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斌 姜春光：革命动员的基层因应：陕北扩红的困境与...

提要：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为补充兵员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但囿于陕北地广人稀、民众观念保守、地方干部执行欠佳的地情及扩红运动自身缺陷等原因，扩红工作一度受挫。为突破困境，中共采取了转变工作作风、激发群众参军热情、优待红属及强化群众动员等措施，以组织动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落实扩红指标，完成了扩红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对基层的领导也得以强化。陕北扩红的困境与中共的应对，折射出上级政令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彰显了中共革命动员在陕北的基层因应。
关键词：陕北；扩红；革命动员；基层因应

动员民众参军，将被土地束缚且对当兵有着深刻偏见的农民引入革命军队，一直都是中共在革命时期要着力解决的难题。【详见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扩红是苏维埃革命时期各苏区普遍采取的一种兵员征召方式。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扩红运动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涉及扩红方式、动员机制、成效及存在的问题等多个方面。【如陈任远《试析中央苏区的扩红机制》（《江汉论坛》2013年第11期)从制度、物质与精神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央苏区将民众纳入革命队伍的机制。钟日兴、张玉龙《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以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为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6期)着眼于苏区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认为扩红动员实现了苏区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入。黄道炫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338页）中指出：中央苏区后期对兵员的巨大需求与苏区紧缺的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干部强迫命令、民众消极抵制、士兵开小差等不良现象。另有王欢、熊余路《增益与减损：中央苏区妇女与扩红运动》（《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陈胜华、肖小华《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以扩红运动为例》（《党史文苑》2013年第2期）等文，从不同视角审视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但现有研究明显集中于南方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却甚少关注。【学界目前尚未有关于陕北扩红的专题研究，仅有个别文章略有涉及。例如李文《陕北〈红色中华〉报对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的贡献》（《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一文充分肯定了《红色中华》报在陕北扩红运动中发挥的作用。】1935年冬至1936年夏，为迅速补充兵员，陕北省【陕北省存在于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以下寺湾为界，以北为陕北省，以南为陕甘省），并设立神府、关中和三边特区。】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连续发起三次扩红运动，累计为初抵陕北的主力红军补充万余人。【《西北军委参谋部关于西北地区国民党军及红军情况致共产国际电》（1936年8月28日）中记载：“自去冬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在苏区内扩大红军达到一万人（地方部队在内），在山西扩大八千余。”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页。】这场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短期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凝聚了人心，巩固了党政军群合力，夯实了中共在陕北基层农村的组织根基。扩红的成功，既是中央指令不断强化并逐步下沉至基层的结果，也是基层党组织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针对具体困境不断纠错与调整的结果。中央指令、地方困境及政策调整交织呈现了中共革命在基层社会的复杂面相，印证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展示了充满复杂变数的历史魅力。
一、扩红：中共革命的迫切要求
初抵陕北时，中央红军减员严重，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因反“围剿”及错误肃反，也遭受了一定损失。加之1936年红军又相继开展东征、西征，故扩红自1935年冬季始便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重点工作。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扩大武装队伍，“要在明年一·二八纪念前扩大3000人”，并强调扩红“非常重要，应提前完成”。【《把陕北苏区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1935年11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页。】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布《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现在的斗争万分紧张，红军亟需扩大以消灭更多敌人，并号召“亲爱的工农们，大家来当红军，到前方来啊！”【《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1935年12月8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451页。】1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扩红作为完成中共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的首要任务。【《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457—461页。】1936年4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训令，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目标是7个月将先锋军扩大至5万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周恩来先后三次亲临陕北省委布置扩红工作。密集的指示与安排彰显了中央对扩红工作的高度重视。
各政府机构积极出台政策配合扩红，先后颁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关于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1936年2月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关于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1936年3月2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关于夏季农业生产的训令》（1936年5月9日）等文件，结合各自负责的业务推动扩红。
红军将领的回忆及日记也留下了有关扩红的记载。肖劲光回忆，1936年3月成立红二十九军后，扩大兵源成为最迫切的问题。【《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东征期间，赖传珠在日记中记载：“（1936年）四月十日、十一日，每日派人去扩红”，“四月十八日，将3个游击队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下发关于扩红工作指示”，“四月二十日，从川口回到康城报告工作。合编游击队，摸清成分，动员当红军”。【《赖传珠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扩红的目标因武装斗争所需也屡次追加。1935年11月25日，陕北全省书记联席会决定：“在结束了十月扩大红军的冲锋运动以后，又在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本月十五日在各县书记联席会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大动员，在明年一·二八前（从本月革命节起）再扩大三千新战士到前方去。”【《陕北又一新的大动员——五十天再送三千新战士到前方去！》，《红色中华》1935年11月25日，第1版。】1936年1月3日，《红色中华》刊文号召陕北各县完成“一·二八前的扩红计划”，并在“三月底以前继续动员两千六百个工农群众加入红军去！”【《陕北各县完成一·二八前的扩红计划并继续扩大二千六百新战士》，《红色中华》1936年1月3月，第3版。】4月2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安排“红五月”扩红工作，决定：“由五月十日起至七月十日止，两个月中扩大四千五百人到方面军去，扩大一千二百余人到独立团（营）中去！”【《欢迎红五月带来新的扩红计划》，《红色中华》1936年4月29日，第2版。】三次扩红累积目标已逾万人。在地瘠民稀且缺乏扩红经验的陕北，如此大规模地实施扩红，难免会因政策偏离基层实情、执行出现偏差而遭受顿挫。
二、困境：扩红工作在基层的顿挫
扩红必须要适应陕北区域的环境才能取得实效。详考陕北扩红的历程，可知导致扩红受挫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陕北人烟稀少与观念保守的现实状况
陕北扩红面临的首要障碍就是当地人烟稀少。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初到陕北就意识到，“陕北地广人稀，扩红非常困难”。【《肖劲光回忆录》，第192页。】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参与陕北扩红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陕北地广人稀”，要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完成扩红7000人的任务，“难度很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陕北籍地方干部郭洪涛同样认为：“由于陕北地广人稀，要大量扩大红军，困难很大。”【《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1936年3月，陕北省委坦承：“陕北各县继续扩大两千六百新战士的计划，至今还只完成一千四百名。除延长，吴堡，望瑶市，秀延外，其他县份如清涧，延川，绥德，延水等县都较原定计划还差很多。尤其是延安（一个也还没有集中起来），米西（只扩大了一个），赤源（只扩大了六个）等县的成绩很弱。”【《陕北省的扩红动员为什么还没有完成？》，《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可见，人口有限严重制约了扩红的成效。【类似的问题在陕甘省也存在，据载：陕甘全省（除关中）人口60010人，符合参军条件的青壮年男性“约万人”，因此在陕甘扩大红军困难。详情见《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1936年2月份地方武装行动计划》（1936年2月1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06页。】
传统观念及地域偏见导致部分陕北民众缺乏参军热情。当地民众深受传统社会“好男不当兵”意识的影响，并无强烈的参军意愿。1935年夏，陕北红军到子洲县电市乡李石则沟村号召穷苦百姓参军，但一番宣传过后，大人们“脸上的新奇变成了惊恐，陆续打着呵欠走了。第二天、第三天，大人们都不来了，就剩下些小娃娃”【梁凌主编：《我们的父亲母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最后仅有12岁的梁廷佐【梁廷佐（1921.11～2014.04.19），男，陕西子洲县人，中共党员，四川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当地民众对参加本地红军尚且态度消极，遑论加入中央红军这支外来的南方部队。有些战士即使参加了红军，也因地缘因素而对中央红军“敬而远之”。据郭洪涛回忆：“在组建新的部队时，有些陕北的新战士不愿去红一方面军，觉得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也有去的又开了小差的。”【《郭洪涛回忆录》，第101页。】
民众心理上的隔阂又便利了各种谣言的蔓延。时任陕北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指出：“（扩红时）敌人便利用着地方观念，对群众说红军打了败仗，要离开陕北的，你的家乡红军是不管的。敌人的这种欺骗宣传，一般的在边区的作用要大些。”【《游击区域内的苏维埃工作》（1936年7月1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72页。】1935年12月，赤源县五区4个报了名的新战士就因为听信反革命分子“当了兵家里没有照管”的谣言，便不肯当红军了；六区十几个新战士也因旁人一句“冬天去当兵冷的很”的话而退缩。【《赤源县发现反革命破坏扩红运动》，《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第3版。】1936年8月，已成中心区的保安区第八乡“反革命分子公开地在群众中说‘现在又要雇人当红军了’，你看陕北的小娃娃都‘被中央雇出来了。你们跑开些要好得多’，中央红军是在山西打败仗过来的，有几十万白军过来，中央红军要开到江西去，‘你看他们的光洋一个都不用，通通要把光洋保存带回江西去，买东西你要多少纸票，他就拿多少纸票，你们不要卖东西〈给〉他，他们走了纸票就用不得了。’”【《八乡的工作方式与经验》，《红色中华》1936年8月16日，第2版。】特别是在新开辟的苏区，反革命活动更是猖獗，“他们在政治上散布很多谣言来欺骗群众”，“假冒红军来破坏红军的信仰，引导群众来反对群众”，以谣言恐吓群众：“红军不久就要走了，红军要抽丁，红军活埋了很多学生，红军走时要把青年妇女统统带走”，引起群众的恐慌并组织群众逃离苏区，从而破坏了扩红工作。【《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36年8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贾拓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291页。】
此外，受制于安土重迁的观念，部分群众和党员不愿离开家乡，担心参军后会像中央红军一样背井离乡，存在“要上游击队，不要上大部队（红军）”的观念。【《要上游击队！更要上大部队！》，《红色中华》1935年12月6日，第2版。】还有些群众则以“过了夏耕再去”“都当了红军田地没人种”“男子都当了红军，将来人种也会断了”等理由消极对抗扩红工作。【《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5页。】
（二）地方干部执行不力态度消极
与南方苏区相比，陕北偏处西北，远离中央，政治基础较差，当地的党群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薄弱。扩红更是“陕北省委一项没有经验的工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90页。】。加之陕北基层苏维埃政权建立时间短，基层干部缺乏经验，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陕北扩红的实施。
1935年12月，李维汉指出，很多基层同志不识字，无法准确领会上级的意图，“只好猜是扩红，大家照旧干去”，以致省委决议拖延十余天还没传达到附近县的支部，“空谈大大的多于实际”。【罗迈：《不改变领导的方式不能完成扩红的任务》，《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32页。】具体到基层，“子长赤源二县，在这次扩红运动的前个月中，几乎完全没有收到什么成绩，在各县书记联席会议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就照着省委的决定去布置工作，相反的，他们都是不慌不忙的计划到十二月才开始进行”【《警钟向着子长安塞敲》，《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第3版。】。望瑶堡市（今瓦窑堡）四区第一乡支部“（党员）只有十四个。支部有三个干事（书记组织宣传他们平时的工作没有计划，三个干事也没有分工）。那一个在家有空就那一个去工作”。市委为完成省委关于扩红的决定，召集了全市活动分子会议，该乡支书也到了会，可是“他们并没有讨论具体的动员办法，都只简单地把数目分配各机关各人就算了事”【《望瑶堡四区的一个支部（支部通讯）》，《斗争》第78期（1935年12月9日），第26页。】。至1936年1月，安塞县领导机关甚至“还没有具体布置并指示下面区的扩红动员工作”【《两千五百新战士武装上前线》，《红色中华》1936年1月3日，第3版。】。2月，陕北省委承认：扩红工作除延长、秀延、清涧、延安、子长外，其他各县都表现沉寂，进展甚微，主要是因为各地动员机关工作松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和方法克服群众中“过了年，过了十五再集中，或春耕以后再报名”等错误观念。【《陕北各县扩红动员近况》，《红色中华》1936年2月13日，第2版。】
在政策执行中，基层工作的疏漏也降低了扩红效果。如扩红宣传中，某地仅仅是机械地“按照上面所发下来的宣传大纲、报告大纲、标语口号大纲等来依样画葫芦的背诵一遍”【《转变我们的群众鼓动工作》（1936年2月23日），《吴亮平文集》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脱离群众的具体要求，没有提出适合地方性和适合时间性的宣传内容，所以“非但不能感动人们的心，而且反使人听了生厌”【《转变我们的群众鼓动工作》（1936年2月23日），《吴亮平文集》上，第110页。】。有些地方空喊“当红军‘有饭吃有衣穿’‘家里困难互济会有帮助’”，“结果到了第六天红军还是一个没有”。【《望瑶堡四区的一个支部（支部通讯）》，《斗争》第78期（1935年12月9日），第26页。】部分地区组织群众集会时忽略群众感受，引起群众对扩红的不满。如赤源六区在寒风凛冽的天气召集全区群众大会，号召扩大红军。群众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几十里甚至六七十里地来开会，可是会场负责人却未准备开水或米汤招待又冷又饿的群众，而且事前又“没有组织几个愿当红军的在会上号召”，会议开了不到十分钟，主席就号召群众响应扩红参加红军，结果导致会场静默，“不得不宣布散会，使参加会议的群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表示非常不满”。【《转变我们的群众鼓动工作》（1936年2月23日），《吴亮平文集》上，第111页。】安塞则因没解决红属的生活之忧，“有很多红属连盐也没有吃”，致使无法开展有效的扩红工作。【《安塞还须努力》，《红色中华》1936年6月6日，第1版。】秀延县没做好战士归队工作，“使那些未归队的战士给一般群众以不好的影响（内中个别的坏分子还有作不好的宣传者），以为这许多人回来再不上部队，还是当红军不好”。此外，当地还存在“县委未抓紧去领导各区及各个组织系统的动员”，“县委对各区的扩红工作未根据各地的人口稠稀与党的干部及同志的工作能力去具体的布置，也没抓紧对中心区域的领导，只是一般的平均主义式的规定数目”等问题。【《秀延县的扩红工作是怎样转变的？》，《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清涧县则是“没按区域大小人口稠密［稀］去动员，使人口少的区域便不能完成；又如只派几个工作人员，到各村□□一下就算了事，不按照实际情形解决群众的困难，没从政治上说服群众的心理；又如检查工作不勤，派出工作人员后，便置之不理等”【《陕北省扩红动员近况》，《红色中华》1936年3月16日，第2版。】。绥德县“个别干部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以为扩红有两月时间，慢一点不要紧，区一级干部没有很好的动员，没有很好的准备”【《绥德一区扩红工作在转变》，《红色中华》1936年5月29日，第1版。】。二区四支部书记在干部扩红突击会议中甚至“一点不发表意见，认为扩红突击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可耻的行为》，《红色中华》1936年5月29日，第2版。】。
此外，部分基层干部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对扩红持消极态度。例如，延安北区扩红突击队长因对扩红工作态度消极而装病回家，并影响了个别的区委负责同志，导致北区的扩红工作没有很好地动员起来。【《这样的突击队长要得吗？》，《红色中华》1936年5月29日，第2版。】个别干部抵触干部带头参军的要求，大说“怪话”：“如果大家都去当红军，那我也去”；“事情早看清楚了，可是没有群众啦，轮也轮到咱们脑上了”。【《没有群众吗？》，《红色中华》1936年5月13日，第2版。】吊诡的是，延安竟出现了“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的计划，延长三区两个乡都参加会议的党团干部都报名当红军”的不良现象。对此，陕北省委指出：这是部分地方干部抵触扩红的“藉口”，“全部干部都当红军，便是藉口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结果空喊报名”。【《把扩红突击运动更加开展起来》，《红色中华》1936年5月19日，第1版。】此类怪相的出现，除因部分基层干部政治素养欠佳及工作能力不足之外，也与陕北扩红运动自身的缺陷有关。
（三）扩红运动自身的缺陷
事实上，“扩红”这一通过政治运动式进行兵员补充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及过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弱点，难以在基层持久高效地推行。
首先，扩红运动的临时性难以长期维持基层干部群众的扩红热情。例如，1936年正月间，延安南区“□□人报名当红军，因为不立即集中，结果后来用了大的力量只集中了十余人”【《报名的新战士应立即集中起来》，《红色中华》1936年5月29日，第2版。】。秀延县在3月最初的一个时期内也存在着“对报了名的新战士未迅速得集中起来，给予政治的教育，使他们后来情绪冷淡，集中时又不到来”的问题。【《秀延县的扩红工作是怎样转变的？》，《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6月，延川南区本已经完成并超过了扩红110名计划，“但是由于领导机关没有严重的注意到集中问题，而使干部中群众中当红军的热潮放松下去”【《一个教训——立即集中》，《红色中华》1936年6月6日，第1版。】，以致要集中时不能集中，只集中了一半。
另外，上级组织在扩红运动中过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压力。1936年3月，《红色中华》刊文批驳“边区不能扩大红军”的观点，立论依据是吴堡县扩红任务完成较好，据此文章就认为：“其他县的扩红计划之所以尚未完成，并不是因为客观的条件不好，而是由于主观领导上的放松。”【《谁说边区扩不大红军？吴堡县扩红动员的胜利！》，《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6月，《红色中华》又强调：“没有任何不能克服的困难，任何任务，都是能够完成的和达到的。”【《已完成计划的县区要求大大超过计划》，《红色中华》1936年6月6日，第2版。】这种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固然能在短期内推进扩红工作，但若忽略扩红运动所在场域的具体条件，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强令基层干部提前、超额完成扩红任务，扩红就成了基层无法承担之重。甚至有个别地区的党、团员全部被强制分配任务，若完不成任务，就必须“自己去参军”，某乡团支部九个干部“因未完成任务，全部参加红军”【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组织重压之下，基层干部被迫以“非常手段”应付扩红工作。某些基层干部以老弱幼妇充数应付摊派，如1935年11月，陕北省委发现，“最近各县送到军委来的新战士，其中还有许多老弱的，娃娃，特别是婆娘。例如清涧前天送来的五十七名，就有十五名婆娘；绥德送来的二十四名中，也有十一名婆娘。此外十二三岁的娃娃和老弱的也有些”【《“不要送一个婆娘娃娃和老弱的来凑数！”》，《红色中华》1935年11月25日，第1版。】，完全无视之前各县委书记会议上“不送一个妇女、娃娃和年老病弱的来充数”的表态。1936年1月，秀延县首先完成扩红任务，但所送兵员“质量较差，老弱有病的较多”【《两千五百新战士武装上前线》，《红色中华》1936年1月3日，第3版。】。还有某地“一乡之内，党、团、工会、贫农团互相竞赛”，以致出现争兵、报假账等“滑稽”之事。【罗迈：《不改变领导的方式不能完成扩红的任务》，《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35页。】更有甚者，某地因“没有能够团结扩红积极分子，经过他们来进行有组织的动员”，以致发生强迫命令之事。【《陕北省的扩红动员为什么还没有完成？》，《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郭洪涛指出，有些地方“因为宣传工作的不深入，便发生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例如：“子长四区六乡的某位扩红同志，他对群众说：‘你们是否愿意当亡国奴’？大家说：‘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要当红军，不当红军就是当亡国奴，这就是反革命的阴谋’。瓦市刘同志在少先队的会议里，采取不报名不散会的办法。”【《陕北三个月扩红计划两个月完成的总结》，《斗争》第85期（1936年2月10日），第16—17页。】子长县（今子长市）被评为扩红突击运动的先进县，但同时也被指出犯了“强迫命令的方式，没有深入的动员”之错误。【《已完成计划的县区要求大大超过计划》，《红色中华》1936年6月6日，第2版。】
可见，上级组织短期内频繁地下达扩红指标并且大力提倡超额超前完成，激化了上级指令与基层执行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不得不以老弱妇女充数或强迫民众参军应付上级要求，这种强迫式的扩红方式不仅影响了党群关系，而且恶化了扩红的社会环境。事实上，陕北扩红的困境类似于1933—1934年间中央苏区扩红受挫的延续与翻版【关于中央苏区扩红困境的研究，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第329—338页；王连花：《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兼论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影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仅仅程度上较弱而已。
三、应对：扩红工作在基层的改进
毋庸置疑，陕北扩红在基层的落实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但“为着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央所提出的任务是不可以不完成的”【罗迈：《不改变领导的方式不能完成扩红的任务》，《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31页。】。陕北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扩红运动的目标因军事斗争之需也难以缩减。【1936年5、6月，国民党部队对陕北发动“围剿”，米脂、秀延、横山、清涧四县形势恶化，陕北省委也曾提出“因环境变化应该减少原定计划”。参见《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1页，但此为笔者仅见的个例。】因此，动员、激发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的扩红积极性，就成为推动扩红的主要手段。在中央及陕北省委指导下，基层党组织采取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激发群众参军热情、优待红属及强化群众动员等措施提升扩红实效。
（一）转变工作作风，发挥干部带头作用
转变基层工作作风，推动扩红运动。1935年12月，李维汉针对陕北“后方的动员是大大落后于前线的胜利与需要”的情况，结合中央苏区的扩红经验及陕北的实际，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开展群众的政治动员、及时检查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罗迈：《不改变领导的方式不能完成扩红的任务》，《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31页。】1936年3月，省委宣传部到清涧县召集县一级的活动分子会议，纠正了该县过去工作中一些错误，结果十日内便补充新战士20名，而且“已经报了名的新战士还有三四十名”【《陕北省扩红动员近况》，《红色中华》1936年3月16日，第2版。】。延水县委改进工作方式，采用组建扩红突击队、募集款项、购买慰问品、组织新战士欢送等方式，使扩红工作“大有起色”，两天就召集来新战士24名。【《延水北区三天内的扩红动员》，《红色中华》1936年1月3日，第3版。】秀延县委改变了之前平均分配扩红数目的做法，抽调较得力的干部组织为突击队，重点突击“人口稠密当红军少的区域”，短期内取得显著进步。【《秀延县的扩红工作是怎样转变的》，《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
着力纠正干部不报名参军的错误观念，号召并督促基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参军。1935年12月，延川县党团领导干部主动报名参军，对群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秀延县苏工农检察部长朱明效主动报名参军，“各乡群众见县政府负责的人都报名当红军了，便也纷纷报名”【《又是一批扩大红军的英雄》，《红色中华》1935年12月26日，第3版。】，五六天中便召集了9名年轻力壮的新战士。延长县接到扩红突击计划后，召集了县一级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县苏主席当场便报名参军，并要动员50个新战士上前线。受会场气氛感召，“县委组织部长也报名当红军，同样也要动员五十个新战士”，“工会委员长亦承认在迅速的时间要扩大二十个人当红军”。【《模范干部》，《红色中华》1936年5月16日，第2版。】绥德县委及扩红突击队长召集区一级干部会议，详细解释扩红工作，开展思想斗争，“提高了干部武装上前线的热忱，接着大批干部报名加入红军，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绥德一区扩红工作在转变》，《红色中华》1936年5月29日，第1版。】，三天内送到军事部的新战士就有25人。可见，基层通过转变干部思想、号召干部以身作则，确实提升了扩红实效。对此，《红色中华》总结道：“陕北这次动员的胜利，主要的是由于各地干部以身作则的领导起了极大作用。”【《两千五百新战士武装上前线》，《红色中华》1936年1月3日，第3版。】
此外，各地相继开展的扩红竞赛进一步激发了基层的工作热情。扩红成绩好的县份被称为“坐飞机”，成绩差的县份则只能得到“乌龟帽”。【《为什么在扩红号召周内占了第一的是中三中二区？得了乌龟的是东一城一北二区？》，《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第3版。】1935年12月，秀延县因过去工作方式不好，召集党政群联席会议，检查缺点错误，“发动各地来竞赛。在这样总的动员下结果至本月二十日便先完成了原来四百名计划并超过二十二名”【《秀延县胜利的完成了扩红计划》，《红色中华》1935年12月21日，第3版。】。1936年3月，在陕北省二苏大会选举结束后，有人提出了坚决完成月底扩红计划的临时动议，秀延县代表首先表态，“每人扩大一个红军”。延长、子长等县代表表态“每个人扩大五个红军”，当场组织了4组突击队出发到延安、延水、绥德、安塞四县去突击。【《庆祝陕北省二苏大会成功坚持的完成扩红计划！陕北省二苏大会成功了》，《红色中华》1936年3月16日，第2版。】受此影响，各县的扩红竞赛积极开展。5月，安定向延川发起挑战：“在二十八日全省积极分子会议中，我们承认了扩大红军四百七十名，这一数目我们正在动员全安定的群众一致为完成并超过计划而努力，我们早已相信，一定有把握的动员四百七十个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你们怎么样呢？你们肯和我们竞赛吗？”延川则回信：“接到你们的来信正在我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接受你们的提议，为了和你们竞赛，我们一致通过在原定数目（四〇〇）增加到四百七十名，并且我们要求一致争取。1.提早日期完成，并超过计划。2.保证没有一个老弱残废和破坏分子。”【《安定给延川一封挑战书》、《给安定的回信》，《红色中华》1936年5月13日，第2版。】扩红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则能得到组织的奖励，如延安县赤卫军第一营营长安具荣因扩红有功，先后得到鞋袜和“最光荣‘扩红优胜’的金字招牌奖”【《又是一批扩大红军的英雄》，《红色中华》1935年12月26日，第3版。】。
针对那些在扩红工作中表现极差、情节严重的干部，党组织坚决将其清除出队伍，以儆效尤。陕北省委就将延安、安定等县缺少扩红信心，“动摇消极以及逃跑回家”的“消极份子”，从扩红突击队中洗刷出去，以铲除“扩红障碍”。【《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5页。】
（二）加大宣传力度，激发群众参军热情
宣传工作对于改变民众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共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细致、有效的工作机制。1935年12月，针对当时扩红工作“以区为单位的群众会议不能深入我们的宣传，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的状况，李维汉提出：“我们要以乡，特别开一村一屋的会议，尽量听取群众的意见，解答群众的怀疑，当场组织群众参加扩红运动。”各级组织要相信组织力量，不怕麻烦，要在各级党组织、苏维埃、青年团、工会、赤少队及其他群众组织自上而下地作深入动员，使“每一个组员都动起来”，“共同有计划的去布置乡、村的群众大会”。【罗迈：《不改变领导的方式不能完成扩红的任务》，《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34页。】张闻天强调扩红要充分发扬青年的积极性，要注重“从团的方面组织动员”。【《青年团要彻底转变工作方式》（1936年1月22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省委书记郭洪涛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在县区乡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党苏维埃以及一切群众的会议里，在每一个村庄院子的群众大会里”，都要抓住机会“宣布与讨论当地具体的扩红计划，使到会的人都热烈的拥护党的计划，为实现党的扩红号召而努力。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造成热烈的扩红热潮，踊跃的自动报名当红军”【《为扩大四千五百个新战士武装上前线而斗争》，《红色中华》1936年5月13日，第1版。】。省委提出“把干部的扩红热潮推广到群众中去”，“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一起紧张的动员起来”，各级政府与群众组织全部参加到扩红动员之中，“苏维埃的代表会、工会的委员会小组会、贫农团的、妇女代表会及儿童的会议一齐开起会来，一齐动员起来，大家都参加扩红工作，不让一个苏区的群众站在扩红的外边”。【《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3页。】这些举措促成了群众扩红热潮的形成。
组织政治集会，激发群众参军热情。在群众集会上，陕北各级党政机关利用表彰、欢送、演讲等政治仪式激发群众炽热情感，营造积极参军光荣的氛围。中央宣传部“因为苏区文化程度很低”，“制定以目前形势为基础的五分钟报告大纲，要各省县区选择一批宣传员到党的群众的会议上去作五分钟鼓动的报告”。【罗迈：《不改变领导的方式不能完成扩红的任务》，《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第33页。】1935年12月21日，延安为表彰东区69名新战士“参加红军的荣耀，以鼓励那些扩红落后的区乡”，特别“举行了欢送大会，到会的工农同志，及各级工作人员三百余名，都整行整队的前去欢迎，前面执着好看的旗帜匾额，同时奏着乐，唱着歌，喊着口号，前呼，后应，轰轰烈烈，真是兴高采烈！”【《延安欢送新战士上前线》，《红色中华》1935年12月26日，第3版。】1936年6月，延安郝家堡区在“五卅”纪念大会上，“经过党政机关负责同志的激烈讲演，燃烧起全体到会者的热忱。所以当场有六十余人自动报名当红军”。【《五卅纪念会中扩红热潮》，《红色中华》1936年6月9日，第1版。】当时负责延安郊区扩红宣传工作的折聚英回忆：“有一次在白家堰、姚店子一带开大会，欢送参军青年上前线，附近大村庄的人都来了。区政府军事部长刘成海在会上讲了话，还招待了一顿羊肉小米饭。结果除了准备上前线的几十个青年外，当场又有很多人报名，编成班组。”【折聚英：《妇女的扩红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554页。】
根据形势拟定宣传口号，提升宣传效果。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的需求，陕北各级党组织提出符合群众心理的宣传口号。陕北省委强调：必须将扩红宣传与“目前新的形势与红军回师”以及“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宣言”相结合，“及时揭破与防止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提高群众加入红军的积极性”。【《把扩红突击运动更加开展起来》，《红色中华》1936年5月19日，第1版。】子长县委组织的县区扩红突击队“能根据自己具体环境提出适当的鼓动口号”，故群众对扩红“很活跃”。【《子长县首先胜利》，《红色中华》1936年6月3日，第1版。】特别是陕北省委依据红军东征、日本蚕食华北、刘志丹在东征前线阵亡等一系列新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武装上前线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武装上前线打倒阻拦红军抗日捣乱抗日后方的卖国贼部队”“武装上前线拥护东征胜利”“武装上前线为刘志丹同志复仇”等口号，“造成群众当红军的热潮”。【《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2页。】
树立扩红模范，发挥引领示范作用。1935年11月，《红色中华》以“把扩大红军的英雄登在红板上”为题，表彰与宣传在延川县扩红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刘邦兴等人。养病在家的刘邦兴“听说党政机关都在进行扩大红军的动员，于是他也向邻人们宣传，结果，三天中便扩大了十二名”。张志斌因一人扩大了一百多个新战士，得到了县委“扩红先锋”的奖匾。【《把扩大红军的英雄登在红板上》，《红色中华》1935年11月25日，第1版。】安塞对扩红工作突出的赤卫军营长谢克居及一名红军家属进行了表彰，称：“因为他们的模范作用，扩红突击在该乡非常紧涨（作者注：原文如此，疑应为紧张），干部对扩红的积极性亦提高了。”【《两个扩红英雄》，《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第2版。】在横山县政府讨论扩红动员工作时，青年师道恩当场表示要上前线，加入抗日红军，并号召在座的同志与他一起。《红色中华》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师道恩同志是个可敬爱、可钦佩的英勇青年”，并号召“每个苏区抗日人民，应当学习师同志的精神，武装上前线去，扩大抗日红军，保卫与发展陕甘抗日根据地！”【《大家和我一同上前线去吧！一个青年的壮烈呼声》，《红色中华》1936年4月16日，第1版。】
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激发了群众参军热情，扭转了“好男不当兵”的陈腐观念。例如，延安县南区二乡炭家湾村张某之子，年仅十二岁，“他听着别人说当红军是多么好，于是他立即坚决的要求参加红军”。因他年纪小，县政府让其去政府里当交通员，他慨然回答：“我要到省军委会，背盒子，抗马拐上前线打敌人去！”【《十二岁的童子坚决要当红军》，《红色中华》1935年12月26日，第3版。】支持家人参军在各地蔚然成风。延水北区大乡贺家湾五十二岁的郭应礼，有三个儿子，“最近听到亡国的危险摆到全中国人的头上了，于是便摩拳擦掌也想参加红军，惟年岁太大，未能如愿，遂劝自己的儿子去当红军。于一月二号亲自把两个儿子送到预备连报名，准备到前线去抗日讨蒋”【《扩红运动中的英雄丛出不绝》，《红色中华》1936年1月9日，第2版。】。与之前相较，民众不愿参军的观念已有极大转变。
（三）优待红军家属，依靠群众巩固扩红成果
在扩红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还特别重视维护红军家属权益，通过改善优红工作，“创造模范的红军家属优红工作”，“推动扩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扩大四千五百个新战士武装上前线而斗争》，《红色中华》1936年5月13日，第1版。】内务部专门负责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保证红属“分地分财产都优先，分了地还有人无偿代耕”【折聚英：《妇女的扩红工作》，《西北革命根据地》，第551页。】。在组织夏耕农业生产中，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土地部协同内务部，切实解决红属困难，并且首先保证红属及红军公地的耕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关于夏季农业生产的训令》（1936年5月9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44页。】对于劳动互助社内的红属，政府切实实行优待：“凡普通社员（非红属）帮红属社员做工时，不计工数，不计工资。凡红属的社员帮普通社员做工时，要计工数，计工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关于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1936年3月28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29页。】
1935年12月，望瑶堡市通过“加紧优红工作”，改变了扩红“很差”的局面，群众踊跃报名参军，送到军委会的战士达170余名。【《望瑶市也赶上来了》，《红色中华》1935年12月21日，第3版。】横山县白狼区第五乡“动员了全乡群众，不分男女老少普遍的参加了优红，红属的土地已完全耕好。后召集红属联欢会，很多群众送米、面、豆腐、鸡、□油盐等东西给会议中的红属。因之影响红属情绪很好，而附近的群众热烈报名当红军，在家休养与开小差的都要上前线去”。【《优红与扩红》，《红色中华》1936年5月29日，第2版。】安定县冯家屯村里住着红军家属，“儿童团每天给他们打柴、送炭、抬水、扫院，帮助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使红军家属很受感动，多次表示说，绝不拉男人的后腿”。【冯毅：《安定苏区儿童团的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五）》，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页。】
总之，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使他们感到有必要武装保卫自己的成果”，而“优待红军家属又使他们感到当红军光荣，没有后顾之忧”。【折聚英：《妇女的扩红工作》，《西北革命根据地》，第551页。】优红工作的正面激励，促成了家属鼓励男性参军的风潮。延安东区四乡的王秀珍主动动员丈夫参加红军，“把男人送到政府去，并且又群众大会中演讲，使到会的群众都兴奋起来了，结果五天当中就完成和超过了该乡扩红的数目”。清涧县第三乡薛家山村的一位老妇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扩红运动中的英雄丛出不绝》，《红色中华》1936年1月9日，第2版。】吴堡县四区三乡霍佳渠村十三岁的共青团员霍红雄不仅自己报名参军，还“鼓动他的父亲当红军”。【《鼓动爸爸当红军》，《红色中华》1936年6月6日，第2版。】
此外，中共还以持续动员群众的方法，保持基层扩红热情，巩固扩红成果。陕北省委提出“把干部的扩红热潮推广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以群众动员促成扩红热潮，将“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一起紧张的动员起来”，保证“大家都参加扩红工作，不让一个苏区的群众站在扩红的外边。大家都口里说着扩大红军，做的也是扩红工作，造成全苏区的抗日人民轰轰烈烈的群众热潮”。【《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3—564页。】陕北省委要求各县工会根据当地工人情形，把扩红“提到每个工人面前去讨论，使工会组织内的每个工人都了解扩红的重要与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并强调扩红“一定与改善工人生活联系起来解决工人各种的困难”。【《陕北省工会对于扩红的通知——为保证工人参加红军，迎接省委扩红计划胜利完成而斗争》(1936年2月5日)，《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编委会编：《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上，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对反动分子及开小差者，陕北党组织则发动群众对其开展斗争。1936年3月，陕北省委指示地方干部应发动群众，与破坏扩红成果者作斗争，“并给他们以应有的群众制裁”。【《陕北省的扩红动员为什么还没有完成？》，《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5月，陕北省委又强调对“开小差”及伤病痊愈滞留不归者，要依靠群众开展“归队运动”，“如经过说服还不愿去的，应开展斗争，发动群众反对他”。【《把扩红突击运动更加开展起来》，《红色中华》1936年5月19日，第1版。】秀延县采用说服教育与动员群众的方式，与个别“顽强”不归队者开展斗争。【《秀延县的扩红工作是怎样转变的》，《红色中华》1936年3月3日，第2版。】子长县则对破坏扩红的反革命活动采取“组织了群众公审，征求群众的意见”等措施。【《子长县首先胜利》，《红色中华》1936年6月3日，第1版。】
为保障稳定的兵源，中共还着力建设红军后备力量。赤卫军与少先队作为不脱离生产的青少年武装，在维护地方治安、开展群众斗争及配合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赤卫军与少先队体系严密、建制完整，可直接充实红军。周恩来指示扩红应“首先整顿赤卫队和少先队，从中选拔优秀人员参加红军”【《郭洪涛回忆录》，第99页。】。郭洪涛视“赤少队”（即赤卫军与少先队）为红军的后备军，认为：“如果我们把赤少队的工作做得好，随时在党的一声号召之下，立刻可以开动整班整排整连苏区赤少队加入红军去。”【《陕北红五月扩红热潮两月计划四十天完成》（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第564页。】基层扩红中，赤少队员参军的态度非常积极主动。如安定县“第七乡四个，南区第三乡三个抗日少先队员自动参加红军”，城区区委宣传部郭满顺同志在自己报名以后，又“领导三个队员一同加入红军”。【《少先队员热烈参加红军》，《红色中华》1936年5月16日，第2版。】当地不乏赤少队整建制补充进红军之事，如吴堡县“第三区第七乡李家塌村赤卫军一班人全体一致报名加入红军”《又一个赤卫军整班上前线》，《红色中华》1936年6月3日，第1版。。延安郝家铺区曾有整排赤卫军武装上前线，1936年6月又有“少先队一个整中队踊跃加入红军”。【《少先队热烈上前线》，《红色中华》1936年6月9日，第1版。】
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与陕北群众的热烈拥护下，陕北扩红取得“光荣的胜利！伟大的胜利！”【《陕北省扩红的伟大胜利！！！扩大六千红军计划已如期完成》，《红色中华》1936年4月2日，第2版。】1936年1月，陕北按期完成征召3400名的计划，并超额209名。【《陕北省三月扩红计划二月完成》，《红色中华》1936年1月16日，第1版。】到3月31日，陕北如期完成追加2600名新战士的任务。【《陕北省扩红的伟大胜利！！！扩大六千红军计划已如期完成》，《红色中华》1936年4月2日，第2版。】6月中旬，陕北又提前完成两个月内再扩大4500人的目标。【《欢迎红五月带来新的扩红计划》，《红色中华》1936年4月29日，第2版。】
回顾陕北扩红历程，中共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及群众参军，呈现了上层革命动员与基层执行之间的复杂面相。尽管扩红曾一度遭遇困境，但中共及时调整策略，终于突破困境，完成了既定目标。历史再次印证了中共“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6日），《求是》2004年第19期，第4页。】。
作者简介：宋希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姜春光，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苏区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