四千九百六十七次，毙伤敌伪军十二万四千二百五十二名，俘虏敌伪军二千三百九十二名；缴获长短枪四万八千零四十八支，轻重机枪一千六百四十四挺，各种炮六十四门。我军指战员伤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七名，亡二万二千四百四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点一比一。
第五周年，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四百二十七次，毙伤敌伪军二万四千五百一十二名，俘虏敌伪军五千四百五十八名，敌伪军投诚反正四千八百二十五名；缴获长短枪一万三千八百七十支，轻重机枪三百零一挺，各种炮八门。我军指战员伤一万零八百五十六名，亡六千七百五十四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一点四比一。
第六周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四千八百二十二次，毙伤敌伪军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九名，俘虏敌伪军九千九百二十三名；敌伪军投诚反正七千九百二十一名；缴获长短枪二万八千五百七十四支，轻重机枪三百三十挺，各种炮十二门。我军指战员伤八千四百一十二名，亡七千六百一十七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点五比一。
第七周年，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五千三百一十八次，毙伤敌伪军五万三千一百零七名，俘虏敌伪军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名，敌伪投诚反正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名；缴获长短枪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七支，轻重机枪三百七十六挺，各种炮二十门。我军指战员伤九千零一十五名，亡八千零五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三点一比一。
七年总计，共进行大小战斗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四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五十名，俘虏敌伪军三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名，敌伪投诚反正二万四千零六十六名；缴获长短枪十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九支，轻重机枪二千六百五十一挺，各种炮一百门。我军指战员伤六万四千九百二十名，亡四万四千八百六十八名；敌伪与我伤亡比例为二点二比一。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七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材料，计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军中将一名，少将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二万支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比三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五十四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许多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伪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成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须的接济，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无支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七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天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二百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布如下：
华北方面：晋察冀六十三万人，晋冀豫三十二万人，冀鲁豫八万人，山东五十万人，晋绥五万人，共一百五十八万人。
华中方面：苏中十三万人，淮南五万五千人，苏北八万五千人，淮北七万人，鄂豫皖十五万人，苏南二万五千人，皖中二万五千人，浙东一万人，共五十五万人。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现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介绍如下：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八万人，新四军一万二千人，共九万二千人。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十五万六千七百人，新四军二万五千人，共十八万一千七百人。
一九三九年，八路军二十七万人，新四军五万人，共三十二万人。
一九四○年，八路军四十万人，新四军十万人，共五十万人。
一九四一年，八路军三十万零五千人，新四军十三万五千人，共四十四万人。
一九四二年，八路军三十四万人，新四军十一万零九百六十人，共四十五万零九百六十人。
一九四三年，八路军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共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人。
一九四四年，八路军三十二万零八百人，新四军十五万三千六百七十六人，共四十七万四千四百七十六人。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置种种障碍去阻止它发展，而应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起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统计中，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二千五百二十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包森游击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百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西安）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做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的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疲倦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逐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逐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96〕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
一九三九年十四人，一九四○年二人，一九四一年三人，一九四三年第一次十三人，第二次十人，共四十二人。
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现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中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97〕盟员）如下：
华北地区有二百五十六人，华中地区有六十六人，两处共计三百二十二人，其中解放联盟盟员二百八十九人。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尉透江荣甫，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地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三百万大军、又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数目，不管我们的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是比我们要少的，这可以将现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回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士，则实际上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四十余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七万日军，作战两个月（自四月十七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支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四十余县，丧军近三十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俘），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十五万支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全部丢光。但是有些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作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不打日本人，谁破坏了抗战，谁危害了国家呢？
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将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百零九名，新四军一百四十六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
医生柯棣华，印度人。
太平洋学会成员希伯，德国人。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寺泽吉藏、令野（名不详）、安滕清（秋蒲县）、浅野清（形山县）、黑田嗣（琦玉县）、铃木（名不详，兵库县）、松野觉（广岛县）、大野静夫（长野县）。
朝鲜义勇军〔98〕队员（独立盟员）：孙一峰（平安道）、王贤淳（平安道）、韩清道（忠清道）、朴吉东（京畿道）、石正（广尚道）、陈光华（平安道）、胡维伯（广尚道）、金学武（咸镜道）、金巴伦（平安道）、文明哲（金罗道）、韩乐山（忠清道）、崔指南（平安道）、李炉寅（平安道）、金永信（平安道）、吴均（江原道）、林平（忠清道）、韩震（京畿道）、金明华（平安道）。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激不尽的。
在武器方面：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一九四○年停止了。
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一百零一箱药品被友军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保卫中国同盟〔99〕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
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一辆，救护车四辆，载重车四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被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际援助数目，已无法查清。
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六人，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记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冈野进同志及其统帅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之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100〕自武亭〔101〕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尔后国内政治情况变得一天一天更坏，边区被包围封锁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三次的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五十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过五万人。拿胡宗南将军部队和我们比较，是十个与一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迫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的事情发生，是有把握阻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浴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含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
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五六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锦州，北至热河〔3〕之宁城，察哈尔〔2〕之多伦、商都，绥远〔25〕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七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有组织的群众一千六百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一百五十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在这个区域内，共有五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
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六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有组织的民众九百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点七。在这个区域内，共有八个军区，即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中军区，鄂豫皖军区，苏南军区，浙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又各有几个小军区，同华北是一样的。
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处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根据地，抗战后改为该地抗日军，领导者为冯白驹〔102〕同志。国民党部队早已撤退，该岛完全为我军与敌军斗争。近年因电讯中断，详情不明，然从敌军消息方面，得知该岛大部为我军收复，敌人无可奈何。一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领导者曾生〔103〕同志。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为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果没有这些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日寇欲以华北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欲在华中、华南搜刮人力与资财，这一目的是被中共七年来坚决、广泛的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在人力、棉花、煤铁与粮食的搜刮上，敌人受到我军的很大打击。这件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有利，对于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也是有利的。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却被国民党统治人士诬之为“奸党”“奸军”“奸区”，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派遣军队进行攻击、包围与封锁，派遣成千的特务进行破坏工作，断绝一切接济，并截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像。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不利于抗战与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关于中共抗战情况的一般介绍，今天就很简略地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另外的机会。
转自近现代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