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涛：全球史的兴起与当代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

作者：张文涛

如果以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的出版为全球史诞生标志，屈指算来，全球史的兴起已有近60年时间。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仍然存在不小争议，但这并没有妨碍其日渐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史学潮流。1982年，美国世界史协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1990年，《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创刊。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主题为全球史。2006年，《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创刊。以上几个标志性事件，有力推动了全球史的发展壮大。史学史家认为，“对1990年以来的主要杂志以及这些杂志上刊登的书评所做的考察都表明，向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转变已经开始了”。在其他地区，“全球史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德国也不例外，“年轻一代的德国史学家几乎都是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
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史的研究主要是在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后。此后，与全球史有关的学术机构、专业人才培养、学术活动、学术成果逐渐增多。成立于2004年的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十多年来取得可观成绩，是国内有代表性的全球史研究机构。不过，人们仍然感受到存在诸多不足，正如武寅所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史学界，还没有看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完整、系统的全球史著作。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世界史研究的迫切需求”。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一、全球史兴起的背景、特点与主要类型

就其时代背景而言，全球史于20世纪中期以后兴起，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一是全球性机制。“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组织逐步成立，世界范围首次出现了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商讨和解决事务的全球性机制。二是全球性联系。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各国愈发联系在一起。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完成绕地球飞行。1969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随着太空时代的到来，地球更显得像一个村庄。三是全球性挑战。东西方两大冷战集团的对峙、核威慑、气候与环境问题、人口膨胀、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接踵而至，使得单个国家难以在自己疆域内单独应对这些挑战，更加需要寻求国际对话和合作。四是全球性意识。正是得益于全球性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的催化作用，人类一家的全球性或整体性意识从既往的神学与哲学想象，变成了公众可以感受到的现实，非政府组织如帕戈沃什运动等的逐步兴起就是其表现。
历史学家深深被时代气息所浸染。英国史学家 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 年）中提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视线投射到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20世纪60年代，巴勒克拉夫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代史的一个显著事实在于，它是世界史，除非我们准备采用世界（world-wide）的视角，否则不能理解塑造它的种种力量”。历史编撰实践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以“L.S.斯塔夫里亚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书副标题即为“人类共同体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宣称：“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由上可知，全球史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试图超越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与民族国家史学的追求，尽管它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点还令人存疑。
全球史的兴起还有其学术背景。从麦克尼尔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汤因比早年接受过东方学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与介入，为其文明形态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初写就的《文明的接触》一书中，汤因比对西方的民族主义做过深入批判，认为“文明才是观察历史的更好视角”。这些思想在其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麦克尼尔1947年结识仰慕已久的汤因比，数年后赴伦敦，在汤因比指导下参与全球政治年度报告的撰写工作。多年后，麦克尼尔为汤因比撰写的传记中说：“汤因比才是向全世界大部分读者揭示下面这个简单真相的第一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乃至居住地更为偏僻集中的爱斯基摩人等族群同样拥有独立于欧洲的、可以同欧洲史进行类比的历史。这种不仅仅站在西方的角度看问题的人类视角，是汤因比为我们学术传统作出的最伟大的核心贡献，也是他持久声望的正当源泉。”在回忆录中，麦克尼尔再次强调了汤因比对他的意义，“汤因比的影响和其身后绵长的传统，引导我选择不同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图景的主角”。全球史超越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与民族国家史学的立论视角，是与汤因比分不开的。
全球史重视对于“互动”的研究。这同样可在麦克尼尔与汤因比的关系中找到线索。阅读《历史研究》后，麦克尼尔发现汤因比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通过套用生命体的类比、将文明视为本质上彼此独立的实体，汤因比简化了他赋予自己的、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历史的使命。然而，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由于系统地无视了不同时间与空间内文化互动的真实存在，汤因比对历史的叙述中出现了一个漏洞。”麦克尼尔自己要做的，就是去弥补这个“漏洞”。对于文明互动的强调，正是《西方的兴起》与《历史研究》的一大不同之处。麦克尼尔之子约翰·麦克尼尔特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又写了其他全球史著作，并且始终是以汤因比为坐标的。”如今，“互动”“关联”已经成为各类全球史著作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全球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学科方法的介入。帕特里克·曼宁区分了两种研究世界史（全球史）的路径：一种是传统史学的路径，一种是其他学科介入的科学—文化路径。曼宁甚至称历史研究方法的扩展为一场革命，而且世界史（全球史）目前走在了前面。21世纪初，人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和分析工具有了质的飞跃，尤其得益于科学—文化路径所带来的资料的增加。历史文献不再限于外交书信和官方统计，现在还包括口述传统、语言模式、血型、地质学和考古学遗存、乐谱、树木年轮和天文观测。只要看看物种史、气候史、生态史、疾病和医疗史、人类早期迁徙史、海洋史等各式全球史著作，就知道此言不虚。也许不该忘却的是，中国历史学家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倡导“史界革命”时，就十分强调引入多学科方法。
经过几十年发展，全球史著作已经蔚为大观。如何对样式繁多的著作进行分类，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从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如环境、物质、制度、思想等方面着手，也许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从便于推进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考虑，我们暂可将国外全球史著述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种为民族史类型，将全球史视野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结合。全球史强调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视角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忽视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舞台的主角，人们仍然需要在全球视野下清晰认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角色。就此而言，如何书写全球视野下的民族史，仍旧将是各国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印度历史学会前主席D.P.辛加尔所著《印度与世界文明》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该书以时间为线索，将4000多年来印度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做了系统阐述。同时，作者并没有被过多民族主义情绪所支配，对于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皆有深入反思，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持批判态度，又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充满敬意，用作者的话说，“印度接受西方的知识，但不接受西方的统治”。这种既保持民族立场、又持开放视野的态度为其著作赢得广泛赞誉。新近由法国学者联合撰写的通史著作《法兰西世界史》颇受好评。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融合文明史与民族史两种优长，兼及了一些意识形态话语表述，将今日法国境内3万多年来的人类活动发展分为十二个阶段。虽然缺乏贯穿所有进程的理论线索，但《法兰西世界史》对于特定空间的历史做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将世界眼光与民族叙事做了很好的处理。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的《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也是一部成功之作。该书目的在于解构“美国例外论”，强调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作者说：“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
第二种为文明史（或世界史）类型，从世界文明发展角度提炼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要脉络。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虽然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作为学术史上的标志性著作，仍有其价值。该书纲目简明，仅分三篇：第一篇为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第二篇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500—1500年），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1500年至今）。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名称有两个野心，一是挑战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二是表达与汤因比文明孤立观的不同。这两点他似乎做得都不错，重塑了西方的乐观主义精神，且部分实现了对汤因比的超越。美国夏威夷大学两位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与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2000年），是全球性通史的又一部力作。有中国学者认为其“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
第三种为人类史类型，从物种角度勾勒人类生物性与文化性成就的发展线索。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2012年出版的《人类简史》，在学术领域和大众中皆获得如潮好评。《人类简史》很少提民族国家，也不多提众所周知的各种文明，而是用四个部分概括人类的发展阶段，分别是：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科学革命。该书熔众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于一炉，化为对于人性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遗传学家斯宾塞·威尔斯2002年所著《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用遗传学证据（主要是线粒体与Y染色体）追溯了史前人类在全球的扩散线索，是用新科学方法书写人类起源问题的早期代表作之一。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大卫·赖克2018年所著《人类起源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代表了目前用古DNA技术书写人类早期历史的国际水平。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涉及世界不同地区人类活动，基本都可以算是全球史。但因采用遗传学、古人类学、语言学、史前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专业门槛较高，该领域尚未引起国内全球史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第四种为专题史类型，书写单一主题（环境、物种、疾病、组织或观念等）的历史。这是当前全球史书写最为活跃的领域，有不少佳作问世。如人们熟知的菲利普·D.柯廷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等，都是很知名的著作。
概而言之，全球史最初源自对西方中心论和民族国家史学的反叛，强调全球互动和联系，注重通过多学科方法扩展对于历史的理解，因而既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视野，也是一种历史书写方法。虽然全球史暂时还显得不够成熟，但相信它最终将会通过知识整合而生产出系统性的历史理论，使人们对于人类命运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二、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的现实必要性

既然全球史追求超越民族国家史学，“价值取向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再建设中国特色全球史岂不与之矛盾？一些学者对此做了部分回答，如汪朝光认为，这绝不是意味着搞中国中心论，而是由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出发，提出自己对世界史的独创看法。唯其如此，才能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真正发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功用，无论是其经世济用，或是学理探究，莫不如此。张旭鹏同样认为，民族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是展现全球史多样性并促使其学术和政治更为公正的一个前提。确实如此，将全球史的现实进路与长远追求作对立理解是不合适的。正如不同国家进入世界市场时，会根据现实条件选择各自不同道路。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主要是由两个现实条件和需要决定的：
（一）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要
如上文所提及，西方全球史学者力图摆脱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书写人类共同历史，出发点值得嘉许。但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呢？以麦克尼尔为例，他本人在《西方的兴起》出版25年后的序言中亦承认，该书“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战后美国帝国情绪的一种表达”。他还说，公众接受该书，直接源于他与汤因比的分歧，《纽约时报》评论者认为汤因比贬低了西方文明。号称以月球视角看历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其《全球通史》同样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张顺洪说，该书将英属东印度公司和法属东印度公司说成“纯粹的商业组织”，隐匿了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俞金尧称如果把军事侵略、殖民征服等暴力行为统统归在互动的范畴之内，暴力的负面特征就被隐匿了。用“互动”这个说法来解释不平等的关系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有过被殖民、被侵略经历的民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李剑鸣认为在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一书中，所标示的19世纪时间坐标，大多带着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幽灵，“对于非西方的读者来说，无论其心态多么开放和冷静，可能都难免有一点不适之感”。
对于西方全球史著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仅靠批评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刘新成所言：“不管怎样，不能忘记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提供替代性选择，是值得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尽管这条路并不容易走。
如果不拘泥于全球史名称，而从宽泛意义上的世界史研究角度考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时间，中国学者为能够更好理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在各方面做出了可贵探索。学科建设和学术建设方面，基本上每隔十年都更上一个台阶。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历史》杂志1978年创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1979年挂牌，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1980年成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1984年成立，一批全国性的研究会陆续成立。第二个十年中，陈翰笙担任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990年出版。吴于廑在“世界历史”条目中系统阐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的世界历史理论，被认为“有丰富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世界体系”。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著作于1992—1994年出版，是吴于廑整体史观的具体实践。第三个十年中，南开大学世界史系、北京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等一批高校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第四个十年中，世界历史于2011年成为一级学科，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年在中国济南召开，武寅主持的多卷本《世界历史》出版。以上成就是几代世界史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今日全球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科与学术建设仍需要继续探索。就代表性的成果吴齐本《世界史》（6卷本）而言，刘新成认为及时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命题，为我国学者弥补薄弱环节，进一步改善世界通史体系指明了方向，不过“在描述世界的横向发展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潘润涵提出，16世纪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时代，而且是封建盛世。把体现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世界近代史的起点提早到16世纪，不符合历史实际。
撇开具体个案不论，世界史（或全球史）理论供应不足是当前许多人的感受。高翔多年前即指出，“当前史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忽视学科基础理论建设”。这一判断大致也符合世界史学科现状。如马克垚说：“更重要的差距是在理论方面。无可否认，我们现在关于现代历史学的许多基本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都是由欧洲首先创造、使用。”他还热切表达了对于中国特色世界史的期盼，“我们虽然觉悟到世界历史不应该以欧洲为中心，可依然在欧洲中心论中打圈子，不能自拔。如何建立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世界史，是全体世界史工作者多年来的畅想，可惜现在还没有变成现实”。
（二）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中，中国常常以不光彩的“他者”形象出场。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中国历史做了偏颇的概括。根据他对自由的理解，黑格尔声称东方国家是人类精神的幼年时期，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日耳曼各民族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汤因比尽管认为各种文明是同时代和等价的，皆有诞生、成长、兴盛和衰落过程，但也提出过文明冲突思想，甚至信奉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称下一个世纪里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将是中国同新大英帝国的竞争。所有受到威胁的民族国家——加拿大、美国、南美诸共和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将联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同盟，以便维护太平洋地区免受中国统治。哲学家卡尔·波普说，“我们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又能写另一部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根据这个逻辑推断，持唯物主义进步观念的马克思无疑就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无论是进步论者，还是循环论者和解构论者，都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陈说。
“二战”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宏大历史理论日渐式微。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以历史理论形式出现，实际是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学著作。亨廷顿公开发表过文章，说树立敌人是美国不同时期维系身份认同的一贯做法，如曾先后将英国、欧洲、苏联视为敌人，现在将中国视为敌人也不足为奇。在福山那里，美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我们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来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美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当然也是最好的）统治形式，美国怎么还能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呢？福山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过，国际政治学似乎可以为“中国威胁论”继续提供理论支持。美国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罗伯特·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是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说，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罗伯特·吉尔平同样认为，国家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直到边际成本大于收益时才会停止，因此“霸权战争乃是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功能性组成部分，是国际体系的动力”。依照上述理论推断，中国实力增强后，势必会寻求地区霸权。米尔斯海默即如此认为，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中国强大后必然称霸。他一再说，在无政府体系的国际秩序中，各国必须自己负责自己的生存，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变得特别强大。以美国为例，其最后称霸西半球不是源于偶然，而是国父们与后继者追求霸权的结果，他们实践了进攻现实主义原则。
中国承认世界并不太平，充满各种传统不安全因素和新的不安全因素，但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倡导世界各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然而国际形势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变化，近来尤甚。“中国威胁论”不仅没有消除，“威胁中国论”却愈演愈烈，并付诸了许多行动。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与向中国讲述世界的故事，都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这是全球史研究者应当做、也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全球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克服、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权力，破除中国“威胁”论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一分力量。当前的知识生产和理论供给显然是存在赤字的，一如钱乘旦所言，我国世界史学科总体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也不能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已经到了建立自己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学科体系的时候了”。

三、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的基本路径

学者们关于历史学和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许多宝贵见解，同样适用于全球史学科建设。罗文东将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具体化为三条主要原则和方法，即：在时间序列上要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空间范围上要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的历史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着重研究“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在研究方法上，要唯物辩证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
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如：（1）要有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意识。高翔认为，一个史学家如果缺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迷失在由大量所谓真实的历史资料或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刘新成建议组织全球史学家的跨国对话，交换不同背景学者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2）要有对于民族命运的时代关怀意识。于沛认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无法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钱乘旦也认同此看法，认为强烈的时代关怀意识是中国世界史研究非常值得称道的传统。（3）要借鉴国外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历程和经验。陈恒认为要研究西方学术界如何生产历史知识、如何创造标识性的概念、如何影响异域学术界等内容，重视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整理与研究，梳理西方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及经验。（4）要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张顺洪认为，世界历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过去全部历史的科学，包括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世界史专家有比较丰富的跨学科知识。研究通史性问题的学者，尤其需要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除上述观点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建设性意见，如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加强文献资料建设、改进学术评价体系，等等。
笔者以为，要建设中国特色全球史学科，三条基本路径需要给予特别注意。
（一）要有科学眼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大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与恩格斯做出自然史与人类史不可分割的天才断言时，达尔文进化论尚没有问世。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人类如何一步步脱胎于自然，从物种演化中成长起来，今天的自然科学已经提供了更为丰富而深入的认识。我们需要建设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炉的大历史科学。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对于什么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如何发展，经典作家做出过自己的解释，我们可以沿此思路进一步展开探索。就其现实性而言，人始终处在各种关系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以上三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的现实维度和特性。就其历史性而言，以上三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人类在自然面前，越发变得强大。人类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人类的自我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对于无限问题的思考，并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人的现实性与历史性内容，是人类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
（二）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两个学科，发展也处于不平衡状态。中国史研究历史悠久，队伍兵强马壮，成果众多。世界史研究历史较短，不仅研究人才不足，研究实力和水平相对较弱。以全球史眼光充分认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继续推进研究工作。一方面，进一步厘清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和意义。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物质和技术成就、社会制度和精神传统一直对外部世界产生着影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英国政治学家约翰·密尔、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的笔下，中国的发明创造、风俗制度、思想文化是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宝藏。以他者的眼光审视中国历史，可以便于我们对于自身特点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进一步厘清世界文明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和意义。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和保守的存在，从史前时期直至今日，数千年来也一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源源不断从外部世界吸纳和借鉴物质技术、风俗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优良成果。佛教、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不存在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也不存在没有世界史的中国史。以今日全球史所大力倡导的互动和关联视角，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在气候、环境、物种、人口、经济、科技、思想等众多领域的关系，必将同时推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深入研究，令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要有长远眼光，加强对于人类起源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人类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全球史无从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要探寻人类发展规律，恐怕首先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即：人类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类有文字以来的许多重要文本，无论是神话、史诗和宗教，还是历史与哲学，充满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19世纪是一个分水岭，达尔文和马克思是两位标志性人物。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人们，人类是物种演化的结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说明，历史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过程。问题是，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缺口，究竟哪里才算是物种演化进程中发展到人的关键环节？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托马斯·赫胥黎说，该问题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写道：“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恩格斯后来又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说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当然，若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看法是不够的。语言的发展和分化有其社会性因素作用，但是人类语言能力本身由生物学基础提供，大脑中布罗卡区、韦尼克区、弓状束等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生物学结构，是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非仅仅产生于劳动需要。
20世纪以降，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源源不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使得人类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遗传学家通过对线粒体与Y染色体、古DNA的研究对史前不同人群的关系进行分析，进化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也根据各自专业背景提出新的假说，为人类起源问题注入新的动力。人类起源问题研究已经真正成为跨学科和全球性的事业。没有一个学科或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单独回答这些问题。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如智人的非洲起源、心智起源、语言起源等），学者们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看法。尽管如此，一批优秀著作为人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洞见。如：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在《以人为业：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起源》中提出了基因突变猜想。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梅林·唐纳德在《现代心灵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心灵发展的四阶段说。英国史前考古学家斯蒂芬·米森在《心灵的史前史》中提出了“认知流动性”概念。英国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在《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中提出脑容量增大与人类语言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挪威人类学家亨希尔伍德等在《符号性人类：语言、想象和精神的黎明》中提出“符号性人类”（Homo Symbolicus）概念。中国境内有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完全可以为人类起源问题的国际讨论提供更多中国证据和学术观点，囿于专业人员数量少、理论思考不足、国际参与程度不高等原因，使得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思考大大滞后于国际学界。
人类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需要中国全球史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以纳米技术、生物学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四大科技手段，可能会改变人们对生命形态的古老理解。以人机合一（如近来的脑机接口技术）、人的机器化（如基因编辑等技术）、机器的人化（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三大潜在趋势，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后人类”（posthuman）状况。这种状况会对整个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产生全局性影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最近20年来，许多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众多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讨论和研究，但历史学者的声音仍然微弱。作为对于人类过去了解最多的一个群体，历史学家应当从历史大视野中提供关于未来的独特智慧，同时根据发展趋势，不断深化对于历史规律的理解。

结  语

全球史的兴起和发展已经有近60年时间。国外全球史研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和西方中心论的传统立场，强调全球性互动和交流，重视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种类型的全球史均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应当看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会受到自身价值观念的制约。无论是出于认识上的无意疏漏，还是出于利益诉求上的刻意操作，中华文明常常未得到应有的位置。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要。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在理解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人们普遍感到，仍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做出努力，提高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理解。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联系日益增加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矛盾不时突显。倘若没有立足于全球史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偏见和私利主导学术话语和实践行动，人类将无法在重重危机面前达成共识，实施有效的全球治理行动，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加强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三条基本路径需要给予特别重视。首先，要有科学眼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大历史科学观念。历史是广阔时空范围内人类活动的总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其次，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文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常态，文明发展融合是历史的趋势。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不是为了以中国中心论替代西方中心论，而是要推进对于人类进程的总体性理解。最后，要有长远眼光，加强对于人类起源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为研究历史观的这两大基本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增添了用技术途径改造我们物种生物特性的可能性。新的历史理论也许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张文涛，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甘肃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