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1900年-1980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早在1930年代，他就撰写和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封建时期各思想流派的矛盾关系；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被认为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此外还撰写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史学理论论文。
吕振羽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革命时期的知名“红色教授”，在我国史学界享有盛名。吕振羽的一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生，更是革命实践的一生。
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手持斤斧探垦深，穷荒原林路可寻”
1924年，吕振羽读大学的时候，曾在湖南法政学校旁听过李达讲授的新社会学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30年春，吕振羽辞去了《村治月刊》主编职务，在唯物史观的启发下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
吕振羽转入到了历史研究后，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开拓性贡献。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唯物史观，重视出土文物，结合神话传说来还原历史。一系列论文与专著的出版让吕振羽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那时他才三十出头。
一是开拓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
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还没有一部史前史，即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开发这块处女地，不仅需要强烈的学术敏感性，更需要严谨的理论阐述。吕振羽发现这一学术空白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古籍中的神话传说以及出土文物来进行考证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勾勒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基本轮廓，填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空白。
二是确定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等观点都是吕振羽首次提出来的。在这些问题上，郭沫若与吕振羽的看法有差异，但是吕振羽坚持用科学的史学方法，结合史料考察，进一步证实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
这些说法后来也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同，为多数人所认可。如，吕振羽关于殷朝奴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后来，吕振羽又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期，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三是最早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早在1933年，吕振羽的著作《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就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在小地主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不啻和欧洲中世的都市行会手工业经济同样，而且形成了先资本主义繁盛的都市经济”。时至清朝前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跃入社会自身之突变的过渡期，历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过程中”。
四是最早编撰中国通史
《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于1941年2月完成，同年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时间上略早于范文澜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上编。作者在1941年2月28日写的序言中认为，其写法与以前的通史著作不同：“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
五是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研究
在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出版以前，社会上出现的中国民族史作品的观点大多都有问题，要么从侵略主义的观点出发，要么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些作品散发着毒害思想，严重误导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肌体。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系统地考察中国民族历史，内容涉及全国各民族的起源、发展、融合等，成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民族史的最新成果。
六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考察中国思想史
吕振羽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34年开始写作，1936年完稿，1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发行。在这之前，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也有一些，但是“还没有一部能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要的产品”。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阶级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国封建时期社会思想各流派的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加以考察，并对各思想流派对立斗争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探究。虽然之前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中国古代思想，但其内容只限于部分中国哲学思想，尚未触及中国全部的思想发展脉络。吕振羽是第一个系统考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
1937年5月，吕振羽前往陕西途经上海时，收到黎明书店送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样书，当即写下了四首诗，其中一首为：“手持斤斧探垦深，穷荒原林路可寻。浩海茫茫犹未竟，初辟羊肠向高岑。”这正是他在学术领域辛勤探索的真实写照。
“训练播火班，识字系众心”
在学术研究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除此之外，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他还积极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救亡工作等，是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者。青年时代的吕振羽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力图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后来，他从刚开始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转变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撰写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提到“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这里的代表之一就有吕振羽。毛泽东在此文中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共产党代表周小舟由天津送到南京，再由吕振羽转交给时任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由曾养甫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
1937年，吕振羽接到周小舟的指示——“回湘开荒”。同年9月，他回到长沙，在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的领导下，参与组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后来又参与“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领导。湖南文化界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抗日宣传活动，如读书会、歌咏会、街头演出、抗战训练班等。吕振羽担任了抗战训练班的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出版了《中苏关系的过去和未来》等论著，积极宣传抗战。
宣传抗日只是发动人民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抗日宣传、培养战地干部。1938年9月15日，吕振羽在家乡邵阳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正式开学，这所特殊时期成立的学校被人们誉为“南方抗大”，先后有250余人参加学习。
塘田战时讲学院除了开设国文、外语、音乐等常规课程外，还有游击战术、抗战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大纲等课程。学校师生除了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外，还组织戏剧、歌咏等活动深入学校周边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提高民众文化素质。1939年5月，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勒令停办”，但通过吕振羽的努力，塘田战时讲学院积攒的革命力量没有受到损失，在党的领导下分散到各地继续从事抗战工作。
1939年5月，吕振羽由塘田战时讲学院转入到了油塘，开展地下建党工作，并派共产党员李志国担任油塘识字学校的教员，写下诗曰：“训练播火班，识字系众心。”这是吕振羽他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生动写照，吕振羽不畏艰险“系众心”，行走在硝烟弥漫的祖国大地，积极组织各种民间抗战活动，为传播抗战火种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1939年8月，周恩来指示吕振羽去重庆开展工作，希望他可以利用其在文化界的影响做统战工作。吕振羽于9月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其间，吕振羽与翦伯赞、侯外庐、吴泽、胡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写下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
1941年9月“皖南事变”后，吕振羽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了苏北新四军，在华中局党校任教，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在党校工作期间，吕振羽多次来到新四军三师驻地作报告、讲课，与黄克诚、张爱萍等部队将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也去听课，亲切地称吕振羽为“老夫子”。
1942年3月，刘少奇从苏北启程前往延安主持筹备七大相关工作，吕振羽也得到毛泽东的回延安电召，与刘少奇同行并担任其政治秘书。在途经山东时，刘少奇听取罗荣桓、朱瑞、萧华等同志的工作汇报。吕振羽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对山东的宣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12月底，刘少奇一行回到延安。
1943年1月2日，毛泽东接见吕振羽，向他询问了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的相关情况。毛泽东对这本著作赞赏有加，指示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该书。来到延安后，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兼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在延安期间，吕振羽除了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外，还经常给延安的干部群众开展学术演讲。
著名教育家匡亚明曾这样评价吕振羽：“我很崇敬吕振羽同志，他是真正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真正的学者走进书斋就是学问家，走出书斋就是革命家，吕振羽同志就是这样真正的学者，他的治学和革命实践是紧紧相连的。”吕振羽的身上不仅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更是体现着一位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性。他集革命性与科学性于一体，为祖国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