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97集 太平天国

解说词：　　这颗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一百九十年，当年种下这颗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十二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称号，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禄布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的昏睡，时断时续地呓语，直道四十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建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了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二十九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参加第四次府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考试，然而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到了地，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第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现实。
　　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敬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额书堆中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九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敬芳很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和米凌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察世俗每日统记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凌所雇用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刊刻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府试，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七年之后，在表兄李敬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鱼宏亮：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行和日常的修行而获得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击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敬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四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洗礼的基督徒离开了禄布村，开始了他们即虔诚又别有情志的传教事。他们最早发挥的一些椒教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是南宋因为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的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们，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和礼俗，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的在选择居住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著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
　　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五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赐谷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一百多名客家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世界，洪秀全将圣经与四书五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五个月后，洪秀全回到了他的老家禄布村，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贵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三千多名拜上帝会教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贫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七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荆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气氛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鱼宏亮：洪秀全组织了拜上帝会以后呢，也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做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组织拜上帝会的工作，那么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耶稣的弟弟，也就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也被安排为上帝第六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原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荆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民们砸碎乡间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官府都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频临破产。此时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从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了。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入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贫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六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们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
　　1850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四月三日，洪秀全于平再山穿起了黄袍登基，就势任命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至十一月，两万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度下，集结到桂平县金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原先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了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之为长毛。
　　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金田紫金山一带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金田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声响，以夸大军阵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与九月二十四日攻破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历法—太平历，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政府。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只军队呢，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马勇：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在清建国以来一直比较少，八旗、绿营，他们是在维护地方，但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很快就被解体，就被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它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是清朝实行民族不对等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边就有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拨人才回到家乡办团练，后来我们归纳为湘军和淮军。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4万六千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全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六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遇难，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百六十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十二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全部焚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
　　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街道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还有四十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绿林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起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为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也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1853年二月二十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盛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
公元1853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涌入南京，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乘坐三十六人抬扛的大娇，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为天京，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京的防御屏障。
　　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的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区，推行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要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变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
　　公元1853年十二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开科取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科举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馆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鱼宏亮：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礼记》中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完美世界，这样一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有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上历次以空想为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在西征取得接连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荣殿，后林苑三大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型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父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与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内部首领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分裂，始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出现了苗头。
　　鱼宏亮：实际上，早在1850年四月，洪秀全就在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再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冯云山由于偶然的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藏在一个信众胡以晃的家中避吉，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而来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降僮的仪式，宣称自己世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加上他率领太平军两次打破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他的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定都南京后，天王与东王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九月一日，接到洪秀全勤王密诏的韦昌辉率三千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两万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要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京，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这场内讧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由全盛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天京事变让洪秀全感到而来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了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二十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拓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四月，洪秀全封他的堂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竞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地方。1856年到1860年四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既一度超过十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鱼宏亮：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上面来。
　　公元1861年九月十二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经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京被围的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梁可吃，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六月一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七月十九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京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百姓进行杀戮。
　　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十四年，征战十八省，攻克六百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杀戮时，这样写道，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又激烈的内部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的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
　　这棵洪秀全十二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十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两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
　　太平天国运动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的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出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