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桂芳：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东亚“合作”论及其本质

摘要：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向欧美列强敞开了国门，不得不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在对待开国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日本出现了以亚洲“连带”为特征的“兴亚”论，并逐渐演化为扩张日本国权的亚洲主义。这种扩张性的亚洲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时期衍生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新的东亚“合作”论。它们从地理、人种、文化和风俗等角度，阐述中日“合作”的意义，要“协同”一致，以实现“共存共荣”。侵华战争时期，东亚“合作”论从民间走向官方、从思想观念化为政府的对外政策，助力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是日本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东亚“合作”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

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向欧美列强敞开了国门，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日本出现了鼓吹亚洲“连带”为特征的“兴亚”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亚洲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再度出现打着东亚“合作”旗号的论调，包括“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它们从地理、人种、文化和风俗等角度，论述中日“合作”“协同”的意义，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提供智力支持。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东亚“合作”论正式从民间走向官方、从边缘迈向政治舞台的中央，从理念化为日本的基本政策。因此，从澄清历史、汲取经验教训角度，有必要对东亚“合作”论的来龙去脉做深入剖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抗日战争研究热，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多角度地研究抗日战争，也开始关注日本的侵略理论、法西斯体制、战争动员等方面的内容，对“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做了初步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新成果。学者对日本东亚“合作”论的源流、内容、目的和演进等进行分析，拓展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范围，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然而，既有成果基本侧重某一具体理论的研究，对各种东亚“合作”论的思想渊源、异同、作用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尚需深入。日本学者对亚洲主义及其演进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日本学者通过大量资料阐述了这些东亚“合作”论在智力支持战争中的作用。但是，这些成果存在着强调其与军部法西斯的不同，具体肯定其有反省野蛮帝国主义侵略、同情中国等内容，对这些理论的本质缺乏深入分析。综上，国内外学术界对日本侵略理论的研究还不充分，东亚“合作”论的研究成果与抗日战争研究其他领域相比，无论在数量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差距，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
一、日本东亚“合作”论的产生及特征
日本自17世纪初开始实行锁国政策，1853年，培里率海军舰队登陆日本，打破了日本持续200多年的“锁国”体制。于是，日本出现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以“连带”为特征的亚洲联合论，并逐渐演变为对外扩张的亚洲主义。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亚洲主义发生新的演进，先后出现了“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理论，鼓吹日本侵略中国是本着与中国“同文同种”之谊，“帮助”中国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从思想文化上为侵略战争张目。近代日本在对待与西方各国、东亚邻国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思想，即“脱亚”和“兴亚”。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实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政策，直接目标就是与西方列强为伍，在国民精神、发展道路等方面实现“脱亚入欧”。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提出的“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国学者对“脱亚”论有一定研究。比较而言，国内学界对“兴亚”论的关注度不够高。这或许与“兴亚”论长时间在民间传播、与政府施政重点不同有关。“兴亚”论最初主要是由振亚社、同文会等民间团体提出并加以宣传。尽管日本的民间团体与政府多有关系，有的还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日本主要目标是发展近代工业，追赶西方，“兴亚”论在日本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在国际上也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兴亚”论从民间走向官方，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从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成为政府的对外政策，其影响力大增，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脱亚”与“兴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评价截然相反。“脱亚”论认为，在西势东渐、列强开拓海外殖民地时代，中国文化已经成为缺少活力、无用的“虚学”，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日本要自存、自保、自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在西方的“实学”中寻找出路，在思想、文化上与亚洲相剥离。“兴亚”论则强调东方文化不逊色甚至高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并没有落伍。只是中国人已将东方优秀文化“丢失殆尽”，日本汲取、光大了东方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宝库。在西势东渐形势下，日本最有资格“领导”亚洲，抵抗西方入侵，并最终战胜西方的霸权文化。显然，无论是“脱亚”，还是“兴亚”，都是以日本利益为核心，达到独霸亚洲的目的。二者的区别，只是实现目标的方法、路径不同而已。福泽谕吉还提出“任东亚盟主者为我日本”，要做亚洲的“盟主”，就是由日本来支配亚洲，并非真正从亚洲走开。“兴亚”论最初是由日本民间团体传播的。1877年，日本成立振亚社，提出“亚细亚处于萎靡衰退之时，竟无人使之协同共进，兴起振作”，日本需以“兴亚”为起点，对抗西力东渐，振兴亚洲。振亚社的主张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官僚中引起共鸣。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得知振亚社成立，派代表参加大会表示祝贺。1880年3月，振亚社改称兴亚会，并发行会刊《亚细亚会报》。兴亚会在大阪、神户、福冈等地设立支部，吸纳青年参加，培养从事“兴亚”工作的人才。兴亚会开办中国语学校，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化，让学生成为担负振兴亚洲责任的人。张之洞赠诗兴亚会会长长冈护美，对中日共同振兴亚洲抱很大的希望。兴亚会自诩为“民间组织”，实际却一直与外务省、军方保有密切关系，有深厚的官方背景。1883年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兴亚会派遣通晓中文的会员去前线担任翻译、刺探情报，直接为战争服务。1898年11月，日本成立以近卫笃麿为会长的东亚同文会，发行半月刊《东亚时论》，1911年改称《支那》。《东亚同文会纲领》提出：“保全支那（原文如此），帮助支那与朝鲜进步，探讨并推进支那与朝鲜时政，唤起国论。”东亚同文会认为，东亚各国文化相通、风教相同，情如唇齿。现在各国需加强邦交、坦诚相待，各国士大夫应做中流砥柱。为了实现日本“领导”东亚的目的，东亚同文会效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东洋是东洋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为东洋人的责任。清国虽势衰，但其弊端在政治非民族。与其携手保全东亚并非难事。”东亚同文会虽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但是，自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日本政府经费方面的支持，外务省每年从机密经费中拨出４万日元作为其经费。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部分利益。日本大肆宣扬日俄战争对东亚“合作”的意义，鼓吹这是亚洲人战胜了欧洲人，或者说是东方小国战胜了西方大国，日本代表了“亚洲的勇气”。认为日本作为有色人种，在成为近代国家不久即战胜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陆军的国家——白人俄罗斯帝国，打破了白人统治世界的现状，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因而跻身于世界八大强国之列。“兴亚”论鼓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白阀”，不仅保障了本国的安全，也“鼓舞”了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理所当然地成了亚洲“盟主”。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证明日本国家的实力、社会文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这是日本的荣耀和骄傲，“我日本国民从过去的黑人之上、支那（原文如此）人之下一跃位于支那人之上”。日本战胜欧洲陆军强国，中国仍然在列强压迫下挣扎，要获得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必须得到近邻日本的“帮助”与“领导”。日本早期“兴亚”思想具有如下明显特点。首先，认为东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东方文化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已经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理应做亚洲的“盟主”。“兴亚”论声称，现在亚洲只有日本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万世一系”的优越国体，责无旁贷地要“领导”亚洲，达到复兴亚洲的目标。“兴亚”论并不否认中国文化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但是，它更强调中国由于屡遭外族入侵，特别是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优秀文化被破坏殆尽，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亚洲文明的中心早已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日本作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之成国，为世界万国之本”，鼓吹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立国之国家，是“神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有能力支配全世界、使万国国君皆为日本之臣仆，完全有能力做亚洲诸国的“君长”。“兴亚”论阐述东方文化优秀的目的，实际是鼓吹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扩张日本的权益。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更加露骨地提出，欧美的白种人对东方虎视眈眈，最终要吞并亚洲，在“世界竞争形势中，联合亚洲同种友国，与异种人相竞争”，亚洲有肥沃的土地，数倍于白种人的人口，只要联合起来，就不畏惧与白种人竞争。他还设计了日本在东亚称霸的具体步骤，即日本先与朝鲜实行对等的合邦，再与中国合纵，数十年后就能够成为亚洲第一大联邦。值得注意的是，《大东合邦论》最初打着日本与朝鲜“对等”合邦、政治平等的旗号。及至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日本实际吞并朝鲜后，该书再版则强调“日韩合并已经达成，韩国人应该参加合成国的大政，但是，现在韩国在我国的保护下，每年接受一千多万的补助，其能力未达到分担合成国政费的能力”，不再谈“公平的政治合邦”了，而是把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其次，从反对欧美列强入侵的角度，论证中日面临共同命运，需要携手合作。在西势东渐时代，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海禁”“锁国”等闭关措施，统治者企图以此来维护本国的政治秩序，防范西方势力的渗透。这些政策虽然客观上有维护本国主权、尊严的意味，但这是消极的防范政策，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它只能延缓民族危机的来临，却无法根本解决危机。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先后打开了中日两国的国门，使两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体系。西方列强在中日两国开设通商口岸、大量倾销商品、实行资本输出，并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等特权，造成两国白银外流、物价飞涨，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的“兴亚”论打着中日地理接近、文化相通、人种共同的旗号，主张中日联合抵御西方。在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道路后，“兴亚”论更强调中国只有在日本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独立，这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借口。最后，夸大人种差别与对立，强调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从种族对立角度阐述亚洲联合的必要性。日本“兴亚”论善于寻找中日之间的共同特点，他们认为中日同为黄种人，现在的世界弱肉强食，白种人凭借船坚炮利染指东方，压迫黄种人。中日两国应该觉醒，充分认识白、黄种人的区别，联合起来，保持黄种人的尊严，不允许白种人践踏亚洲。这种黄、白人种对立的理论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有一定的欺骗性。当然，在日本早期“兴亚”论中也有例外，最典型的就是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他们都赞成、宣传亚洲主义，却认为亚洲振兴的希望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中国革命成功才能带动亚洲的复兴。因此，他们真诚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其思想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日本非主流的亚洲主义。这种亚洲主义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脚步临近而销声匿迹。对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李大钊曾经做过深刻的分析，指出日本：“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据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则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李大钊看到了日本假亚洲主义之名、谋亚洲霸权之实的用心，认为它以黄、白人种矛盾为名，推行日本的霸权，只能给亚洲带来灾难，根本不能解决亚洲各国的民族危机。为了实现东亚真正的和平与民族解放，李大钊提出以民族平等的“新亚洲主义”取代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日本早期的东亚“合作”论一直由民间团体传播，这些民间团体虽然有官方背景，但是，还没有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因为日本国力有限，在国际上也没有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提出废除种族歧视提案，要完全与西方平起平坐，并以有色人种代表自居，企图提高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日本废除种族歧视的提案并不被欧美各国认可。日本为了取得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只能将提案搁置。1926年，日本在长崎召开亚洲民族大会，表示要做亚洲的“中心”，西方以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未加理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国内出现的“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不仅继承了近代以来“兴亚”论关于东西方人种、文化对立的观念，而且超越了带有家族关系色彩的“连带”论，赋予其近代国际关系的成分，阐释日本“领导”东亚的合理性。“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以近代国家关系构建东亚“合作”的愿景，适应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的对外政策，使东亚“合作”论从民间走向官方，从政治边缘走近权力中心，成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理论基础。
二、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合作”论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彻底告别与欧美的“协调”外交，公开挑战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开始构建新的“东亚秩序”。日本也出现了新的鼓吹带有“合作”的理论，包括“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等。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中日“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建议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不能仅靠军事侵略，还要重视中国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重视文化在争取民心中的作用，如此才能早日结束战争，达到控制中国之目的。“东亚联盟”论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认为，日本要控制中国，不能单纯地进行军事冒险，还要动员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必须重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以“东亚联盟”来改变中国的抗日政策。石原莞尔先后撰写了阐述“东亚联盟”理论的《东亚联盟建设纲领》《昭和维新论》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东亚联盟”的目的、基本条件、地域范围等，要按照“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结成中、日、“满”三“国”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联盟的范围，最终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1939年10月，国会议员木村武雄组织建立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联盟协会，发行《东亚联盟》月刊。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设立总部，在日本各个地区建立事务所或者支部。据统计，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曾经达到10万之众，会员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和军人，也有普通城市居民、农民和学生等，日本共有8个地方事务所、57个支部，形成较大声势的东亚联盟运动。“东亚协同体”论是近卫文麿的智囊——昭和研究会提出的。昭和研究会成立于“九一八”事变后，是日本知识精英自发组织的国策研究机构。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提出“东亚协同体”论，以此来解决战争，“东亚协同体论是事变的直接产物，是直面事变造成的深刻、悲惨而困难局面所产生的”。“东亚协同体”论的内容比较庞杂，其基本主张中日两国携手合作，建立以经济协同为核心、文化提携为纽带、地域合作为框架的“东亚协同体”，实现中日间的“民族协同”“经济合作”，达到东亚各国“共存共荣”、携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最初由陆军省的岩畔豪雄大佐和堀场一雄大佐提出，其目的主要是解决因战争扩大引发的资源不足问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一样，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则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大东亚共荣圈”论不仅是对外扩张的理论，而是直接作为日本的对外政策。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国士们，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阐述“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京都学派将重点研究的“中国史”“东洋史”扩展为“大东亚史”，论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由不同的团体、人物提出，内容都很庞杂，其阐述东亚“合作”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它们的共性又很明显，都是以“协同”“合作”“共荣”等漂亮词句作装饰，企图麻痹中国人的思想，以渐进、和缓的方式，破坏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从而长久控制中国。在政治方面，“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都鼓吹中日两国携手“合作”是抵抗欧美入侵、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四天，日本内阁即做出扩大战争的决定，发表《出兵华北声明》，向华北增兵。当时中日国力对比悬殊，日本政府、军部多轻视中国，以为像“九一八”事变一样，很快就能达到目的。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武藤章认为，中国“是政治不统一、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强硬姿态，中国便很快屈服”，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都认为，日军“只需在天津一击，事件一个月即告完结”。而日本的知识分子、少数官僚对战争前景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们认为，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武力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民心等各个方面的“总力战”。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必须看到并重视民族意识在中国民众中的作用，主张以联盟、协同、共存共荣等思想来消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把对日抗战引向与日本合作，避免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不利境地。“东亚联盟”认为“政治独立”可以表明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使中国停止抵抗，转而与日本“合作”，早日结束战争。在诸多东亚“合作”论中，只有“东亚联盟”论明确提出“政治独立”。其所谓的“政治独立”不过是政治欺骗招牌而已。“东亚联盟”论偷梁换柱，把占领中国领土打上了“防共驻屯”的标签，声言：“防共驻屯非权益驻屯，并非完全根据日华双方协议纯粹适应国防要求的驻屯，是具有思想驻兵意义的暂时驻兵。”实际就是以“防共”为名，长期占领中国的领土。“东亚协同体”论则提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帮助”中国的重要一步，“日本打出世界史发展统一的理念，使本次事变获得世界史的意义”。中国应在日本的“领导”下驱除西方列强，光大东亚的思想，并使其泽惠世界。昭和研究会中的很多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共两党“同床异梦”，中国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目标不同，统一战线必然会出现矛盾、分歧和摩擦，“从支那社会构成来看，统一战线中包含着勉强的、不合理的成分，存在着可能破裂的危险因素”，国共之间的矛盾尤其无法调和。日本要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扩大“离心”力，以“协同”思想把握中国的“民心”。“东亚协同体”论分析了民族意识在中国民众中的作用，认为“支那以低下的经济力、不完备的政治体制、劣弱的军队抵抗至今，其原因就是民族问题”，日本应设法让中国人理解“日本大陆政策”对其自身“解放”的意义，“东亚协同体论与其他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随着支那事变具体发展而不断认识支那民族问题的意义”。昭和研究会的骨干在卢沟桥事变后，分别到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和华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认为解决战争的出路在于克服中国的民族主义，实现中日两国的“协同”“合作”。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大部分的富庶地区，1937年底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战争虽然没有像日本军部预想的那样“凭借日本的战斗力，一个星期足以攻占中国”，也没有在一个月内结束。但是，国民政府退出南京，日本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1938年1月11日，日本提出：“若支那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帝国今后也不期待以其为对手解决事变，扶植成立新的支那政权，与之协商调整国交、建设新支那。”1月16日，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并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8日，日本政府再发表《补充声明》，强调：“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为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将它彻底抹掉。”然而，战争并没有朝着日本希望的方向发展。日军占领南京之际，国民政府宣布迁都，要抗战到底。1938年底，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其用兵也达到极限，战争远没有结束。在战争处于持久、相持的形势下，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从“速战速决”“剿共灭党”变为“以华制华”“建设东亚新秩序”。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在对华声明中提出：“帝国所期待者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与建设新秩序，我方也并不拒绝。”11月30日，日本发布《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在互惠的前提下，在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下，与中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近卫文麿解释“东亚新秩序”“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与中国携手，促进中国的新生，共同分担建设新东亚伟业，确立东亚新的和平体制，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东亚各国的自主联合”。东亚“合作”论支持“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认为这是日本政府重视与中国“合作”“提携”的标志，必将得到中国的理解和协助，日本很快能够达到目的。昭和研究会作为近卫的智囊团，更加感觉到其存在的价值。在日本的诱降政策下，汪精卫脱离抗日阵营，表示与日本携手“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协会、昭和研究会等吹嘘汪精卫与日本“合作”，表明中国人开始理解到日本之“诚意”，消除了对日之“误解”，日本“为了东亚的安定，确保东亚经济、军事、政治地位，造成东洋民族解放之基础”。自信今后会有更多中国人领会日本的“好意”，“东亚新秩序”建设前景光明。“日本首先打出东亚新体制，具有不可磨灭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要冲破建立在殖民地统治基础上文明末路的具体方案。”日本应利用汪精卫，进一步拉拢抗日阵营中的动摇分子，瓦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实现中日之间的“和平”。“东亚联盟”论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权，在形式上已确立起政治独立体制”，迈出了“东亚联盟”建设的关键一步。“东亚协同体”论则声称，蒋介石拒不响应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号召，就是自绝中日“合作”之路，那么日本必须“击溃中国抗日政权，促进支那民众从抗日的妄想中醒来，以粉碎欧美苏联等对中国的阴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进一步从所谓的“道义”“东亚解放”“共存共荣”等角度，谴责西方列强的侵略，为日本的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在经济方面，“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都提出“协同开发”中国资源的主张，建立中日紧密的经济联系，实际就是为日本的资源掠夺寻找借口。东亚“合作”论认为中日经济提携是为了抵抗西方经济压迫，增进东亚各国的利益。“东亚联盟”论提出“在国防上要努力实现联盟内资源的自给自足，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外依赖程度，造成有利于东亚解放之态势”。它批判西方列强破坏了东亚原来的经济体系，给东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把近代企业置于其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劳动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东亚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摆脱西方的压迫，日、“满”、华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相互扶助，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一体化”。“日满华经济一体化，不是要把满洲、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日满华三国经济一体化，必须尊重产业条件，应该采取承认先进国日本经济指导之态度。”在经济上中国“服从”日本的“领导”地位，就是“服从”日本的战争政策。“东亚协同体”论还具体制定出日本“领导”中国、建立“经济协同体”的办法。“经济协同体”是指“多个国家或者民族结合起来，统一综合运营其经济”。它认为伪满洲国与日本间已经形成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集团，这为中日的经济“协同”“合作”提供了有益经验。现阶段，“经济协同体”以日本、“满洲国”和中国为基础，“实行通货合作，日满华三国在人力、物力、资源、技术等方面分工协作，实现三国的共存共荣”，并预言“经济协同体”范围将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东亚经济协同体”的运作中，要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最根本的是建立协同主义区域经济，实现三国间（指日、满、华）的经济结合与新建设”。如此则可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能满足日本对资源、市场等方面的需求，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经济关系，“开发支那资源，确保日本的原料供给，支那应确保商路畅通”，就是让中国在经济上依赖日本，满足日本军事的需要。“东亚协同体”论鼓吹“经济协同”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意义，“东亚地区的经济协同，不能仅从经济的视角看问题，必须导入一定程度的政治观念”。经济协同是为了使东亚各国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经济协同与政治合作相辅相成，化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转而与日本“合作”。“东亚各国地域、民族、文化接近，先在日本、支那、满洲国建立国家协同体。将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革新成果运用到被占领地区，使支那民众应充分了解日本的诚意，合作建立东亚协同体。”他们认为，“东亚经济协同体制”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人的协助、参与和支持，要“使支那民众了解日本始终忠实地恪守着民族自主与协同的原则”。“大东亚共荣圈”论的目标直接而明确，就是垄断“共荣圈”内的资源和市场。外相松冈洋右直言：“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同样要扩大通商贸易所必需的地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提出：“决定共荣圈地理范围最重要且必要条件就是经济。如果东亚地区在经济上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就要向地理相邻的东亚以外的地域扩大之。”日本将东南亚以及更广的地区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作为日本的“领土”或者其“保护领土”，成为与日本“共存共荣、自给自足”的地区。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提出：“帝国据国家总力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向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迈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大东亚各国及各民族各尽其力，确立以帝国为核心的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秩序。这次新参加建设的地区，资源极其丰富，但是，最近百年来饱受美英两国的压榨，影响了文化发展。帝国为了确立大东亚的永久和平，向这些地区发展，进而与盟邦一道建设世界新秩序，这是亘古未见的大事业。”日本以东亚“解放”者自居，批判欧美各国在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屿上的掠夺与殖民，造成了东亚地区的贫穷与困苦。东亚“合作”论认为文化可以深入人心，是起根本的、长期作用的因素，其主张重视文化沟通，发挥文化在中日两国相互“理解”中的作用。“东亚联盟”论认为“汉民族一直未认识日本文化的价值，使其认识日本文化是当务之急”，如果中国认识了日本文化的价值，就会“理解”日本“帮助”中国反抗欧美压迫之良苦用心，参与到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来。“东亚联盟”论认为文化的作用不亚于军事、政治与经济，“国防共同”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欧美霸权重要的压迫，“经济一体化”是为了增进东亚战胜欧美的实力，而“文化沟通是结成东亚联盟最根本的条件”，中日两国只有实现“文化沟通”，才能彻底消除中国人的“狭隘国家意识”，促使其真心与日本“合作”，改变抗日政策。“东亚协同体”论认为“文化是根植于我们身体中的文化力，事变（战争）时间越长越显示出其力量”，“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文化与政治具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民众”。文化能对人的思想观念、行动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人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比政治、军事、经济都重要。他们认为，文化沟通就是要让中国人真心“敬佩”日本、“服从”日本领导，自觉地“传播”与“光大”日本文化。“东亚协同体”论吹嘘“日本文化是以世界无与伦比的一君万民国体为基础的，是协同主义的根本所在。日本文化具有特殊的包容性、进取性和智慧性”，日本精神、文化可以在东亚大放光彩。“日本文化中存在着最为古老和最崭新的内容，既积极吸收西洋文化，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东洋文化，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的代表”，而中国保守的尚古主义使其不能积极接受先进文化。“现在日本文化优越于支那文化，但是，我们不能轻视支那数千年的文化力量”，认为战争正在一步步从武力战争演变为文化战争，必须重视文化的作用。有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文化协同、文化沟通“客观上起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作用”。“大东亚共荣圈”论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迫切需要的资源问题，它同样借助“共存共荣”“东亚解放”等口号进行宣传和渗透，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更是从文化的角度阐述“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性和意义。币原坦在《大东亚之育成》一书中，提出“现在所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在古代就开始实践了。本书从考古学的角度实证、论证之”。柴田贤一的《白人侵略南洋史》、吉田三郎的《粉碎美国的野心》、外务省调查部监修的《法属印度支那经济发达史》等，都是从日本“帮助”东亚各国反对白人压迫的角度，揭露美英的殖民统治，呼吁东亚各国与日本一道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理解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和目标。总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都堂而皇之地高谈东亚主要是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和人种等方面的共性，以“协同”“共荣”“联盟”等为借口，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打上“文明”“解放”等标签，从思想、文化上协助政府的扩张政策。它们批判西方文化的霸道和野蛮，其助力侵略战争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穷兵黩武的军部，更有欺骗性、隐蔽性和伪善性。
三、东亚“合作”论留下的思考
1922年，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其对文化的阐释颇有见地。日本的东亚“合作”论深谙思想文化在社会发展及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们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对立，鼓吹王道主义是东方特有的思想体系。“王道是在日本民族的灵魂与血液中凝结的人类之正确原理，是世界最高的绝对真理。它不仅在日本国内是真理，而且将扩大到全世界，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原理，全世界应统一在这个真理下。”其要求东亚各国要信赖日本天皇，达到长期控制中国的目的。东亚“合作”论也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军阀的专制有过不满，但是，其目的并不是反对侵略，而是担心一味扩大战争可能会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主张以更加隐蔽、“合理”“合法”的形式，维护侵略权益。日本战败投降后，军国主义史观受到批判。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国际政治学会等学术团体，在反思历史教育、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战后日本教师工会组织——成教职员组合——提出应把真实的历史教给学生，“绝不把学生再送上战场”。日本有良知的学者批判东亚“合作”论的错误及其影响，其中有学者明确指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从思想上支持了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应该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有学者提出，“东亚联盟”论与直接进行武力侵略的主张相比，其差异不过是“粗暴的、愚蠢的帝国主义与取得对方谅解进行统治的贤明帝国主义之区别”。“东亚联盟”论提出“我国掌握东亚的国防、经济，在解放东亚的名义下，取得统治权力，这对他民族来说，不过只是在外表上稍微放松一些帝国主义统治，其主张是不现实的”，认为“东亚联盟”论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应该说，日本学者对协助战争的东亚“合作”论的揭露和批判是准确而深刻的，值得肯定。然而，日本学者虽然也承认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承认“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从思想、文化上配合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但是，他们也强调这些理论与政府的侵略政策不同，从而具体地肯定其“积极作用”，甚至认为这些理论有反省和抑制日本国家主义的目的。有日本学者认为“东亚联盟”论“提出彻底清算过去的帝国主义”，这对“殖民主义不言而喻，而且包含着对自高自大日本主义的否定”。有人提出“东亚联盟”论不应一概被否定，应注意其中蕴含着理解中国、朝鲜等国民族独立的要求，支持其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充分注意到居住在满洲的汉民族，明确提出联盟内各国以平等为基础实行联合，联盟的基础是王道”，“东亚联盟将战争转为实现民族提携的联盟论，对日本侵略中国有一定的批判，至少表现了抑制的姿态”。甚至提出“东亚联盟主张日、满、华紧密提携，建立抵制欧美先进国侵略的东亚联盟，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现在欧盟的先驱思想”。认为石原莞尔预见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证明“东亚联盟”对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他们把文字游戏上的“独立”当作真实的历史加以肯定，这是非常有害的。他们如果不是被表象所迷惑，就是有意回避支持侵略的本质。战后昭和研究会反思战争经过和日本战败历程时，多强调政府与军部的不同，极力为日本政府尤其是卢沟桥事变时担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开脱责任。他们认为近卫没有能够抑制住军部的一意孤行，做出扩大战争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日本走向失败，“既是近卫的悲剧，也是昭和研究会的悲剧”。他们更多的是为日本战败惋惜，而没有深刻反思昭和研究会及所持的“东亚协同体”论在“智力”协助战争中的责任。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文化、种族等原因，在不同地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文明。无论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地区伊斯兰文明、南亚印度文明，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都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当然，不同文明各有特色，并没有优劣、尊卑和高低之分。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应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互相融合和取长补短，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理论，故意渲染夸大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抛开具体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抽象地谈种族、文明的冲突，强调东西方文明的不可调和性，通过鼓吹黄、白人种的对立、东西方文明的分歧，来证明日本在东亚扩张的合理性，从思想文化上协助战争，给东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这个教训应该永远被记取。
作者简介：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5期。注：转自“社会科学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