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激昂的曲调而迅速传遍祖国大地。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其影响更远远超出了中国。多少年来，这首悲壮的不屈之声、不朽之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一支战斗号角。因为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正因为此，它还最终被定为象征一个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外族入侵促田汉激愤写出鼓舞抗日斗志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随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规模，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
聂耳1932年留影。
面对如此时局，中共秘密党员田汉与聂耳商议，要搞一首像《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那样有气势的歌，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此之前，聂耳虽已创作了《毕业歌》《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总觉得还没有一首能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
两人说干就干，于是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等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稿子写了一稿又一稿，却总是感到不满意。
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了田汉，要他为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并说：“题材由你定，只是希望在时间上能快点。”
当时，田汉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材的剧本，孙师毅的邀请自然也是适得其时。
当年年末，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长城抗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孙师毅。
这个故事描写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田汉为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其中一段成为电影的主题歌，即《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手稿影印。
在创作这个电影本子时，田汉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过着逃亡的生活。然而，严峻的形势非但没有消弭田汉的革命斗志，反而激起了他更加高涨的革命激情。在创作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终于在1935年2月19日化成了一首日后闻名世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
这首歌既是为电影中的主人公而创作的，也是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所创作的。危急中，田汉将歌词顺手写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并将它夹进了刚刚完成的电影故事本子中。不久，田汉还没来得及对这首诞生在流亡之途的歌曲进行抄写整理便被捕入狱了。好在电影本子和歌词经过中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时为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的夏衍手里。随后夏衍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这样写道：“我拿到田汉留下的电影故事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纸的衬纸上，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和孙师毅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随即认真誊抄下来。
爱国激情催聂耳谱出雄壮激昂曲
田汉被捕后，身为左派活跃分子的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标，被列入黑名单。考虑到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就在聂耳即将动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了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故事，还写了一首主题歌曲，马上联想到他和田汉关于那首歌的约定，便主动找到夏衍，要求为主题歌谱曲。
聂耳回到家中，根据原先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夜的时间便谱写了乐谱的初稿，并将这首歌改名为《进行曲》。
为了使此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又找来《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一起商量研讨，集思广益。大家都被这首歌所充满的革命激情所感动，并就歌词中某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歌词作了三处修改。第一处，是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第二处，是将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第三处，是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风云儿女》剧照。
就在聂耳准备根据大家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时，他接到了组织上要他即刻离开上海的指示。他提出，要把未完成稿带到日本去修改。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原稿，匆匆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膺惩支那”的狂妄叫嚣，想到正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祖国和同胞，聂耳义愤填膺，更增添了他谱好这首抗日歌曲的信念。没几天，《进行曲》修改稿便告完成了。修改后的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与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这首歌曲调更加激越、高昂。尤其是修改稿在原词“我们万众一心”前一连加了三个“起来！”大大增强了这首歌的激情与号召力，并将旋律引向了高潮，而结尾部分“前进！前进！前进！进！”则使这首歌力度倍增，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1935年5月初，聂耳将谱写好的曲谱寄回了电通公司。
这时影片的拍摄已近尾声。电通公司接到曲谱后，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田汉写的主题歌歌名是《军歌》，聂耳谱的歌曲名字叫《进行曲》，歌词与歌谱珠联璧合，无可挑剔。但歌名无论叫《军歌》还是叫《进行曲》，主题都不太突出。于是，他们便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
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当《义勇军进行曲》那充满震撼力和丰富情感色彩的强劲弦乐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的时候，全场观众都情不自禁地随着它的韵律爆发出了阵阵抗日的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响遍了整个上海滩，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久，这首歌便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播映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四处飞扬。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了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的噩耗。《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都惋惜不已，扼腕哀叹。
1935年7月，出狱的田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非常兴奋。可是转而当他惊闻聂耳遇难之事时，失声痛哭，作悼诗曰：
一系金陵五月更，
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
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
好与吾民诉不平！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诗，充分鲜明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时刻，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捍卫民族尊严正义和国家领土及人民家园的英雄气概，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聂耳用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了单段体的一部曲式。整首歌曲激昂雄壮，义愤填膺，气势磅礴，战斗性极强。它以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壮怀激烈而稳健豪迈。它是时代绝唱式的不朽作品，全歌如此短小，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完善是如此高度统一，浑然天成了一曲不可模仿的时代强音。在当时成了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响亮的号角，它的强烈的节奏，激昂的曲调，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进。
广为传唱的激情战歌
《义勇军进行曲》应和了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由此它成为不愿成为“亡国奴”的中国人最激愤的呐喊。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这首著名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它确实对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不少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上抗日战争第一线的。
聂耳1933年由田汉（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二人在上海时的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心声。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这首歌曲。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的军歌。
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还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歌。他因为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四处演唱，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田汉还曾收到过一笔寄自美国的稿费。1944年，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就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四处传唱。
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义勇军进行曲》早已形成了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地位。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很多国家的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加以播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在世界的高规格庄重舞台上被演奏。美国还将它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一起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1945年在联合国成立时，这首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也再次被演奏。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版唱片。
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热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跨越海峡，成为台湾抗日团体的战斗歌曲。台湾光复后，为了推广普通话，学校不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也让这首歌一度流行（只是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正式查禁后而消失了20多年）。
被庄重定为共和国第一歌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这下有些犯难了，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被代表团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郭沫若等人回国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等4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
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国歌初选委员会”对这些应征歌曲一一研讨，却没有一首满意的。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
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全国政协首届委员也表示赞成。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
但有的代表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词句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
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最后表态说：“虽然我国就要完全解放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在10月1日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被唱了17年。
“文革”期间，田汉遭迫害含冤去世。田汉遭难，他作词的歌曲当然不能再唱了，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群众集会时也只是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
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建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田汉终得昭雪平反。
著名作家陈登科在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最后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得到通过。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同时撤销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国歌的决定。2004年3月14日，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这样，已经传唱近70年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被《宪法》正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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