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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
——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郭昭昭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留调查近半月，并集中精力研究“最近战争之事实”，同时思考“休战之可能性”。因国民政府催促北上，加之上海圆桌调停会议一时陷入僵局，调查团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就离沪北上。从形式上看，李顿调查团没有解决一·二八事变，但上海之行对调查团的影响远，直接促成《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专门用一章篇幅介绍“上海”，将日本的侵略事实公诸于世，这是导致日本对该报告书极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发生了排日风潮，在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的同时，驻沪日本海军中的极端组织“血盟团”分子意欲采取激进举措，“正当陆军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好像与陆军竞争似的，上海的海军也表示了强硬态度”，上海局势白热化。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挑起了冲突，中国军民进行顽强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因上海是国际观瞻之地，一·二八事变很快进入国际联盟的视野。
九一八事变导致的中日冲突问题已在国际联盟进入讨论程序，日本在上海的侵略之举进一步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与警觉。国联理事会遂向日本发出警告照会，同时提议由驻上海的西方外交官成立调停委员会，由英、美、法、意四国及中日双方代表组成，以圆桌会议的形式推进日本与中国的停战撤军交涉，以期实现军事调停的目标。迫于国际压力以及遭遇中国军队抵抗等原因，日方愿意进入谈判程序，“各国见于上海事件的严重，不仅通过中国的请求，并且以参加行政院十二国名义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虽一再用全力以扑灭第十九路军，但仍不得逞，亦不能不同意于国联所通过的上海圆桌会议，以谋上海事件之解决”。
学界从国际视角研究一·二八事变已有一定的积累，重点是研究英美等国的因应，主要基于民族国家的视角。刘建武的《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突出了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处理国际冲突的主体性，但主要是以中文资料为基础，以时间为线索，陈述了国际联盟调处一·二八事变的过程。其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国际联盟派出的国联调查团（因团长为英国人李顿爵士，故称“李顿调查团”）1932年的东亚之行，对一·二八事变也有系统和直观的认识。李顿调查团因九一八事变而产生，其东亚之行的目的是调查中日冲突，以期撰写一份客观全面的调查报告书，供国际联盟决策参考。从后续国联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讨论来看，李顿调查团的工作赢得了国联理事会的认可。正如在1932年12月召开的国联大会上，希腊代表所言：“国联曾解决上海之中日战事，其功极大。目前所须处理者，系东三省问题，自较上海事件更加困难。……该报告书，使各代表深悉当地情形，且予国联以解决此问题之途径。……自国际公法上研究此问题，李顿爵士为国际公法著名专家，而调查团报告书关于此点之观察，极显明。除非日本能另觅证据，推倒报告书之理论，则日本应遵从国联全体大会之决议。”
李顿调查团的东亚之行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就是先到日本、再到中国，且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地上海，逗留达半个月。中、日双方以及西方在沪人士就一·二八事变的细节向调查团进行了陈述，调查团对一·二八事变进行了深度聚焦和因应，且根据一手调查资料，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单列“上海”一节进行专论。为什么以调查九一八事变为主要职责的李顿调查团如此关注一·二八事变？其对一·二八事变进行了怎样的聚焦和因应？又该如何评价调查团所做的工作？本文基于全面搜集的“李顿调查团档案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审视与剖析，以求教于学界。
一、聚焦的缘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中国驻国际联盟常任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并提议国联派遣调查团来华调查。国联理事会对此提议进行了讨论，过程一波三折，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方才做出派遣调查团的决定。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施肇基又在第一时间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要求日本撤兵。在国联理事会开会期间，一些成员国尤其是小国代表强烈指责日本的武力侵略，呼吁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推动上海停战、日军撤兵，提出由两当事国及有关各国协商停战及撤兵方案等。上海战事爆发向国际社会昭示了远东局势的升级，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出发，路过美国时，接受了合众社记者的采访，李顿说：“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因远东近日有危机，委员等已改变其原来计划，将不与胡佛及美国务部人员会商并放弃各种酬应，急速穿过美陆。”穿越太平洋后，李顿调查团于2月29日抵达日本，日本政府精心准备了接待。通过和各方人士的谈话，调查团得知有关满洲的诸多信息，尤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调查团也和日本外交、工商界人士就上海事件进行了讨论。双方交谈过程中，日方一再强调一·二八事变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根源是中国的排外政策，“支那固执地推行对日经济绝交。……这次抵制日货造成的日货查扣，光是上海、汉口两地就达到了八千万两，加上橡胶、鞋、洋伞、石碱、珐琅、铁器以及其他各种制造工场，去年以来因为抵货运动倒闭的数以百计”。
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虽然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调查团强调主要任务是调查满洲问题，没有调查一·二八事变的权责。但他们在事实上关注着调查一·二八事变的真相和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这在法理上也不算越位，因为国联理事会议决案中的调查团权限是“对一切可能影响国际关系，扰乱日中间和平或作为和平基础之良好谅解等情形就地进行调查”，因此一·二八事变自然亦在调查范围之内。调查团原计划在上海调查一周，但最终逗留了半个月，体现了他们对一·二八事变的高度重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了解一·二八事变有助于从全局掌握中日冲突。解决东北问题，需要对中日冲突的整体面貌有全面了解，把握全局有助于解决局部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调查团在抵达上海之前，就开始深入思考上海问题和东北问题的关系。调查团内的德国代表希尼（Heinrich Schnee）在前往东亚之前，曾会见日本驻德大使。希尼的提问具有艺术性，在围绕解决东北问题这一主题的前提下谈到一·二八事变，“希尼向本使询问，因为上海事变，支那学生的感情变得日益激烈起来，问题也进一步升级，以致影响到满洲问题的解决，这使支那中央政府的立场变得极为困难，对此日方是否感到担心？本使回答道，处理上海问题的方针是在该地区内解决，两国的官员都在进行着努力，无论如何也要和平地解决纠纷”。从双方对话可见，希尼认为一·二八事变爆发给解决东北问题增加了障碍，日方认为一·二八事变是地区问题，希望就地解决。
第二，重视一·二八事变是关注西方列强在上海利益的要求。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迟迟没有派出调查团，有大国博弈、启动程序耗时等诸多原因，但国联主导国家英法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不足以刺激其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亦是深层次的原因。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不同了，在近代国际条约体系的维护下，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交通便利的上海拥有巨大的利益。可以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一周内，李顿调查团就启程奔赴东亚，说是调查满洲问题，其实也与一·二八事变爆发对西方列强在上海的“特殊庞大利益”构成威胁有紧密关系，“大多数西方人，以满洲为辽远地方，不予重视，惟一旦上海有事，则全世界为之震动”。因此，李顿调查团不仅从上海进入中国，更是比计划多用了一周时间调查上海局势。
第三，调查一·二八事变是意欲促成上海停战。一战后确定的东亚秩序暗含保障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也内在要求日本尊重这一国际秩序。因此，无论是东北问题还是上海问题，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联盟都主张中日冲突要在国际条约体系下解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要求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也同样提出上述要求。调查团在路过夏威夷时，李顿会见了日本驻夏威夷的岩手总领事。因为历史上有交往，二人进行了深入交谈，一个重要的话题是上海问题的解决，“李顿说，在调查团将要去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两军在上海的战火却日渐激烈，类似这样的情况是最不愿意看到的”，李顿表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停战交涉可以早日成功”。李顿其实已经向日本外交官明确表示需要日本在上海尽快实现停战交涉。
调查团乘坐的轮船在上海靠岸前，他们进一步感受到了上海局势的紧张，“我们理应上午六点到达上海，但是由于昨天被告知上海有‘骚乱’，所以延迟到下午六点靠岸……看来我们到达之后马上有很多事要做！”面对紧张的局势，调查团决定上岸后要做“很多事”，因为“很多事”需要解决，原计划一周的时间改成了半个月，一·二八事变在李顿调查团的视野中变得更为立体，从而为将上海事变写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奠定了基础。
二、李顿调查团对一·二八事变的调查
李顿调查团入城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市政府等机构举行了欢迎会和茶会等活动，中外各界要人1000多人应邀参加，李顿于3月15日傍晚招待中外记者，在讲话中透露出“目前最关心者为上海之停战，如有机会，当与日军当局晤谈，至上海战区实况，日内即前往视察云云”。调查团本打算在上海逗留七天时间，但是“鉴于上海恢复原状之急需，乃延长留沪期间，希望在上海和平问题，有相当把握后，再行离沪。自十五日起，进行办事，调查沪案，征集资料，甚为繁冗。其调查办法，大率先访问当地各国领事及著名人士，以采局外旁观之议论，然后及于中国各界代表”。从中方的接待记录来看，调查团希望上海和平有相当把握后再行离开。在上海这段时间里，调查团对一·二八事变的调查在多个层面展开。
第一，向在沪日方要员调查取证。调查团会见了驻沪的日本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李顿问及为何日本海军陆战队要越过防御界限进入中国管辖的河南路。盐泽幸一回答其之所以越出了列强协定的防守路段和区域，是因为部队刚登陆，不熟悉道路，“沿着较宽阔的河南路前进，以避免迷路”。对此解释，调查团看出了破绽，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1927年以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直有权驻扎在虹口公园，那里有他们的司令部，说不熟悉道路是无稽之谈。调查团还会见了南满铁路前副总裁松冈洋右。第一次会谈因为松冈要参加一个葬礼，交谈时间较短，重点是上海谈判问题。李顿明确告诉松冈洋右，“在东京与芳泽外务大臣会见时，芳泽外务大臣告知我，支那方面对停战交涉采取拖延态度，因此希望我们到达上海后进行关于停战交涉的斡旋；可到当地来一看，反倒感觉是日方采取拖延的态度”。松冈对此仅仅是进行了礼节性的回答。通过此次谈话，李顿认为松冈不够真诚。几天后，李顿再次会见松冈，深刻认识到他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强硬派。
第二，向中方人士调查取证。调查团会见上海商界人士，就一·二八事变爆发原因听取他们的介绍。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陈述东方图书馆被日军轰炸的事实，指出日军声称在轰炸之前东方图书馆的很多图书已被转移是错误的。调查团也收到上海总工会的呈文，详细叙述了日本入侵上海的事实及给城市造成的破坏，“一月二十八日午夜，日本陆战队在盐泽司令指挥之下，竟于日本总领事表示满意接受上海市长答复后之八小时进攻闸北，经我军自卫抵抗，战事延长一月有余……日兵则对一切文化机关、慈善处所及商店、居户等竭力焚炸，鲜获幸存”。在上海期间，调查团和顾维钧进行交谈，顾告诉调查团：上海警察局长也有一份报告，如果他们需要的话，该报告可以转交给调查团。据该警察局长从现场警员那里收到的报告，是日本海军陆战队首先开枪而不是中国警察……由于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上海市市长感到形势会趋于缓和，以致他觉得没有进一步担心的理由。他甚至减少了警方最初采取的预防措施。
第三，向在沪西方人士调查取证。调查团认为在沪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比起中日双方，更为客观中立。为了解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原因，调查团与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度交流。英国领事布伦南（Brennan）及他的助手布莱克本（Blackburn）与调查团进行了会面，双方围绕一·二八事变进行了交谈。二位借助地图向李顿说明了他们从亲历者口头和书面的证据中所了解的全部事实。特别是布莱克本，他“描述了日本军队如何在午夜前从虹口公园的海军总部开始出发，沿着四川北路前进，在通往铁路的每个路口投下岗哨，然后根据信号，所有这些岗哨都向路口推进，因此马上就遇到了中国警察的反击”。在上海的西方传教士对日军进攻上海表示气愤，主动给调查团呈文，“我们是生活在上海的传教士，一月二十八日开始的日军对上海的军事进攻，伤害了无数平民的生命，这种野蛮的做法是对文明的极大破坏”。多方资料互相支撑，调查团认识到了是日本故意挑起一·二八事变，李顿在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和钱塞勒就一·二八事件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陪同坐在铁甲车里的日本水兵从虹口公园出发，他证实了布伦南和布莱克本向我所做的说明。”
除了从上述三个层面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团还选择了若干战场遗迹进行实地调查。3月21日，他们视察了真如车站、暨南大学、上海北站、商务印书馆等地。虽然日本强调“军方坦诚、恳切地担当向导并予以说明”，但看到大学教学楼被摧毁、上海北站被炸得破烂不堪、商务印书馆成了废墟的情景后，调查团认识到此次战争对上海破坏之大。李顿调查团中的专家勃来克斯雷（G.H.Blakeslee）活动较多，他视察了中国的兵站医院及福民医院，甚至提到了日军使用“达姆弹”的问题，而且同美国红十字会相关人员及拉西曼（Ludwik J. Rajchman）、辛普森（John H.Simpson）取得联系，详细地视察了所有的战线，对上海事件进行了全方位调查，日本外务省判断勃来克斯雷“虽然不被看作是偏袒支那的，但支那方面的小额贿赂也确实是起到了作用”。当调查团在几天后会见商会代表，被问及参观战场遗迹感受如何时，李顿回答道：“看了被破坏地区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情况很糟糕，调查团有责任通过必要行动阻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通过多方调查取证尤其是实地考察，李顿调查团整体把握了一·二八事变爆发的深层原因并认识到了日方挑起战争的责任，调查团表面保持平静，但实质对上海遭受的破坏感到震惊，对日方的解释表示不信和气愤。
三、李顿调查团协助上海调停工作
在李顿调查团抵达上海之时，驻沪西方外交官对中日冲突的调停并不顺利，因此调查团希望“在此两星期，吾等除普通调查工作外，努力研究最近战争之事实及休战之可能性”。对于“休战的可能性”，李顿调查团显然是想有一番作为。
抵沪后，调查团即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商谈上海问题解决办法。3月17日，顾维钧在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的电报中详述了双方的会谈：
李认为，停止战争及撤退日军必须办到。虽调查团职务在调查满洲情形，但若上海方面两军相持，随时可以接触，则该团自未便北上。因此，该团对于沪案愿意援助解决，但未知如何援助方法。弟答以：辽、沪两案须并案办理，上海方面固须停止敌对行为，满洲方面亦有此必要。况沪案因辽案发生，自难分离。李谓：两案性质究属不同，并案办理，恐有困难。经讨论后，弟提议：第一步解决沪案军事部分；第二步解决辽案军事部分；第三步，将上海安全问题及辽案其他问题同时解决。李对此三步办法意见大致赞同，但云该团无权办理沪案，仅可向国联报告。
上述谈话，本质上是在讨论面对日本接连入侵东北和上海，中国方面对两件事相关性把握的尺度。从有利于中国的角度出发，顾维钧主张军事部分最好两案分别处理，但对其他问题暂不讨论，留待后续两案并一案处理。对此，李顿给出了“该团无权办理沪案，仅可向国联报告”的回复。此后，中国政府的态度日益明朗，认为要么就谈停战撤兵之事，要么整体讨论中日纠纷。不要在谈上海停战撤兵的同时，涉及中国抗日排外等议题。中国方面主张：“会议工作纯粹属于军事方面，他项事件，英、日或将提出排货及租界之情势等等。我方必须以其为系整个争执中之一部分，或以其为不相关之问题，加以拒绝。”
调查团与日本驻沪外交官也讨论上海问题的解决，日方主张军事问题要分开解决，且指责中国举国一致的排外政策，强调上海排外与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关联，主张上海圆桌会议必须讨论解决中国排外问题的议题。通过和中日双方的交谈，李顿调查团认识到了上海圆桌会议陷入胶着的深层原因。
因为中日双方对圆桌会议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调停遇到了阻力。鉴于调查满洲问题更为重要，调查团于3月26日离开上海。这既与调停无果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一再催促有关。1932年3月19日，中国驻国联代表致电国联秘书长，表示“李顿团长为参加所谓的上海问题的审议，可能要延长在上海的滞留时间。该调查团的首要任务是调查满洲的事态并就其提交报告……很难赞同此种旅程的变更。李顿团长长期滞留上海，明显违背了相关各国对李顿团长所期待的任务，深切期望李顿团长按照最初的预定早日赶赴满洲”。中方的接待报告亦记载了这一点，“及该团抵沪，复向李顿委员长重申此旨，力促其早日北行，而该团见沪事仍急，对于中日停战撤兵问题，颇拟有所尽力。嗣以日方态度强硬，中日两方及关系国代表会议多次，虽稍有眉目，而决定尚无确期。复经维钧一再催促，该团乃认为行程不能再缓，始决定二十六日起程”。由于上述原因，李顿调查团离开了上海。
离开上海后，上海圆桌会议的进展情况仍然是调查团关注的重点。在南京，调查团会见了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等政要。李顿记载：“他们问我有关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在抵制圆桌会议上犯了错误。我建议他们接受这个会议，并且尽可能地接受会议的议程，但是会议一旦召开，日本就要将撤军作为一个条件。”对于李顿提出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改变主张。显然，中国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么日军无条件撤退后再开圆桌会议，要么圆桌会议的议题仅围绕日本侵略上海的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坚决反对在局部讨论上海军事问题时附带讨论中国排外等全局问题。如果讨论全局问题，那就干脆围绕中日纠纷，将东北和上海问题两案并一案，进行整体讨论。中方的外交文件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一）坚持日军应于限定时期内，无条件撤退；（二）然后开始圆桌会议。会议日程，应限于在日本侵略行为所造成之非常状态中。租界之和平、安全诸直接问题，不得强求事外问题之解决，如租界治外权地位之类。设有是项问题提出，则其他事件，如以租界为军事行动根据地问题、整个赔偿问题以及其他均须讨论。抵货问题亦因不属地方问题，不应成立。总之，我方须使圆桌会议范围极狭，不然，则须扩大而包括整个中日纠纷。”
离开上海后，李顿调查团仍在搜集有关上海局势的资料，类似“东方图书馆损失项下错误函抄一件”这样的有关公私财产的受损统计还是通过多种渠道送达调查团手中。此外，调查团北上途中，中国外交代表也一再提醒调查团关注上海和满洲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将驻扎上海的多门师团调到东北，进攻东北义勇军一事。中国方面在提供给调查团的说帖中详细写道：“北满吃紧时，日人知叛军之不可恃，乃由本国兵士出动作战，并利用上海停战协定，抽调驻沪多门等师团增援。时调查团正旅长春，见北上军车日夜不绝，到哈后，彼乃向丁、李两部为大规模之攻击，其能阻止丁、李之前进保持哈尔滨者，盖恃此也。”类似的说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一是向调查团提醒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是一盘棋布局下的行动；二是向调查团强调“满洲国”政权不过是日军扶植的傀儡，并不像日军所言是出自东北人民自发拥护，东北义勇军的顽强抵抗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东北义勇军的顽强抵抗，日本才将驻扎上海的多门师团调到东北。
李顿调查团在上海停留调查半月，集中精力研究了“最近战争之事实”，也思考了“休战之可能性”，且希望有所作为。但因中方催促北上，加之上海圆桌会议一时陷入僵局，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一个多月，调查团离开上海，先西行后北上，集中精力于东北问题的调查和报告书的撰写。离开上海后，李顿调查团继续关注上海局势和调停工作，也继续搜集有关上海局势的资料。调查团在东北期间，上海圆桌会议的僵局有了扭转，“以国联及西方各国之努力调解，及我军之誓死抵抗，亦以日方在此阶段，对上海尚无领土野心，而在满正积极进行，无暇他顾”，有关上海停战撤军的谈判有了突破，中日两国于5月5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结 语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研究的两个重大问题，前者发生在东北，后者发生在上海；前者由驻扎东北的关东军挑起，后者由驻扎上海的日本海军挑起，二者都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虽然李顿调查团衔命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调查东北问题，且向外界一再陈述一·二八事变不是调查团的调查范围。但事实上，调查团一行在上海逗留半个月，会见中、日、西方等各界人士，全面调查了一·二八事变，并进行了灵活因应。
李顿调查团的上海之行对上海局势的改变有多大的贡献呢？调查团自身有客观的评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写道：“三月十四日，我等抵上海，是时战争已息，但停战谈判，殊感困难。调查团适于此时莅临恰合时机，对于顺利空气之产生，或能有所裨助。我等瞭悉最近战争所造成之紧张情绪且对于有关于此次争执之困难与焦点，且能得一种更亲切与明确之印象。” “对于顺利空气之产生，或能有所裨助”，此言是较为谦虚的。从后续历史发展来看，李顿调查团上海之行对一·二八事变的调查，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上海问题，而在于留下了诸多“印象”，如“调查团团员对中日军队间所发生的战斗的严重性有极深刻的印象”。诸多“明确的印象”的汇总，对其思考中日冲突的解决大有裨益。
李顿调查团没有等到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就离开了上海，但其上海之行和调查一·二八事变的全过程，对整个东亚调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了解到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调查团不仅注意到了日本以一·二八事变来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注视、进而趁隙制造出“满洲国”的行径，也关注到了上海战争结束后日本将不需要的兵力第一时间调到满洲的事实，“日军第十四师团于三月七日至十七日之间在上海登陆，约一月之后，该师团开拔至满洲，以补充驻彼之日军，中国人民对之深为愤慨”。
总之，上海调查给国联调查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调查团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专门设置了第五章内容，写上了醒目的标题“上海”。本章特别写了如下的话：“我等并未以调查团之名义，正式查究上海事件，是以对于有关系之争点，不表示意见。但为完成纪录起见，我等对自二月二十日起至日军撤退止之战争经过，应予以纪载。” 1932年9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外公布，整体分为两部分，共十章内容。第一部分包括一到八章，重在陈述中日冲突的基本事实，让世人看清冲突背后的责任；第二部分包括九到十章，重在提出解决对策。对第一部分的陈述，中方认为整体客观，因为其全面介绍了日本侵略的事实。对第二部分提出的满洲国际共管的建议，中方不予接受。日本对报告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不愿接受的，特别是包括第五章“上海”在内的第一部分内容细数了日本的侵略事实，引起了日方的强烈不满。日本认为，调查委员会“将新闻报道、偶尔获得的私人信件以及委员或专门委员以特别身份资格而进行的私人谈话等作为判断的基础，这种事实在报告书中可以明显体现。日本政府对此不能漠视。……日本政府要保留再调查的权利”。日本主张：中国不是一个具有组织性的现代国家，外国人无生命财产安全，日本尤受其害，其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始终没有偏离行使“自卫权”，如果其他列强有同日本一样的“遭遇”，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9月18日事件，正是在上述紧张的气氛中爆发的。该事件当时以及其后，日本军队所采取的措施没有脱离自卫权的范畴。公平而言，如果有同日本处在同一状况的其他任何国家，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诸多问题叠加是日本1933年退出国联的重要原因。退出国际联盟，是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激进之举，对日本后续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安倍晋三在2015年8月14日召开的战后70周年记者会上所言：日本先后发动满洲事变，退出国际联盟，企图成为由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日本就这样一步步沿着错误的方针走上了战争的道路。70年前，日本战败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顿调查团与大国博弈研究”（20CZS045）阶段性成果。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自民国档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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