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百年探索——“中...

作者：杨凤城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与 中 国 道 路 百 年 探 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通过革命、建设、改革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造，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成功开辟和发展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本文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问题结合起来，从百年的历史长程中对二者关系进行整体审视。如此立意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方方面面，但核心应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探索。道路决定命运，是被实践一再证明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核心体现、原创性成果，就蕴含于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开创、形成与发展之中。对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最能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固本培元与守正创新相统一的理论品格。本文将依循历史轨迹，分为三个时期予以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

探讨近代中国的革命道路，一般涉及两个层面，一是道路的制度依托，如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核心指向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二是道路的探索与选择，如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后者。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服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折服于其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相信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救中国的最佳方案，认同“实行社会革命”，“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就是中国该走的道路。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的战略，即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于是，在明确了党的长远奋斗目标和当前任务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即具体的道路探索问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为之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受十月革命影响，因此，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俄国革命经验就成为初创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学习内容。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重心，投身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在启发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众的政治觉悟，进行不断集会、罢工、游行的基础上，待时机成熟，与革命士兵会合，引发全国性的革命风暴，一击而中，取得革命胜利，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效仿的革命道路。中共成立后专注于工人运动，国共合作期间专注于发动群众搞“国民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广泛地发动群众暴动，都是对这一道路的实践。只有在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入独立开展土地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实质性突破。
事实上，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尽管三大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但并未真正动摇中共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井冈山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深化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至1930年间给中共中央、上级党组织的报告和给党内同志的信中，申说农村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原因及其意义，一方面向上级领导机关解释在农村搞革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鼓励身边战友坚定土地革命的信心。而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还是念念不忘城市，念念不忘工人暴动才是革命高潮来临并最终决战胜负的关键；农村根据地只不过是配角,是辅助，是积蓄革命力量的策略之举，一旦红军力量壮大，就必须占领附近的中心城市，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运动。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方面担心农村的“武装割据”会演变为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另一方面担忧贫困的农村无法为庞大的军队提供保障，因而均不赞成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直至1930年前后，斯大林才认可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战略价值。尽管中共临时党中央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但并未完全消除党内的“城市中心论”论调。事实上，不顾客观条件，动辄就要占领根据地附近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一直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特征。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和欧洲的革命之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事实表明，围绕道路问题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最大程度地触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也最能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认同。这里需要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件。对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除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外，最主要的革命理论就是阶级斗争论、暴力革命论。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主要是“化”在中国革命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上，“化”在围绕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中国独有的战略与策略上。在农村开展革命，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应用于分析农村的阶级构成，就需要在农民与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得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欧洲革命中不可能得出的结论，就需要在军事作战这一马克思主义很少研究的问题上形成独到的创造，就需要解决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党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民阶段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等等。这一切均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实质的诉求。
正是在道路探索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随后，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与马列主义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延安整风中逐步得到认同，并写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毛泽东思想系统解答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高度评价了贫苦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地位；深刻总结了农村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策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创造性提出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党，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的党建思想；概括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等等。从革命道路的视角看，它们或者构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背景分析，或者直接间接地回答了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当然，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回答了怎样成功地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换言之，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道路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使党内进一步增强了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革命道路的决心与信心。中国革命正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最终胜利。

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开始中国革命的第二步，践行建党时的初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如此。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和平方式完成，并且创造了一系列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过渡形式。强大的国家机器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迅速且平稳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比较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道路”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化程度上处于不同量级。毛泽东同志指出：“过渡时期这一套政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上我们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上、细节上，有些新的东西，有些经验。”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开展什么样的革命、怎样革命”，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承继了中共早期革命党人的思想，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丰富，它在理论原则和目标追求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基本采取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促使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萌发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理论自觉。历史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号召。于是，“以苏为鉴”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共八大关于民主与法制、关于改革经济体制尤其是陈云同志“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公有制经营与个体经营、计划生产与自由生产、国家市场与自由市场）的设想等，均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再次结合的正常进程遭受干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总体上还是处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内，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极端。例如，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即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所有制形式越单一越好；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限制体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的按劳分配；等等。
物极必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到达极端，也就意味着它必将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产生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长期而严重的损失，而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的再次觉醒，则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带来的巨大惨痛的损失。痛定思痛，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面对贫困落后的现实，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思想，邓小平同志集中思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何在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是对何为社会主义的最深刻回答。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恐怕是科学社会主义最主要也是最明确的原则。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公式里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也是生产力，例如，“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等。对于20世纪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一再证明，照搬别国的做法从来不能成功，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邓小平同志开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课题，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终于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整体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全面推进，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靓丽的风景线也在于此。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成要件就在于单一公有制、单一的分配制度（在中国主要是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新的体制是重大的突破、原则性改变，而不是简单的修补。处于新体系内的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而言缺一不可；具有较强历史延续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也在新的体系下实现了调整与完善。但不论改革的程度有多深，没有党的领导，上述特色就会走样、变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不管怎样，任何人都难以否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体现，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发展。一方面，它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有力指导和保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稳致远。进而言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命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从未止步，这些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定道路自信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经过长期努力，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从国内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进而言之，自2010年以来，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技术领域重大成果不断面世，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接近60%。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迈出关键步伐。伴随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全覆盖，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近10亿，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逾13亿。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4.8岁。这是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和信心所在。
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引发全球关注。从国际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毫无疑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基础与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不存在的，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抽象的、空洞的。新时代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核心和着力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富有时代特色的原创性贡献，在诸多方面拓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强军思想等，以及坚定文化自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理论，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等。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所围绕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道路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的系统回答，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首先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但同时也在为解决世界性问题贡献智慧和方案。立足本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但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本身而言，从来都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就源起和性质而言，从来都是全球性的。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当然，时代不同，思维、思想和做法自然也不相同。20世纪上半叶，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以中国化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也曾希望中国革命道路能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的革命有所启迪和帮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新主题出发，鉴于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提出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对于国际问题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国际关怀。事实上，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时，经常提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教训，希望他们引以为鉴。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将来发展起来了，会对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这贡献就包括发展道路、发展经验的参考与借鉴，还有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明确讲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中国案例“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相通性的浮现，随着人类共同面对问题的增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越来越引发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全球性价值日益凸显。如果说世界上哪一个政党最有资格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实事求是地讲，非中国共产党莫属；如果说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开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富裕发达的新路，非当今中国莫属。以百年历史的长时段观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紧密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其实，这本身就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
（作者杨凤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引自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