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史再思考】米歇尔·埃斯巴涅 | 全球思想史：语...

全球思想史：

语义与文化迁移研究的视角

米歇尔·埃斯巴涅

（巴黎高师历史系教授）

李舒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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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想史研究有多种不同的路径，这里我想从文化迁移（Kulturtransfer，cultural transfer）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文化迁移研究始于对海因里希-海涅文学作品的考察。在海涅的作品中，我们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跨国、跨文化视角。1831年起，这位德国诗人便长居巴黎，直至1856年辞世。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不断报道法国首都巴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当时巴黎表面上的社会和政治紧张气氛展现给他的德国读者。海涅将他的新闻报道视作向德国展现法国的跨国桥梁，同时也将19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介绍给他的法国读者。为了向法国读者解释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他借用圣西门主义者的把感觉论(Sensualismus)与对政治平等的诉求相结合的话语，作为介绍德国哲学的辅助工具。然而他不了解的是，19世纪20年代，一些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就已经前往柏林进行哲学“朝圣”，并聆听黑格尔的讲座。如果不事先阐明这些背景，便很难阐释海涅的作品。如同我当年的同事米歇尔·韦尔讷（Michael Werner）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迁移研究中的开创性工作，我也将海涅在德法文化中的双重角色作为我研究的出发点。


海涅并非19世纪德法历史中的一个孤立角色，他更像是一位指路人，指引后世学者揭开历来被忽视的德国文化在19世纪法国历史中的作用。海涅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其中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在1843年发表的著作《欧洲三头政治》中构想了一个欧洲体系。在此体系中，德国哲学似乎能够在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之中找到重要补充。19世纪上半叶，法国高等教育的掌舵人、法国学术传统的创建者维克托·古桑(Victor Cousin)，曾致力于向法国移植德国大学的特色及德国哲学。这种“知识转移”一直持续到20世纪，体现了跨越莱茵河两岸的学科交融。

如今巴黎北站每天人流不息，但极少有旅客知道，北站站房正是出自德国建筑师希托夫（Jakob Ignaz Hittorf）之手，今天巴黎市内诸多建筑都是他的作品。他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也出生于德意志普法尔茨地区的教士家庭，巴黎今天的城市面貌便来自于他们所提倡的德国建筑模式。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当时巴黎德裔人口中来自德意志各邦国和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就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例如著名的源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来自德裔犹太人家族的富尔达家族等。为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国第一家铁路公司的成立，就离不开这些犹太裔银行家的资助。巴黎犹太移民社群，也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和出版商。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诸如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和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这样的犹太裔音乐家对于巴黎音乐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犹太裔医生、考古学家和东方学家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丰富了当时巴黎的学术生态。直到19世纪末，巴黎的犹太教堂仍以德语为交流语言。对这些不同文化群体的微观研究，早已成为文化迁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迁移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对比较方法的考察，一种对“混杂性”进行历史性把握的尝试。以前，我们比较两种文化时，需要将之视为相互平行和孤立的建构体，并列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异质性，为的是下一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座抽象的桥梁。但这种共时性的处理方法阻碍了我们发现历史上更早的文化接触，而且历史学家历来多将自身的立足点即他们所处的历史大背景，用作“第三比较项”，来对比其他文化。那些比较欧洲各国教育体制的大量研究已证明，这种方法走进了死胡同。而“教养”一词所具有的不可翻译的特点，更有力地证明了对不同的教育体系进行对比的困难。比较社会史倾向于将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比较，却不关注群体的交集，而交集比相似和不同的堆砌更为重要。当我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交集时，则需要阐明不同文化如何相互接近，这一点对文化迁移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除却对比较方法的批评，文化迁移研究的主导思想随时间推移不断获得新的定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摒弃了对“影响”这个概念的盲信。“影响”一词，从词源学的观点上看，指向某种能够使受影响的文化完全屈从的压倒性力量。与“影响”概念相反，文化迁移研究主要是采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阐释学的视角考察两个或多个文化空间的碰撞所导致的语义迁移与固化。语义变化是文化迁移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语义变化的认知不能低估。许多概念在历史上都曾对政治、社会层面产生巨大影响。许多概念即便不能马上转换成现实，它们仍然具有破坏或解放的一面。而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再语义化现象，也需要我们去考虑概念的原始含义和引申含义之间的等值性问题。

文化迁移适合应用于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但它需要克服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社会史中的一些问题。若只是将文化现象平行对照，对差异和相似的简单列举会导致人为的对立，这将阻碍我们发现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交织现象。文化迁移研究也与后殖民主义相关，因为后者揭示了历史叙事中被压抑的他者与异质文化的联系。后殖民主义多以美国大学里的印度学术圈的立场为出发点，并在其解构主义实践中常常援引诸如德里达等人的“法国理论”，还倾向于以一种没有区别的方式看待殖民关系，忽略殖民关系之外的压迫机制。

文化迁移研究和全球史之间有着无法忽视的密切关联。两门学科都致力于分析历史上那些影响深远的流动性及其对地区认同的影响。但是，文化迁移研究主要基于一种微观的全球性，而全球史如果只聚焦在某些中心视角上的话，恐怕它也将失去“全球”史的资格。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迁移研究虽然聚焦于历史上文化资本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语义变化，但绝不意味着忽视每段跨国历史中的经济因素。从丝绸之路、葡萄酒之路到香料、玉石甚至奴隶贸易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若没有商人和经济利益上的关系，文化迁移也无从谈起。虽然经济史倾向于将商品的流通视作如同银行转账一般价值中立，且仅仅从数量上切入，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瓶葡萄酒在波尔多和圣彼得堡会附加完全不同的意义，就像可可在非洲是农作物而在汉堡是被消费的进口商品那样，存在着属性上的差异。要衡量与探究这种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贸易路线的沿线不同的语境，即必须对文化传统和语言上的命名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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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迁移的视角下，也可以对多个不同的学科专业进行研究。其中，文学史属于比较重要的专业，其形成可以追朔到19世纪。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对古代以降的民族文学进行编辑、整理，对于那些已经或即将统一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精神认同的体现。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法国文学酷似一座熔炉，在时间的横截面上可以找出西班牙、英国和德国文学的元素。19世纪一个极具争议的论题是，中世纪德国文学是否在修改法国或普罗旺斯文学模板中的母题后进行了创新？19世纪初期以来，法国大学的外国文学专业的发展史，能够很好地反映对民族文学的更深入把握与对其他国家精神产品进行探究之间的矛盾及反复。这种探究不仅是了解作品和对作品进行模仿，更在于研究其方法论和技法的传播。例如，加斯东·帕里(Gaston Paris)对法国南部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弗雷德里希·迪茨(Friedrich Dietz)的《罗曼语族语法》一书法文译本的出版。所谓“罗曼语学”(Romania)可以说是德国的舶来品。一些当时刚刚宣告独立的较小的民族也需要自己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多样性的设想即源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这个意义上，爱沙尼亚的民族史诗《卡列维波埃格》(Kalevipoeg)的创作及其第一版中随附的德语译本，可以完全看作德语语文学的产物。爱沙尼亚人需要一部史诗，它就像《荷马史诗》一样由不同的片断组合而成，这一过程的方法论依据却是在爱沙尼亚之外产生的。

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某些学科，例如哲学声称其自身具有普适性，哲学原则上不与任何国家的语言背景挂钩，称之为某某国家哲学，但我们还是约定俗成地认可“古希腊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说法。若将目光投向19世纪法国学科专业的历史，不难发现，当时的法国哲学相当于进口版的德国哲学，当然经过翻译后，它从本质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哲学课程和新大学体系的奠基人维克托·古桑本人与黑格尔及谢林熟识，这成为他的教育改革者合法性的来源。但是，当他将法国1830年宪法看作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时，意在强调哲学之于政治实践的重要性，而这种对哲学进行政治上的重新诠释贯穿于整个19世纪。康德哲学在法国的接受史为这种对德国哲学的政治解读提供了众多例证。在一个渐渐从教会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康德的三大批判起到了道德上的指南作用，甚至成为当时文理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圣典，取代了“教理问答手册”的地位。康德著作的翻译者之一，同时也是古桑早年的学生儒勒·巴尔尼(Jules Barni)，在第二帝国时期曾被迫流亡瑞士，后来以共和主义者的姿态返回法国，并成为1870年普法战争后第三共和国政权的元老之一。康德哲学作为共和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普法之间的战争而改变，而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来自这些德国“进口货”。19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家大多认为，康德哲学来到法国是为了在此作为批判主义继续发展。这种再诠释的模式来源于对费希特作为法国大革命传薪人的阐释。不深入探究这些背景，我们可能无法写就一本关于19—20世纪德国或法国的哲学课程史的著作。在此，文化迁移研究为理解人文学科的逻辑提供了一条有用的途径。

艺术史同样是文化迁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一开始便注意到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对文艺复兴绘画中古典形式的接受和再阐释的研究，并借此阐明一种历时性的迁移。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在德语世界和德国大学内得到发展。其中最需要以历史的视角解读的艺术作品多为意大利的油画和古希腊的雕塑。通常认为，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是艺术史学科的奠基人，他认为德国应当模仿希腊艺术，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使德国艺术焕发新生。在他看来，孕育出政治自由的（古希腊）文化是值得模仿的。艺术史因此可以看作政治史的一部分，从而需要用历史的思维加以考察。如果缺乏历史的维度，形式的演变便无从把握。艺术科学虽然自建立之始就是一场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但我们仍需探究艺术品的分类法对德国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学说的借鉴。从弗朗茨·库格勒(Franz Kugler)到卡尔·施纳斯(Carl Schnaase)的艺术史都采用了黑格尔对外国艺术品的解释，即德国诠释学方法与异域艺术作品的紧密联合。

艺术和文化史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极强的延续性，因为解读一件外国艺术作品意味着要沉入产生作品的世界中去。雅各布·布克哈特在试图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时发现，要理解当时的艺术就不能离开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他后来索性将自己的作品以文艺复兴的文化为题。这种研究方法对后世的艺术科学研究来说也富有指导性。笔者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卡尔·尤斯提(Carl Justi)通过多次访问西班牙，习得了当地的语言、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并撰写了一部关于委拉斯开兹(Diego Velasquez)的大部头专著，而这部专著实际上囊括了17世纪西班牙“黄金百年”的历史。综上所述，在当代历史学家对雕塑艺术、书法和绘画艺术进行考察的时候，必须“继承”艺术史和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艺术品的收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异质文化转向”，因为艺术品的收藏在实质上是对世界征服欲的抽象化。若非出于这种欲望，我们很难理解如今维纳斯雕像和别迦摩祭坛为何分别收藏于巴黎和柏林。当然，这并不是要为归还这些文物作辩护。在文化接收的语境下，这些文物获得了在其产生的语境中无法企及的价值。由于其自身存在改变了文化接收的语境，因此它们相应地成为场所的一部分。德累斯顿是《西斯廷圣母》最合适的收藏地，而巴黎也是启发了立体主义艺术的非洲面具的最佳居所。我们也不应忽视艺术史上发生在欧洲文化圈的混杂现象。“巡回展出”这一形式就是混杂现象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最佳例证。艺术品常常往来于国家之间。布展既是事件也是再创作的过程，而推动这些发生的语义转变也是研究文化迁移的重要对象。

文化迁移研究的发展不应排除欧洲边界以外的科学领域。从这个角度看，东方学和非洲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东方学形成于19世纪初的巴黎，它不仅是为促进对伊斯兰国家语言的理解和传教士及译员培训而设立的学科，更致力于从语文学上研究和收集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文学。东方学的产生显然是17世纪以来法国驻近东的外交官对东方手稿文献进行大量收集的必然结果。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曾致力于重新从历史语文学的领域处理三种主要的近东语言著作，而他的著作也成为歌德在创作《西东诗集》时的重要参考。文化迁移研究的材料不限于对波斯语、土耳其语作品的翻译，那些来自欧洲各地在巴黎学习东方学的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归于此。不同欧洲国家与东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关系。例如，东方学研究在德国主要是由神学学者展开，其中米夏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曾在东方语言中寻找未曾被发掘的圣经传承。法国东方学研究则侧重于东方社会的状况。这里特别强调，东方学第一本专业学术期刊《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也是由全欧洲东方学学者共同编辑的。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提出质疑，认为东方学是将欧洲殖民权力期望中的东方形象强加于东方国家之上，这大体上是正确的。然而考虑到以下事实，我们可以对这种立场稍加修正：当时东方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未亲身参与殖民活动，相反地，他们的研究是为本国的文化增添一种新的观测维度。

非洲研究也是一门跨越国界的科学。诚然，当时非洲研究目的在于使非洲人更好地了解欧洲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许多传教士作为第一批非洲学研究者掌握了非洲语言，并用这些语言进行传教活动。非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步便是传教士与当地人的合作，共同将《圣经》翻译成非洲语言。这些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也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为了翻译《圣经》，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洲语言的抽象理解，以及对其语法结构的大致掌握是绝对必要的。被我们称之为非洲学研究者的传教士，必须在他着手翻译之前从不同方言的连续变化中找出一块切片，以此为基础建立该语言的标准方言。这种选择人为地创造出不同族群间的区别，并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即使非洲学学者试图根据印欧语系的语法模型来发展班图语系的比较语法，他们仍旧尝试将欧洲的观点应用到非洲的空间中。由于非洲研究这门学科对非洲社会的语言、宗教和政治自我认同造成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也必须从文化迁移研究的维度去考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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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文化迁移研究在欧洲—北美的框架之外找到了新的领域，让我们看到在其他历史时段内文化迁移研究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小亚细亚西海岸是古典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热衷的研究对象。荷马的出生地士麦那(Smyrna)就位于这一地区。这个港口城市自迈锡尼时代就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它曾是雅典的竞争对手。小亚细亚西海岸曾经是一座文化上的熔炉，通过赫梯人及其后裔和波斯帝国的代理人之间技术和艺术形式的交流，早期希腊文化获得了它的第一次繁荣。长期以来，古代史学者认为维持希腊及之后的拉丁文化的纯洁性是他们的使命。但现在可以看到，士麦那的第一座雅典娜神庙是以波斯建筑模版为基础的。20世纪中期的土耳其考古学曾侧重于发掘希腊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遗产。而这门学科的建立者艾克雷姆·阿库加尔(Ekrem Akurgal)，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其大部分著作也是用德语发表。这些著作的主题大多以“作为东方文化继承者的希腊文化”为主题。阿库加尔身上所体现的土耳其对德国人文科学的引进，证明了希腊文明与安纳托利亚文明相混杂的生命力。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对此甚表欢迎，因为它将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上溯至赫梯帝国，而且也提高了土耳其西部历史的含金量。在现代早期，士麦那依旧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多民族混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对该城市日常生活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亚历山大时代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土耳其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通路的中点站之一。无论将欧亚大陆东西两极间的这条通路称为佛教之路还是丝绸之路，我们面对的是一条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交通轴线。相传为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撒马尔罕城，在它成为粟特商人的“首都”之前，便屹立于这条道路之上。它也曾是帖木儿帝国的都城。帖木儿本人是蒙古人，他在那里接受了突厥语言并继续向外扩张。他的孙子巴布尔后来接受了波斯语言，并在印度建立一个蒙古人的帝国。这条横贯欧亚大陆通道上的规则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过渡。直到不久之前，学者们才意识到不能仅仅满足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各种语言和族群，而必须掌握在那里不断发生的语义迁移。以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卷轴为例，国际上诸多学者通过翻译和整理发现，这些卷轴使用了20多种居住在丝路沿线的民族语言进行书写。沿着这条通路，文化学者可以在亚洲发现古希腊世界神话主题的诸多变体。

这条道路也是亚欧大陆两端不同宗教流动的通道。众所周知，琐罗亚斯德教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并逐渐传入中亚。伊斯兰教的产生可能也要归功于中亚的传统。公元8世纪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是经由这条欧亚通路进行传播的。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对德国的东方学也产生了影响。柏林的人种学博物馆收藏一些从吐鲁番发掘的壁画，表明德国也曾于1900年前后对丝绸之路进行过所谓的“科学考察”。归根结底，文化迁移要在文化、艺术、语言和宗教史领域去探究充满活力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语义持续变化。

中国“五四运动”后涌现的翻译潮也非常值得研究。文学批评家、古典诗词理论家王国维就翻译过叔本华的哲学著作，这说明对外来影响的吸收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直接被“拿来”，而是一个修订的过程。林纾翻译的小仲马代表作《茶花女》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因在于使用了文言文而非白话文。20世纪初以来，所有西方政治、美学和哲学术语都被翻译成中文，而这些翻译在许多情况下是以日语的翻译为中介，采用特定的汉语术语完成的。经克塞勒克发扬光大的跨国概念史，可以在中国人文学科的语义史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越南民族史诗《金云翘传》就是对中国故事进行的改编。直到法国殖民势力和传教士引进拉丁字母为止，运用中文和使用汉字表记越南语言是受到良好教育的标志。文字的变更标志着越南打开大门吸收法国的舶来文化，这为现代传媒业的引入和识字率的增加创造了条件。继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和汉喃字的使用后，一种新的文化混合形态在越南开始产生。对于法国而言，也同样如此。例如，在法国南部卡马尔格地区的稻米种植和佛教在法国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越南文化的影响。此外，法国人类学如何在对越南文化的观察中确立自身定位也值得考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历史研究方法得到极大丰富。就文化迁移研究而言，它对大部分人文学科门类均已产生影响，因为它既能够阐释那些学科产生的基础，又能够将那些学科应用于其他文化场域，而文化场域是无穷无尽的。尽管法国和德国千差万别，但两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从对方“进口”文化的基石之上。这不是假设，而是真实的历史实际。我们也能从中亚、中国和东南亚相互交织的历史中观察到这一状况。最后，我希望对文化迁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无论以何种方式去扩展文化迁移研究，至少都需要对语言和特定的传承方式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文化迁移会在社会中产生流动、再诠释、意义迁移和再语义化的现象。文化迁移研究也不能抛弃对全球性的考察，但这种全球视角必须一步步地慢慢达到。总之，文化迁移研究尚在进行当中，这一艰苦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材料，而且能为我们开拓出新的理论视角。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