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精英的“国家梦”——基于1933年《东方杂志》“...

民国知识精英的“国家梦”——基于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号”的片断观察（下）
耿  密
作者简介：
耿密，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401120）。
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4期。
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摘要：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特号”刊载了畅谈“新年梦想”征稿活动的相关稿件。征稿活动由“未来的中国”和“未来的个人生活”两个主题构成，100余名知识分子参与投稿。其中，“未来的中国”主题的来稿数量更大，内容也更为丰富。分析这些“梦想”内容，既可管窥当时的知识精英对国家、民族未来走向所作的思考，又可观察时代大潮在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思想烙印。

关键词：民国；知识精英；国家梦；东方杂志

关于如何取得反帝的胜利，论者一般认为，需要依靠艰苦的斗争，甚至付出重大牺牲才能实现。中央大学的研究生汪漫铎就期望，“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工具”将“在全国的民众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团结、大决战下崩溃”。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也谈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同盟将战胜帝国主义和在华黑暗势力，未来的中国将属于他们。光华书局的编辑顾凤城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用血的斗争才可实现”。

在帝国主义国家群体中，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尤甚。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断加剧，这引起了这些知识精英的警惕。他们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尤为迫切。针对九一八之后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知识精英们喷涌的爱国热忱跃然纸上。他们强烈要求全民族团结，共赴国难。张相时写道，日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只要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团结一致，抱决死的心，不顾一切抵抗敌人的侵略，就一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周毓英希望，剿共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一起开赴战场，中国经过英勇战斗收复失地。

与此同时，一些知识精英还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批评。徐悲鸿就借用讽喻的方式，借蒋介石、白崇禧子孙洗刷了国耻的幻想，以蒋、白后人的英勇表现来反衬当前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不作为。银行家张水淇则对手握重兵的“群雄”只知内战，完全不顾国家遭受外族入侵的民族危机，做了激烈的抨击。作家彭芳草用一句直白的话语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我梦想未来的中国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救”。

知识精英们在向往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同时，一些人还抱有一种关心其他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国际主义情怀。陈翰笙的梦想是，“中国完全能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因此寿终正寝”。此外，来稿中，一些人还表达出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为其他弱小国家或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良好愿望。姚楚英期望未来的中国能“执东方的牛耳，为世界的新兴国，那时无论海内外的同胞都得享受平等的幸福，同时替世界弱小民族求解放”。

无独有偶，盛止戈也认为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还要“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姚、盛二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不仅体现了知识精英对国家、民族发展抱有的热切期望，还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世界弱小民族代言，为世界平等秩序的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如何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的来稿者凭借对国际大势发展的敏锐洞察力，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会出现，进而提出在这次大战中，如果中国能坚持团结奋斗，就有改变国家命运的可能。徐伯璞预测：“世界第二次大战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中国翻身自强之时，因为大战将促起了中国的自觉，促成了中国的团结，更促成了中国走上了奋斗争生存的道路”，甚至可能一跃而成为东亚强国。陈时也设想，如果全国能团结一心，并在未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重要角色，以极大的牺牲为代价是能够换得国家的平等自由和真正解放。徐、陈二人的见解颇为独到，且预测准确。中国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表现和收获，与二人的判断几乎完全吻合。

第二类，幻想将来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式的理想国，处于一个世界一体的大同社会中。

这些来稿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杂糅式的思想意识，有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有的具有无政府主义特征，还有的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遥远幻想。柳亚子的“梦”颇具代表性，他憧憬着未来的中国是如下景象：

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这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更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的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

柳亚子设想的无货币、无家庭、无监狱、无宗教等要素，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典型特征，带有一种空想的理想国色彩。与柳亚子相似，作家谢冰莹也对她理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描绘。

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工作，这工作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和整个人类所需要而做的。他们过着很快乐的自由平等底（的）生活；有书读，有游艺，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他们享受着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一切权利。这里没有侵略，没有剥削，没有疾妒和欺骗，没有战争和屠杀，有的是共同愉快的生活，努力前进的精神！互相帮助，互相亲爱，全世界成了一个组织。而中国就是这个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谢冰莹的描绘不仅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典型特征，还夹杂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热切期盼。

虽然这些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有较大出入。不过，30年代初期席卷欧美的世界经济危机让许多知识精英意识到，要想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必须祛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

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一些来稿者认为，发展生产的同时要注意规避资本主义的弊端。滕白也就特别提出要防止生产过剩，主张生产与消费应相互适应，进出口贸易要平衡，“无资本主义侵掠小民”。

曾觉之则更直接表明：“那时中国的一切都以‘人’为基础，要以人役物，不以物役人。大家觉悟工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弊害，乃从事于农村的建设，即节制资本，调和生产与消费，使无过剩不及之弊”。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曾觉之给出的方案是要注重发展农业，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命脉本在农”，农业改良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此而外，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精英在畅谈“社会主义”的同时，往往还缠绕着世界主义的思想痕迹：梦想着世界大同，人类走向终极的团结、和平、友爱。这种世界主义理想，既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有关，又受到了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李权时就认为未来中国应符合礼记描述下的“大同”世界景象。俞觉希望将来的中国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第三类，思考未来中国文化如何实现转型和发展。

文化从来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来稿者大多为知识精英，对此自然深有体会。如何构建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民族文化，也是来稿者特别关注的问题。一部分来稿者认为，过去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未来发展是一种障碍，主张尽可能祛除这些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甚至有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都是阻碍中国发展的羁绊。例如，本为学科体系不同的中西医分歧，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也与“新”与“旧”、“先进”和“落后”扯上了关系。在科学主义的强势话语下，中医一度被斥之为了落后文化、愚昧的伪科学，中西医学理之争最终沦为中医存废之争。这场论争在其他非医界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不小的振荡，并影响了一部分人对包括中医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的看法。

例如，来稿者中，徐调孚就希望“未来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而且，巴金当时也认为，“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不过，对于传统文化，也有来稿者有不同观点：主张以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吸收中西、新旧两种文化。洪业就认为，未来中国要“提倡旧有文化的保守和改良，新文化的吸收和创造”。同样，张耀曾也主张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要接受世界共同文化。

另外，还一部分来稿者注意到，文化要为大众共享而不应像现在这样，仅仅为一部分人所独占，每个人都应有享受文化的权利。张锡昌特别谈到要把文化从特权者手中夺过来交还换给大众。读者张宝星提出，要让所有人享有识字的权利，从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享用人类智慧的结晶。

第四类，关注教育，一些论者提出未来教育发展的建议或期望。

由于教育对于国家未来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些知识精英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作了较深入的思考。在来稿者中，有27人在其国家梦想中提到了“教育”一词。许多人都特别强调教育普及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浙江教育厅的科长张任夫从自身专业知识和工作性质出发，在宏观上设计了一套中国教育发展的机制与体系。他主张从纵向上划分学区，对各级学区的范围、职能等问题作详细定位，并规划了各级学校的培养目标。另外，不少人还设想了将来中国的教育发展的具体路径。其中，俞子夷、张耀曾、杨一南都特别提出要在中小学阶段开展义务教育。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内容，俞子夷认为，不应是灌输所谓的古书和科学架构，而是培养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

余  论

胡愈之在评述此活动时曾谈到，用这些梦来测量时代思潮的涨落，十成中可得其七八。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知识精英常常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他们的一些倾向性看法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值得注意。前述对一些关键词的简要分析，对揭示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意识具有解剖作用。由此可以发现这几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特征的国族认同理念已日益明确清晰，挽救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也十分强烈。

中国的民族意识自清末到辛亥革命以来经历了由狭义的、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意识向五族共存的“大”民族意识演变的过程，并逐渐转变为以“中华民族”为内涵的国族观。30年代初，国人尤其是在社会精英意识中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已十分明晰，即中国的所有国民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整体。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遭遇外敌入侵，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这种国族意识的救亡号召力更为突出。

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族”概念尚处于一种学理、学术上的讨论。经过20年代的酝酿和发酵，有论者对中国广义的民族观念做了更为清晰的定义，认为民族是一种血缘最相接近的群众结合，并以共有文化为特征。根据这种民族理念的界定，中华民族的构成外延是中国疆域内的四万万民众，其内涵是共同的体质、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等要素。“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等词汇日益成为中国国民整体的代名词。广义的民族认同意识日益传播，尤其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下，这种带有国族观念的民族意识在动员全体民众共同抵御外侮、奋发抗争方面具有特殊的社会整合力。“梦想的中国”来稿中多次出现的“民族”一词此时已具有了国族观念的内涵。许多来稿者围绕民族未来发展所作的深入思考，充分说明知识精英的爱国热忱和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

（二）热衷“乌托邦”式的国家构想，体现了知识精英赤诚的美好情怀，但在具体解决方案上又显得有些脱离实际。

虽然不少来稿者都提出将来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过，该“社会主义”在内涵上与中共二大党纲上所写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前者是杂糅了各种社会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后者是具有指导革命斗争的政治纲领。前者只见观念而无具体实施的方针与方法，最多算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美好未来的一种设想。后者则是用于具体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

此外，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又常常与传统的大同世界梦想以及“世界主义”思潮混杂在一起，反映出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乃至世界走向美好生活的憧憬，是一种具有梦幻色彩的空想。

而“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带有鲜明苏俄特色的话语大量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苏俄在中国知识界思想中的重要影响。至于他们是否完全认同苏俄式这种暴力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建构，则另当别论。不过在外敌入侵，国民党政府不断退让的情况下，或许这种苏俄式的斗争话语表达对唤起民众的抗争热情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也一定程度反应出刚过去不久的国民大革命在社会舆论上的余音回响。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学习苏俄建设国家和改造社会的举措，来实现国家的复兴。尤其是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的经济制度抱有浓厚的兴趣。

（三）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与迷茫

自清末以来，中西学战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败下阵来，导致一些趋新知识分子看待中西文化时，一度曾持一种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新”即“西”，“旧”即“中”。这让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努力方向。故而，自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更有一种蓬勃发展之盛。但“新”从何而来，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惨烈的一战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作用，让原本一些趋新、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感受到西方文明的种种局限。接下来如何改造中国自身的文化，让知识分子陷入了踌躇。虽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要兼收并蓄，合理吸收各种文化，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此仍显得有些无所适从。难怪鲁迅在1934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他著名的《拿来主义》来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试图为知识界的这种集体迷茫指引一个努力的方向。

概言之，此时的知识精英既具秉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同时又有努力让中国实现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急迫感。关于未来中国的走向，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迈向独立、自主、平等的方向；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上，则认识不一，对未来国家的构建，不少人仍以空想成分居多。至于关于构建未来民族文化的思考，反映了转型时代的烙印，体现了知识精英在各种思潮冲击下的不断探索。

注：文章转载自“历史教学问题”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