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制东输 : 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

作者：李翔，单位：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来源：《民国档案》2016年03期

苏俄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军事体制,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驭军模式。共同的革命利益,使苏俄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了一起。苏俄顾问诊断出国民党军事运动和党务建设的多重弊病,努力劝说孙中山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苏俄及其在华顾问为党军体制的东输做出了贡献,助推了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体制的东输,对国共两党的政党与军事建设,影响深远。
党军体制发端于十月革命前后，苏俄是该体制的首创者。其特点是，军队服从政党的领导。相比于政治工作，党军体制既包括事务性的政治教育，更是重要的党务和军政制度。完善的党军体制强调以意识形态为纽带，注重党性和阶级属性，实施义务兵役制，部队普遍开展政治工作。苏俄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的胜利，吸引了多位国民党领导人的目光，党内一些人士很早就有向苏俄学习的意向。1921年，孙中山开始模仿苏俄红军政治工作的若干形式。苏俄1923年初选定国民党为合作对象后，竭力向孙解释:要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在苏俄大力助推下，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之路，包括政党建设、军队的编练和思想控驭等，转为以俄为师。党军体制是如何输入国民党军队的?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看似有所涉猎，实则视线多停留在中国内部。1本文以苏俄为探究主体，理清党军体制东输的来龙去脉。研究时限大致起自1917年苏俄新生政权建立，止于1923年12月孙中山“承认必须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后”2。目的是阐释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起源的苏俄因素，比较全面地认知中俄关系史、国民党军事史，并加深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研究。
一、早期接触
政治委员，早在18世纪后期意大利共和国的雇佣军队中就已产生，后来它又成为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同政治对手作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克伦斯基为了把武装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借用了法国军队的这一经验，在陆海军中安排了自己的政治委员。3无论是意大利、法国，还是二月革命的俄国临时政府，设置军队政治委员，主要基于监督军队的用意，政委隶属于最高司令。这一点，类似古代中国的监军。1917年4月，俄共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的部队派出政治委员，初始目的仍以监督革命队伍里的原沙俄官兵为首要目标，对官兵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放在其次。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锤炼了俄共党人，俄共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原则渐入人心，政治工作逐步成熟。在苏俄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有效抗击内外敌人之际，孙中山却于1918年5月被迫辞去大元帅职。1918年夏，孙致电列宁，对俄国革命表示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斗争。48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信孙，呼吁双方“共同斗争”5。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1918年孙致电列宁和契切林发给孙的信件，均未到达对方手中，6但这并不影响对孙中山和契切林心愿的判断。双方此时均是试探性接触，致电多是客套式的外交礼仪。尽管如此，电文仍然透露出，双方希望能够进行合作，推进革命事业。尽管还在初期的试探性接触阶段，苏俄和共产国际几位来华工作人员对照俄共革命与战争的成功经验，看出孙中山及国民党在党务与军事方面的致命缺陷。1920年春，被苏俄外交部派到上海同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原俄国旧军队上校波波夫，作为职业军人，认为孙的西北军事计划不可能实现。波波夫对计划的制定者下了否定评语，认为他是“旧式军国主义者，除了军事途径以外，看不到拯救自己祖国的其他途径。”7波波夫点出了孙军事运动的疾患，但忽略了孙“除了军事途径以外”，有时也会对党务进行检讨与反省。这些检讨与反省，恰恰是孙几年以后改党建军、植入俄式党军体制的思想根基。5月，孙在上海国民党本部批评辛亥革命后一度甚嚣尘上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议论，指出“要以革命党为根本”。81920年10月底，苏俄国内战火虽然还未熄灭，但大局已经稳定下来。苏俄与共产国际希望在中国等东方国家找到世界革命的伙伴和盟友。在这种局面下，契切林10月31日再函孙中山，希望唤起并推进中国革命。9随着苏俄战局的稳定，一批思想激进和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包括时而反思党务弊端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逐渐把俄国革命看作榜样。比如，1920年11月24日，胡汉民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对列宁表示了特别的敬重和学习之意:“列宁之于露西亚，可法者至多，其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尤不可及，愿兄以为他山之石。”10蒋介石是党内“‘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11，他在1921年1月10日给孙中山和诸同志的《军事意见书》中提议:“至于军制，当参考劳农兵制，而适于中国军队性质者酌定之。”12国民党内有一批主张学习苏俄的领导人物，这是苏俄党军体制能够东输中国的重要政治前提。契切林10月31日给孙中山的信件，时隔近8个月，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送到孙的手中。孙这时已在广州重建政府。如何巩固现有政权，如何维系军队，是他不得不思考的严肃而又头疼的问题。8月28日，孙回信契切林:“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在你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13信件表明:苏俄政权经过3年血与火的考验，俄共的向心力和红军的战斗力及其组织方式，已经给孙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令其有进一步了解的意向。孙强调南方政府合法，是希望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与1918年信件明显不同的是，孙1921年下半年向苏俄传达了在政党、军队建设等方面，先架起双方私人交流桥梁的重要意向。
孙中山在1921年8月的书信里对苏俄政党、军队的重视，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试着落实在行动中。孙试图像红军那样，加大对革命队伍的政治教育。1921年12月，孙对滇赣粤三支军队的官兵讲《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14演说明显受俄国红军政治工作的影响。15正因为孙中山意识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红军的巨大成绩，当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初次会谈时，他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对红军的羡慕之情。这种羡慕，转化成模仿，更多体现在孙对官兵的精神教育上:“我们听到军官们和士兵们说，孙中山亲自向他的部队作宣传演讲，他很希望他的军队充满革命的精神。”16孙模仿红军政治工作，恰合马林心意。他不失时机地向孙献策:要建立武装核心，应先由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17，加强官兵的政治教育，以使三民主义进入官兵大脑。只有这样，党的威信才能在军队中树立起来，才能实现党对军队的统领。1922年初，孙派出国民党代表参加俄国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苏俄政府也表现出与中国南方革命政府合作的愿望，以参会为名，派遣契切林与国民党代表商议若干事项。2月7日，契切林给孙去函:“我希望不久我们的一位朋友将从这里前去拜访您本人，如不出现什么障碍，也许他经常留在您身边。……不过，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18契切林函件表明:到1922年2月，苏俄政府已有向孙身边派遣常驻代表，担任政治或军事顾问的意向。苏俄与国民党的交往，尤其着眼于国民党政权未来发展的好坏。看重意识形态的苏俄，同样看重国家利益。契切林坦率向孙说明，苏俄政府决定与北京政府建立正常关系。这等于是告诉孙，苏俄不太看好南方政权，但又给孙设定了双方深入合作的条件。对孙而言，要获得苏俄支持，前提是自己要有拿得出手的实力，至少要有一块地盘，可图将来。而地盘又与政党和军队的建树息息相关。这两项，苏俄都是国民党的榜样。契切林对南方政权命运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23日，孙中山再次给契切林回函(契切林信件由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转交孙)。就要失去广东地盘的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一点点资本也将难以为继。为此，孙去信契切林和列宁，寄望能够得到苏俄援手，助其东山再起。19与有几十年革命历史的国民党相比，马林认为中共力量过于弱小，“是个早产儿”20，中国革命只能以国民党为主体，国共合作。1922年夏，苏俄领导人通过了马林关于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提案。苏俄下一步工作是帮助困境中的孙中山认识到党务和军事的病症所在，认识到改组政党和以党领军的价值。
二、指陈要害
败居上海的孙中山尽管反省党务的力度大为加深，但已往单纯依靠军事运动的积习，总是更大程度上左右着他的行动。1922年9月，孙再次询问马林，苏俄能用哪些军事方法直接帮助国民党。促使孙由单纯依靠军事运动，逐步去重视政治和党务的是苏俄一步步地纠偏指弊。1922年9月7日，马林一语破的地指出国民党党务和军事运动的积弊:“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孙中山自己确实也在桂林的军官中进行政治宣传，但高级将领阻挠士兵加入该党。结果，党受制于将军们，这些人心怀叵测，常常谋求私利。”21马林这段话暗示:国民党应加大军队政治工作力度，努力做到以党领军，而不是以军控党。否则，军队就会成为军事将领谋求私利的暴力机器。苏俄外交官越飞也直陈孙中山对军事运动的错误认识:“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22越飞11月7日的信函表明，他和马林看法一致:只要孙没有地盘，或者没有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员，苏俄就不应援助孙中山。孙知道要让苏俄尊重自己，“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23或许因有这样的认识，孙特别想用军事力量证明自己。但是，孙证明自己的方式与苏俄认同的方式，相距甚远。不加强政党建设，使得孙的军事活动与军阀的军事活动没有多大差异。继9月7日指出国民党的疑难杂症之后，11月8日，马林对孙中山及国民党数十年的革命历史，做了一次更为精准的诊断与问题归纳。马林概括出国民党人的几大死穴:在国民运动中，党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党没有召开过“全国大会”，“党的组织系统”和“党的宣传”都没有恰当决议，党的存在价值没有显现出来:“倘若没有一个党，就是最能干的国民运动的领袖，能够做出什么事业?”党的领导过于“偏重军事活动”，除了“组织军队”，“再没有其他方法”。党没有对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而“没有真正的革命宣传”，“革命军是永远不能有的”，军事活动就会沦为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军队“在人民中没有根基”，党、军、民分离。革命一旦只依靠军官，革命就会遭致军官的背叛与反噬，“这是由事实证明过好些次的”。“与其只能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自治式的政府”，“那就不如不组织革命政府了”。“宣传普及全国”，“比天天与军事将领周旋更为重要”。24与列宁把党力列为至尊明显不同的是，孙经常把军力放置在第一位。1922年12月20日，孙致函越飞，询问:“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孙又告诉列宁:“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个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道会商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这月底，马林再次会见孙，后者赞同马林转达的苏俄政府的两条建议:第一，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人民，首先是联合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即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拓宽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第二，创建培养革命干部的军事学校。25这两条建议实则婉转拒绝了孙函请苏俄政府直接出兵的要求，转而希望国民党改组政党、创建军校、以校建军。孙中山对12月底马林传递的苏俄政府的两条建议，以及越飞、马林变国民党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提纲，26有郑重其事的回应。1923年1月2日，孙在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强调，党不仅要抓军事，也要抓宣传。国民党增强革命色彩，使苏俄增添了合作信心。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赞成外交部提出的大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命令外交部和俄共驻国际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27。革命色彩涂抹在纸面上容易，落实于行为中则大不易。广州2月中旬克复后，孙再建大本营，又一头扎进军事工作，政党改组暂时停滞。孙这样解释军事压倒政治的必要性:“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的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28虽然俄共1月份决定大力支持国民党，但共产国际对孙故伎重施，颇多微词。29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尤其反对孙只注重单纯的军事活动，忽略政治工作。30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批评，影响到苏俄高层对国民党支持的形式与内容。为矫正孙过分依赖军事行动的畸形思维，俄共政治局3月8日答允接济国民党若干资金，决定向南方政权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这样做既密切双方关系，又便于顾问现场施教。315月1日，俄共致电孙中山，认为推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南方革命政府“革命军事行动”和“集中的机构的建立”的“基础”。苏俄答应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之用。但这笔援款分多次付给，而且要看国民党改造的具体情况。电文强调，国民党可以利用苏俄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5月15日，孙采纳苏俄提议，并计划派代表去莫斯科商量详情。32孙的表态，更多是因为南方革命政府财力吃紧，急需援款。尽管他不时反思党务，表示改进意向，偶尔模仿红军的政治教育，但孙总是更依赖金钱推动军事工作，而不是筑牢党的根基和对官兵开展长期的思想宣教。苏俄和国民党此时的关系，已经比1923年前的彼此试探推进了许多，但远未到心照不宣的程度。双方这一时期，更多的是既想合作又有戒备:一方要求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另一方虽然答应提供支持，但条件是党要改组，军队要立足政治工作。马林7月份更加坚信:“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在这里，他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那些钱都白白扔掉了。事实是，只要孙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只要他不请共产党人去工作，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国民党会现代化，不可能指望他们进行反帝宣传。”33马林对孙不真心投入党事、迷恋军事、轻视宣传、不诚心接纳中共党人，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鉴于孙固执军事，马林要想转变国民党，必须物色他人，寄望来者。马林一把视线投向蒋介石，二对廖仲恺寄予厚望。7月20日，马林向越飞和达夫谦举荐“最优秀的”军事人选蒋介石。因自己无力转变孙中山，“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马林决定“我本人也将在下星期内离开”。马林这封信件相当关键，它是解释苏俄稍后选择蒋为孙逸仙使团团长，并由此荐举蒋担任未来黄埔军校校长的最佳答案。马林的用意是挖掘蒋身上的革命潜力，为俄中深入合作做准备。在写完上封信的第二天———7月21日，马林向廖指明改造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当务之急是立即改变党的方向和着手党的改组，在几个月内为革命的政治宣传做好准备。”信件末尾，马林以退为进，说自己离开广州返回莫斯科的原因是，掺杂封建主义和家长制传统的国民党不配合自己的工作，不愿意让自己参与改组和宣传工作。自然，马林在信件中为双方合作留了余地:“我希望同你保持联系，并希望当形势有所改善即国民党组织清除了封建主义和家长制传统以后，当党的策略有了改变之后，我能再有机会来此参加工作。”34鉴于马林对孙无计可施，苏俄必须选择一位手腕高超的驻华代表顶替马林，以使合作真正地开展起来。未来的这个人物，要服务于苏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暂且不能有共产国际时刻不忘推进世界革命的想法，而以国共合作在外围“充当苏俄的守护者、捍卫者”。35未来的这个人物，要与斯大林关系友善，以便篮子里有充足的货源，从而赢得孙的信任。而信任，是说服孙改党建军的重要保证。综合这些因素，1906年就与斯大林相交，并与驻华大使加拉罕熟识的鲍罗廷，成为连接苏俄与国民党的最佳中间人。但是，双方合作，仅有苏俄一边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而要让国民党人心服口服地意识到“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革命军事行动”的“基础”，苏俄磨破嘴皮子，说一千道一万，还不如让国民党人到苏俄现场观摩，亲身感受到红军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更有效果。这个赴俄的国民党人要有上进心，熟悉军事，有较深的革命资历，更要与孙关系亲近，以便日后能够劝说他，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恰好此时苏俄一度答应帮助孙在中国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国民党需要有人前往莫斯科提交军事计划，商讨具体实施步骤。36一就两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蒋介石就成为苏俄与国民党深入合作的历史选民。
三、打动蒋介石
1923年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决议，责成其工作应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在苏俄通过鲍罗廷为政治顾问的第3日———8月5日，孙指令蒋介石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16日，代表团启程赴俄。鲍去蒋来，说明苏俄与国民党合作正式进入由言到行的新阶段，即由此前的接触、会谈，发展到实质性的事务性工作时期。9月初，苏俄认为已抵莫斯科的蒋“同我们很亲近”，37对蒋日后引入红军党军体制抱有信心。《国军政工史稿》评论蒋此行对国民党军队植入党军体制的意义:“此次考察，对其后本党改党建军，在精神上制度上，特别是党与军的关系上，自不无影响。”38实则孙派遣使团的本意，并非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主要基于“改党建军”，而依然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带空想性质的军事投机———西北军事计划，39套用孙自己的话语———“特别是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及绥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40令孙没有想到的是，蒋到莫斯科后，苏俄要人转而向代表团表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41苏俄这样对使团表白，等于向孙本人摊牌:只要国民党不改组，不进行政治工作，依然搞军事投机，双方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合作。
客居莫斯科的蒋很快被红军的党军关系深深打动。蒋关注的重心由“军事行动”转为“他对我们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42苏俄工作人员记载:“据我观察，代表团成员，特别是蒋介石，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们非常活跃，整个回来的路上都在谈论红军的‘精神’、它的‘热情’，(据他们说)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到过的。蒋介石请翻译告诉我，他的印象非常好，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感染。”43初到莫斯科的蒋，一下子被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所吸引、所征服，产生“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的念头。蒋言语中“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的“编制”，44就是党军体制。蒋在苏俄的所言所行表明:马林推荐蒋为使团负责人，没有看走眼，苏俄接纳使团以使之留意红军政治工作的目的达到了。除了军事方面，蒋因赴俄考察，对党事的理解也提升了一大步。回想1923年1月，蒋尚秉持如下观点:“专恃党员而办政治”，“范围太狭”;“不忠于党”的党人，“不妨容纳若干”。其并主张党务与国事应分门别类，各自挑选合适的人选。45这个时期的蒋与大多数国民党人一样，对党纪、信仰与政党前途命运的关联没有清晰的体认。而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使蒋深切体认到了在军队中强化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意义。9月11日，蒋“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兵士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17日，蒋“视察步兵第144团，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政党代表任之。”蒋由所见，转为有所思，有所感。10月8日，蒋“与马林商议党事”。46莫斯科特有的军党之间的氛围，让蒋坚信改组政党、强化军队政治工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国内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鲍的任务是“顾问”政治，蒋的任务是“考察”军事。俄共和国民党的决策者，各自的出发点和合作的兴趣点存在差异。47实际上，这个差异是从两党的“娘胎”里面带出来的。苏俄与国民党都从自己的既往成功经验、或者过去的失败教训出发，双方所追求的“彼岸”，自始即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的党务活动每每沦为军事活动的替补与候选，党务的替补与候选带来党务的不振与无序。突出的反映是，国民党组建以来竟未开过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俄共与国民党，一个推崇党权、党力，以党为中心，军队只是促进党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个沉迷于军权、军力，以军为中心，党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军事运动。故而，即使蒋认识到了改组政党、植入俄式党军体制的至上价值，如果孙不能坚定改党建军的意志，国民党的党务与军事建设依然难以脱胎换骨。
四、鲍罗廷说服孙中山
与蒋时年36岁不同，孙此时已57岁。鲍罗廷要改变一位思维早已形成定势的中老年人，可想而知有多少不测因素。随着内外危机的加深和中华民族的沉沦与落后，自清末康有为、孙中山起，就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迫心理。他们不愿从中国社会的根基入手一步步改变中国，而是希望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快捷大道。孙西北军事计划以及多次的北伐，就是幻想通过军事，快速获取政权，然后再改造国家。孙这种急迫心理，蒋没有体察出来。蒋立足党政军制度建设的雄心壮志，与孙“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念想，差距甚大。苏俄之行后，孙蒋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话题。现有研究没有把握住孙蒋之间，一个“只争朝夕”，一个“立足长远”的不同出发点，因而对孙为何冷落蒋没有解释透彻。从孙的视角来看，蒋出使苏俄不仅没有达成西北军事计划，反而使苏俄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话语权。虽然西北军事计划夭折的主因不在蒋，但蒋没有主动揽责，反而仔细报告苏俄红军的党军体制。孙固然对俄共的驭军之道羡慕不已，但他一向把军事运动看得重于一切，政治工作只是其军事运动的点缀和装饰，而不是相反。多年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在遭致陈炯明背叛后，孙对内对外多疑的一面有所增加，“但时时惊心，恐复有陈炯明第二再出。”48蒋如此行事，会让孙对蒋产生擅自改变出使任务的看法。两人的兴趣点一东一西，频道没有对接上。孙对蒋的汇报，甚至没有一点兴致，蒋又怎么可能进入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自认西天取得真经，反而被冷落一边的蒋，在数月后给廖仲恺的信中，把自己不满的情绪一下子宣泄了出来:“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49
蒋自认人格扫地，却没有体认到，因西北军事计划不成，孙要想成事，除了改党建军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党内诚然有一批对师俄有意者，但对俄共反感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尤以海外华侨党员为甚，而华侨又是国民党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改党建军，会使苏俄增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力量，这是孙不能不谨慎行事的主因。孙对军事运动的一往情深，党内反俄的声浪，使鲍罗廷必须应对重重难关。还未到达广州的鲍罗廷，既要面对固执己见的孙中山，又要直面国民党政权的烂摊子。1923年下半年，“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50因军费难以筹措，孙下令强行截留广州海关关税余款，造成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这对鲍罗廷规劝孙中山是个利好消息。苏俄知道鲍罗廷任重道远，尽力为其营造有利于开展工作的环境。加拉罕9月23日致函孙中山:“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51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孙对英法等国深感失望。内外交困的局势，使孙越发感到争取苏俄援助时不我待。鲍到广州几个小时后，就被介绍给孙。因有马林和越飞的前期工作，鲍知道孙在党事和军事上的痼疾。果不其然，孙、鲍谈话一开始，孙就“主要关心我们的军事和工业情况”，鲍“回答了他的问题”，以便“为在我所希望的话题上的进一步交谈打下基础”。鲍罗廷是带着引导国民党政权改组政党、施行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而来的。在孙、鲍交谈中，后者特意“详细地”向前者“讲了我们军队的情况，主要是让他注意我们的政治工作，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孙1921年曾模仿过红军的政治工作，这次听鲍当面细谈，马上就有了共鸣:“当我详细地向他描述这方面的工作时，他立即说:‘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52但是，从心动到行动，对于已经形成军事运动路径依赖的孙中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鲍到来后，孙对党务反思的力度很快加深，这是鲍能够做通孙工作的前提。双十节这天，孙在党务会议上检讨几大症结:一、党中缺乏组织;二、军党分离。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孙开出强化党基的良药:“本党之基础未固。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对照俄国革命，孙勇于剖析自我:“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孙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10月11日，他下令重启改组工作。鲍告诉孙，苏俄对国民党援助的承诺即将到位。迫切需要外援的孙，对苏俄的态度为之大变，认定苏俄是“良友”、“友邦”。5325日，孙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着手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党权有了集中统一的最高机构。54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一开始，国民党的各种暗斑马上显影了出来:党员与党组织、军与党、政府与工农大众、报纸与时局、军人与指挥系统等等，各自分离，互不融合。55马林等人曾经认为:“只要孙和优秀的国民党人不放弃广州，不迁往上海，那就不能想象会有什么真正的国民党工作。”鲍罗廷纠正了上述看法:“这里同志们忘记了，尽管孙曾不止一次地去过上海，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没有取得一点进展。”与马林恰恰相反，鲍在广州待了两个月后确信:“让广东控制在孙逸仙手中，从实现我们力求在中国推行的那些计划的角度来看，和首先从改组国民党的角度来看，都是极端重要的。……广东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唯一的工作基地。”在广州局势因陈炯明的军事进攻而岌岌可危时，反衬出日后无论是改组国民党，还是输入党军体制，都必须以守住广州为基本保障。尽管国民党“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鲍依然对前途抱有信心。他两个月来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使国民党人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鲍罗廷吸取马林的教训，不公开批评国民党，力所能及地、有分寸地谨慎行事。他向孙提出改党倡议:“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即以国民党的规章制度，推动党的改组。鲍提出的建军方案是:“改组整个军队，为此成立军官学校和造就一些政工干部。”56鲍罗廷非常注意工作方式，甚至把宴会“变成了真正的会议”，“用餐本身不再起什么作用”。宴会中，他向政府成员讲“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关于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关于我们的军队，关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正是在这些宴会上，鲍为国民党改组工作和植入党军体制奠定了根基。尽管孙只是参加了第一次宴会，但鲍同他一周要个别交谈几次，向他阐明同样的观点。开始时，孙总是试图将谈话转到军事问题上，竭力使鲍相信他的军事运动前景光明，甚至包括向北京的远征。一次突发的尴尬事件，使孙不再开口闭口就是军事征伐。10月的某天，孙带着鲍，乘坐快艇视察炮台。就在快艇上，一名水手被土匪一枪打死，孙和鲍为躲避子弹不得不钻入一个底舱隐藏起来。鲍罗廷记述道:“我多少有点喜欢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我曾对他说过的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的最好例证，因为发生的袭击来自农民。……在回来的路上，他没有再说那些倾注了个人心血的计划。几天之后他任命我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指导员。”57鲍感谢土匪的子弹，它一时半会堵住了孙言必称军事的故习。这颗子弹，不啻打响了鲍罗廷转变孙中山的发令枪。进一步加速鲍罗廷工作进度的是，11月18日，陈炯明的部队被国民党出乎意料地击退。到广州后短短数十天，鲍的政治才能在击败陈的事情上充分展现了出来。孙、鲍关系由此成熟，鲍在国民党中的权威开始建立。25日，孙发表改组宣言，公布国民党章程草案，说明改组主旨在加强组织与训练。58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敬告军人》宣言，期望各地各派系军人合作奋起，在改组后的国民党旗帜下，打倒军阀，共同为建设统一、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努力。11月25日的《敬告军人》，意味着鲍罗廷到来后国民党的觉醒，表明高层已有以党权领导军权的初步构想，而构想是转为实践的先决条件。26日，国民党临时中执会决议将拟议中的义勇军学校，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以蒋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59这是国民党建军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节点，即在党的决议中开始出现设置政治部的规章条文。国民军军官学校虽未如约建立，但却呼唤了黄埔军校的呱呱坠地。国民党改组宣言、《敬告军人》和决定设置政治部，使苏俄看到了这个党正在发生令人欣喜的转变，决定加大对孙中山武力支持的力度。就在12月鲍罗廷暂离广州，去北京汇报工作的前夕，收到加拉罕一份电报，“要求弄清孙一旦在广东站稳脚跟时所需援助的规模”。这封电报恰好是在孙已经积极投入改组工作后收到的，它给孙造成的印象是:苏俄“将不限于仅仅提供文化帮助，即表现为提出应该怎样组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建议的帮助”;“也将不限于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帮助”。60与此前5月1日苏俄给孙的致电“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大不一样的是，61到12月，苏俄政府认为，如果为了上述那些工作，“还需要巩固前线，那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在这方面也不会拒绝。”62加拉罕给鲍罗廷的电报表明，苏俄政治局12月决定给国民党政权全方位的包装，包括制度输出、资金援助、军备保障、武力援建等。苏俄这样做，直接目的是帮助孙中山坚守广东，但又与孙单纯的军事运动不同，“不是幻想组织一次对北京的远征，而是为了使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换句话说，苏俄要拓宽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军事为政治服务，增强其社会革命的色彩，使其同时面向“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最终“证明孙的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并使它能够提出全民族的任务。”而要实现全民族的任务，就要大力加强军队建设，“改组现在共有5万到10万人的军队，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为此，革命政府“必须创立几所军事学校，同时重视培养政治工作人员。”鲍罗廷欣喜地看到，孙中山积极着手在广东群众中做党的工作，政府已在制订旨在改善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处境的措施，孙也准备把政治工作人员派往军队。鲍罗廷坚信:“我们能够通过海参崴给予孙提供的一切援助，都将有助于他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631923年下半年起，孙有了不小的改变。他反复提出强化党权、军党结合、以党建国的动议。其目的是，向党人指出以往党事、军事与国事的弊病，寻求党人对改组的支持，动员党人、军人为传播主义、实现主义、拒绝金钱与官位的诱惑、军党一体、成功革命而奋争。64但是，人是最为复杂的。表面上，孙接受鲍罗廷的劝告，改组国民党，增强党力;以党建校，以校建军。但是，在知与行上，在党务、军事的天平上，孙浸入骨髓的还是对军力的看重:“但革命不能徒托空言，须仗兵力。”65否则，孙也不至于把蒋及其访俄报告一并打入冷宫，这在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中表述得尤为清晰:“诚然，他(指蒋，作者注)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庞大计划(我把副本寄给您)被否定，全部问题归结为关于必须做政治工作和到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的建议。但我认为，他不应该过于悲观失望，特别是在他的上司孙承认必须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后。”66信件表明，苏俄对孙中山改组政党和突出政治工作的外部要求，远比孙本人的主观愿望强烈得多。鲍罗廷的规劝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渴望得到苏俄财力物力的援助，是推动孙引入党军体制更为重要的心理动力。鲍罗廷对孙中山的工作，都是基于莫斯科的指示精神。这里的莫斯科，既包括斯大林负责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也有托洛茨基掌控的苏俄军方最高层，以及季诺维也夫任主席的共产国际。三者之间，共产国际、苏俄军方尤其要求孙中山必须改组政党、植入政治工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在孙逸仙使团归国之前的11月27日，托洛茨基甚至为国民党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拟定了详细的数字分配比例，并让蒋介石转告孙中山:“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你们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1/20，无论如何不要超过1/10。”67翌日，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国民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并“相信”国民党一定会采纳决议中提出的对三民主义纲领的新解释，共产国际“委托”蒋将这一决议转交给孙中山。令鲍欣慰的是:“看来，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提纲的精神。也许我并没有立即掌握这个调子，但我会逐渐领会它。”68
结语
鲍罗廷的突出能力和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多项许诺，是促使孙中山决意以俄为师，政治和军事齐头并进的主要冲击或推动因素。孙时而对党务和军事工作的反思，即有其面对困局的内省，到1923年更多的则是对鲍改组政党、引入苏俄党军体制规劝的回应。在中国，俄式以党领军的党军体制，本是为收束军权和制止军阀割据而植入的新东西。它既是师俄的结果，也是应对国内“兵为将有”现象的产物，是对国内教训和国外经验两种回应的发生物。同时，一旦以党领军的俄式党军体制舶来中国，就会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一连串的冲击与回应。在孙向鲍罗廷承诺必须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后，苏俄的党军体制植入中国就成为早晚之事。因苏俄对孙的建议是改组政党，建立军校，培养政治工作人员，故而军校就成为国民党政权植入党军体制的试验田。
在鲍罗廷的运作下，黄埔军校的筹设不仅进入国民党的议事日程，而且一步步地变为现实。蒋虽被孙冷落在一边，却被鲍寄予无穷期望。鲍12月底每见廖仲恺，必问蒋是否已由甬回沪或回粤。在鲍的要求下，孙答应“军官学校由兄(指蒋，作者注)负完全责任办理”。12月28日，在1923年即将结束之际，鲍原本“介绍”廖出任军校“政治部长”，但廖决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任季陶”，以更好地配合蒋在军校开展工作。691924年5月9、10日，廖仲恺、戴季陶相继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政治部主任。707月6日，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7111月30日，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72党军体制，在机构上由此轮廓初具。苏俄及其顾问为向中国输出党军体制，在智力、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黄埔军校因为引入党军体制，突出政治工作，而成为改变中国革命面貌的发动机。这一驭军方式，又因国共合作而对两党(尤其是中共)以后的党建和军建，产生长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