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 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

简介

作者：黄道炫，江西赣州人。198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系，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代表作《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

本文来源：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

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面对异族的入侵，中国政府的期许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一个全民抵抗侵略的号召。就抗战的事实言，持久的对日抵抗，激发了中国民族民族意识的成长，抗战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催化剂。

作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民众的投入当然是这场战争最显著的特征，不过，抗战期间，中国毕竟处于前近代发展状态，广泛的民众的抵抗意识需要一步步生成。中国民族国家的表现和其他国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是需要予以厘清的。民众的民族意识，当然是通向全民抵抗的桥梁，但在强大的武力威胁和现实的生存需要面前，民族意识和抵抗意识乃至抵抗行为又不能简单划等号。民众的民族意识转化为现实的抵抗行为，有赖于强有力的军政力量的支持，也和广泛的宣传动员无法分开，这方面，中国政府和中共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文将以中共文本为基础，初步勾勒一幅抗战时期中国民族民族意识成长的图景。

一、中国民族精神的源起

应该承认，民族国家概念是近代西方国家发展的产物，就世界范围看，民族自觉在近代以来始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个世所罕见、数千年保持完整的核心群体延续的国家，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的确有其自身特有的民族意识建构路径，这是认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如许纪霖所言：“中国的民族共同体并非如本尼迪克·安德森、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国家创造或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物，它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中演化，用安东尼·史密斯的话来说，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历史过程……近代的中华民族意识虽然不等同于汉民族，却是从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原型转型而来，并按照近代的民族国家的规范重新建构。”这一论述概括了诸如费孝通、葛兆光、姚大力等中国学者在民族及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的讨论，道出了中国民族意识起源和西方不完全相同的路径，即有中演化，而非无中生有，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数千年来，中国保持了大致不变的核心地域、文化传承，尤其是汉唐以后形成垂直的中央到地方的控制系统，这些都促进了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其间，汉民族和其他民族间又有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在增进着族群的自觉。在中国，大一统观念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个观念事实上超越了简单的王朝谱系，是疆域、文化、国族结合的产物。按照杜赞奇的说法：“无论是在印度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这些认同一旦政治化，就成为类似于现在称之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东西。”

和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更为依赖大众传播不一样，传统中国以王朝效忠和文化一体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意识主要依靠精英层予以建构。史景迁谈到明末士大夫抵抗清军入关时说：“在很多事件中，满人剃发的命令起了催化作用，但是更甚的是文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即不惜一切忠于明朝，悟守民族意识和忠诚于明朝的理念使其可以忽略旧王朝曾有的弊端，将富人和穷人迅速地团结在一起。”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在这里发挥了基础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探讨传统中国群体性的自我认同时不应忽略。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观念逐步传入中国，外族入侵的事实，更催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历经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具有民族建构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刺激，精英层的民族观念日渐成熟，并通过媒体、文字、学校等大众传播渠道逐渐深入下层民众，这些，和中国固有的群体认同结合，使民族主义呈现下探的趋势。民族观念扩散的趋势，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申报》相关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中看出端倪。以“民族”一词为例，1911年年底前，《申报》可检索出的条目为243条；而1925年一年，“民族”一词即可检索到502条；1928年、1936年，这一数据增加到1 119、1507条；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情绪的空前激发，“民族”一次使用频率进一步冲高，1939年达到2 369条。再看更具内聚性的“中华民族”一词，这一词汇在《申报》首次出现是1912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对外宣言，内中提到：“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到1919年年底，“中华民族”一词在《申报》共可检索到30条，平均每年不到4条。1920年后，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1920——1924年共68条。1925年迅猛增加到81条，五卅运动在这之中无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1928年进一步增加到183条，1939年更达到372条。民族和中华民族在报章上出现频率的大幅增加，既是这一观念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体现，也促进着这一观念进一步走向普及。同样，学校也是传播民族主义的重要渠道，八路军干部刘荣日记中记有自身民族意识启蒙的经过：“时年秋，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才知道还有个东洋鬼子，侵占咱们东北四省，先生说……‘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好救咱们的国家。’我就很努力地学习，每学期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这样的经历可以在许多革命者的回忆中读到。梁漱溟在山东创办的乡农学校，也有民族主义的教育内容，中共注意到：“山东民众运动以梁漱溟所办之乡农学校为基础……鲁西数万民众在乡农学校系统领导之下，宣誓对日抗战自卫。”

中国民族国家的长期延续，使超越地域的共同体意识在精英层甚至在普通民众中或多或少存在。20世纪前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发酵。因此，抗战爆发后，面对异族入侵，民族主义虽然不一定可以过高估计，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时人记载：“天津租界上的电影院里，每当电影放映之前，必有蒋委员长影片出演，并有人报告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情形，电影院全体观众，都一致地肃然起立，那种热烈沉痛的表示，是可以看出，华北民众是怎样敬仰与期待着我抗日领袖去收复华北，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类似的状况在城市中并不鲜见。1943年10月10日双十节，处身沦陷区的北平辅仁大学学生董毅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又逢双十佳节，在此环境下又是什么心情！……国土破碎，同胞受苦，不知何时方能恢复原来面目。”程砚秋日记记有上海京剧名角为伪政权唱戏募捐时民众的反应：“平常一人独唱《铁公鸡》就卖满堂，二人倒不成。上海人心理确是不同。”城市民众在异族侵略面前的反应，北平沦陷不久后有人观察到：他们虽然“不会说‘国家’这个名词，可是绝对分得清‘咱们’‘他们’。请全国人士千万莫轻视这些粗汉，他们都是满腔义愤，最富中国国民的气质”。如果说这样的材料不免有拔高的成分，1937年11月，南京大屠杀前，浙江海盐传闻日军到来后民众本能的逃生行为应更可信：“一路上前推后挤，宛如敌军真的杀到眼前，因此挤落到河里者有人，吓死者有人。”从这条材料中，可以读出许多讯息，对本文而言，关键则在于其中传递出的极度的恐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战频仍，民众对战乱并不陌生，但听闻日军到来后仍拼命逃跑以致被吓死，异族恐怖想象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知识文化水准普遍低下，民族意识和城市比，当然要淡薄许多，不过也不能无视农民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的存在。中共方面材料记载：“在点线区内一般群众虽然受到敌人种种欺骗和怀柔政策的阴谋等，但大部分还是有民族意识的……敌人虽然大批印发伪钞，但不管商人或一般老百姓，都不愿存放，就是武乡也是这样，他们称伪钞叫‘鬼票’。”冀中地区“有些汉奸托匪和顽固分子对群众造谣说：‘红军来了要共产’。就有白了胡子的老农民回答说：‘只要打日本，共产也心甘情愿’”。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途径主要来自读书人。抗战以前的乡村社会，读书人在民众中仍然拥有很高的声望，“教员是农村‘圣人’”，中共材料谈道：“老年知识分子多有正义感，他们很多有浓厚的民族意识”。日军的侵入，对其财产生命造成巨大危害，更激起其家国情怀，“地主及无办法的士绅名流都愿意参加抗日工作”。新四军金萧支队的杨思一留下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个乡村小商人始终不用伪币的事迹：“吴先生是开豆腐店的，过去生活还不差，最近市面法币稀少，他的生意就大受影响，甚至有几天因豆腐无销场而饿饭，但他尚坚持不屈。”

正因为乡村中事实上存在的这种民族情绪，八路军进入乡村后发现，敌占区“不论贫富都处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富有者所受的损害更大于贫民，民族仇恨更大于阶级仇恨”；尤其当中共制定并贯彻合理的政治、经济政策，兼顾各方利益时，更能得到富有阶层的拥护。比如冀中实行统一累进税时，“地主在这一工作中表现得最积极。有许多从来钻在家中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士绅，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被“当作‘圣人’”的读书人在乡村中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这些人的意识常常会成为民众认知的主要资源。

更直接促进大众群体认同形成的还有通俗文化，包括口耳相传的故事，大众习见的戏剧，如岳母刺字、杨家将等。岳飞尽忠报国的讲述，元明之际已在民间通过杂剧、说书等多种方式流传，晚清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更凸显其抵抗异族的爱国色彩，曾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思想自传中谈到“《岳传》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抗战爆发后，关岳崇拜中的忠义观念和民族意识结合，形塑了通向民族主义的另一道路，平郊游击队打出的旗帜即为关公、岳飞：“以关岳二圣之主义，唤起民众，肃清汉奸，扫平日寇，以求中国独立自由之永存，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死生与共，不达目的不止。”东史郎的日记中摘抄了几幅他所看到的抗日标语，内中不乏关于岳飞的宣传，题名《岳飞》的标语写道：“岳飞将军，民族英雄。尽忠报国，千古留名。”中共对民间的这种忠义认同也不排斥，战前中共党人开展的新启蒙运动中，柳提提出：“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战争爆发后，“晋南一带在敌区用关羽的忠义来唤醒民众、乡士不做汉奸，揭破敌人对会门的欺骗”；“歌唱岳飞的歌‘长江大水滚滚流’”，飘荡在延安“院子的上空”。

日本人的观察可以提供认知中国民族意识真实状态的另一角度。抗战爆发一年多后，日本华北派遣军顾问汤泽三千男写道：“中国指导阶级与知识阶级，是有不可磨灭的强力精神。”这种强力精神“就是排外思想尤其是与共产党不可分的深刻的抗日意识。统率中国的代表者的精神，决不是利己排他而是舍私为公，有了爱国的热烈精神，所以我们对这种精神绝不能忽视”。这位日本军顾问观察到的中国政府、中共及知识层所代表的中国新精神，的确是理解当年中国民族意识的要害所在。不仅是领导阶层，民众中潜藏的民族意识也不断被日本人观察到：“山西省民众抗日情绪的确非常高涨，从老年妇女到儿童也都进行反抗，在井里投毒，很难对付。”中国从上到下不断滋长的民族敌汽心理，是中国在逆境中顽强抵抗的重要支柱。

二、战时民众民族意识的成长

毋庸讳言，尽管战前尤其是战争中中国民族意识已有相当开发，但在日本举国动员，战争机器充分开动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前近代之中。广大农村地区，环境封闭，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了解甚少，极端的案例有中共报告中提到的平西，这里几乎就是化外之区：

平西是河北省最落后的地区。一直到抗战以后，还带着不少的古代部落色彩：象琢县三坡区，房山龙门台九区，都是昔日政权鞭长莫及的僻隅地方。农民们还穿着明朝时代的服饰，直到民国十八年才知道天下是变成了“民国”了……他们不知有祖国，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是盲目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有优秀的射手，有土炮、新式步枪，甚至有自动步枪和机关枪。只要有外路人进来，他们吹起号角就出来战斗。这样就不知曾有多少人给他们活埋了。

在这样的地区，文化教育极度落后，民众的民族意识当然不可能从天而降。就普遍的中国言，无可否认，战事爆发后，很多人对日本的侵略还缺乏实际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就并不奇怪：“究竟为什么要和日本打仗，我们能否操必胜之券，抗战对我们老百姓有何好处？在抗战中老百姓应当做些什么？”战争状态下，民众遭受着巨大的损失，“日本飞机炸毁了他们的房财，成千万的民众被迫逃难，物价一天天的高涨，生路一天天的艰难，为什么受这种苦难？他们并不能正确的获得解答”。由于内心一片迷茫，民众“或是把这种苦难的原因，归之于政府抗战的不当，或是把这种苦难归之于命运，总希望有真命天子出现之后，他们能过太平日子”。许多后方民众无法深切了解这场民族战争的性质，当内迁青年学生向四川民众宣传服兵役时就遭遇这样的责问：“你们被日本鬼打，跑到我们这里来，现在来拉我们代你们打仗，给你们好回家吧。”民众对战争的冷漠，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兵甚至都有感觉，东史郎发现，中国有些地区的民众“只要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要求，对别的就不管不顾了”，他不由得发问：“这里的老百姓在生活中到底还相信什么？他们心灵的归宿究竟在哪里？”

回望近代中国，关于这一时期民众民族意识的描述，常常可以看到截然相反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既缘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历史的解释角度相关。许多人都会提到晚清乃至民国时期部分民众与侵略者的合作，以此说明民众缺乏民族意识。自然，这样的质疑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其中起码隐含了两点风险：一是在前近代的中国，必须承认，影响历史的往往是那些能登上历史舞台、具有言说能力的关键少数，思想领域尤其如此，用底层民众的言行来推测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可能并不一定抓住要害。二是以是否选择合作来判断其民族意识，等于假设了思想和行动一定会是一致的，而事实往往却并非如此。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即便对普通民众言，许多人心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本族和异族的区别，乡土社会的本能就有对外来者的排斥。只是这种隐隐约约的群体认同难以和强权及利益抗衡，在利诱和威迫面前选择合作亦属顺理成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趋向，罗志田有精当的概括：“虽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早已凝固而无需强化，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认同感恐怕更多是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潜藏在心中，远未达到‘活跃而自觉’的程度。如果不出现大的内忧外患，大约也就会基本维持在潜存的层面。”正因此，把民族主义强化为一种超越性的理念和追求，是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特别强调的，这也是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方努力的目标。

因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刺激，战时中国的民族战争宣传和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开展。国民政府在开放民众宣传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多次指示：“凡我军队所到之处及驻地，皆由其师旅团营长，亲自训练民众与组织保甲……激发其国家意识，使敌寇不能妥驻我土地”；“津浦、平汉、陇海、京沪、沪杭等各路，须各组宣传队，对民众宣传。”当然，深谙宣传之道并对民众力量有深切体会的中共对此更为重视，和中共在敌后开辟根据地的过程相应，中共的抗战教育在各个地区、各个层面展开，根据地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民族生存和民族意识不断推展的过程。

除了在中共控制下的根据地展开广泛的宣传动员，中共在大后方利用统一战线也做了大量工作，军政部第三厅发挥了重要影响。受中共影响的抗日宣传二队日记中记下他们辗转江西、浙江，进行抗日宣传的大量实例，其艰辛工作和实绩可见一斑：

一进村，便唱“义勇军进行曲”，围绕着整个村子唱了一周，男女老百姓们如蜜蜂采蜜一般，都来了。

六日出席一村小学招待的茶话会，发言热烈，情意融洽。我们和学校的几位教师商谈了如何争取通过学生争取家长和争取上层，了解情况、进行工作。晚饭后我队开始演出，随着节目一幕幕开展，人越来越多（本地湖北和一村小学也参加了节目）。当晚演出《壮丁》和《报仇》，效果空前，有的群众要向台上的“敌人”打上台来了。

抗战时期，不能不说，日军的暴力实际成为中国民族意识勃发最重要的推动力。作为征服者，日军对被征服民众的傲慢和武力侵扰几乎不可避免，由此必然激起敌对情绪。有关日本人奸淫烧杀的报告不胜枚举。性暴力在日军侵华时十分普遍，从时人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敌十分残暴荒淫，太原周围的老百姓纷纷上山躲避，并隐藏自己的财产，使敌在占领初期遇到极大的困难。敌人遂组织了宣抚班，引诱无知的老百姓回家，并代为看管富商土豪的家产、土地，以博得有财产者的欢心。但日本兵的荒淫残暴无法避免。敌人让每闾选2名年龄在30岁以内的妇女，由村长负责在限期内送到，否则这个村就会遭火烧，村长也会遭杀身之祸……敌人想借此安定军心，但太原的敌军仍到老百姓家抢掠妇女，妇女们为了避免强暴，有愤然自杀者。人民十分仇恨敌人。

日军异国作战，对中国民众有着强烈的防范、敌对和征服心理，这种心理在战时紧张环境下，很容易蔓延、发酵，烧杀抢掠常常一触即发。日兵荻岛静夫的日记以一个站在日军立场上的战场亲历者的眼光，记下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我军进入淮口，敌人的一支小部队在我军射击之下，不断后退，最后逃到山里去了。淮口早已没有一个敌兵，只看到几个老百姓，时为上午十点。接下来，我军扫荡了淮口村落的全部老百姓。

我军扫荡观音寺一带后，就把附近的村庄全部烧光，几百间房屋燃烧的火焰把夜幕都要烤焦了。

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近代战争，日本利用空中优势控制中国前后方，造成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击，包括对大后方实施无差别轰炸。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全面战争，使大后方的中国民众切身体会到日本侵略的威胁。换言之，近代武器加强了远程打击能力，使总体战有了可能，却也促进了被侵略国家民众民族意识的集结。当时报纸描述重庆大轰炸后的状况：“有许多难民，即使是平时不关心国事的，这一次经过敌机狂炸的教训后，他们都自发的要求做救亡工作，实践‘抗战报仇！’甚至有许多儿童，他们曾向孩子剧团要求参加服务工作，也有不愿再随父母逃亡到乡下，要求进保育院，去受战时教育的。”这应该不完全是夸大其词。对此，朱自清的解释非常到位：

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那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从前军阀混战，只是他们打他们的。那时候在前方或在巷战中，自然也怕，也恨，可是天上总还干干净净的，掉不了炸弹机关枪子儿。在后方或别的省区，更可以做没事人儿。这一回抗战，咱们头顶上来了敌机：它们那儿都来得，那儿都扫射得，轰炸得——不论前方后方，咱们的地方是一大片儿。绝对安全的角落儿，没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警报响了，谁都跑，谁都找一个角落儿躲着。谁都一样儿怕，一样儿恨：敌人是咱们大家的，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谁都觉得这一回抗战是为了咱们自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

日军的暴力侵害，延续整个战争的始终，成为激发中国民众敌忾心最直接、持久的因素。高敏夫日记中记有：“前天俘虏过西河涧村，当一位同志告诉群众‘这是鬼子’时，有一位老乡立刻愤怒得要咬他一口，因他们的房屋被烧去不少。这种民族的仇恨使他们咬牙切齿。”王恩茂写道：“晚上与崞县城内送东西出来的两个群众谈话，说到了我们攻崞县城时，敌人动摇和对于他们的严密监视，以及日寇去年攻陷崞县城时，屠杀群众二千多人的残酷情形和其中一个群众的父亲被杀。他俩不禁眼泪欲流，义愤填膺，表示对日寇的万分仇恨。”正由于此，中共发现，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抗战容易，而发动群众反顽则困难”；民众“抗日的情绪上升，但对顽斗争却不同”。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动员难度的差异，曲折反映出随着战争进行，民众中逐渐旺盛的民族主义立场。

三、“敌人老爷”

宣传教育以及日军的暴力是激发民众民族意识的途径，不过，如果没有强大而又持久的抵抗，在和日军的对垒中，民众的民族意识仍然很难敌得过现实生存的消磨。必须承认，生存毕竟是普通民众第一位的需要，在日军确实占领的地区，民众选择合作几乎难以避免。山西曲沃报告：“日寇最近更转变奸淫烧杀之兽行为欺骗、麻醉的办法，如散贩，散钱，办小学等。有少数民众被麻醉不浅。”铁路工人齐东坡回忆：“日寇占领平绥路沙城站，对铁路员工未加迫害，照旧工作，薪水还给加了半倍，年轻的肯干的多被提升，我也被提升到张家口站充当货物员，所以我当时不但不恨日寇，对工作更加努力了。”日军统治深入地区，伪化现象相当严重，中共在晋东巡视时发现：“榆次儿童很多都能说漂亮的日语”，山西兴县“一些婆姨嘴上很自然地说着‘塞骨’两句”，以致作家高鲁感叹：“她们真不害羞，日本人侵略中国，但不少中国人还说日本话。”高鲁的日记中还记下一个故事：“侯参谋、周参谋等去平原敌人飞机场侦察。刚进村遇到一老乡，侯参谋问：‘老乡！村公所在哪里？’那老乡听话就跑。周参谋知道情况不好，便不敢进村。一会，不少老百姓举着锄头、铁锹跑了出来，喊着‘打土匪！’原来老乡看我们不像当地人，老乡们互称兄弟，只有八路军才称他们为老乡。看来，这里的老百姓受敌人的毒害很深了。”

很多材料都提到日军在牢固占领一个地区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会设法争夺民众，减轻民众的敌意。中共方面的报告注意到：“平定敌人常向老百姓作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敌人奸淫不对，他们正牌皇军亦实行我们的八项注意，并且住民房每人每晚出钱二分，官长五分。敌人为了使中国老百姓喜欢接近他们，常常找老百姓到广场上摔跤角力，如把他们打倒即给你四双袜子，或其他赠品，并表示佩服。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在一起吵架时旧本宪兵看到时，常常是先打日本人，再打朝鲜人，然后对中国人赔不是。”日军常常恩威兼施，针对不同地区分别对待：“在已强化区（敌占区）秩序已大体恢复，乱杀停止，特务活动也不甚厉害了，敌军较少，由伪军伪政权代敌统治，用假面夺取中国人的真忱。在开始强化区（游击区），先高度镇压，打击人民情绪与斗志，造成人人恐惧，互不信任时，再给以欺骗利用，使人民到绝当[望]时得到‘出路’，上其圈套。”

中共建立的敌后根据地站在对日抵抗的前沿，长期的争战中，日军既注意及时学习中共的有效做法，与中共争夺民众，又注意扬长避短，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稳固统治。中共方面发现：“在我政策有错误缺点时，敌人也会巧妙利用。如我某些部队到敌占区征粮不经过政权，不好好做工作，而以向大户强要的方式进行，或者我没收走私粮食有错误，敌人即到处宣传八路军抢粮，我边沿区民众即有因之被骗向敌占区搬家的。”这种收买民心的做法，对根据地形成不小压力：“胶东敌‘蚕食’大泽山时，苗店一带由于我过去劳役过重，人民不满……结果敌人即大肆宣传‘不能老刮北风，该刮南风了’，民众也说：‘换换口味也好’。”正由于此，抗战后期中共曾提醒，当前“和抗战开始时不同。那时地方富足，未经战争消耗，群众情绪高涨，干部也多。现在人民穷困，在抗战相持阶段末期，群众复杂，扩兵也不容易，有很多是杂牌与兵痞。敌人现在斗争经验、统治经验亦多，对敌斗争艰苦、残酷”。

民众对日军侵略普遍存有的敌意和当年日占区人士大批投靠日本人的事实，提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思想和情绪无法敌过现实，尽管在最黑暗的时代也会有舍生取义的志士，但更多的普通百姓还是要维持自己的生存。晋绥的报告谈道：“由于五年多战争的缠扰，消耗与敌伪顽的摧毁等，晋西北人民的抗战情绪是一天一天的减低，远不及抗战之初了。”这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民众的民族意识是通向抗战意识的桥梁，但民族意识真正凝聚为抗战意识，并不容易。要形成对日本侵略的持续抵抗，有组织的武装及抵抗力量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百姓看到抵抗的希望和可能，也才能破坏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的有效统治。当时的文件反映，持久的抵抗可以有效阻止投降，让民众坚定抗日信心，比如，八路军打胜仗后，“群众十分支持我们。一个同志进村做饭，想借一副桶，老百姓说：‘抗战以来，没见过打三天三夜的仗，敌人在山上，你们也敢冲敢打。真辛苦了，现在老百姓都不在，无法慰劳你们。别说找一副桶，就是找十副桶也没问题！”，反之，“某些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均无者（如曲阜、宁阳、济宁等地），便首先走上了汉奸化的道路”。这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判断。正是在这一角度看，当年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共在敌后坚持持续抵抗，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不仅造成了自身的抵抗力量及发展，而且破坏了日本人的统治，支撑了沦陷区的民心，使民众中潜藏的民族意识在坚韧的抵抗下得以维持、发酵。

从中共当年留下的材料可以看到，民众中的敌对意识常常会隐晦地呈现出来。山西屯留张老太太的一头毛驴被日伪军抢走，老太太撞进日军指挥部，见了日本人和伪军苦苦哀求道：“敌人老爷啊！快把毛驴还给我吧，俺娘儿俩就靠它活哩。”张老太太不知道“敌人”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大家背地里叫日军为敌人，她也就把“敌人”和“老爷”连在一起叫了。“敌人老爷”这个无意的称呼，真实传递了民众面对日本人时潜在的敌意和事实上的无奈，这在厕身于日伪势力的人员中也可看到。高鲁日记写道，当他们来到一个有着两面政权的村庄时，“村里老百姓说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跑。敌人现在也来做政治工作，很少伤害他们要去地方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也要人去帮忙。但这些老百姓总还是中国人，他们为敌人办事是虚假的，这是计谋”。如果说高鲁的记载可能包含着村民有选择诉说的成分，中共争取伪军的材料则更具可信性。山西伪离石警备队七小队长李耀明，中共对他的判断是：“不愿加害中国人，知道当汉奸无耻，老想着回家过好日子。”经过中共的努力争取，他的认识虽然“还是单纯限制在爱国爱民上面”，但已经成为八路军的内线。另一位叫郝升长的，兄长被中共处决，他誓言要报仇，而八路军也放风要打死他。紧张对立之下，郝托人带信给中共方面，“要求见一下离西县长韩昌泰，要问清打死他哥是报私仇还是国法。韩即给他一封亲笔信，说明他哥犯军法犯国法应该处死，又鼓励他共同抗日，他见此信后，即几次要求见八路军”。此人后被争取。这段材料的关键点是郝升长提出的国法问题，郝内心中认同中国的国法，这正是国家观念的重要基础。尽管郝的上述表态不排除有压力下为自己寻找台阶的动机，但他的话语选择，还是传达出内心认知的向度，这一点，值得引起充分注意。

伪军中良知未泯、存在国家认同的现象虽然不可高估，亦非凤毛麟角。王林日记中记载了一个案例：“有一个村长发现三汉奸冒充八路军找工作人员，即到据点报告，说有八路军在村公所。敌伪蜂拥而至，日兵说：‘你的大大的好！’伪军却打他：‘他妈的你是中国人吗？’”，日伪的不同心，于此一目了然。王的日记中还写下另一案例：“河间公安局长刘永江，昌黎人，四十多岁。有络腮胡子。在河间一日枪决百多村区抗日人民……抗日区长萧，被他围而因无弹自杀，他知他在人民中有威信，他叫群众捐钱礼葬，群众捐钱甚多。礼葬时他却也来到坟上，感慨流泪地大哭道：‘中国都像你萧区长可就好了。”，不管刘厚葬萧区长是何用心，他动用的话语却足可见出“中国”这一概念在沦陷区民众中所具有的号召力。八路军干部冯毅之的日记中记有伪军在民众面前戏弄日本人的情景：

五个鬼子都是新调来的，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十六七岁，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翻译官和伪军队长瞧不起他们，就在中国人面前显示自己，抬高身份，故意戏耍愚弄他们。伪军队长端起一杯水，送到鬼子面前，笑嘻嘻地说："X你祖宗，你渴了吧！我来饮饮你。”“饮饮”是地方语，意思是牲畜喝水。鬼子当然不明白，看到队长面带笑容，声音和蔼，还认为是敬重关心，笑嘻嘻地接过水，点点头，表示谢意。鬼子兵喝水时，伪军队长的嘴里又发出“湿湿”声，这是一种牲畜的喝水声。伪军队长这样做，自己感到快活得意，老百姓也无不喜笑颜开，翻译官不但不管，也随着笑。

尽管冯毅之认为这只是伪军一种“阿Q精神”的体现，但伪军在本国民众面前暗地戏弄日军，起码显现了一种非我族类的心态，这种心态常常体现为实际行动中的消极不合作，仍不失为中国抵抗可资凭借的潜势力。抗战后期，日军在沦陷区统治风雨飘摇时，“汉奸内部传出这样的口号：‘你能跟着日本到东京去住吗？”，异族征服者地理、文化、语言上天然的距离使中国的投靠者很难死心塌地，而更广大的民众内心，则潜藏着对侵略者或明或暗的敌意，即便不得不在日军统治下求生存的沦陷区民众，不少人也不过如日本人自己所言，“是在武力之下一时的服从而已”。

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前近代国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20世纪前半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是一个颇富争议的话题。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以及对抗战时期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的批评，经常可以同时出现，这本身就十分吊诡。从本文的叙述可以看到，尽管不能对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做出过高的估计，但这毕竟又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民族意识的形成有很多因素，历史的、现实的，等等。就历史言，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发育出的中国，是一个地理上极具自足性和内聚力的事实上的共同体，儒家思想又予中国的一体延续以文化支撑，这样的民族，其内在的凝聚力尽管常常隐而不昭，韧性却超乎人们的想象。就现实言，抗战时期，日军的侵略及其伴随的暴力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成长形成巨大的催化作用，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共在敌后的抵抗努力则保证了其持久存在、成长。回顾抗战的历史，可以发现，近代中国成为亚洲少有的几个未被完全殖民的国家，除了地理上的庞大加剧征服的难度外，其潜在的凝聚力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不绝如缕的民族意识后面，有积极的抵抗，同时还有更多易被忽视的消极不合作。历史和现实中常常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却绝对不可以忽视的潜势力，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潜势力，“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中日战争宣示了从民族主义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的破产，也刺激了被侵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可以让一个民族通向成功，却也可以让另一个民族堕入失败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